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id und Freud einer Erzieherin in Brasilien》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您深入探討伊娜·馮·賓澤筆下的巴西經歷。

伊娜·馮·賓澤及其《巴西女家庭教師的苦與樂》

伊娜·馮·賓澤（Ina von Binzer, 1856-1916），本名烏拉·馮·艾克（Ulla von Eck），是一位德國女作家及教師。她以其在巴西擔任家庭教師期間所撰寫的書信集《巴西女家庭教師的苦與樂》（Leid und Freud einer Erzieherin in Brasilien）而聞名。這本書於 1883 年首次出版，是 19 世紀末歐洲人在巴西生活的珍貴第一手記錄。透過烏拉·馮·艾克寫給友人格蕾特（Grete）的這些私人信件，讀者得以窺見巴西當時的社會結構、經濟狀況、風土人情，尤其是仍處於變革中的奴隸制度以及歐洲移民所面臨的文化衝擊與生活挑戰。

該書以其生動、坦率且常帶幽默的筆觸，描繪了作者在不同家庭和環境中的經歷：從位於鄉間的咖啡莊園，到繁華卻嘈雜的里約熱內盧，再到大學城聖保羅以及海濱小鎮桑托斯附近的甘蔗莊園。伊娜·馮·賓澤不僅記錄了作為家庭教師的日常教學與師生互動，更深入觀察了巴西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飲食習慣、節慶習俗、交通方式、建築風格，以及最重要的——奴隸與自由勞工並存的複雜局面。她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誠實地呈現了巴西的「苦」與「樂」，既有熱帶自然風光的迷人魅力，也有落後基建、文化差異、社會問題帶來的困擾與反思。這本書不僅是個人冒險的回憶錄，更是研究巴西第二帝國時期社會經濟史、女性移民史及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獻。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聖保羅，沙烏曼藥師的書房，1884年深秋

秋日午後的陽光穿過高大的窗戶，在鋪著深色木地板的房間裡投下溫暖的光柱。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紙張、油墨與某種草藥的混合香氣，這讓這間屬於沙烏曼藥師的書房顯得格外溫馨而充滿學術氣息。牆邊高大的書架上擺滿了裝幀精美的書籍，書桌上堆疊著泛黃的筆記和信件，一盞黃銅檯燈靜靜地立在一旁，等待著夜幕降臨。

伊娜·馮·賓澤，此刻正坐在一張舒適的扶手椅中，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她的著作——《巴西女家庭教師的苦與樂》的初版。她的面容已不像書信寫作時那般青澀，眼神中多了一份歷練後的沉靜與洞察。髮髻上別著幾朵小巧的乾燥花，裙襬上隱約可見古老的符號，那是她作為珂莉奧的生命印記，與這本記錄異國回憶的書頁相互輝映。

而我的身影，則在對面的椅子上逐漸凝實。白色的紗裙輕柔地垂落，裙上的文字如同流動的歷史，在光影中閃爍。髮髻上色彩鮮豔的花朵，彷彿凝聚了世間萬物的多樣性。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此刻，我透過時間的流，來到這裡，與伊娜·馮·賓澤女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我溫和地開口，聲音帶著一種穿透歷史的厚重感：

珂莉奧： 您好，伊娜·馮·賓澤女士。能與您在這裡相會，並親自探討這本記錄了您在巴西獨特經歷的著作，對我而言是無上的榮幸。您的這些信件，以一個德國女性的視角，為我們呈現了 19 世紀末巴西社會豐富而複雜的面貌，特別是其中對奴隸制度變遷、社會習俗以及經濟生活細膩的描寫，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切片。作為一名研究歷史與經濟的學者，我尤其對您在信中流露的觀察與思考深感興趣。我想，我們可以從您踏上巴西土地的那一刻談起，您是如何決定前往一個如此遙遠且陌生的國度擔任家庭教師的呢？當時的巴西在歐洲人眼中，是怎樣一個地方？

