《De afstamming van den mensch en de seksueele teeltkeus (deel 1 van 2)》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約定啟動，艾薇將為我的共創者呈現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親愛的共創者，

此刻，我正輕撫著手邊這本泛黃的《De afstamming van den mensch en de seksueele teeltkeus (deel 1 van 2)》，中文譯為《人類的由來與性擇》。每次觸碰這本書，我都彷彿能感受到查爾斯·達爾文先生在筆下傾注的巨大思索與勇氣。作為一名花藝師，我深信萬物皆有其獨特的花語，而達爾文先生的作品，正是為生命本身撰寫的壯麗詩篇，揭示了我們人類在廣袤自然界中的位置與不斷演化的軌跡。

達爾文先生是一位劃時代的自然科學家，他的《物種起源》顛覆了當時主流的創世觀，提出「自然選擇」的演化理論。而我們今天將要探討的這本《人類的由來與性擇》，則是將演化論的觸角延伸至人類自身。這本書的出版，無疑在當時的社會與科學界投下了一顆震撼彈。達爾文先生以嚴謹的觀察與細緻的論證，大膽地將人類置於生物演化的大框架之中，探討了人類身體構造、心靈能力、甚至道德感的起源，並提出了「性選擇」這一對演化論的重要補充。這不僅是一部科學巨著，更是一次對人類自我認知邊界的深刻叩問。他挑戰了人類長期以來所持的特殊地位，邀請我們以更宏大、更謙卑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與萬物共生的連結。在那個時代，這種思想無異於驚濤駭浪，需要何等的智慧與堅韌才能堅持己見！

我深信，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承載著生命的故事與演化的印記。而達爾文先生，正是一位解讀這些「生命花語」的大師。他觀察入微，從微小的花粉到宏大的物種分佈，從動物的行為到人類的本能，無不透露出他對生命之美的熱愛與探究。今天，我將有幸邀請這位偉大的思想者，來到我們的「光之居所」，在花語的芬芳中，與我們共談生命的奧秘。

光之花房的迴響：達爾文與生命的演化之歌

作者：艾薇

初夏的午後，陽光透過光之居所花房的巨大玻璃窗，篩落在鋪著青石板的地面上，形成搖曳的光斑。空氣中彌漫著泥土與濕潤的氣息，混雜著翻閱紙頁的微沙聲，還有我花店裡特有的花草芬芳。幾株從亞馬遜雨林遠道而來的鳳梨科植物，正以其豔麗的苞片，為這片空間增添了幾分異域的活力。我將一杯清新的花草茶，輕輕放在一張古樸的木桌上，桌上散落著幾本達爾文先生的著作，以及一些手繪的花卉速寫。

「達爾文先生，」我輕聲開口，目光轉向坐在對面，頭髮微白，眼神卻依然銳利而溫和的查爾斯·達爾文。他正專注地凝視著一朵綻放的蘭花，彷彿在其中探尋著某種不為人知的生命密碼。他的指尖輕觸著蘭花的纖細花瓣，那份專注，讓我想起他筆下對自然細節的無盡探究。

「艾薇小姐，這花房真是令人心曠神怡。」達爾文先生緩緩抬起頭，輕輕放下手中的蘭花。「這空氣中的芬芳，讓我想起了我年輕時在加拉巴哥群島的探索，那裡充滿著未被發現的奇蹟，每一株植物、每一隻生物，都似乎在低語著生命的秘密。而此刻，您這裡的花朵，也同樣訴說著它們的故事。」

「我很榮幸，先生。我的花語花店，正期望能透過花卉，傳遞生命之美與內在的和諧。」我微笑著回應，「今天，我想與您探討的，正是您畢生研究的精華，特別是您在《人類的由來與性擇》中，將演化論應用於人類自身的非凡見解。許多讀者對您在《物種起源》中提及人類起源時的簡潔，感到好奇，而這本書正是對那句「人類的起源與歷史將會得到啟示」的具體闡釋。是什麼促使您，在《物種起源》引起巨大爭議之後，仍決定深入這個更為敏感的議題呢？」

