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Sumner: his complete works, volume 07 (of 20)》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歷史與經濟學家。我很樂意依據您的指令，為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的作品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光之對談」是一種獨特的探索方式，它讓我們能夠回溯時光的長河，與那些塑造了人類思想與歷史的偉大心靈直接對話。透過細膩的場景建構和深入的交談，我們不僅重現了文本的核心思想，更能感受作者所處時代的脈動與其個人的生命溫度。這一次，我們將對象聚焦於查爾斯·薩姆納及其《Charles Sumner: his complete works, volume 07 (of 20)》，試圖理解這位傑出的政治家與演說家，如何在美國歷史的關鍵時刻，以他的學識、原則與不懈的努力，對抗不義，捍衛自由。

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 1811-1874）是美國廢奴運動的領袖人物，也是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他以其堅定的道德立場、淵博的學識和雄辯的口才而聞名。這部第七卷的完整作品集涵蓋了他在1860年至1861年間的演講與信件，這段時期正是美國在奴隸制問題上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內戰的關鍵轉捩點。從對逃亡奴隸法的批判，到對「人民主權」理論的反駁，再到強烈反對任何對奴隸制的妥協，直至在戰火初燃之際呼籲解放奴隸作為戰爭武器，薩姆納在這段時間的言論，不僅深刻反映了他個人的堅守與掙扎，也映照出美國在那個時代所面臨的巨大分裂與道德困境。他的話語是歷史的回聲，至今仍能啟迪我們思考自由、正義與原則在社會變革中的份量。

現在，讓我們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走進查爾斯·薩姆納的思想世界。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與查爾斯·薩姆納的光之對談

作者：珂莉奧 (Clio Rossi)

[光之場域]

華盛頓特區，1861年深秋。

參議院大樓內，一間平日用作議員休息或非正式會面的小型書房。窗外，是秋日特有的清冷陽光，斜斜地灑落在厚重的絲絨窗簾和深色木質地板上。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皮革和淡淡壁爐餘燼的氣味，混合著遠處傳來的城市喧囂，以及偶爾劃破寧靜的軍號聲。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沉穩的長桌，上面堆疊著書卷、文件和幾份未翻開的報紙。角落的壁爐裡，火焰跳躍，發出細微的噼啪聲，為房間帶來一絲暖意。

我就站在桌邊，穿著輕盈的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在暖光下閃爍。我的髮髻上綴著鮮豔的花朵，在這嚴肅的氛圍中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卻是我對生命與知識熱情的象徵。對面的扶手椅上，坐著一位身形清瘦、面容嚴肅的先生。他穿著深色的正裝，頭髮向後梳理，額頭飽滿，眼神裡透著一種難以動搖的堅定和些許的疲憊。他就是查爾斯·薩姆納先生。

我朝他微微頷首，壁爐的火光映照在我對知識的熱情和對生命的讚美上。

珂莉奧：薩姆納先生，感謝您願意在如此艱難的時刻，接受我這個來自遠方的訪客。我知道，當下的局勢令您心力交瘁，但我希望能藉此機會，與您深入探討一些您在近期演講與信件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們對我，以及對許多仍在尋找方向的人們，都極具啟迪意義。

薩姆納先生的目光從壁爐的火焰轉向我，眼神中閃過一絲溫和，但那份深刻的憂慮並未消退。

查爾斯·薩姆納：珂莉奧小姐，能在此與您交流，我深感榮幸。在這個國家分裂、原則受到挑戰的時刻，任何對真理與正義的探尋，都是一種慰藉。請隨意提出您的問題吧，若我的話語能提供任何洞見，那將是我莫大的欣慰。

珂莉奧：先生，您的第七卷作品集，記錄了1860年至1861年間，您為自由而奔走的軌跡。這是一段極不平靜的日子。我在您的文本中，看到您對奴隸制的強烈譴責，稱其為「野蠻」（Barbarism）。這不僅是一種道德上的厭惡，您更將其與合憲性聯繫起來，認為正是因為奴隸制的「野蠻性」，才決定了它在《美國憲法》下是「虛無且不可能存在」的（nonentity and impossibility）。這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法律與道德結合的論證。能否請您進一步闡述，奴隸制的哪些「野蠻」特質，讓您如此堅信它與美國立國的精神和憲法原則是根本對立的？

