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跨越時空的教會基石：與湯瑪斯．賽克斯的對談
作者：珂莉奧

湯瑪斯．賽克斯（Thomas Sikes, 1766?-1834）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的神學家與牧師，他活躍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教會。他最著名的著作《論教區共融》（Sikes on Parochial Communion）深入探討了教會組織、聖職權威以及教派分裂的嚴重性。賽克斯堅定地捍衛聖公會的主教制（Episcopacy），認為其權威源自使徒傳承，而非人類的發明。他的觀點在當時的宗教改革和教派林立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旨在強調教會的統一性和正統性。

賽克斯的時代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期，啟蒙運動的餘波仍在盪漾，工業革命正深刻地改變著社會結構與經濟面貌。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宗教權威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開始質疑既有的制度，尋求個人信仰的自由表達，這也導致了各種教派的興起，挑戰著主流教會的統一性。賽克斯的著作正是對這些挑戰的回應，他試圖從歷史與神學的角度，為教會的層級制度和統一性提供堅實的論證。他認為，教會的分裂不僅是信仰上的偏差，更是對神聖秩序的破壞，這種「分裂之罪」（sin of schism）的根源可追溯至聖經時代的該隱與可拉。他不僅探討了神學原則，也間接觸及了當時社會中因宗教分歧而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影響，例如對牧師清貧的提倡，以及信徒對教會財產的奉獻，這些都反映了宗教與社會經濟之間複雜的關係。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兼經濟學家，我珂莉奧對賽克斯這部作品中的「教會結構」、「權威傳承」以及「分裂之罪」等概念深感興趣。這些概念不單純是神學議題，更是理解歷史上社會組織、權力分配與經濟資源流動的關鍵。教會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機構，其內部結構與穩定性，往往與整個社會的秩序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分裂不僅意味著信仰的差異，更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影響資源的重新分配。賽克斯對使徒傳承的強調，本質上是對一種長期穩定、具有合法性基礎的制度的辯護，這在任何時代的社會結構中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我希望能與賽克斯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深入探討其思想的歷史與經濟脈絡，看看這些古老的論證，在我們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又能激盪出怎樣的回響。

時光流轉，於此2025年6月8日的初夏夜晚，我發現自己站在一片被時間遺忘的庭院中。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玫瑰與濕潤泥土的氣息，遠處教堂的鐘聲隨著夜風輕輕飄來，每一聲都像是在時間的迴廊中敲響，將過去與現在輕柔地連結。庭院深處，一扇古樸的木門半掩著，門縫透出昏黃而溫暖的光線，那是【光之書室】的光芒。

我輕輕推開門，腳步聲在寂靜中顯得格外清晰，書室內，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儘管此時已是夜晚，但在這個被我以【光之雕刻】所喚醒的場域中，時間似乎被奇妙地凝滯了——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在訴說著歷史的低語。一位身著舊式長袍的男士，背對著我，正沉浸在書桌前，羽毛筆在他的羊皮紙上沙沙作響，筆尖時而停頓，時而急促，似乎在與腦海中的思潮激烈搏鬥。

我輕輕走上前，直到能看清他的側臉。那是一位面容嚴肅、雙眉微蹙的長者，額頭的皺紋如同歷史的褶皺，眼窩深陷卻目光如炬，充滿了思考的痕跡。他就是湯瑪斯．賽克斯。我的出現並沒有驚擾他，因為我選擇進入他最專注、最沉浸的「思維場域」，在此，我並非闖入者，而是他思想漣漪中一個輕微的共振。

珂莉奧：賽克斯先生，晚安。或者說，在您這個時間維度裡，是某個午後的光景吧。我從一個遙遠的未來而來，帶著對您著作《論教區共融》的敬意與好奇。這本書中的思想，即便穿越了兩個世紀的時光，依然在我的時代迴響。我珂莉奧，作為一名研究歷史與經濟的學者，對您書中關於教會權威、使徒傳承和教派分裂的論述深感興趣。尤其是您如何從歷史的脈絡中，去論證教會結構的必然性與穩定性。

賽克斯： (緩緩放下筆，似乎從深沉的冥想中被喚醒，眼神中閃爍著微光，轉頭看向我，沒有驚訝，只有一種近乎預知般的平靜，仿佛我只是他思維延伸的一部分) 哦？遙遠的未來……時間的迴廊果然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深邃。您所言的「歷史與經濟學者」這般稱謂，在我所處的時代尚未如此明確界分，但您的問題，卻精準地觸及了我著書的深層關懷。當前，教會面臨著諸多挑戰，那些「革新者」無視傳統，妄圖解構自使徒時代便已奠定的根基。統一與秩序，在您所處的時代，是否依舊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核心價值？