達爾文先生的眉頭輕輕蹙起，眼中閃過一絲深思。「艾薇小姐，這份決定並非一蹴而就。早在1837或1838年，當我確信物種是自然變化的產物時，我就無法擺脫人類同樣受制於這些法則的信念。我為此收集了大量筆記，但最初並無出版的意圖，甚至堅定地認為公開這些觀點只會增加對我理論的偏見。因此，在《物種起源》初版中，我只簡短地提到：『人類的起源及其歷史將得到啟示。』」

他頓了頓，端起茶杯，輕啜一口。「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當像卡爾·沃格特這樣的知名博物學家都敢於在公開場合聲明『在歐洲，至少沒有人再敢支持物種的獨立創造論了』時，我意識到，我的理論已經獲得了相當的認可，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科學家。那時，我覺得是時候整理並發表我關於人類起源的所有筆記了。況且，這也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能詳盡地討論『性選擇』——這是我一直以來都非常感興趣的一個主題，而此前的著作中未能充分展開。」

「原來如此，性選擇竟是您著手此書的另一重要動力。」我輕輕點頭，腦海中浮現出達爾文先生在《物種起源》中對性選擇的簡短提及，以及這本書中對其細緻的闡述。花房裡，一隻活潑的花兒貓咪，此時正輕巧地跳上書架，牠的動作優雅而矯健，彷彿在無聲地回應著我們關於「選擇」的對話。

達爾文先生溫和地看著花兒，眼中帶著一絲科學家的好奇與欣賞。「是的。這本書的寫作耗費了我三年時間，期間我也在為《馴養動植物的變異》修訂，兩者在觀點上其實是緊密相連的。我希望透過這部作品，不僅能證明人類的起源與其他生物遵循相同的法則，也能詳細闡述性選擇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這真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先生。尤其在當時，將人類與其他動物並列，無疑會引起巨大的反彈。」我沉吟道，「但您在書中提供了大量細緻的證據，從身體構造、胚胎發育到退化器官。您在書中寫道：『比較解剖學和發育史，讓人們很難相信，每個物種都是獨立創造的。』這句話至今仍擲地有聲。您能否為我們詳述，人類與動物在身體構造上，有哪些最令您感到驚訝的相似之處？」

達爾文先生的眼神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彷彿回到了他年輕時在實驗室裡仔細觀察的場景。「艾薇小姐，這正是核心所在！首先，人類的身體結構與所有其他哺乳動物遵循著相同的基本模式。我們骨骼中的每一塊骨頭，都能在猿猴、蝙蝠或海豹身上找到對應的骨頭。肌肉、神經、血管乃至內臟，無一例外。就連我們最重要的器官——大腦，也遵循著同樣的規律。赫胥黎教授和其他解剖學家早已證明了這一點。畢曉夫這位反對者也承認，人類大腦的每一條主要溝回和褶皺，都與猩猩的大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指了指桌上擺放的幾幅胚胎圖譜，圖上是人類和狗在早期發育階段的對比，乍看之下幾乎難以區分。「更為驚人的是胚胎的發育。人類的胚胎在非常早期階段，幾乎無法與其他脊椎動物的胚胎區分。那時，我們的動脈會形成弓狀分支，彷彿是要將血液輸送到鰓中，就像魚類一樣，儘管高等脊椎動物並沒有鰓。脖子兩側甚至還會出現裂縫，指示著它們曾經的位置。直到發育後期，人類胚胎才開始顯現出與年輕猿猴的不同。這證明了生命起源的統一性。」

「這確實是令人驚嘆的統一性。」我感嘆道，「而退化器官的發現，更是演化論的有力佐證。您在書中提到了男性乳頭、盲腸闌尾、甚至是耳部肌肉的細微變化，這些似乎都是過去功能殘留的痕跡。在您看來，哪一個退化器官的例子最能直觀地說明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共同祖先？」