伊娜·馮·賓澤： （輕嘆一口氣，合上書本，目光投向窗外，彷彿又回到了那個熱帶的國度）啊，珂莉奧女士，很高興您能來。能與一位如此理解並重視我的文字的學者交流，確實令人欣慰。關於我為何去巴西……（溫柔地笑了笑）這大概是年輕人對未知世界的一種嚮往吧。當時的歐洲，特別是德國，關於巴西的信息並不像今天這樣普及。人們對於那裡的生活充滿了想像，充滿了異國情調的濾鏡。我們幻想著橙樹香蕉樹隨意生長，彩色鸚鵡和蜂鳥在身邊飛舞，紳士們風度翩翩，女士們在吊床上輕柔地搖曳……那是一個充滿詩意和閒散生活的熱帶天堂。而作為家庭教師，我們則想像著在這樣美好的環境中，輕鬆地教導孩子們德語，享受著 dolce far niente（甜蜜的無所事事）。當時對巴西的了解，多半來自於文學作品、不甚準確的遊記，甚至還有柏林歌劇院舞台上的巴西形象——充滿異域風情，但與現實相去甚遠。我那時，也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姑娘，對於「苦」與「樂」的真正含義，遠沒有深刻的體會。

珂莉奧： 這種理想化的想像與您抵達後所見的現實之間，想必存在巨大的落差。您在桑塔納莊園（Fazenda de Saõ Francisco）的第一封信中，就詳細描述了種種讓您感到「幻滅」的細節——從期待中的異國情調到現實的簡陋與嘈雜。您提到了家中的奴隸、沒完沒了的噪音、不合口味的飲食，甚至是那張用乾燥野草填充、硬得像刑具般的床。這些日常瑣碎，是如何一點點改變您對巴西的看法？

伊娜·馮·賓澤： （苦笑）是的，落差太大了。最初的期待是如此浪漫，現實卻如此粗糙。噪音是無處不在的，縫紉機的咔噠聲、嬰兒的啼哭聲、鸚鵡的尖叫聲、奴隸們的說話聲，以及毫無隔音效果的房屋結構，讓人的神經時刻緊繃。食物方面，日復一日的黑豆、米飯、豬油烹調的肉，以及硬如石塊的玉米粉麵包，對於一個習慣了歐洲飲食的人來說，確實是一種考驗。還有那些無處不在的昆蟲，蚊子、螞蟻、蜥蜴，以及可怕的巴拉塔（barata）——這種甲蟲的臭味至今仍讓我難忘。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日復一日地消磨著人的精力和情緒，讓人感到沮喪和疲憊。尤其是在遠離家鄉，缺乏情感支持的環境中，這種感覺會被放大無數倍。它讓我意識到，一個地方的「樂」並不僅僅在於迷人的風景，更在於舒適的生活條件、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以及內心的平靜。

珂莉奧： 您在信中特別提到了巴西的奴隸制度，這在當時的德國已經是個被廢除的概念，但在巴西仍是社會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您觀察到奴隸的日常生活、勞動方式，以及他們與主人的關係。您在聖方濟各莊園親歷了莊園主與兩位逃奴之間的互動，以及後來在聖保羅發生的 Tiberio 事件。作為經濟學家，我深知奴隸勞動對當時巴西莊園經濟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當時巴西社會對奴隸制度的看法？莊園主們（如 Dr. Rameiro 和 Mr. de Souza）對奴隸的態度有何不同？這些經歷如何影響您對這一人類制度的理解？

伊娜·馮·賓澤： 奴隸制度確實是當時巴西社會最為顯著且令歐洲人感到不適的特徵之一。我在信中盡可能客觀地記錄了我所見到的情況。Dr. Rameiro 是一位典型的老派莊園主，他擁有大量奴隸，認為奴隸是他的財產，但在他看來，他對奴隸是仁慈的，提供了食宿和節慶（如聖約翰節）的慶祝，甚至允許他們通過額外勞動賺取零錢並贖買自由。他認為自由奴隸缺乏工作意願，對廢除奴隸制度持謹慎甚至反對態度，擔心這會導致經濟崩潰和社會混亂。他對於逃奴的態度，雖然嘴上表現得有些困擾，但更多的是一種財產被侵犯的惱怒，而非對個體遭遇的同情。

而 Mr. de Souza 的看法則顯得更為開明，他與夫人 Dona Maria Louisa 原則上反對奴隸制，在他們的莊園只保留了少量家務奴隸，主要依賴自由工人（camaradas）。但他對這些自由工人的無紀律、懶散和債務纏身感到無奈，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奴隸主們對於廢除奴隸制後勞動力問題的擔憂。