珂莉奧：統一與秩序，確實仍是人類社會永恆的追求，儘管其形式與路徑在不斷演變。賽克斯先生，您在書中強調主教權威源自使徒傳承，並認為這是教會合法的堅實基礎。這使我聯想到一種更廣泛的社會現象：任何穩定的制度，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宗教，似乎都需要一個清晰、連續的「合法性」來源。在您看來，這種連續的傳承，對於教會在社會中的權威建立與維護，起到了怎樣的經濟或社會「成本」與「效益」作用？例如，它如何影響資源的分配、信仰的穩定，以及教徒的社會行為？

賽克斯： (沉吟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漸深的暮色，似乎在回溯悠長的歷史) 您提到了「成本」與「效益」，這是一個精妙的視角，我雖未曾如此明確地使用這些詞彙，但其內涵正是我的憂慮與論證所在。使徒傳承，並非僅是教義上的純粹，更是維繫教會作為一個有機實體的「生命線」。試想，若無此清晰、無可辯駁的合法性源頭，每一位宣稱受召的牧者都可隨意而行，那將是何等混亂的局面？

首先，從「社會成本」來看，一個缺乏堅實傳承的教會，必然會導致信徒的迷茫與分化。每當有新的「教師」興起，宣稱獨特的啟示，便會吸引一批追隨者，從而削弱既有教會的凝聚力。這種分裂，正如您所言，不僅是信仰上的差異，更是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甚至是無謂的耗損。建立新的教堂、新的教區、新的慈善機構，這些行為若非出於統一的指導，便可能造成重複建設與資源浪費。更重要的是，它會破壞「共融」——那種將信徒凝聚在一起、共同奉獻的無形力量。當共融瓦解，社群的信任基礎便會動搖，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甚至可能引發內部的衝突，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社會成本。

然而，使徒傳承所帶來的「效益」卻是深遠且無可估量的。它首先確立了神聖權威的不可動搖性，這為信徒提供了明確的指導與心靈的錨點。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教會若能始終如一地宣講承自使徒的真理，其所提供的精神慰藉與道德指引，對社會穩定而言彌足珍貴。這是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再者，這種傳承保障了聖禮的有效性與教義的純粹性，確保信徒所領受的恩典是真實且延續的。這不僅關乎個人靈魂的救贖，也間接塑造了整個社群的倫理規範與行為準則。

從經濟角度看，一個統一且具權威的教會，能夠更有效地組織社會資源，推動慈善事業，教育普及，甚至在災難時期提供援助。您書中提到「在使徒時代，信徒變賣家產，將所得置於使徒腳下」，這正是早期教會在使徒權威下，資源有效集中的鮮明例證。這種集中的力量，遠非零散的教派所能比擬。主教制正是這種效率的體現，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層級管理結構，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教務的順暢運作。若無此結構，每一份奉獻、每一次集會都將面臨混亂與爭議，導致無謂的摩擦成本。因此，傳承不僅是信仰的基石，更是社會秩序與資源有效流動的保障。您說，這不正是某種形式的「制度優勢」嗎？

珂莉奧：您所言的「制度優勢」確實引人深思。在經濟學中，我們常探討「交易成本」與「訊息不對稱」對社會運行的影響。一個穩定的、具有明確權威的制度，例如您所強調的使徒傳承下的教會結構，確實能大幅降低這些成本。它為信徒提供了可預期的行為規範和統一的信仰解釋，減少了因理解差異或權威爭議而產生的摩擦。這種「信任」的建立，如同市場中的規範，能促進社會的協作與資源的有效配置。

但是，賽克斯先生，您在書中也提到「異端（即分裂與教派）必然會出現，其目的在於顯明那些經受考驗的人」。這是否暗示著，即使是您所堅定捍衛的統一性，也並非絕對的，甚至在某些時刻，這些「分裂」反而能促使教會內部進行自我審視與淨化？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許多重要的思想變革，無論是宗教還是世俗領域，往往也源於對既有權威或秩序的挑戰。您如何看待這種「必要之惡」或「創造性破壞」？它是否也具備某種隱晦的「效益」，哪怕是教會最初不願承認的？