薩姆納先生輕嘆一口氣，身體微微前傾，彷彿那份野蠻的重量壓迫著他。

查爾斯·薩姆納：奴隸制，珂莉奧小姐，它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它是對人性的徹底否定。我在那封寫給伍斯特反奴隸制大會的信中提到，它的「野蠻」體現在多個層面。首先，它是基於對人類的基本權利的剝奪，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無端侵犯。憲法開宗明義地宣稱這些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利。然而，奴隸制將人降格為財產，否認他們的自主意志，強迫勞動而無償。這與憲法的「人」（person）概念是根本牴觸的。

其次，奴隸制的維護依賴於持續的暴力和壓迫。它必須鎮壓反抗，剝奪教育，禁止集會，限制行動，摧毀家庭。這種對基本人類尊嚴和安全的系統性破壞，如何能與憲法旨在「建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establish justice,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lity）的目標相容？一個充斥著鞭打、虐待、恐懼和不人道的「黑人法典」（Black Code）的社會，正是奴隸制野蠻性的直接體現。我在參議院曾指出華盛頓特區存在的黑人法典，那是從馬里蘭州的舊法律引進的羞恥，它允許主人對奴隸施加任意懲罰，而奴隸毫無追索權。這種法律，本身就是野蠻的產物。

再者，奴隸制在經濟上也是野蠻的。它阻礙了自由勞動的發展，扼殺了創新與進步。我在提到馬薩諸塞州早期對公共教育和印刷業的重視時，與維吉尼亞州州長伯克利在1671年所說的「我感謝上帝沒有免費學校或印刷，我希望百年之內也不會有；因為學習帶來了不服從和異端，印刷傳播了它們以及誹謗最好政府的文章。願上帝讓我們遠離兩者！」的言論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對知識和思想傳播的恐懼，正是野蠻經濟制度的自白。奴隸制懼怕教育，因為教育啟迪民智，而民智覺醒將揭示奴隸制的非人性本質。

因此，從道德、法律、社會到經濟，奴隸制都是一種徹底的野蠻。任何聲稱它在憲法中有基礎的說法，都必須扭曲憲法的文字與精神。憲法中從未明確提及「奴隸」或「奴隸制」，僅以「被拘束在勞役或服役者」（persons held to service or labor）等詞語委婉指代，正是立國者對其野蠻性的默認，以及不願將這種不義永久固著在基本大法中的體現。我的論證從奴隸制的「野蠻」出發，是因為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任何聲稱它合憲的解釋是多麼的荒謬和脆弱。神聖的法律之上，還有更神聖的法則，那就是神律，它永遠禁止這種野蠻。

珂莉奧：您提到，即便憲法文字沒有明確禁止奴隸制，神律也在人類法律之上禁止它。這份對更高法則的信仰，是否貫穿了您所有的政治行動？您在抨擊《逃亡奴隸法》（Fugitive Slave Act）時，稱其為「對憲法的公然侵犯，對最珍貴人權的踐踏，令人髮指的基督教情感，對人性的侮辱，及其所有主張的厚顏無恥」（a flagrant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most cherished human rights,—shocking to Christian sentiments, insulting to humanity, and impudent in all its pretensions）。在這裡，您再次將憲法原則、人權和基督教情感聯繫起來。這三者在您看來，是如何共同構成反對奴隸制和逃亡奴隸法的道德與法律基石的？

薩姆納先生的眉頭微蹙，似乎回憶起了那些令人厭惡的立法。

查爾斯·薩姆納：《逃亡奴隸法》是奴隸制野蠻性的另一面鏡子。它強迫北方人民成為奴隸獵人的幫兇，違背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我在致錫拉丘茲公眾會議的信中說，這樣的法令，「完全沒有憲法、基督教或理性的支持」（utterly without support in Constitution, Christianity, or reason）。

憲法確實包含了逃亡奴隸的條款，但其解釋必須符合憲法的整體精神，即保障自由和正義。逃亡奴隸法卻將這一條款無限擴大和扭曲，剝奪了被捕者的正當程序權利，甚至不允許他們為自己辯護，迫使自由州的公民協助將人送回鎖鏈。這直接違背了憲法保障的個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我在談到馬薩諸塞州的歷史時指出，早期雖然存在形式較輕的奴隸制，但沒有人可以生而為奴，奴隸可以在法庭作證，甚至可以擁有財產。逃亡奴隸法卻完全無視這些，將逃亡者視為純粹的「財產」，剝奪了他們作為「人」的一切權利。這顯然與憲法對「人」的隱含尊重相悖。