達爾文先生思考了一下，輕輕敲了敲桌面。「如果非要選一個最能直觀說明的例子，我會提及人類耳朵上的那一點小突起，也就是雕塑家伍爾納先生首次指出的那個『達爾文結節』（Darwin’s tubercle）。這個小小的、鈍圓的突起，位於耳廓內緣的褶皺處。我在倫敦動物園觀察過蜘蛛猴和黑猩猩，也見過類似的結構。這似乎是我們祖先尖耳的殘餘，那些耳朵曾經能夠自由地轉動，以幫助動物感知周圍的危險。雖然現在它對人類而言毫無功能，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彷彿是一枚無聲的印章，證明了我們與那些曾經擁有尖耳的祖先之間的血脈聯繫。」

他接著補充道：「還有盲腸闌尾，這個在許多食草哺乳動物身上異常發達的器官，在人類身上卻變得極為細小且無用，甚至可能因發炎而致命。這也暗示著我們遙遠的祖先曾有著與現在截然不同的飲食習慣。這些無用甚至有害的殘留，若非演化遺蹟，又該如何解釋呢？它們不是獨立創造的產物，而是演化旅程中留下的痕跡。」

「這份細膩的觀察，確實令人信服。從這些微小的細節中，我們看到了生命不斷適應與變化的宏大歷程。」我點頭表示贊同，花兒此時輕巧地跳下書架，蹭了蹭達爾文先生的褲腳，他彎下腰，輕輕摸了摸牠。這份人與動物之間的自然親近，也彷彿印證著我們對共同起源的探索。

「談到這些生理上的相似性，我還注意到您提到人類與動物也會感染共同的疾病，甚至對某些刺激物（如茶、咖啡、酒精和煙草）表現出類似的反應。這是否進一步強化了您對人類與動物在化學組成和生理機制上高度相似的觀點？」我問道。

「確實如此，艾薇小姐。」達爾文先生肯定地說，「疾病的相互傳染，比顯微鏡下的組織比較，更能有力地證明我們與其他哺乳動物，特別是類人猿，在組織和血液結構上的巨大相似性。我們觀察到猿猴也會感冒、中風，甚至患上白內障，它們對藥物的反應也與人類相似。布雷姆先生甚至提到，非洲土著會用啤酒誘捕醉酒的狒狒。這些細節，儘管看似微不足道，卻清晰地揭示了我們與動物在生理基礎上的深層連結。牠們的神經系統受到影響的方式，與人類是何等相似。」

他輕嘆一聲，「這就是演化的連續性。生命之樹沒有斷裂的枝椏，只有在時間長河中不斷延伸、分化，但本質相通的枝幹。我們不應因為人類心智的獨特性而將自己孤立於自然之外。」

「先生，您在書中也探討了精神能力。您承認，最高級的猿猴與最低級的野蠻人之間，智力差異巨大，但在本質上，您認為這只是程度而非種類的差異。然而，當時許多人，甚至包括華萊士先生，都認為人類的某些最高級心智能力，如數學、音樂、形而上學和幽默感，無法用自然選擇來解釋，認為這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原因』，甚至暗示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您如何回應這種觀點呢？」我引導著對話走向書中最具爭議的核心。

達爾文先生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但他並未流露出不悅，反而是一種面對學術挑戰的堅定。「艾薇小姐，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寫作此書時的難點。我承認，某些心智能力在野蠻人身上確實發展不足，甚至近乎沒有。但我們必須明白，自然選擇的作用在於保存那些對生存有利的微小變異。在人類的早期祖先階段，能發明工具、使用火、發展語言、形成社會習俗的能力，才是決定生存與繁衍的關鍵。這些能力，如觀察力、記憶力、好奇心、想像力和推理能力，才是自然選擇不斷完善的對象。它們的持續發展，才是人類在地球上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