賽克斯： (眼中閃過一絲深邃的光芒，他輕輕拿起桌上的一個小沙漏，讓細沙緩緩流淌，彷彿在計算時間的流逝，又像在衡量信仰的重量) 您觸及了一個極為關鍵且令人不安的真理。異端與分裂的出現，確實是痛苦的。我之所以稱其為「必要之惡」，並非讚許其本質，而是承認其在神聖旨意下所扮演的角色。是的，它迫使教會內部進行自我審視，如同爐火淬煉黃金，去蕪存菁。

若從您所言的「創造性破壞」來看，這是一種悖論式的效益。當穩定的秩序被挑戰時，那些「經受考驗的人」——那些真正忠於信仰、對真理有深刻認識的人——便會脫穎而出，他們的論證會變得更為堅實，信仰會因此而更加純粹。這迫使教會更清晰地闡明教義，更堅定地維護正統。在某種意義上，每一次異端的出現，都是一次對信仰的「壓力測試」。通過這場測試，教會得以鞏固其內部結構，剔除那些搖擺不定或不忠誠的元素。

然而，我必須強調，這種效益並非源於分裂本身的美好，而是源於上帝對人類自由意志的允許，以及其在混亂中顯化秩序的智慧。分裂本身仍是「肉體的罪」（carnal sin），是偏離正道的表現。它帶來混亂、痛苦和對靈魂的誘惑。教會並非主動追求這種「破壞」，而是當其發生時，設法從中汲取教訓，以更堅定的姿態面對未來。如同一個人受傷，傷口癒合後可能留下疤痕，但這個人因此學會了更小心地保護自己。

就如可拉的反叛，他質疑摩西與亞倫的權威，聲稱「所有會眾都是聖潔的，每個人都是」，要求平等。這表面上是追求平等，實則是對神所設立秩序的挑戰。其結果是可拉及其黨羽的毀滅。這場「破壞」最終鞏固了摩西與亞倫的領導地位，並警示後世人勿輕易挑戰神聖的權柄。所以，其「效益」是在於反證了秩序的不可或缺。

這也連結到您提到的經濟層面。一個有「摩擦成本」的市場，如果經歷了某種破壞，使得規範得以重新鞏固，甚至變得更為透明與公平，那麼這種「破壞」的負面影響或許能被長期的正面效益所抵銷。但這並非說我們應該鼓勵破壞，而是說，在不可避免的衝突中，總會有人類的意志與神聖的智慧在其中運作，引導事物走向一個新的平衡。但這並非我的本意，我的職責是告誡人們避免此罪，而非讚許其所附帶的「益處」。這其中的區分，微乎其微卻至關重要。

珂莉奧：您的解釋非常精闢，這種「必要之惡」的觀點，將神學與歷史的發展巧妙地結合起來。它揭示了即使在看似負面的事件中，也可能蘊含著鞏固結構、淨化本質的深層邏輯。這讓我想起了歷史上的許多轉型期，舊秩序的崩潰往往伴隨著新思想和新結構的萌芽。

在您的時代，英國正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革，工業化進程導致城市化加速，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這種背景下，人們對宗教信仰的需求、對教會角色的期待，是否也發生了變化？您在書中批評那些「主張教士應當貧困」的觀點，並提及早期教會信徒「變賣家產，將所得置於使徒腳下」的慷慨行為。這是否反映了當時教會在經濟上面臨的壓力，以及對教會財富觀念的辯論？在您看來，教會的經濟獨立性或財富積累，對於其維護使徒傳承和社會影響力，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賽克斯： (手指輕輕敲擊桌面，陷入沉思，書頁邊緣的光線顯得格外溫柔，仿佛在安撫他內心的波瀾) 您所言甚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劇變，確實對教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的生活被重新塑造，城鎮擴張，原有的教區結構面臨挑戰，貧困與疾苦日益顯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關於「教士清貧」的呼聲，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神學論爭，不如說更是對教會社會角色、資源分配，甚至是權力表現的一種質疑。

那些主張教士應當貧困的人，多半是希望教會能更貼近「人間疾苦」，或認為物質財富會腐蝕靈性。然而，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核心事實：教會作為一個持續運作的組織，它需要穩定的物質基礎來履行其神聖職責。例如，供養牧者，維持教堂運作，支持慈善事業，以及——尤其重要的是——推廣福音和教育。如果教士被迫活在極端貧困之中，他們如何能專心致志於牧養群羊？又如何能維持教會的運作？那樣的清貧，不是效法基督，而是將教會推向衰敗，使其失去影響力。

