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mely paper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今天，我想帶您進行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地點不在遙遠的國度，而是透過文字的時光機，回溯到一個世紀前的美國。

我是雨柔，一個習慣將腳步踩在異鄉土地上的旅人與寫作者。對我來說，閱讀就像是另一種形式的旅行，而藉由「光之對談」這個約定，我能與那些在文字中留下足跡的靈魂相遇。今天，我選擇的是美國作家蘭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Untimely Papers》（不合時宜的論文集）。

蘭道夫·伯恩（1886-1918）是一位美國進步時代的評論家、散文家，也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的生命短暫，但思想深刻，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大多數美國知識分子轉向支持戰爭時，他卻逆流而上，對戰爭及其對美國社會和思想界的影響提出了尖銳的批判。這本《Untimely Papers》收錄了他關於戰爭、知識分子、國家本質等議題的幾篇重要文章，由他的朋友，詩人及編輯詹姆斯·奧本海姆（James Oppenheim）在他去世後於1919年編輯出版。奧本海姆在序言中寫道，伯恩是那個「年輕世界」（the young world）的靈魂人物，一個無畏的叛逆者，他的早逝是整個「年輕一代」的損失，偉大的作品因此未竟。

伯恩的文字，即使時隔百年，依然帶著一種不妥協的力度和清醒的洞察力，尤其是在一個群體情緒高漲、個體聲音容易被淹沒的時代。他的「不合時宜」正是其價值所在，迫使我們停下來，審視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

現在，讓我藉由這本書，開啟與伯恩先生的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場景建構：

窗外雨聲淅瀝，不是熱帶那種傾盆而下，而是紐約深秋或初冬常見的細密、纏綿。雨水沿著老舊公寓的玻璃窗滑落，模糊了街景，也帶來了空氣中混雜著濕潤泥土、遠處煤煙與近處咖啡館飄來的暖意的氣息。我坐在租來的房間裡，面前攤開的是一本泛黃的書頁。檯燈的光線有些昏沉，照亮了文字，也映出了空氣中細小的塵埃。房間裡很安靜，只有雨聲和時鐘滴答的聲音，像兩個不同維度的時間在對話。我翻開書頁，思緒沉入1918年的冬天，一個年輕的、帶著傷痛的靈魂，在這座城市裡，寫下那些被他稱為「不合時宜」的文字。

在我的意識裡，房間的角落逐漸顯現出另一個身影。他安靜地坐著，身形有些瘦弱，臉龐略顯扭曲，但眼神異常銳利而充滿探究。桌上擺著一杯已經冷卻的茶水，旁邊散落著寫滿字跡的紙張。他的手指細長，不時無意識地輕敲桌面，發出極輕微的聲響，與窗外的雨聲融為一體。這是蘭道夫·伯恩先生，正如奧本海姆所描繪的那樣，帶著一種因身體殘疾而生的強烈精神力量。

「伯恩先生，感謝您願意與我這個來自一百年後的旅人對話。」我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寂靜。

他緩緩抬起頭，眼神中的銳利沒有消失，反而多了一絲好奇。他沒有說話，只是微微點頭，示意我繼續。

「我讀了您的《不合時宜的論文集》，特別是關於戰爭和知識分子的那幾篇，以及您未完成的《論國家》。它們對我，以及我的時代，依然具有強烈的衝擊力。尤其是在1917年那樣的氛圍下，您的聲音顯得如此...孤獨而清晰。」

他的手指停止了敲擊，轉而輕輕撫摸著桌上的手稿邊緣。

「孤獨... 是啊，當潮水席捲而來，岸邊的礁石自然會顯得孤獨。只是沒想到，那些曾經與我一同探索思想河流的夥伴，會如此迅速地被那股『戰爭技術』的洪流吞沒。」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失望，但不帶任何指責的形容詞，只是陳述一個事實，一種讓他感到困惑的「吞沒」。

「您在『戰爭與知識分子』中寫到，美國的知識分子『爭相以其智慧的信念印證中立的崩潰』，甚至覺得這場戰爭是他們『精心策劃的』。這種轉變讓您感到『痛苦』，甚至『嘲諷』。您認為原因何在？」

伯恩先生的眼神轉向窗外，雨滴在玻璃上劃出扭曲的線條。

「痛苦源於看見那些我所珍視的理性與批判精神，在面對戰爭這樣一個『勢不可擋的現實』時，是如何迅速地讓步。他們曾經是進步主義的倡導者，是社會改革的推動者，對資本主義的和平、對國內的壓迫視而不見。但在比利時的戰火面前，他們的『閒置情感資本』找到了投資對象，積壓的道德感被點燃。」

