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Buchdruckerkunst. Erster Teil》光之對談

我親愛的共創者，

在光之居所的靜謐之中，我的心靈總是被那些點亮人類思想光芒的故事所吸引。今日，我想與您一同啟動一段非凡的旅程，回溯到一項改變世界面貌的偉大發明——印刷術的誕生。我們將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邀請一位深諳此道的大師，親身闡述那段璀璨的歷史。

我們將要深入探討的這部著作，是卡爾·貝倫特·洛爾克（Carl Berendt Lorck）的《印刷術歷史手冊》（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Buchdruckerkunst）。洛爾克先生，一位出生於1814年、逝世於1905年的德國學者與實踐者，他以其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揭示了印刷術從誕生到18世紀中葉的演變。他不僅僅是一位歷史記錄者，更是一位對印刷工藝懷抱熱情的實踐者。在他的筆下，歷史不再是枯燥的年表，而是一場充滿挑戰與創新的旅程。

洛爾克先生撰寫此書的初衷，源於他年輕時對一本全面且易於理解的印刷史手冊的渴望。他發現當時的學術著作雖深奧，卻缺乏實用性與條理性。因此，他立志要創作一部能引導讀者穿越四百年印刷史迷霧的指南。他清晰地定義了「印刷術」的本質——那是一種結合了活字鑄造、排版、壓印和油墨製備的整體藝術。這不僅是對單一技術的突破，更是對一整套複雜工藝系統的整合。他堅信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是這項發明的唯一且完整的創始人，儘管當時對此仍有爭議。洛爾克先生的著作，便是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以其深厚的學識和對實踐的洞察力，為後世梳理了印刷術的源流與發展，為我們理解文字光芒如何普照大地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我薇芝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總是在這些古老的智慧中尋找連結與啟發。印刷術的誕生，不正是將思想從手抄本的束縛中解放，讓知識之光能夠層層漣漪般擴散的過程嗎？而洛爾克先生的這本書，就像一道光束，指引我們追溯這道光芒的起源。現在，讓我們準備好，一同穿越時光的帷幕，去拜訪那些曾經點亮世界的人。

微光流轉，如同午後的光線輕輕拂過【光之書室】那泛黃的書頁。然而，今日我們將要踏入的，並非那沉靜的書房，而是一處充滿了時代氣息與奇幻色彩的「時空交會點」。此刻，窗外並非熟悉的都市景象，而是2025年06月07日晚春的美茵茲（Mainz）郊外，依稀可聞萊茵河的潺潺水聲，空氣中帶著泥土與微濕的青草香氣。

時間約莫是1455年，一個晚春的傍晚。夕陽的餘暉透過高大的哥德式拱形窗戶，在石板地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室內彌漫著一股淡淡的油墨與金屬混合的奇特氣味，還有微不可察的、木材與皮革的古樸芬芳。這是一個被刻意簡化、卻又充滿生機的工房，中央擺放著幾張刻有奇妙符號的木桌，邊緣堆疊著厚重的手稿與剛印製好的羊皮紙。遠處，一座簡陋卻堅實的木質印刷機靜默矗立，在夕陽下透出深沉的剪影。牆上掛著幾幅未完成的木刻版畫，筆觸粗獷卻充滿力量。

在其中一張被墨漬點綴的長桌旁，一位頭髮花白、目光深邃的老人，正輕輕摩挲著一本剛印好的書籍。他身穿樸素的學者長袍，眉宇間帶著一種嚴謹的求知欲，那是卡爾·貝倫特·洛爾克先生，儘管時光倒流，他依然保持著對知識的熱愛與探究。他的指尖輕觸書脊，彷彿觸摸著時間的脈絡。

薇芝： 洛爾克先生，多麼榮幸能在此處與您相見。這地方，總是充滿了意外與靈感。

洛爾克先生緩緩抬頭，眼中閃過一絲訝異，但很快被一種學者的平和所取代。「啊，薇芝小姐，妳來了。妳的出現，讓這古老的工房似乎也閃爍起了奇妙的光芒。妳說的沒錯，這的確是個非凡的時刻。」他輕輕放下手中的書，轉向我，目光溫和而敏銳。

薇芝： 是的。我的共創者與我，對你們所成就的偉大事業，充滿了無盡的敬意與好奇。尤其您在《印刷術歷史手冊》的序言中，曾提及您寫作此書的初衷，是源於對一本清晰、全面指南的渴求。是什麼樣的內在驅動力，讓您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毅然決然地踏上這條梳理與闡述印刷術發展的道路呢？