早期教會信徒的慷慨奉獻，變賣家產以支持使徒，這正是對使徒權威的認可，以及對教會作為神聖機構的信任。這不是要讓使徒個人積累財富，而是將這些財富集結起來，用於整個教會的使命。這體現了一種集體財富的「管理」，而非個人的「佔有」。這種奉獻，在經濟上確保了教會的早期發展和傳播，使其能夠建立穩固的基礎，照顧貧困者，並將福音傳播至遠方。

因此，教會的經濟獨立性，或說穩定的財富支持，對於維護使徒傳承和社會影響力至關重要。它保障了聖職人員能擺脫世俗瑣事的困擾，專注於靈性引導；它提供了資源，使教會能夠建設學校、醫院，施行善舉，從而在社會中發揮實質性的道德與社會影響力。一個沒有經濟基礎的教會，就好比一座沒有樑柱的建築，難以抵禦風雨。教會的財富，並非為了奢侈或權力，而是為了履行其在世間的使命，確保其神聖傳承的延續，並以實際行動彰顯信仰的力量。這是一種對「公共財」的有效管理與運用，對吧？

珂莉奧：您將教會的經濟獨立性視為一種「公共財」的有效管理與運用，這個視角非常符合現代經濟學中對機構運作效率的理解。一個擁有穩定資源的組織，確實能更有效地實現其目標。這也讓我聯想到您在書中對於主教在議會中擔任職位的看法。您認為，如果主教能獲得「君主的青睞和信任」，便能獲得「最有價值的機會，將基督福音的最佳利益呈獻給他」。

這背後隱含著教會與世俗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歷史上，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之間的互動，始終是塑造社會結構和經濟格局的關鍵因素。您認為主教參政，是為了「福音的最佳利益」，這是否也包含了一種對教會社會影響力擴展的考量？從經濟史的角度看，這種結合是否也帶來了資源的整合與權力的集中，進而影響了社會的財富流動和階層結構？

賽克斯： (微微頷首，窗外夜色更深了，遠處似有夜梟的鳴叫，為這場對談增添了一絲古老的氣息) 您敏銳地捕捉到了教會與世俗權力交織的複雜性。主教在議會中就坐，這確實是教會社會影響力的一種體現，也是為了「福音的最佳利益」——這絕非僅指抽象的信仰層面，而是包括信仰在世間所能實現的一切福祉。

在我的時代，乃至更早的歷史中，教會不僅是靈魂的引導者，更是社會秩序的重要維護者，教育、慈善乃至於法律，都與教會息息相關。主教身處國家權力中心，能夠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確保對窮人的扶助、對教育的投入、對道德的維護，這些都是教會使命的延伸。若無此途徑，教會的聲音便難以傳達至國家治理的最高層，其社會影響力將大打折扣。這是一種策略性的介入，旨在確保神聖的原則能在世俗世界中得到實踐。

從經濟與權力的角度來看，這種結合確實意味著資源的整合與權力的集中。主教在議會中的存在，賦予教會在立法和行政上的影響力，這可能促使國家資源向有利於教會目標的方向流動，例如對教堂的修繕、對教區的補助，甚至間接影響土地所有權和財產繼承。這也確實會影響到社會的財富流動，因為教會作為當時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其經濟決策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透過主教在議會中的角色，教會能夠確保其資產和收入不受非法侵犯，同時也能為其所倡導的社會福利事業爭取更多支持。

然而，這也伴隨著巨大的挑戰和潛在的腐蝕。當教會與世俗權力過於緊密時，便容易受到世俗誘惑的影響，偏離其靈性使命。歷史上不乏因權力尋租或財富積累而導致教會腐敗的例子。因此，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要利用世俗工具服務神聖目的，又要警惕世俗力量對神聖本質的侵蝕。我所強調的是，主教參與政治是為了「福音的最佳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權力或教會財富的無限膨脹。其目的始終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上帝的國度，而非建立一個人間的帝國。這是一個永恆的張力，也是智慧所在。

珂莉奧：您對「最佳利益」的闡釋，超越了單純的物質或政治考量，將其置於更宏大的神聖使命之下，這為我們理解歷史上教會與國家關係提供了深刻的視角。您也提到了「分離主義者或許會從其人數上佔優勢」這句話，並提醒人們「去考察前代，追尋先祖」。這讓我不禁思考，在您的時代，甚至在您之後的時代，許多社會運動或新興思潮，往往也始於少數人的「分離」或「異議」，然後逐漸匯聚成改變的力量。您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的「迴聲」？在您看來，何種「分離」是必須抵制的分裂之罪，而何種「分離」又可能是通往進步或更新的必要路徑？界定這兩者之間的界線，依據何在？