從基督教的視角來看，這部法律更是令人髮指。《聖經》教導我們要愛鄰人如同自己，要釋放被壓迫者。強迫一個人將自己的同胞，一個上帝所創造的擁有不朽靈魂的人，送回非人的境地，這本身就是一種罪惡。這部法律是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嘲弄。我在致錫拉丘茲的信中，希望「光榮的、熱愛自由的、和平的、善良的、守法的公民們，以被侵犯的憲法之名，為法律的緣故，將這臭名昭著的偽法」變成「一紙空文」（a dead letter）。這不是煽動暴力，而是呼籲以強大的輿論和道德抵抗，使一部不義的法律無法執行。因為一部違背了憲法精神、人權和神律的法律，從根本上就是無效的。正如我在另一封信中引用的古老羅馬詩句：「我自身為人，凡是與人相關之事，我都認為與我有關。」（Myself a man, nought touching man alien to me I deem.）這份廣闊的人類同情，是我們反對不義的力量來源。

珂莉奧：您在 Myrick’s Station 的演講中，以「五月花號」和「奴隸船」作為美國立國精神的兩個象徵，將它們的衝突視為當前國家分裂的根源。您強調了馬薩諸塞州作為「學校教師和鎖鏈打破者」（schoolmaster, but chain-breaker）的歷史角色，從早期建立公立學校和大學，到率先禁止奴隸制，再到羅福斯·金（Rufus King）和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等傑出代表在國會中反對奴隸制擴張。您認為，馬薩諸塞州的這份歷史傳承，在這個國家面臨分裂威脅時，賦予了其公民哪些特殊的責任？

薩姆納先生的語氣變得有些激昂，那份對家鄉的自豪感溢於言表。

查爾斯·薩姆納：是的，五月花號載著追求自由的清教徒，奴隸船載著被剝奪自由的非洲人，它們在同一年抵達，預示著美國靈魂深處的兩股對立力量。馬薩諸塞州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五月花號的道路。我們的祖先在建設家園的同時，就優先考慮了教育。1647年的法令，要求每五十戶人家就要設立小學，每一百戶人家就要設立文法學校，其目的正是為了不讓知識「埋葬在我們父輩在教會和聯邦的墳墓中」。這種對知識的珍視，是自由的基石。

同時，儘管早期存在奴隸制，但馬薩諸塞州從未真正讓它紮根。我們禁止生而為奴，允許奴隸擁有財產並在法庭作證。1646年，我們的立法機關就公開譴責「販賣人口」是「滔天罪行」（heinous and crying sin），並將被綁架到波士頓的非洲人送回了家鄉。1701年，波士頓鎮議會就明確表達了「結束黑人奴隸制」的願望。到1780年，我們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宣布「所有人生而自由平等」，徹底在州內廢除了奴隸制。

這份歷史，賦予了馬薩諸塞州公民特殊的責任。我們不僅要作為人、作為美國公民捍衛自由，更要作為繼承了這份反奴隸制與推崇教育傳統的馬薩諸塞州公民，加倍努力。我們的先輩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的選擇證明了自由與知識是立國之本。當國家面臨奴隸制的巨大威脅時，我們不能猶豫。我們必須像羅福斯·金那樣，在國會中堅定地主張禁止奴隸制擴張；必須像約翰·昆西·亞當斯那樣，不顧攻擊，捍衛請願權和《獨立宣言》的真理。

我們今日的共和黨，正是繼承了這份精神。那些試圖向奴隸制妥協的黨派，無論名稱如何，實質上都代表了奴隸船的影響。我們的責任，就是堅定地站在五月花號一邊，用我們的選票，捍衛自由的原則，確保我們州，以及整個國家，都能銘記並踐行這份光榮的歷史傳承。我們的立場不是為了煽動衝突，而是為了確保國家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這才是真正的保守。