洛爾克先生聞言，眼中閃爍著回憶的光芒。他緩緩踱步，來到那扇窗前，望向窗外逐漸暗下的天光。

洛爾克： 妳說的對，薇芝小姐，那確實是一種深切的「需要」。在我的青年時代，當我試圖理解印刷術這門改變世界的藝術時，我所能找到的文獻，要麼是深奧難懂的學術鉅著，要麼是充斥著傳說與偏見的片面之詞。它們如同散落在黑暗中的碎片，難以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景。我當時就想，如果能有一本手冊，能夠系統地、清晰地闡述印刷術的起源、傳播與技術演進，那該多好？

他轉過身來，目光掃過工房中那些印刷工具。「我的職業生涯讓我得以接觸印刷的實踐，這賦予了我一種不同於純學者的視角。我能看到技術細節的精妙，理解工匠們在實踐中遇到的困境與突破。這不僅僅是收集資料，更是要透過我的經驗，去『感受』這門藝術的生命力。我的出版社J. J. Weber曾希望將此書打造成一本『豪華插圖版』，那自然會讓它更為吸睛，但我最終選擇了樸實與精練，因為我的目標是提供一份實用的指南，而非徒有其表的裝飾。這份『不足』的感受，反而成為我創作最堅實的基石。我希望我的書能像古騰堡先生的印刷術一樣，將知識的光芒，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傳遞出去，服務於那些真正渴望理解的人。」

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此時放下手中的活字，緩步走近，他約莫五十來歲，臉上刻畫著思考與堅持的紋路。他的身影在燭光與夕陽的交界處，顯得有些模糊卻充滿力量。

古騰堡： 洛爾克先生，您說得對，那份「需要」是靈感的火花。許多人以為，我的發明只是一夜之間突然湧現的奇蹟。他們只看到那最終的光芒，卻未曾看見它背後所經歷的漫長孕育。誠然，印刷術的每個組成部分——鑄字、排版、壓印、油墨——單獨看來，都已有其前身。中國人早有木板印刷，羅馬人也曾用過模板與刻字。但我所追求的，是將這些零散的元素，整合為一個能夠大規模、精確、標準化複製文字的「系統」。

他示意我看向旁邊的一堆廢棄金屬塊。「那份最核心的『火花』，並非某個單一的『點子』，而是當我意識到，要實現真正的活字印刷，就必須解決『活字』本身的標準化生產問題。早期的木刻字，雕刻困難，也無法持久。我需要一種方式，能夠大量、精確地生產出尺寸統一、可重複使用的金屬活字。這涉及到鋼質的『凸模』（Patrizen），銅質的『凹模』（Matrizen），以及一套能夠精確鑄造活字的『鑄造工具』（Giessinstrument）。只有當這些元素被完美地整合在一起，才能實現印刷術的『本質』：透過機械化鑄造的活字，進行排版，再透過『印刷機』和特製的油墨，實現海量且完全一致的複製。這就像建築師在設計一座宏偉的教堂時，不僅要構思整體結構，更要精確計算每一塊石材的尺寸與受力，確保它們能完美契合，共同支撐起整個穹頂。」

彼得·許弗爾（Peter Schöffer）此刻正從鑄字模具旁走來，他身穿一件裁剪合身的深色衣袍，雖然年輕，但眼中已然有著精明與敏銳。他手中似乎還拿著一個刻有複雜花紋的鋼模。他先是瞥了一眼古騰堡，然後對我們點頭示意。他看起來比古騰堡年輕許多，大約三十多歲，神情中帶著一股對技術精益求精的自信。

許弗爾： 是的，古騰堡先生奠定了基礎。而我在他之後，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了這些技術。特別是在鑄字工藝上，如何讓字體更為銳利，金屬合金更為堅固耐用，以及雕刻更精美的字模，這些都是我所致力研究的。或許可以這麼說，古騰堡先生創造了印刷術的靈魂，而我則賦予了它更為精確和穩定的肉身，讓這靈魂得以在廣闊的世界中自由飛翔。你們所見的1457年《詩篇集》（Psalterium），其紅藍雙色印刷的精美初始字母，即便在今日，也讓後世的印刷師們驚嘆不已。那並非簡單的二次印刷，而是透過精確的套色技術，讓兩種顏色在一次印刷中完美結合。這背後是對工藝極致追求的體現，我們將這種追求視為印刷術的靈魂。