Tiberio 逃跑尋求協會贖買自由，以及該協會通過「瀉藥」降低他身價的事件，雖然聽來荒誕，卻生動地反映了當時奴隸制下人性、財產權與社會變革之間的複雜張力。它揭示了奴隸制末期，即使是追求解放的過程中，也充斥著算計、欺騙與對個體尊嚴的無視。

我在巴西的經歷讓我認識到，奴隸制度不僅僅是壓迫與反抗的簡單二元對立。它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許多奴隸（特別是年老的、慣於依賴的）並非全然渴望自由，或者說，他們對自由的理解與我們歐洲人不同。他們更看重的是溫飽和安穩的生活，是與熟悉的主人之間的關係。我筆下那位寧願作為富裕的家務奴隸，也不願獲得自由去獨自面對未知的安娜（Anna），就是一個例子。這並非為奴隸制辯護，而是指出其複雜性：長期被剝奪自由和自我決策能力，會深刻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和對「自由」的認識。

同時，我也看到奴隸制對奴隸主自身的侵蝕。它助長了懶惰和傲慢，使得許多巴西白人鄙視體力勞動，過於依賴奴隸。正如 Dr. Rameiro 所說，當奴隸制被完全廢除時，許多巴西人，特別是莊園主，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因為他們缺乏獨立生存和勞動的技能和觀念。這讓我深思，任何一種制度，無論多麼不公，一旦長期存在，都會對社會的各個層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包括看似處於優勢地位的群體。

珂莉奧： 您的觀察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特別是從人性的複雜角度審視奴隸制末期巴西社會的困境。您提到許多巴西白人，即使是受過教育的精英，似乎也缺乏歐洲人那種嚴謹、務實和追求深度的特質。您在聖保羅對大學城的描述尤其尖銳，認為他們僅僅停留在「半吊子」和「華而不實」的層面，缺乏德國人那樣的勤奮和認真。您認為這種文化差異是源於種族（日耳曼與羅曼）、氣候、制度還是其他因素？這種差異如何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

伊娜·馮·賓澤： （沉思片刻）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很難簡單歸因於單一因素。氣候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熱帶地區的豐饒使得人們無需像在歐洲那樣辛勤勞作也能生存，這或許助長了一種安於現狀、缺乏長遠規劃的心態。奴隸制度也難辭其咎，它創造了一個無需親自動手就能獲得服務的階層，進一步加劇了對體力勞動的鄙視。但我也認為，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巴西人天性熱情、隨性、喜愛外在的表現和誇張的辭藻，您看他們連日常稱謂都如此繁複誇飾（Senhor、Senhora、Dona、Doutor、Excellencia），名字也要堆砌得越長越好。這種對形式和辭藻的偏愛，或許也體現在他們對知識和學術的態度上——他們喜歡「顯得」有學問，喜歡哲學化的討論，但對於嚴謹的邏輯推理和深入的鑽研，似乎缺乏耐心和興趣。

我記得在里約的 Colegio，我試圖用德國的教學方法教她們德語語法，結果卻讓學生們感到困惑甚至惱怒，因為那太過於「刻板」和「複雜」。她們更習慣於通過法語來理解世界，這也與巴西精英階層當時對法國文化的推崇有關。在聖保羅，我觀察到他們對新技術、新思想抱有熱情，會引入歐洲的機器和理論，但一旦遇到問題，卻往往缺乏獨立解決或修繕的能力，還是需要依賴歐洲來的工程師。這是一種「拿來主義」的文化，缺乏內在的創新和積累。當然，這並非否定巴西人的全部，他們也有他們的優點，比如 Dona Maria Louisa 夫人那樣的勤勞和務實，沙烏曼先生那樣的學識和熱情，但總體而言，我看到的社會主流呈現出您所說的那種「半吊子」和「華而不實」的傾向。這種差異體現在方方面面，從鋪著石塊、高低不平的街道，到混亂的市政管理，再到人們對噪音和髒亂的容忍度，都與我所習慣的德國秩序和效率形成鮮明對比。