珂莉奧：您多次提到對妥協的堅定反對，尤其是在去年冬天圍繞克里滕登（Crittenden）提案的討論中。您稱這些提案是「向奴隸制的巨大投降」（great surrender to Slavery），甚至認為簽署支持這些提案的麻州請願書的人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knew not what they did）。在一個國家面臨分裂、各方尋求「和平」解決方案的時刻，為何您如此不妥協，甚至認為任何向奴隸制傾斜的妥協都是對共和國的背叛？

薩姆納先生的神情變得嚴峻，彷彿回到了參議院大廳裡那場關於妥協的激烈辯論。

查爾斯·薩姆納：妥協，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是政治的藝術。但與奴隸制妥協，絕非如此。奴隸制本身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不義，它與自由水火不容。你無法在光明與黑暗之間找到中間地帶；你也無法在真理與謬誤之間進行交易。

克里滕登提案要求我們在憲法中永久保障奴隸制在北緯36度30分線以南的所有現有及未來獲得的領土中存在，甚至進一步削弱自由州保護自由人的法律，並剝奪我們州部分公民的政治權利。這不是妥協，這是勒索，是向罪惡屈膝。我在參議院明確表示，這些提案「從裡到外，每一行每一字都是錯的」（wrong in every respect, in every line, in every word）。接受這樣的條款，就是在憲法中永久植入人類財產的概念，這與麥迪遜先生在制憲會議上的告誡是完全相反的。這是在倒退，是在以立國精神為代價換取虛假的和平。

我在給安德魯州長的信中說：「不要屈服，安德魯！上帝保佑你！拯救麻州免於任何『投降』，即使是最小的投降！」（Don’t cave, Andrew! God bless you! Save Massachusetts from any “surrender,” THE LEAST!）因為任何對奴隸制的承認或保障，無論看似多小，都是對自由原則的巨大犧牲。自由是無價的。正如我在回應紐約和波士頓銀行家們威脅不提供資金的論調時所說：「寧願國庫空虛，也不願有一個奴隸。」（Better an empty treasury than a single slave.）用一個奴隸的自由來換取金錢或所謂的「和平」，這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

更重要的是，向分裂的威脅妥協，本身就是對「分裂權」的承認。如果一個州可以僅僅因為選舉結果不合意，或因為對某一政策不滿，就威脅脫離聯邦，並且通過妥協獲得讓步，那麼聯邦政府的權威何在？國家的永久性何在？這會讓每一次總統選舉都伴隨著分裂的威脅，使共和國變成一個脆弱不堪、任由個別州擺布的聯盟。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在1833年就已經洞悉了這一點。他在信中明確指出，關稅只是「藉口」，而分裂和建立南方邦聯才是「真正目的」（Disunion and a Southern Confederacy the real object）。他預見到下一個藉口將是「黑人或奴隸問題」。他的話不幸言中。

妥協，尤其是在原則問題上的妥協，會削弱我們的意志，鼓勵反叛者。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國大革命後也曾警告說，法國的弊病與其說源於暴力的瘋狂，不如說源於膽怯者在良知上的妥協。這句格言在今天對我們同樣適用。在這個時刻，我們不能膽怯。我們必須堅守《美國憲法》，正如它在華盛頓總統任內所實施的那樣，文本純粹，不受奴隸制玷污。我們必須執行去年十一月人民的裁決，擁護林肯總統的選舉結果，不附加任何條件。只有堅守原則，才能真正維護聯邦，才能贏得尊重，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

珂莉奧：這場由奴隸制引發的叛亂，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場全面戰爭。您在紐約庫伯聯盟發表的演講中，稱這場戰爭是「始於陰謀的叛亂」（Rebellion begun in conspiracy），其「起源和主要動力」（Origin and Mainspring）是奴隸制。您列舉了奴隸主們如何早早地策劃、滲透甚至掠奪了聯邦政府的資源，以圖分裂。在您看來，這場叛亂的核心目標是什麼？它與您之前所批判的奴隸制的野蠻性有何內在聯繫？