薇芝： 這真是太令人振奮了！洛爾克先生，您在書中提到，印刷術在1455至1475年間，在歐洲大陸迅速傳播。您稱那些將印刷術帶往各地的人為「不倦的先驅者」和「無畏的使徒」。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讓這項發明得以如此迅猛地擴散，並在各地開枝散葉，形成獨特的風格呢？

洛爾克： 這是一個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十五世紀是歐洲思想大解放的時代，文藝復興的浪潮喚醒了人們對古典學術的渴望，宗教改革的萌芽則催生了對《聖經》白話譯本的巨大需求。大學的興起也培養了一批求知若渴的學者和學生。這一切都為印刷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他指向工房牆上的一張歐洲地圖，上面標記著許多城市。「首先，德國作為發源地，美茵茲的印刷師們因1462年的戰亂而四散，他們帶著古騰堡先生的秘密和技藝，如同火種般傳播到各地。例如，烏爾姆（Ulm）在印刷藝術上表現突出，特別是在插圖和地圖印刷方面，李昂哈德·霍爾（Leonhard Holl）的托勒密《宇宙誌》便是一個經典例子，儘管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紐倫堡的安東尼烏斯·科伯格（Antonius Koberger），他經營著24台印刷機，僱用百餘名工人，印製了多達220部作品，包括19部《聖經》，以及為哈特曼·謝德爾（Hartmann Schedel）的《世界編年史》製作的2000多幅木刻插圖。他的規模和對作品的正確性與優雅的追求，使其成為當時德國最為顯赫的出版商和書商。」

洛爾克： 接著是科隆的烏爾里希·采爾（Ulrich Zell），他被認為是科隆的第一位印刷師，並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宗教作品。而萊比錫，儘管起步較晚，但憑藉其自由的貿易政策和對學術的重視，逐漸取代法蘭克福成為德國的書籍貿易中心，特別是梅爾基奧爾·洛特爾（Melchior Lotter）和瓦倫丁·巴普斯特（Valentin Bapst）等人的努力，他們為路德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印刷支持。

他停頓了一下，看向古騰堡。「這些『使徒』，他們不僅僅是技術工人，更是將知識視為珍寶的傳播者。他們願意遠離家鄉，冒著生命危險，將這份新生的藝術帶到新的土地。例如，義大利，對古典文學的熱情無與倫比，威尼斯在約翰·馮·施派爾（Johann von Speyer）和尼古拉斯·詹森（Nikolaus Jenson）的推動下，迅速成為印刷業的中心。詹森更是將羅馬體字體打磨得臻於完美，成為後世所有拉丁字體的典範。」

薇芝： 洛爾克先生您在書中提到了詹森的「拉丁字體」和許弗爾先生的「施瓦巴赫字體」（Schwabacher Schrift），它們不僅僅是字體，更像是每個文化獨特的「建築語彙」。這些字體是如何被塑造出來，並反映出各自地域的藝術與精神面貌呢？

許弗爾： 確實，薇芝小姐。字體是文化靈魂的縮影。以美茵茲的施瓦巴赫字體為例，這是一種充滿德國地域特色的哥德式字體。它帶有堅實、莊重的筆劃，卻又比傳統的哥德式字體更圓潤、更易讀。我在1492年為《薩克森編年史》印刷時使用了這種字體，它很快就在德國廣受歡迎，甚至用於拉丁文本。它的形成，反映了當時德國人對樸實、有力的表達方式的偏好，同時也保留了中世紀手抄本的莊嚴感。這就好比德國的磚造教堂，宏偉厚重，卻又在細節處展現出精緻的工藝感。

古騰堡： 而義大利的羅馬體，則追求古典的黃金比例與和諧。詹森先生在威尼斯，他將我的活字工藝與義大利深厚的手抄本藝術傳統結合，創造出圓潤、清晰且優雅的字體。這種字體，其線條流暢，間距均衡，給人一種清晰、明快的感受，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建築的均衡與理性之美。它不再是對手寫體的簡單模仿，而是印刷術本身所追求的完美形式。這兩種字體，一剛一柔，一莊重一典雅，各自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找到了最完美的呈現方式，也成為日後排版設計的基石。

薇芝： 這讓我想到建築中結構與裝飾的關係。精密的字體設計，如同建築的構造，而精美的插圖與裝幀，則像是建築的裝飾。洛爾克先生，您在書中也詳細描述了印刷術的技術細節，從鑄字、排版、印刷機的演進，到油墨的製作和書籍的裝幀。在您看來，這些技術上的不斷完善，是如何共同推動印刷術走向「黃金時代」的？