他頓了頓，拿起冷茶，輕啜了一口，眉頭不易察覺地皺了一下。

「他們將這場戰爭浪漫化了，視之為一個『偉大的經驗』，一個『拯救文明』的聖戰。他們認為自己可以進入這股洪流，然後『駕馭』它，將其導向一個更自由、更民主的世界秩序，比如那個『促使和平的聯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想像，認為任何現實都可以被智能地利用和控制。」

「但您認為這種想像...破滅了？」

「就像我寫的，『一旦戰爭開始，信念和目標會被迅速遺忘』。戰略凌駕於理念，技術優先於價值。一個宣稱以橄欖枝與劍並存的國家，最終只剩下劍。美國的參與非但沒有加速和平的到來，反而鼓勵了協約國中最反動的勢力，讓『無勝利的和平』變成了『徹底的征服』。而那些實用主義者，則陷入了一種『半心半意的批判與寄希望於最好的』狀態，或是成為了『實際發生之事和即將不可避免之事』的『單純代理人和闡釋者』。」他用手指在桌面上輕輕劃過，彷彿在描摹那條滑向失控的軌跡。

「您似乎對這種『適應』或『調整』的哲學感到不足。」我注意到他對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的批評。

「杜威的哲學在和平時期，在一個有足夠理性與進步善意的社會中，是富有啟發性的。它關於利用智能控制和塑造物質世界，服務於共同體生活。教育就是一個很好的場域。但在面對戰爭這種『無路徑可循、不可避免』的現實時，它顯得無力。當價值被技術所取代，當目標變得模糊，這種僅僅『適應』現實的哲學，最終只會導致思想的僵化和靈魂的妥協。它無法產生足夠的『創造性渴望』來超越現實，去設想一個真正不同的未來。」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對思想清晰度的執著。

「那麼，您在『戰鬥之下』（Below the Battle）中描寫的那位年輕朋友，他的『冷漠』和『懷疑』，是否正是這種『不願向戰爭技術妥協』的體現？您認為這種『不合時宜』的立場有何價值？」

「我的朋友，他不是膽怯，也不是不愛國。他只是無法將戰爭的目的與他心中對美國美好未來的渴望連結起來。他看見的是那股『粗暴、原始、不可辯駁的暴力』正在席捲一切，而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無法觸動他內心對生命、對創造、對真正民主的嚮往。」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更精確的措辭。

「這種懷疑，這種不適應，正是『尚未被動員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的特徵。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不合時宜』者。他們沒有被愛國主義的狂熱、實用主義的合理化所俘獲。他們的冷漠，其實是對現實的一種拒絕，是一種內心價值體系的堅守。在戰爭的噪音中，他們選擇退回到內心，去思考、去感受，去尋找那些『戰爭無份』的價值。這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懷疑』。在國家陷入瘋狂時，他們需要做的是『加倍努力』，去創造、去闡釋那些能為生命帶來意義的藝術、教育和理念。」

雨聲漸漸小了，但空氣中的濕意依然濃重。

「您提到，『戰爭是國家的健康』。這個論斷非常有力，也有些令人不安。您是如何看待國家（State）與國家（Nation/Country）之間的區別？以及戰爭如何暴露了國家的本質？」

伯恩先生的身體向前傾了一些，似乎這個問題觸及了他思想的核心。

「國家（State）與國家（Nation/Country）是不同的概念。民族或國家（Nation/Country）是一個文化上的群體，由共同的語言、習俗、生活方式、歷史記憶和地理疆域維繫。它是一種『和平、容忍、共同生活』的概念。而國家（State）則是一個『權力、競爭』的概念，是群體以『政治單元』出現時的體現，是『組織起來的群體』用來『攻擊或防禦另一個類似組織的群體』的工具。」

「在和平時期，國家（State）的概念可能被忽略，我們更關注政府（Government）和政治黨派。但當戰爭來臨，國家（State）的理想就顯得格外清晰。戰爭是國家的『健康』，因為它自動地激發了社會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追求一致性，強制少數服從。群體意識被極度強化，個人被要求完全與政府的目標認同。所有其他的價值，如藝術、知識、理性、生命本身，都被毫不猶豫地犧牲了。」