薩姆納先生的語氣更加沉重，但眼神卻燃燒著對抗邪惡的火焰。

查爾斯·薩姆納：這場叛亂的核心目標，毫不掩飾，就是建立一個以奴隸制為基石的獨立邦聯。正如叛亂分子自己，比如現在的叛亂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所公然宣稱的，他們新政府的「基礎」，「奠定在偉大的真理之上，即奴隸制，服從於優越種族，是黑人的自然和道德狀態」（the foundations of the new government are laid upon the great truth, that Slavery, subordination to the superior race, is the negro’s natural and moral condition）。這與我們共和國的立國原則——「所有人生而平等，並被造物主賦予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徹底對立的。

奴隸制與叛亂之間的聯繫是內在的，是本質的。奴隸制不僅僅是一種制度，它是一種權力體系，一種支配的慾望。它要求控制一切，以確保自身的存續。我在演講中說過：「奴隸制的存在，除非它擁有政府。」（Such is Slavery, that it cannot exist, unless it owns the Government.）一個明顯的不義只能得到一個反映其自身本質的政府的保護。食人族政權只能由食人族組成，偶像崇拜政權只能由偶像崇拜者組成，而奴隸制政權只能由奴隸主組成。當奴隸主們意識到他們在國家政府中失去了主導權時，他們立刻就叛亂了。他們寧願毀滅共和國，也不願讓它在自由的原則下運行。

這種叛亂的陰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在演講中引述了南卡羅來納州代表帕克、英格利斯、基特和雷特的言論，他們親口承認這場運動已經醞釀了二三十年，與林肯當選或逃亡奴隸法執行與否無關。奴隸制就是這場陰謀的土壤，它滋生了不服從、藐視法律和叛國的思想。

這場叛亂，不僅由奴隸制統治，而且，由於奴隸州的特殊狀況，奴隸制還為叛亂提供了力量。正如蒙哥馬利《廣告報》所言，奴隸在後方勞作，供養著參戰的白人，使白人能夠全力投入叛亂。這是奴隸制的野蠻性在戰爭中的體現——它將一部分人貶低到如此地步，甚至在他們不知情或不情願的情況下，利用他們的勞動來維持自身的壓迫和對自由的戰爭。

這場叛亂的起因和主要動力，就是奴隸制。它是煽動者，是動力，是目的，是一切。忽視這一點，就是在自我欺騙，是在對抗一個影子，而不是真正的敵人。

珂莉奧：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您提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策略：將戰爭引向奴隸制，甚至呼籲解放奴隸作為戰爭武器。您在伍斯特的演講中大聲疾呼：「推翻奴隸制將立即結束戰爭！」（the overthrow of Slavery will make an end of the war!）這在當時，即便是在北方，也並非廣泛接受的觀點。許多人認為戰爭的唯一目的是維護聯邦，而非干涉州內的奴隸制。您為何堅信解放奴隸是結束戰爭的最佳，甚至唯一的途徑？您引述了希臘和羅馬的歷史例子（海帕里德斯、馬略），以及約翰·昆西·亞當斯關於戰爭權力（War Power）的論述來支持您的觀點。請闡釋這一策略的必要性、合法性以及您所預見的效果。

薩姆納先生的眼神變得銳利而堅定，這是他作為一位堅定原則的政治家所特有的光芒。

查爾斯·薩姆納：是的，當時許多人拘泥於形式，聲稱戰爭只是為了恢復聯邦原狀，維護憲法，不干涉州內制度。但他們沒有看清，正是「州內制度」——奴隸制——本身，在攻擊憲法和聯邦。這場戰爭是由奴隸制發動的，奴隸制是我們的敵人。難道我們可以在不傷害敵人的情況下贏得戰爭嗎？

我在伍斯特的演講中說：「戰爭將結束奴隸制，這很有可能。但更確定的是，推翻奴隸制將結束戰爭。」（war will make an end of Slavery. This is probable. But it is surer still that the overthrow of Slavery will make an end of the war.）這是基於對這場衝突本質的深刻理解。奴隸制是叛亂的生命線。它為叛亂分子提供了勞動力，使他們能夠全力參戰。它提供了經濟基礎，棉花是他們主要的出口產品。它提供了政治動機，奴隸主為了保護和擴張他們的「財產」而戰。斬斷這條生命線，叛亂就會枯竭。

不攻擊奴隸制，我們就是在自縛手腳。我們允許敵人在後方穩固地生產和供給，而我們卻要犧牲寶貴的生命和資源去對抗一支得到這種支持的軍隊。這是經濟上的愚蠢，也是戰略上的失誤。