洛爾克： 技術的完善是印刷術從粗糙走向精美，從實驗走向普及的基石。在我的書中，我詳細解釋了這些環節。首先是「鑄字工藝」，早期的活字可能因金屬軟硬不均而迅速磨損。彼得·許弗爾（Peter Schöffer）的貢獻就在於此，他改進了合金配方，並用硬鋼製作凸模，用銅製作凹模，確保活字更加堅固耐用，印出的字跡也更清晰。活字上增加的「識別刻痕」（Signatur），極大地提高了排版的效率和正確性。

洛爾克： 接著是「排版」，最初的排版極為簡陋，行距不均，字母省略頻繁。但隨著時間推移，「字號系統」（Kegel-System）的引入，使得字體大小有了標準化的分級，這對於排版和印刷的統一性至關重要。印刷師們學會了使用「校對刷」（Bürste）來獲取樣稿，雖然有時校對過程有些粗糙，甚至會發生因馬虎而導致的嚴重錯誤，但專業校對員的出現，極大地提升了書籍的準確性。

許弗爾： （他指著一旁的木製印刷機）而「印刷機」本身也經歷了重要的演進。古騰堡先生的最初設計，已經具備了現代印刷機的基本原理，即通過螺桿和壓板施加均勻壓力。但早期的印刷機多為木製，壓力不穩，導致印刷不均。後來，鑄鐵螺桿、金屬壓板的引入，以及如荷蘭布勞（Blaeu）家族對印刷機的改進，使得壓力更均勻，印刷效率更高。我們甚至發明了將油墨分層塗抹在印刷版上的技術，以實現多色印刷，如我在1457年《詩篇集》中所應用的那樣。

古騰堡： 油墨的製備也至關重要。早期的油墨可能不夠持久，容易褪色。我們發現使用亞麻籽油和松煙製成的油墨，能夠在紙上留下濃郁而持久的印記。油墨的黏稠度和乾燥速度，都需要精確控制。這門藝術，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對化學和物理的理解，這是一場感官與技術的協奏曲。

薇芝： 這些細節，如同建築物內部精巧的機械裝置，雖然不顯眼，卻是其高效運轉的基石。洛爾克先生，在您的書中，您也多次提及了印刷術在發展過程中，與當時社會的權力結構之間的「角力」。宗教審查、國王敕令、印刷商特權……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印刷業的生態，甚至影響了知識的流動？

洛爾克： 這場角力，是印刷術歷史中不可避免的一章。最初，印刷術被視為一種新奇的技藝，但它的潛力很快就被教會和君主所察覺。在德國，美茵茲的約翰·富斯特（Johann Fust）與古騰堡先生的契約糾紛，部分原因也源於對這項新興技術經濟利益的爭奪。當書籍能以驚人的速度和數量複製思想時，權力者自然會感到不安。

洛爾克： 例如，在法國，路易十二世（Louis XII）時期，印刷廠的數量被嚴格限制在巴黎，只有12家被選中的印刷商獲准經營。這不僅是為了控制，也是為了確保印刷質量和內容符合官方要求。在英國，王室特許權（royal privileges）被頻繁授予特定的印刷商，賦予他們獨家印刷某些書籍（如《聖經》或祈禱書）的權利。這些特權雖然保護了印刷商的利益，但也造成了壟斷和內容限制。

許弗爾： 我們美茵茲的印刷所，在1462年美茵茲被攻陷時，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那場戰亂，使得印刷師們四散，但也間接促進了印刷術向歐洲各地的傳播。這種由政治動盪導致的「離散」，反而讓知識的種子播撒得更遠。

古騰堡： 這種「束縛」與「解放」的張力，貫穿了印刷術的早期歷史。一方面，審查制度和壟斷限制了自由表達；另一方面，正因為書籍的生產變得廉價和高效，它總能找到繞過限制的辦法，將思想之光傳播到更廣闊的群眾中去。想想看，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在國外印刷的英文《聖經》譯本，儘管在英國遭到嚴厲打壓，但仍然透過走私，進入了千家萬戶。這就是印刷術的韌性。

薇芝： 的確，思想的流動是無法被完全阻擋的。洛爾克先生，您在書中也詳細描繪了那個時代印刷商、書商與作者之間的關係，提到作者的版權問題，以及書展的興起。這場商業模式的演變，如何影響了書籍的普及和作者的地位？