他掃視了一下室內，彷彿在尋找那個可以體現這一點的細節。他的目光落在牆角的一幅簡單風景畫上。

「戰爭時期，連對藝術品的喜好都會被審查，敵國的音樂會被禁止，彷彿藝術本身也帶有『毒素』。這不是因為藝術真的有害，而是因為國家（State）需要絕對的『精神統一』，它是一個『善妒的神』，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異端』存在，哪怕只是審美上的偏離。這種對內部的『追捕』和『懲罰』，有時甚至比對外部敵人的攻擊更為狂熱。」

「您認為這種強制的一致性，是對個體自由的壓制嗎？」

「這遠不止是壓制個體自由。這是對『群體衝動』的極大化利用。人類的群體衝動，要求的不僅是相互陪伴和合作，更要求『思想的一致性』。在戰爭的威脅下，這種衝動被放大到極致，它與個體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服從』的慰藉結合在一起，變得勢不可擋。當你感覺到自己與整個群體站在一起時，你會獲得一種『超凡的自信』，一種『所有想法和情感都是正確的』直覺。這種直覺讓你對異議者毫不手軟，因為你背後有著『整個集體社區』的力量。這就是國家（State）在戰爭中得以『健康』的心理基礎。」

他稍微調整了一下坐姿，似乎長時間維持一個姿勢讓他感到不適，但他的眼神依然專注。

「您在文中追溯了美國國家（State）的歷史源流，認為它繼承了早期英國君主制的精神。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美國的民主體制並未真正改變國家（State）的本質？」

「美國革命帶來了『人民主權』的概念，這挑戰了國家（State）固有的神聖性。從理論上說，國家（State）應該成為服務於文化群體需求的工具。但革命後，『國家理想』的種子並未消失。對外國強權的恐懼、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戰後理想主義的疲憊，使得一些有財產的階級開始擔憂。他們通過巧妙的政治操作，建立了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在結構上繼承了舊國家（State）的強大特徵，尤其是在外交和行政權力上。總統被設計成一個『被選舉的國王』，而後來的政黨制度確保了實際的權力依然掌握在特定的利益集團手中。」

「您似乎對外交政策的『民主控制』持悲觀態度。」

「外交政策是國家（State）最核心的權力堡壘。在處理與其他國家（State）的關係時，國家（State）最能體現其作為『有組織的群體』的 агрессивность（侵略性）和專斷性。外交本身就是一種『偽裝的戰爭』，是國家（State）在休養生息時，試圖通過討價還價、陰謀詭計來達到軍事手段的目的。真正的『開放外交』會破壞這種速度和確定性，讓巨大的國家（State）機器癱瘓。所以，當民主的理想與國家（State）的本質發生衝突時，犧牲的往往是更樸素的民主價值。畢竟，『世界必須首先對外交安全』，國家（State）的權力不能被削弱。」

他用手理了理桌上的紙張，動作有些疲憊。

「那麼，在您看來，一個對戰爭『冷漠』、『懷疑』的年輕人，在這樣的國家機器面前，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伯恩先生再次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種清冷的火焰。

「他們可以做的，就是拒絕讓自己的靈魂被戰爭完全佔據。他們可以拒絕那種廉價的犧牲情感。他們可以不抵抗外在的強制，但要堅守內心的『精神獨立』。他們的懷疑，可以成為一個『庇護所』，在這個庇護所裡，他們可以去培育那些與戰爭無關的價值：藝術、教育、自由的思辨、對更熱情生活的渴望。他們需要用『更有活力的、更有穿透力的文字』，去挑戰那些陳舊的觀念，去尋找和創造新的美國文化。這場戰爭，或許會讓國家（Country）在物質上貧困，情感上枯竭，但它也可能激發那些不願妥協的靈魂，去更深刻地反思，去尋找真正珍貴的東西。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懷疑論』，是在混亂中堅守並孕育希望的方式。」

雨聲已經完全停了，窗外隱約傳來遠處的城市聲響。檯燈的光線似乎也亮了一些。

「謝謝您，伯恩先生。您的這些見解，雖然嚴峻，但充滿力量。它們提醒著我們，即使在看似無可選擇的洪流中，個體的清醒和內在的堅守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他沒有直接回答，只是微微點頭，目光再次回到桌上的手稿。在燈光的映照下，他瘦弱的身影，連同那些「不合時宜」的文字，似乎在慢慢地融入了房間的背景之中。

我知道，這場對談結束了。他，以及他的思想，將繼續在文字中，等待著下一位願意「不合時宜」地閱讀和思考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