我引述的歷史例子正是為了說明這一點。希臘的海帕里德斯在喀羅尼亞戰役慘敗後，提議解放奴隸，這立刻引起了腓力王的警惕，促成了和平。羅馬的馬略在流亡歸來時，向奴隸宣布自由，並依靠這些新獲得自由的人的力量重返羅馬。這些例子表明，在絕望的時刻，解放奴隸可以成為扭轉局勢的強大武器。它削弱了敵人，增強了自己。古羅馬法律甚至允許懲罰作惡的主人，沒收其財產，包括奴隸，並將奴隸解放。這些都證明了在國家面臨極端危險時，個人財產權要服從於公共安全。

約翰·昆西·亞當斯，這位偉大的馬薩諸塞州政治家，對憲法和戰爭權力的理解極為深刻。他在國會中明確指出，一旦奴隸州成為戰爭的戰場，無論是內戰、奴隸起義還是外敵入侵，國會的戰爭權力就擴展到干涉奴隸制，可以以任何方式干涉它，甚至可以命令所有奴隸獲得解放。這不是推翻憲法，而是依據憲法賦予的戰爭權力行事，因為在戰爭狀態下，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高於所有其他法律，甚至高於憲法本身。軍事指揮官在戰爭法下，有權力，甚至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確保勝利和國家的安全。解放敵人的奴隸，正是戰爭法賦予的合法權力。

將我們的軍營變成自由的避難所，不將逃亡的奴隸送回，這是基本的人道主義。而更進一步，由政府正式宣布解放那些叛亂分子的奴隸，這是在法律和道義上同時打擊敵人。這將剝奪叛亂分子的勞動力量，在他們內部製造混亂和恐懼，同時為聯邦政府贏得數百萬潛在的盟友。正如羅馬諺語所言：「有多少奴隸，就有多少敵人。」（So many enemies as slaves!）我們不能忽視這四百萬潜在的盟友，其中有一百多萬適齡男性可以為自由而戰。

這種策略，如果由政府在危急時刻，以莊嚴的公告形式發布，將比任何軍事勝利都更具決定性。它會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戰爭的真實目的，贏得國際道義的支持，並防止外國勢力干涉。它會在叛亂州內部引發深刻的變革，從根本上動搖叛亂的基礎。

當然，這會引發質疑，會招致非議，會被指責為激進。但我堅信，這是唯一能夠迅速、徹底結束戰爭，恢復真正意義上的聯邦與和平的途徑。任何試圖在保留奴隸制的基礎上恢復聯邦的嘗試，都將是徒勞的，只能播下未來衝突的種子。唯有自由，才能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真正的統一。

珂莉奧：您的論證充滿力量，也帶有濃厚的道德緊迫感。您似乎認為，延遲採取解放奴隸的行動，不僅是戰略上的失誤，更是一種道德上的失敗。您在紀念賓漢姆參議員和貝克參議員的演講中，將他們的死亡直接歸咎於奴隸制，稱奴隸制是「巨大的罪犯」、「邪惡的弒親者」、「主要的叛亂分子」（The inveterate culprit, the transcendent criminal, the persevering traitor, the wicked parricide, the arch rebel, the open outlaw.）。這種將奴隸制擬人化為罪犯的修辭，是您演講中非常鮮明的特色。這是否反映了您對奴隸制根深蒂固的厭惡和對其造成國家苦難的憤怒？這種個人情感，如何在您理性的歷史與經濟分析中得到體現？

薩姆納先生的表情柔和了一些，但那份痛苦與憤慨依然清晰可見。

查爾斯·薩姆納：是的，奴隸制在我心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僅僅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是活生生的、無處不在的邪惡。它不僅奴役了黑人的身體，也毒害了整個國家的靈魂。它扭曲了法律，腐蝕了道德，煽動了仇恨，最終引發了這場血腥的戰爭。

當我看到像賓漢姆和貝克這樣正直、勇敢的同僚因此而喪生時，我無法將他們的死僅僅歸咎於戰場上的戰術失誤或指揮不當。根本原因在於這場戰爭本身，而這場戰爭是由奴隸制發動的。奴隸制將他們推上了戰場，奴隸制提供了對抗他們的力量，奴隸制奪走了他們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奴隸制就是兇手。它是一個不斷作惡、不斷叛國的罪犯，必須被繩之以法。