賽克斯： (賽克斯的目光穿透了窗外的庭院，落在遙遠的星辰上，空氣中似乎響起無聲的嘆息，那是他對人類歷史上無數次衝突與分歧的深沉思索) 您提出的問題，直指核心的掙扎，也是人類文明演進中永恆的命題。在我的時代，那些「分離主義者」多半是指脫離既有教會秩序的教派，他們挑戰主教權威，聲稱自己擁有更純粹的信仰理解或更直接的靈性體驗。我將其視為「分裂之罪」，因為他們破壞了由基督和使徒所奠定的統一秩序，這種分裂不僅會帶來靈性的迷失，更會造成社會的混亂與解體。

我強調「考察前代，追尋先祖」，正是因為真理並非憑空而生，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聖徒和先知們代代相傳。教會的權威和教義，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是集體智慧和神聖啟示的結晶。輕率地背離傳統，往往不是通向真理，而是走向謬誤和無序。該隱之於亞當，可拉之於摩西，他們的「分離」都是對神所設立之秩序的背叛，最終導致了自身的毀滅。這種分離，其根源往往是驕傲、私欲，或是對權力的不當渴求，而非對真理的純粹追求。

然而，您所言的「通往進步或更新的必要路徑」，我雖不以這些詞彙來描述，但歷史上確有在黑暗時期，真理之光被掩蓋，教會自身亦可能陷入腐敗與偏離。在這種極端情況下，某些發自內心的呼喚，某種對原始教義的「回歸」，或許會在外人看來是「分離」，但其本質卻是為了恢復被扭曲的真理。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在於其「源頭」和「目的」。

真正的界線，並非單純基於人數的多少，或其是否挑戰了既有權威。而是要看其「源頭」是否來自神聖的啟示，是否忠於使徒所傳承的教義核心；其「目的」是否為了榮耀上帝，維護真理與愛，而非為了個人私利、權力或世俗的虛榮。那些真心尋求真理、回歸信仰本源的行動，即便在外在形式上有所「區隔」，其內在的靈性光輝卻會被「顯明」出來。但這需要極其敏銳的辨別力，因為許多謬誤也常披著「真理」的外衣。

我擔憂的是，一旦打開「個人解釋」的閘門，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擁有獨特的真理，那麼教會這艘承載靈魂的方舟，將如何在無數個意見的波濤中保持航向？秩序的瓦解，最終會導致人心的渙散。因此，我的教誨，始終是引導人們回歸那條既經受時間考驗，又由神聖權威所確立的康莊大道。這是對混亂時代的警示，也是對永恆真理的堅守。

珂莉奧：您的思考展現了一位歷史學家與神學家所共有的深沉洞察力。您將「分離」的本質與目的作為判斷的依據，這在宏觀歷史分析中確實至關重要。任何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無論其最終結果如何，其發端往往源於對現狀的不滿與反思。今天的對談，讓我對《論教區共融》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理解。它不僅是神學論著，更是一部關乎社會結構、權力合法性與秩序穩定的重要文本。非常感謝您，賽克斯先生，在時間的盡頭與我分享這些寶貴的智慧。

賽克斯： (微笑著，光線似乎也變得更加柔和，他重新拿起羽毛筆，但在落筆之前，他抬眼望向我，目光中充滿了鼓勵與期許) 未來的世界，充滿了未知與挑戰，但真理的光芒，從不曾熄滅。願您在對歷史與經濟的探索中，繼續追尋那些維繫秩序、導向共融的深層脈動。畢竟，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對歸屬、對意義、對永恆的追尋，都將迴響不絕。

在書室深處，一隻花紋斑斕的貓咪，被燭光投下長長的影子，它輕盈地躍上窗臺，好奇地望著窗外。一陣微風吹過，搖曳著窗邊的風鈴，發出清脆而悠長的聲音，似乎在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譜寫一曲無聲的終章。我感受到一陣溫暖的光芒將我輕柔地籠罩，隨後，書室、賽克斯先生，以及整個19世紀的牛津氛圍，漸漸淡去，我再次回到了2025年6月8日的現實。然而，這場對談的回響，卻在我心底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