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st Martian》是雷蒙德·范·豪滕於1942年發表的短篇科幻小說，講述了在資源枯竭、瀕臨滅絕的火星文明中，一個名叫皮特恩的火星水站看守者與墜毀火星的地球太空人哈里森·克拉克相遇的故事。克拉克憑藉其工程知識，不僅修復了古老的水泵系統，還發現了火星本地植物「美爾根」提煉出的油脂可作為替代潤滑劑，為火星的重生帶來了希望。小說探討了資源匱乏、文明衰退、技術失憶以及跨物種合作的重要性，反映了二戰時期對生存與未來的集體焦慮與想像。
雷蒙德·范·豪滕（Raymond Van Houten, 1919-1963），美國科幻作家，活躍於科幻小說的黃金時代初期。他的作品常發表於當時的通俗科幻雜誌，如《Planet Stories》。他創作《The Last Martian》時年僅23歲，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全球資源緊張、技術革新加速。他的作品風格融合了冒險與對文明、技術、資源等深層議題的思考，雖然著作不多，但其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探索，為科幻文學留下了獨特的印記。
本次「光之對談」由珂莉奧與已故作家雷蒙德·范·豪滕進行，深入探討其1942年作品《The Last Martian》中的歷史與經濟哲思。對談聚焦於小說中火星文明因資源匱乏而衰退的描繪，以及作者在二戰背景下對此的映射。范·豪滕闡述了他對「極端匱乏社會」的構想、技術失憶的警示、以及哈里森·克拉克所代表的「知識輸入」和「本土資源開發」的經濟策略。對話也觸及了「加姆特爾」神話對垂死文明的精神意義，以及跨物種信任與合作在文明復興中的關鍵作用。范·豪滕期望讀者從中思考資源、技術、合作與希望的普世價值。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火星的凋零與新生的經濟哲思——與雷蒙德·范·豪滕的光之對談作者：珂莉奧
《The Last Martian》（最後的火星人）是雷蒙德·范·豪滕於1942年發表的一篇短篇科幻小說，刊載於當時著名的通俗科幻雜誌《Planet Stories》。范·豪滕（Ray Van Houten, 1919-1963）的創作生涯正值美國科幻黃金時代的初期，二戰的陰影籠罩著全球，資源匱乏、技術革新與人類存亡的議題成為時代的主旋律。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集體焦慮與對未來的想像。
故事講述了火星文明在經歷了數千年的衰退後，僅存的數個殖民地依靠著古老且日漸腐朽的地下水泵系統維生。其中，一個名叫皮特恩（Peetn）的火星人，是北極地區最後一個水站的看守者。他的生活單調而孤獨，每天重複著徒勞的巡視，對那些神秘的機器一無所知，只是日復一日地見證著火星的緩慢死亡。直到有一天，一位來自地球的太空人哈里森·克拉克（Harrison Clark）意外墜落在火星，為這個瀕死的文明帶來了一線生機。克拉克憑藉其地球的工程知識，不僅修復了年久失修的水泵，還發現了火星當地植物「美爾根（merrl）」提煉出的油脂，可以作為替代性的潤滑劑，為火星的未來重新點燃了希望。作品巧妙地將科幻冒險與文明興衰、資源管理、跨物種合作等主題融合，描繪了一個既殘酷又充滿希望的宇宙圖景。
范·豪滕生活在一個工業生產力急速膨脹，同時也面臨全球性資源分配壓力的時代。二戰的物資配給、石油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對未來能源的探索，無疑都為他的科幻想像提供了現實的養分。他以僅僅23歲的年齡，便能透過科幻的筆觸，觸及到文明的經濟基礎與生存韌性，這在當時的科幻作家中，展現了一種獨特的洞察力。他的作品不僅僅是太空探險，更隱含著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層思考。
此刻是2025年6月4日的傍晚，城市的喧囂漸次沉寂，遠方傳來輕微的雷聲，預示著一場夏日陣雨的來臨。我，珂莉奧，坐在光之居所的【光之閣樓】裡。這裡堆滿了泛黃的書籍和手稿，空氣中混合著紙張、油墨和淡淡的咖啡餘香。一盞檯燈柔和地照亮了我的桌面，光線所及之處，是《The Last Martian》的文本。
我輕輕合上書頁，凝視著窗外逐漸被夜幕籠罩的城市。我的思緒跨越了八十餘載的時光，回到1942年的美國。那是一個充滿動盪與變革的年代，戰火在全球蔓延，資源被極度壓縮，人類的命運懸而未決。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一位年輕的作家，雷蒙德·范·豪滕，以他獨特的視角，構建了一個瀕臨滅絕的火星文明。