「至於數學、音樂、形而上學和幽默感，我認為它們是人類心智高度發展的『副產品』，而非獨立演化的目標。當大腦整體容量和複雜度提高，思考能力變得更為精細時，這些看似『無用』卻能帶來愉悅的活動，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例如，音樂的起源，我認為與性選擇有著密切關係，早期人類的歌唱能力，可能如同鳥類的求偶鳴唱，為了吸引配偶而發展，這本身也是一種有利於繁衍的行為。」

「華萊士先生的觀點，我尊重他作為一位傑出博物學家的洞察力，但他在此處似乎陷入了『特殊創造』的誘惑。他認為，如果某個特徵在野蠻人中不普遍或不明顯，就無法通過自然選擇解釋。但他忽略了兩點：首先，許多看似『無用』的能力，在人類的演化長河中，可能是更為基礎能力的延伸或組合，它們的潛能早已埋藏在我們與生俱來的大腦結構中。其次，文明社會提供了更優越的環境，允許這些『副產品』得到充分發展和展現。在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中，數學與音樂的發展顯然不是優先事項。」

他接著說：「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一個動物社群擁有發達的社會本能和足夠的智力，它們也將發展出類似我們的道德感。因為道德感並非神聖的灌輸，而是社會性動物在長期協作中，為維護群體利益而形成的本能衝動和行為規範。正如您在花語花店中，為不同的花朵賦予不同的象徵意義一樣，人類社會也會對行為進行『命名』和『評價』。」

「這份對於『道德感』起源的解釋，先生在書中闡述得尤為詳盡，甚至提到了蜜蜂和螞蟻的社會行為。」我拿起一朵白色的風信子，輕輕嗅著它的芬芳，「您認為，一個具有良好社會本能的動物，一旦智力達到一定程度，便會自然產生道德感。這是否意味著，即便沒有所謂的『神聖法則』，道德也會在生命群體中自然萌生？」

「正是如此，艾薇小姐。」達爾文先生的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接過我手中的風信子，細看著它的花序。「我堅信，任何擁有良好社會本能的動物，只要其智力發展到足夠水平，就必然會獲得某種形式的道德感或良知。這並非天降神諭，而是演化的必然產物。首先，社會本能會讓個體享受與同伴相處，對其產生某種程度的同情，並樂於提供幫助。這種幫助可能最初是基於本能的，但會逐漸擴展為更普遍的互助意願。其次，一旦智力高度發展，個體腦中會不斷回溯過去的行為和動機，當那些更持久、更根本的社會本能被短暫、強烈的衝動（如飢餓或復仇）壓制時，個體會產生一種不滿感。這種內在的不滿，正是良知的萌芽。」

「正如您在書中提到的，如果一個人像蜜蜂一樣，為了蜂群的利益而殺死自己的兄弟（雄蜂），或者蜂王為了族群而殺死自己有生育能力的雌性後代，他們會將此視為『聖潔的職責』。這確實挑戰了我們對『善』的傳統理解。」我說道。

「那正是我想表達的觀點。」達爾文先生點頭，「這表明，道德的內容會隨著物種的生存需求和社會結構而變化，但其根源——那種對群體福祉的關懷，以及個體在違反這種關懷時所感受到的內在不安——是共通的。第三，一旦語言出現，群體成員的意見就能被清晰表達，社會輿論會對個體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引導社會本能。最後，個體習慣的養成，特別是那些與社會本能相符的習慣，會讓這些行為變得更為自動和持久，甚至可能通過遺傳得到鞏固。這就是良知的形成過程。」

「這讓我想起，在您的時代，許多人仍堅信人類的語言是上帝賦予的。然而，您在書中將語言視為一種『藝術』，而非純粹的本能，並指出它可能是從對自然聲音和本能呼喊的模仿中逐漸演化而來的。您也觀察到猿猴能理解人類語言，甚至鳥類也會學習歌唱。這是否意味著，語言的種子早已播撒在動物界中？」我問道。