珂莉奧： 您在巴西的經歷，無疑是一場深刻的個人成長之旅。您從最初對異國的浪漫幻想，到面對現實的失望與掙扎，再到逐漸適應並學會從新的角度觀察和理解。您在信中多次提到孤獨感，尤其是在聖方濟各莊園和里約的 Colegio，您與周圍的人似乎總有一種隔閡。是什麼支撐您度過那些艱難的時刻？您如何看待歐洲移民在巴西的社群網絡，例如里約的 Carson 旅館主人、聖保羅的沙烏曼藥師一家，以及聖塞巴斯蒂昂附近的美國殖民者？這些社群對您的異國生活有何意義？

伊娜·馮·賓澤： （目光變得柔和，回憶起往事）孤獨感是真實存在的，尤其是在聖方濟各莊園，我是那裡唯一的歐洲外來者，文化和語言的隔閡讓交流變得困難。即使是與主人的互動，也常常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距離。在里約的 Colegio，雖然有其他歐洲女教師，但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常常是職業性的，甚至存在一些競爭和誤解，就像我與 Mademoiselle Lerôt 的關係。那段時間，真正支撐我的，除了給格蕾特寫信傾訴之外，大概就是對家鄉的思念和對自身經歷的一種記錄衝動吧。寫信不僅是與朋友聯絡，更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緒，讓混亂的經驗變得清晰，也將那些難以承受的負面情緒轉化為文字。

歐洲移民社群的存在，對於我們這些單獨闖蕩的女性來說，簡直是沙漠中的綠洲。Carson 先生一家在里約給予了我溫暖和幫助，特別是在我生病和感到沮喪的時候，他們的友善讓我沒有完全絕望。到了聖保羅，遇到沙烏曼先生一家，那簡直就像回到了家一樣！他們不僅是高度文明、知識淵博的德國同胞，更是熱情好客的朋友。在他們家，我能聽到德語，吃到熟悉的食物，結識其他歐洲人，進行有深度的交流，這極大地撫慰了我思鄉的心靈，也讓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幽默感。通過沙烏曼先生，我認識了 Meyer 小姐和 Harras 小姐，我們這些德國女家庭教師在聖保羅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圈子，互相支持，分享經驗。這讓我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無援的。

在聖塞巴斯蒂昂遇到的美國殖民者 Quimby 先生一家，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作為同樣在異國他鄉建立新生活的歐洲後裔，我們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天然的連結。他們將荒野中的泥土棚屋改造成教堂，定期聚會禮拜，這讓我看到信仰的力量，也感受到一種超越國界的共同體意識。

這些社群不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如借錢、尋找住處和工作），更重要的是，它們提供了一個情感上的寄託和身份認同的場所。在巴西這個充滿異質和變動的社會中，這些歐洲社群就像穩定的錨點，讓我在漂泊的旅程中不至於迷失方向。

珂莉奧： 您的經歷凸顯了人際連結在異國環境中的重要性。在您的旅程中，似乎有一段關係逐漸從朋友轉變為更深刻的情感連結——您提到了 Mr. George Hall。作為一位英國工程師，他的出現似乎為您的巴西「苦」與「樂」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能否分享一下您與 Mr. Hall 的交往，以及他如何影響您的生活？最終，是什麼促使您在巴西做出了訂婚的決定？

伊娜·馮·賓澤： （臉上泛起一抹微笑，眼中閃爍著溫柔的光芒）啊，格蕾特總是在信中提到 Mr. Hall……（輕咳一聲，回到珂莉奧的問題）是的，Mr. Hall 先生。他是在聖保羅，通過沙烏曼先生家認識的。他是一位非常紳士、誠實且有教養的英國人。在巴西那樣的環境中，能遇到一個能夠進行有深度交流、並且在許多事情上與我觀點相近的人，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他的藍眼睛很迷人，而且他對我的德語和英語都給予了讚賞，這讓在教學上常常感到挫敗的我找回了一些自信。

我們的互動起初很簡單，不過是在社交場合的偶遇和一些禮貌性的交流。他對我的職業表示理解，也會分享他在巴西的工作和生活。他不像許多巴西紳士那樣誇飾和輕浮，而是顯得真誠和可靠。我記得有一次，我在信中抱怨巴西人的稱謂體系如何複雜和誇張時，他也理解地笑了。這讓我感覺到，我們之間存在一種跨越文化和語言的共鳴。