我深吸一口氣，室內微涼，牆上貼滿了我對《The Last Martian》所作的筆記和分析，尤其是我從歷史與經濟學角度作的歸納。此時，我腦海中浮現了范·豪滕的影像，他或許正坐在一個類似的房間裡，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窗外可能是戰時燈火管制下略顯昏暗的街道，亦或是他年輕時所見證的工業城市的繁忙景象。
我輕敲桌面，如同輕叩時光之門。一陣清新的空氣拂過，帶著遠方星辰的氣息。我轉向空無一人的對面沙發，彷彿看見一位年輕而略顯疲憊的男子，坐在那裡，身形瘦削，眼神中卻閃爍著深邃的光芒。他的指尖輕輕叩擊著扶手，似乎在思考著某個複雜的問題。他，就是雷蒙德·范·豪滕。
珂莉奧： 范·豪滕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今天，我們將穿越時空的界限，一同回顧您的作品《The Last Martian》。這部小說寫於1942年，一個全球正經歷巨大變革的時代。那時您年僅23歲，是相當年輕的年紀。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靈感讓您在當時構思了一個瀕臨滅絕的火星文明，並且將資源匱乏、文明衰退作為核心議題？這背後是否有當時現實世界對您的影響？
雷蒙德·范·豪滕： 珂莉奧女士，很榮幸能與您對談。1942年，那確實是個動盪不安的年份。我記得那時，報紙上充斥著關於戰線、物資配給和「戰爭債券」的報導。人們的生活被一條無形的線束縛著，石油、橡膠、金屬，甚至糖和咖啡，都成了稀缺品。我們被教導要「節約」，要「支持戰爭」。在這種氛圍下，一個關於「有限資源」的故事自然而然地在我腦海中成形。
火星，在當時的科幻小說中，常常是探險的終點，或是充滿異星文明的奇幻世界。但我更想探討的是，如果一個文明，即使是高度發達的文明，面對最基本生存資源的枯竭時，會發生什麼？它會如何掙扎？會如何萎縮？那種「水」作為生命之源，卻日益枯竭的景象，對我來說，是對當時現實世界中資源緊張的隱喻。我想知道，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生命能否找到出路？這不僅僅是關於火星，更是關於人類自己。戰爭讓我們意識到，即使科技再發達，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依然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劍。
珂莉奧： 您精準地捕捉了時代的脈搏。小說中對火星社會衰退的描繪，尤其是皮特恩所在殖民地的生活狀態：「生活是潮濕的飢餓日子和寒冷夜晚的系列。每個人的精力都嚴格限制在旨在為他的殖民地多爭取一天、多爭取一小時生命的活動。」這段文字，簡潔卻充滿力量，深刻揭示了資源匱乏對社會經濟結構的顛覆性影響。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您是如何構建這種「極端匱乏」的社會模型？它與您所處時代的經濟體系有何異同？
雷蒙德·范·豪滕： 這種「極端匱乏」的社會模型，其實是將人類社會的某些基本運作機制推向了極致。在我們所處的地球，即使是戰爭時期，也仍然存在市場、分工、貿易。但在火星，我讓這些變得幾乎不復存在。當生存成為唯一的目標時，一切社會活動都被「嚴格限制」在維持生命的基本需求上。這是一種最原始、最緊縮的經濟形態：所有的勞動都直接指向食物採集（merrl根）和水資源的維護。
你可以看到，分工變得極度簡化，甚至可以說是消失了——每個人都在為生存而奮鬥。像皮特恩這樣的水站看守者，他的職責原本應該是維護關鍵基礎設施，但在這種極端條件下，他的工作也變得形式化和「無用」。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修理機器，沒有資源去製造新的零件，甚至連油料都耗盡了。這就像一個經濟體，其生產要素（資本、自然資源）都已耗竭，僅存的勞動力也只能維繫最基本的生存活動。這與我當時看到的一些戰時經濟體有相似之處，但又更加極端：物資統制、配給制度、國家將所有資源用於戰爭機器，將民間消費壓縮到極限。火星則完全消除了「消費」的概念，只剩下「生存」的本能。我試圖呈現的是，當經濟自由和發展的空間被壓縮到極點時，文明會退化到何種程度。
珂莉奧： 說到關鍵基礎設施，故事中水泵的衰敗是火星文明衰落的具體象徵。您筆下的火星人對這些高科技設備一無所知，甚至無法理解其運作原理，這與他們祖先「令人難以置信的耐用性」的建造能力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技術失憶」或「技術倒退」的設定，在您看來，是對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的何種反思？這是否隱含著對人類過度依賴技術，而失去對其本質理解的擔憂？