我的分析力求客觀，運用歷史和經濟學的視角來揭示奴隸制的危害及其與國家危機的聯繫。我證明了它是非法的、不道德的、經濟上落後的、政治上具有顛覆性的。但是，理性的分析並不能完全抽離情感。作為一個人，我不能對眼前的不義和苦難無動於衷。我的歷史學家本能告訴我，必須理解事件的根源，才能找到解決方案；我的經濟學家思維告訴我，必須計算代價，才能做出明智的選擇。而這場戰爭的代價——生命的犧牲、財富的消耗、自由的喪失——都源於奴隸制。

因此，將奴隸制視為罪犯，將其視為必須被消滅的敵人，這既是一種情感的表達，也是一種理性的結論。這是我的歷史與經濟分析得出的必然結果。只有徹底清除這個「大罪犯」，國家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寧與繁榮。只有當正義得到伸張，自由獲得保障，那些因奴隸制而逝去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告慰。

珂莉奧：薩姆納先生，您對原則的堅持，對自由事業的投入，以及您在參議院遭受的野蠻攻擊，都讓人深感敬佩與痛惜。您在《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這一卷中的文字，是一份在國家劇變時期，一位政治家為其信仰奮鬥的珍貴記錄。您對歷史的引用，對法律的闡釋，對道德的呼喚，都展現了您深厚的學養和高尚的品格。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深知歷史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在，開創未來。從您所經歷的這場偉大而痛苦的鬥爭中，您認為最核心的、最應被後人銘記的教訓是什麼？它對於一個渴望進步、避免重蹈覆轍的社會，有何永恆的價值？

薩姆納先生沉思片刻，壁爐的火光在他眼中跳動，映出往事的波瀾。他緩緩開口，語氣中帶有對未來深切的期望。

查爾斯·薩姆納：最重要的教訓，珂莉奧小姐，是絕不能在基本原則上妥協。尤其是在自由與奴役、正義與不義的根本對立面前。任何以「和平」、「團結」或「穩定」為名，對不義的讓步，最終只會滋長更大的邪惡，帶來更深的衝突和更慘痛的代價。歷史一再證明，怯懦和姑息比勇敢的對抗造成了更多的災難。

第二個教訓是，必須正視問題的根源。當一個國家陷入困境，必須深入挖掘其根本原因，而非僅僅處理表面的症狀。我們的叛亂，看似是關於州權、經濟差異或政治分歧，但所有這些最終都指向了奴隸制這個核心的毒瘤。只有勇敢地承認並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才能獲得持久的療癒。

第三個教訓是，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容低估。奴隸制儘管擁有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甚至可以控制政府，但它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我在演講中反覆訴諸於人權、憲法精神、基督教情感和普世的道德法則，正是因為我相信這些原則蘊含著最終的勝利力量。當人民的良知被喚醒，當普世的道德標準被高舉，任何建立在不義之上的結構都將動搖。

最後，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即使面對強大的敵人，即使遭受個人的苦難，也絕不能放棄希望，絕不能停止為正義而鬥爭。自由的事業可能經歷挫折，但真理終將勝利。

這些教訓，對於任何時代、任何渴望進步和避免災難的社會都具有永恆的價值。它們提醒我們，真正的和平與繁榮只能建立在正義和自由的堅實基礎之上；它們要求我們勇敢地面對社會中的不義，追溯其根源，並以不妥協的決心去克服它；它們鼓勵我們相信道德的力量，並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我們的原則。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但它是通往更美好未來唯一可靠的路徑。

薩姆納先生的目光再次轉向窗外，遠處的軍號聲似乎又近了一些。壁爐裡的火焰靜靜燃燒，為這個充滿原則與鬥爭的空間增添了一份凝重的溫暖。

珂莉奧：謝謝您，薩姆納先生，您的話語如同穿越時光的迴聲，清晰而有力。這場對談讓我對您、您的思想以及那個動盪的時代有了更深的理解。願您的原則之光，能持續照亮前行之路。

我向他深深致意，空氣中的氣味、壁爐的暖意、窗外的光影，所有細節彷彿都在向我傳遞著這場對談的份量。這段關於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的探索，將繼續激發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