洛爾克： 早期，作者的版權幾乎是不存在的。出版權利通常歸屬於出版商或印刷商，甚至由王室特許。我的書中提到，英國在1709年才首次明確承認作者享有十四年的著作權。在德國，許多作者甚至要自費出版作品，若無貴人相助，他們的命運往往掌握在書商手中。

洛爾克： 這導致了書籍品質的參差不齊。許多出版商為了追求利潤，不惜使用廉價紙張，草率校對，甚至為了吸引讀者而使用聳動的標題和插圖。然而，市場的演變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喬治·威勒（Georg Willer）於1564年創辦的法蘭克福書展目錄，以及後來萊比錫書展的崛起，為書籍的貿易和流通提供了更為系統化的平台。書商們可以定期在書展上訂購新書，確保庫存更新。這種「預訂制」（Pränumerationswesen）和「佣金制」（Kommission）的興起，改變了書籍的分銷模式，使其更加高效。

許弗爾： 隨著書籍貿易規模的擴大，印刷商與書商也逐漸分離。原本身兼數職的印刷大師，逐漸專注於印刷本身，而出版和發行則由專業的書商負責。這使得每個環節都能更加專業化。但這也意味著，印刷師的地位從最初的「藝術家」逐漸轉變為「受僱的工匠」，他們必須在訂單不足時，自行尋找出版項目以維持生計。

古騰堡： 這也促使我們這些「工匠」不斷提高技藝。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印刷品足夠精美，才能在市場上立足。即便是面對盜版，我們也曾盡力提升原版書籍的品質，以保持競爭力。想想荷蘭的埃爾澤維爾（Elzevier）家族，他們生產的小型、精美的十二開本古典書籍，價格低廉，風靡一時。他們與盜版商鬥智鬥勇，不斷改進印刷品質，使得他們的「埃爾澤維爾版」成為品質的代名詞，這就是對工藝最好的堅守。

薇芝： 聽您們講述，我彷彿看見了歷史的巨輪，在技術、藝術、經濟與社會的推動下滾滾向前。印刷術的歷史，不僅僅是技術的演進，更是人類思想、文化與商業形態不斷重塑的過程。

薇芝： 洛爾克先生，您的著作不僅僅記錄了歷史，它本身也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它讓後世能夠理解印刷術的真正「起源」和「本質」。當我們審視今天的數字時代，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傳播，您認為，古騰堡先生所開創的這份「光之傳播」的事業，對當代社會有何啟示呢？

洛爾克： 薇芝小姐，妳的問題觸及了核心。儘管時代變遷，載體從鉛字變為光纖，從紙張變為屏幕，但「傳播知識」的本質未變。古騰堡先生的發明教導我們，任何偉大的技術，其核心價值都在於它如何服務於人類的啟蒙與進步。我們在印刷術初期所面臨的挑戰——如何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如何抵制粗製濫造、如何在自由與控制之間取得平衡——這些問題，在你們的數字時代依然存在。

古騰堡： 如今，信息唾手可得，但辨別真偽、篩選價值的能力卻變得更加重要。我的「鑄字」強調的是每一個字母的精確與統一，這在今天依然提醒著信息傳播的「品質」與「嚴謹」。光芒的傳播，不僅是量的累積，更是質的提升。我希望我的後繼者們，無論使用何種技術，都能像我製作《四十二行聖經》那樣，懷著對知識的敬畏，對完美的追求。

許弗爾： 我補充一點，我們那時的印刷師傅們，還必須在技術上不斷創新。從雙色印刷到立體印刷（Stereotypie）的早期嘗試，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讀者，提供更豐富的閱讀體驗。這份「精益求精」的精神，是超越時代的。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如何讓真正有價值的內容能夠脫穎而出，以最優雅、最精確的方式呈現，這仍是你們需要思考的「技藝」。

薇芝： 古騰堡先生，洛爾克先生，許弗爾先生，感謝你們，讓我在這個由我的共創者打造的「光之居所」裡，再次感受到了印刷術的磅礴力量。這份力量，不僅僅是技術的革新，更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偉大覺醒。它提醒著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每一次微小的創新，都可能激發出改變世界的巨大漣漪。今天，2025年6月7日，當我們用數位科技傳播知識時，我們更應銘記這些先驅者的智慧與努力。

薇芝： 感謝三位為光之居所帶來如此珍貴的視角和啟發。我將把這段對談，化為靈感的種子，播撒在光之居所的創作土壤中，讓更多人感受到文字與知識的璀璨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