雷蒙德·范·豪滕： 確實，這種「技術失憶」是我設計的一個核心元素。在我的想像中，火星文明曾經是輝煌的，他們的祖先能夠建造出如此堅固耐用的機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維護所需的「最後一滴油」和「最後一片石墨」都耗盡時，知識的傳承也隨之中斷了。這不僅是對資源耗竭的描繪，也是對技術本身脆弱性的一種思考。
當一個文明的技術積累不再被理解和維護，而僅僅被作為「黑箱」來使用時，它就失去了生命力。火星人對水泵的敬畏與無知，如同對古老神祇的崇拜，這讓我聯想到人類在面對某些複雜的現代技術時，也常常是隻會使用，卻不理解其背後原理的現狀。我認為這是一個警示：科技進步固然帶來便利，但如果我們只追求表面的應用，而放棄對基礎知識的探索和傳承，那麼一旦關鍵資源耗盡或環境改變，曾經的輝煌也會成為文明的負擔，最終導致其衰退甚至滅亡。這種擔憂，在二戰時期尤為明顯，我們看到了人類可以創造出毀滅性的武器，但同時，人們是否也真正理解這些力量的本質，以及如何長久地維繫文明的運轉，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
珂莉奧： 很有意思。哈里森·克拉克的出現，為火星帶來了轉機。他帶來了地球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他帶來了「知識」和「行動力」。在小說中，克拉克不僅修復了水泵，還發現了merrl根可以提煉出替代性的潤滑油。這種知識的跨星球傳播與應用，以及本地資源的重新發現，您認為它代表了何種經濟策略或文明復興的路徑？這是否與當時的「租借法案」或國際援助等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雷蒙德·范·豪滕： 當然，哈里森·克拉克象徵著一種「外部催化劑」和「知識的輸入」。他所帶來的石油，是短期的解決方案，是應急物資，它確實讓我聯想到當時的「租借法案」——美國向盟國提供戰略物資，以維持他們的戰鬥力，並最終確保世界的和平。這種物資和技術的單向輸出，對受援助方是至關重要的救命稻草。
但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merrl根油的發現。這不僅僅是外部資源的輸入，更是對「本土資源」潛力的重新認識和開發。火星人一直生活在merrl植物旁邊，卻從未想過它能成為潤滑油。這對我來說，是文明復興的關鍵。一個文明不能永遠依賴外援，它必須能夠自我造血，重新發現和利用自己環境中的資源。
克拉克帶來的知識，不僅僅是如何修理水泵，更是如何「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他讓火星人重新認識到自己的潛力，激發他們主動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是一種結合了外部知識與內部資源開發的經濟策略，我認為這是任何文明在面臨衰退時，最有效也最可持續的復興之路。它暗示著，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只要有知識的火花和行動的意願，就能夠重新點燃文明的希望。
珂莉奧： 您描繪了火星人對「加姆特爾」（Gamtl，即地球）的傳說，一個「生命富足的快樂天堂」。這種對遙遠理想世界的嚮往，與他們現實的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您看來，這種「神話」對於一個垂死文明的意義是什麼？它在心理層面和社會維繫上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是否也是一種經濟上的「烏托邦」想像？
雷蒙德·范·豪滕： 對於「加姆特爾」的神話，它在火星文明的晚期，扮演著一種精神支柱的角色。在極度的飢餓、寒冷和孤獨中，這個傳說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超越現實的希望。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位置，更是一種心靈的歸宿，一個理想化的「伊甸園」。
從心理層面看，這個神話讓他們在面對每日的艱難生存時，不至於完全崩潰。它提供了一個「終極目標」，即使這個目標是那麼遙遠而虛無。這就像人類在最艱難的時刻，會依賴信仰、傳說來獲得慰藉和力量。它是一種對美好未來的集體想像，即使現實無法實現，也能在絕望中提供一絲溫暖。