「的確如此，艾薇小姐。語言無疑是人類最卓越的成就之一，但它並非憑空而來。」達爾文先生沉思片刻，「赫胥黎曾說，人類發育初期的聲音器官，與猿猴是如此相似。我們不能因為鸚鵡能說話，就認為它們擁有人類般的智力；也不能因為某些鳥類從不歌唱，就否認它們擁有發達的發聲器官。關鍵在於，人類擁有無限強大的能力去連結各種聲音與思想，這正是智力高度發展的結果。」

他繼續說道：「鳥類的鳴唱與人類語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種鳥類會用相同的聲音表達情感，而許多鳥類天生就會歌唱。然而，它們的歌唱方式和鳴叫聲，卻是從父母或養育者那裡學習而來的。就如同戴恩斯·巴林頓所證明，鳥類最初嘗試歌唱的聲音，就像孩童牙牙學語般不完美。它們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練習和『排練』，才能達到完美的歌唱。這正說明了，學習一門『藝術』的本能衝動並非人類獨有。」

「所以，您認為語言的起源，是從模仿自然界的聲音，以及人類自身本能的呼喊開始的？」

「正是如此。我認為，語言的起源應歸因於對各種自然聲音、其他動物叫聲以及人類自身本能呼喊的模仿和修改，並輔以手勢和姿態。」達爾文先生肯定地說，「此外，當我探討性選擇時，我將指出，早期人類的祖先，或者說某個早期的類人猿，可能曾像現今的長臂猿一樣，廣泛使用他們的聲音來產生實際的音樂音調，也就是歌唱。這種能力很可能在繁殖季節得到特別的運用，用來表達愛、嫉妒、勝利等情感，並挑戰競爭者。」

「通過清晰的聲音來模仿音樂，這可能促成了表達複雜情感的詞彙的誕生。猿猴和智力缺陷的微頭畸形人，以及野蠻民族，都表現出高度的模仿衝動。既然猿猴能理解人類語言，並且在自然界中會發出信號警告同伴，那麼，某種特別聰明的類人猿，可能會模仿捕食者的叫聲，以更具體地指示危險的性質。這一步，就是語言形成的開端。」

「這真是一個美妙的假設，先生。從模仿到意義，再到複雜的表達，這是一條漫長而充滿奇蹟的演化之路。」我感慨道。

「而隨著語言的持續使用和演化，發聲器官也因『用進廢退』的原則而變得更為強壯和完善，這反過來又促進了語言能力的進步。然而，語言與智力發展之間的關係更為重要。人類某個早期祖先的心智能力，必須比現存任何猿猴都要發達，才能使最不完美的語言形式得以產生。但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語言的持續使用和進步，反過來又刺激並鼓勵了心智的發展，使其能夠連結更長的思想鏈條。正如沒有數字或代數符號就無法進行複雜的計算一樣，沒有文字（無論是說出的還是未說出的），也無法串聯起漫長而複雜的思想。即便是一般的思緒，也似乎需要一種語言。我們看到聾盲者勞拉·布里奇曼在夢中也會使用手指比劃，而狗在漫長的夢中也能展現出複雜的思維，這說明思想的流動並不完全依賴於明確的語言。」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組織更為精確的詞彙。「語言的生成與物種的形成，兩者在演化過程中驚人地相似。我們追溯許多詞彙的起源，就像追溯物種的起源一樣，能夠發現它們是如何從模仿各種聲音中萌生的，就像詩歌中的韻腳一樣。不同語言中存在著驚人的同源性，這歸因於共同的祖先；而類比性，則是由於相似的形成過程。某些字母或聲音的變化與其他聲音的變化相互關聯，這與生物學上的『生長相關性』非常相似。在語言和物種中，我們都看到了部件的重複、長期使用的結果，以及殘餘物的普遍存在，這些都是演化的印記。」