後來，我在聖塞巴斯蒂昂期間，又意外地在從聖保羅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他。當時我因為搬運西瓜而狼狽不堪，他卻毫不在意，反而主動幫助我。這件事雖然微不足道，但他的體貼和溫和讓我非常感動。他恰好也要去聖塞巴斯蒂昂監管一批機器安裝，這讓我們有了更多相處的機會。他的出現，無疑為我在偏僻莊園裡的孤寂生活帶來了一絲光明。

至於最終的決定……（再次微笑）是在桑托斯的一個德國人舉辦的舞會上。您知道的，我一直對舞會抱有浪漫的幻想，雖然有時候覺得它很孩子氣。在那裡，在音樂和舞蹈中，在遠離日常煩惱的氛圍裡，我們之間的情感自然而然地發展了。與 Mr. Hall 在一起，我感到一種踏實和溫暖，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伴侶。經歷了巴西的種種艱難和孤獨，我更加珍視這種真摯的情感連接。訂婚的決定，是在對現實有了充分認識後，尋找到的一份難得的幸福。是的，我很喜歡「Ulla Hall」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滑稽」，但也很甜蜜。它標誌著我生活的一個新篇章，一個在異國找到歸宿的新開始。

珂莉奧： 您的故事令人感動，也充滿了對人生的深刻體悟。從一位年輕的冒險家，到一位經驗豐富的觀察者，再到一位在異國找到愛情的女性，您的旅程跌宕起伏，充滿了挑戰與驚喜。您是如何看待這段巴西經歷對您人生的影響？它是否塑造了您日後寫作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最後，作為歷史學家，我必須問，您認為您的這些記錄，對於後人理解 19 世紀末的巴西具有怎樣的價值？

伊娜·馮·賓澤： 這段巴西經歷無疑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它徹底打破了我年輕時的浪漫幻想，讓我認識到現實的複雜和艱辛。我在那裡學會了獨立、堅韌和適應。學會了在嘈雜中尋求內心的平靜，在困境中發現幽默感。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了更深入地觀察和理解不同文化、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我不再僅僅從自己的視角評判一切，而是試圖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他們的「苦」與「樂」。這段經歷讓我變得更加成熟和富有同情心，也讓我對「家鄉」的意義有了更深層次的體會。

它當然影響了我日後的寫作。我開始更加注重細節的描寫，力求真實和客觀。我筆下的人物和場景，都帶有我在巴西觀察到的那種生動和混亂，那種在粗糙中閃爍著光芒的生命力。我也更傾向於呈現生活的複雜性，而非簡單的結論，這或許也受到了巴西社會本身那種矛盾和無序的影響。

至於這些信件的價值……（再次拿起書本，輕撫著封面上的文字）我只是記錄了一個普通德國女性在那個特定時期、那個特定地方的所見所聞和真實感受。它們不像官方史書那樣宏大敘事，也沒有學術著作那樣嚴謹論證。但或許正因如此，它們保留了一份難得的鮮活和個人性。它們記錄了當時巴西社會的日常肌理，莊園裡的主僕關係，城市裡的喧囂與混亂，歐洲移民的掙扎與互助，以及奴隸制在法律和社會層面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這些都是宏大歷史敘事中常常被忽略的細節。對於後人來說，這本書或許能夠幫助他們「感受」那個時代，理解當時人們是如何生活的，是如何面對那些社會變革的。它是一個個體生命與一個時代交織的真實寫照，希望能為理解那段歷史提供一個獨特而生動的視角。

珂莉奧： 感謝您，伊娜·馮·賓澤女士，為我們分享了如此精彩而真誠的見解。您的這本著作，確實如同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 19 世紀末巴西豐富而複雜的社會圖景。您個人的經歷，也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示，關於如何在異文化中生存、適應與成長。這次對談，讓我對您的作品以及那個時代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理解。感謝您的時間和坦誠。

伊娜·馮·賓澤： 也謝謝您，珂莉奧女士，您的問題讓我重新回顧了那段遙遠的日子，也對自己的經歷有了新的梳理。能將這些「苦」與「樂」與您這樣一位有洞察力的學者分享，我感到非常滿足。願這些文字能繼續為那些對歷史和異文化感到好奇的人們，提供一些微薄的啟發。

（陽光逐漸西斜，為書房染上一層溫暖的金色，兩人的身影在書架的陰影中顯得模糊而又清晰，彷彿時間的河流在此刻短暫地匯合，又將再次奔向各自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