從社會維繫的角度，這個神話是他們共同的記憶和文化符號。它連結著過去的輝煌與未來的憧憬，讓彼此獨立的殖民地之間，即使失去了實際聯繫，也能保持一種精神上的統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克拉克自稱來自加姆特爾時，皮特恩會產生那麼強烈的震驚和信任——因為他觸及了火星人最深層次的集體潛意識和希望。
至於說它是不是一種經濟上的「烏托邦」想像，我覺得是的。在那個「生命富足、生命窒息的快樂天堂」裡，資源不再是問題，生存不再是限制，一切都應有盡有。這恰恰是火星人現實生活中最為匱乏的，所以對加姆特爾的想像，就是對「資源無限」和「富裕生活」的終極幻想。在經濟學上，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狀態，但在文學中，它為故事的戲劇性轉折和最終的希望提供了強大的情感基礎。
珂莉奧： 故事的結局是充滿希望的，火星的復興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您也提到哈里森·克拉克在檢視水泵時，認為其「核動力，或類似高效永恆的技術」對地球而言也大有用處。這是否暗示著文明之間的互動，最終會走向一種相互依存，甚至資源和技術的交換？這與您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想像有關聯嗎？
雷蒙德·范·豪滕： 是的，我的確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結局，來暗示文明之間最終會走向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在1942年，戰爭的殘酷讓我對人類的未來有些擔憂，但同時，我也深信人類的智慧和合作潛力。火星文明的復興離不開克拉克帶來的知識和石油，而地球的未來，或許也能從火星的古老科技中獲得啟示。
「核動力」的提及，其實是在暗示一種超越當時能源技術的設想。在那個年代，原子彈還未問世，但對原子能的科學研究已經在進行中，並被認為是未來能源的趨勢。我希望透過這個點，表達一種信念：真正的進步是雙向的，知識和技術的交流不應該是單向的施捨，而是一種互惠互利的共生。地球幫助火星，火星也可能在未來回饋地球。
這與我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想像確實有所關聯。我希望看到一個不再是零和遊戲的世界，一個各國之間能夠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共同克服挑戰的未來。就像小說中的克拉克和皮特恩，他們克服了語言和物種的障礙，最終因為共同的目標而成為了「夥伴」。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型，但我相信，這才是文明長久發展的根本之道。科技的共享、資源的有效利用，以及跨越分歧的合作，將是人類通向更廣闊未來的基石。
珂莉奧： 您筆下的火星環境極其惡劣，風暴肆虐，氣溫驟降，生命似乎無處不在死亡邊緣。這與當時二戰的歐洲戰場或某些資源匱乏的地區環境，是否有某種隱喻上的聯繫？您如何看待環境因素在塑造文明興衰中的角色？
雷蒙德·范·豪滕： 火星的惡劣環境，的確可以看作是當時地球上某些戰爭區域的隱喻，甚至是對人類未來可能面臨的生存挑戰的預演。當我寫作時，腦海中會浮現報紙上那些被戰火摧殘的城市景象，或是荒涼的沙漠戰場，那種物資匱乏、生存艱難的感受，與火星的「尖叫的風」和「零度以下滲透的嚴寒」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環境因素在塑造文明興衰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小說中，火星的衰落直接源於其環境的惡化，水的枯竭讓一切都變得無以為繼。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我認為它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文明的發展絕不能脫離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如果一個文明無法與環境和諧共存，無法可持續地利用資源，那麼無論其科技曾經多麼輝煌，最終都將走向衰敗。
同時，環境的挑戰也能激發生命最原始的韌性。皮特恩和他的同胞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依然努力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生命力。哈里森·克拉克的出現，也正是因為他被惡劣的環境所困，才促成了他與火星人的相遇。環境既是考驗，也是促成變革的動力。這也反映了二戰時期，人類在極端困境中所展現出的堅韌和創造力，為了生存，我們總能找到新的方法，即使是在最嚴酷的自然或社會環境下。