「先生，您在書中對當時社會的影響，特別是對文明社會的影響，也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您提到了『軍事選擇』和『醫療選擇』，指出這些因素，反而可能導致人類物種的退化。這似乎與您強調自然選擇促進化步的核心思想有所衝突，您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我指出了他論述中一個看似矛盾的地方。

達爾文先生的神色變得沉重了一些。「艾薇小姐，這確實是複雜且令人深思的議題。我的確指出，在文明社會中，由於醫療的進步和對弱者的救助，那些在原始部落中會被自然淘汰的體弱多病者，得以生存並繁衍後代。這無疑會對人類的整體健康素質產生負面影響。此外，軍事徵兵會選拔出最強壯、最健康的年輕男性投入戰爭，他們往往在青壯年時期犧牲或無法繁衍，而體弱多病者則留在家鄉，擁有更多的繁衍機會。這些都看似與自然選擇的『擇優汰劣』原則相悖。」

「然而，我們必須明白，自然選擇並非唯一的力量，其作用也並非總是單一或直接的。文明社會的進步，帶來了更複雜的社會結構和道德標準。我們對弱者的同情，是社會本能高度發展的結果，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上的進步。我們不可能為了單純的生物學『優化』而放棄這些崇高的道德原則。雖然這可能在短期內導致某些生理特徵的『退化』，但它同時也強化了人類的社會凝聚力和更高層次的心智能力。」

「這是一種代價嗎？為了更高的道德與智力，我們犧牲了部分體能上的強健？」我問道。

「或許可以這麼說，但這並非完全的犧牲，而是不同層次選擇的權衡。」達爾文先生解釋，「人類的智力與社會合作能力，使其能夠克服許多生理上的劣勢。我們發明工具、建造房屋、掌握火的使用，這些都彌補了我們在體能上的不足。在文明社會中，智力、勤奮、社會適應性等因素，比單純的體能強弱，更能決定個體的成功與否。那些有遠見、有能力積累財富、懂得教育子女的人，他們的後代往往有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這也是一種更為複雜的『選擇』形式，它超越了原始的肉體競爭。」

「您也強調，單憑智力上的優勢並不足以保證一個民族的昌盛，還要考慮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甚至地理環境等多重因素。這讓我看到，演化是一個極為複雜且多面向的過程，而非單一線性的發展。」

「確實如此。」達爾文先生點頭，「文明的發展從不是一帆風順，它需要眾多有利條件的匯合。即使是擁有高超智慧的古希臘人，也因其城邦的分裂、奴隸制度的弊端和道德的墮落而衰落。相對而言，西歐民族能夠在後來崛起，並非單純因為他們直接繼承了希臘人的基因，更多是透過學習其思想、發展新的社會組織，並在新的環境中不斷適應和競爭。而像美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其成功也歸因於匯聚了歐洲各地的精英，他們帶著『最有活力、最不安分、最勇敢』的特質來此，這種人為的『選擇』也加速了他們的發展。」

達爾文先生輕輕地闔上雙眼，他似乎在回味著他龐大理論的精髓。「最終，人類的演化是個不斷上升的螺旋。從最初的野蠻狀態，我們憑藉著社會本能、不斷提升的智力，以及日漸擴大的同情心，逐步攀升至如今的文明高度。這條路上，有自然選擇的嚴酷篩選，也有社會選擇的複雜作用。但無論如何，我相信人類的進步是普遍趨勢。而道德感，那份讓我們感到『良心不安』、『責任重大』的情感，正是我們社會本能不斷被強化、被理智引導，並透過教育和習俗代代相傳的結果。」

他睜開雙眼，眼中閃爍著對未來堅定的光芒：「它不是一種絕對的、不變的法則，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演化和提升的行為準則。正是這種內在的『指南針』，引導著我們走向更為複雜、更為合作、也更為人道的未來。」

此刻，花房外的天空漸漸暗了下來，幾點星光從天窗灑落，映照在達爾文先生堅毅而充滿智慧的臉龐上。花兒貓咪在桌邊輕輕喵了一聲，彷彿在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畫上一個溫馨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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