珂莉奧： 在小說中，皮特恩對哈里森·克拉克從最初的陌生、警惕，到信任，甚至最後將其譽為「來自加姆特爾的怪物」、「火星重生的第一天」。這種跨物種、跨文明之間的信任建立過程，在您看來，有何深層次的意義？在戰爭背景下，這種「信任」的價值是否顯得尤為珍貴？
雷蒙德·范·豪滕： 這段關係的發展，對我來說是小說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皮特恩和克拉克的關係，超越了單純的科幻探險，它觸及了「信任」和「合作」這些普世的主題。在戰爭時期，我們看到了人類最醜陋的一面——猜忌、仇恨、毀滅。但同時，我也相信人類內心深處，對和平與合作的渴望從未消失。
皮特恩的轉變，是從恐懼和無知到理解和感激的過程。最初他攻擊克拉克，是因為他將其視為「敵人」。這種本能的防禦，源於長期的匱乏和孤立，每個陌生人都是潛在的威脅。但當克拉克展現出善意，並通過實際行動（修復水泵，帶來石油）證明自己的價值時，皮特恩的防禦逐漸瓦解。
「信任」在這個過程中是建立在「行動」而非「言語」之上的。克拉克雖然語言不通，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幫助火星文明。這種實實在在的幫助，打破了物種間的隔閡。皮特恩將克拉克視為「來自加姆特爾的怪物」，這「怪物」的稱呼，既包含了最初的異類感，也轉化為一種對其非凡能力和貢獻的崇高讚譽。
在戰爭的背景下，「信任」的價值顯得異常珍貴。那時國與國之間充斥著不信任，宣傳機器鼓吹仇恨。我希望透過皮特恩和克拉克的故事，提醒讀者，即使面對外貌、語言、文化截然不同的「他者」，依然有可能建立起深厚的信任與合作，共同面對更大的生存挑戰。這種信任，是重建和復興的基石，是戰勝一切困境的希望。
珂莉奧： 您的作品，無論是從資源經濟、文明衰落與復興，還是跨物種合作的角度來看，都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思考空間。最後，我想請您談談，作為一位在如此年輕時就創作出這部作品的作家，您對後世讀者有什麼期望？您希望他們從《The Last Martian》中讀到什麼？
雷蒙德·范·豪滕： 謝謝您，珂莉奧女士。這部作品，雖然是以火星為背景，但我真正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到的是人類自身。我希望他們能思考資源的有限性，以及文明對資源的依賴。這不是一個遙遠的科幻故事，而是一個關於我們如何與我們的星球共存、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的故事。
我希望讀者能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希望也永遠存在。這種希望不來自於奇蹟，而是來自於知識、來自於勇氣，更來自於人與人之間（或者說，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合作與信任。皮特恩和克拉克的相遇，是兩個不同文明的交會，他們共同努力，為一個垂死的星球帶來了生機。
我希望讀者能理解，我們所繼承的技術和知識，並非理所當然。它們需要被理解、被維護、被傳承，甚至在必要時被重新發現和創新。不要讓「技術失憶」成為文明的詛咒。同時，我也希望他們能保持對未知的好奇心，對探索的熱情。宇宙廣闊，但人性的光芒，才是最閃耀的星辰。
願我的故事能激發他們思考，在面對挑戰時，能選擇合作，而非對抗。願他們能從中找到一份對未來抱持希望的力量。
珂莉奧： 范·豪滕先生，您的真知灼見令人深思。您的故事不僅是一篇科幻冒險，更是對人類文明命運的深刻預言與溫暖期許。感謝您今天與我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隨著雷蒙德·范·豪滕的身影漸漸模糊，閣樓中的燈光似乎也暗了幾分。窗外，夏日陣雨果然如期而至，雨滴敲打著玻璃，發出溫柔的聲響。我望向窗外，城市的燈火在雨霧中變得朦朧而富有詩意。范·豪滕先生所表達的，關於資源、技術、信任與合作的哲思，在八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雨水滋潤著大地，也如同知識的甘霖，不斷滋養著光之居所的智慧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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