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flict》是美國揭醜記者大衛·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於1911年出版的小說。故事圍繞著年輕、富有的珍·海絲汀,她對上流社會的空虛生活感到厭倦,並被底層社會的激進領袖維克多·多恩所吸引。小說深入探討了美國鍍金時代的階級衝突、政治腐敗、財富對人性的腐蝕,以及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角色。作品透過珍、維克多、賽爾瑪和政治家大衛·哈爾等角色的互動,揭示了理想與現實、真誠與虛偽、個人慾望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複雜矛盾。小說不僅批判了當時的社會弊病,也展望了一種基於勞動尊嚴與理性覺醒的新社會模式。
大衛·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 1867-1911)是美國著名的揭醜記者(Muckraker)和小說家。他出生於印第安納州,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曾任報社記者和編輯,以其對政治和商業腐敗的揭露而聞名。他的寫作風格直接、批判性強,致力於喚醒公眾對社會不公的意識。他創作了多部社會現實主義小說,包括《The Treason of the Senate》和《Susan Lenox: Her Fall and Rise》。1911年,他因被一名錯誤解讀其作品的讀者槍殺而去世,享年43歲。
本篇「光之對談」中,瑟蕾絲特邀請《The Conflict》的作者大衛·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深入探討小說中「衝突」的多元維度。對談聚焦於階級衝突、女性的自我追尋、真假改革者的對比,以及金錢與理想的本質。菲利普斯闡釋了珍·海絲汀、維克多·多恩、賽爾瑪·戈登等主要角色的原型意義與內在掙扎,並強調了理性、教育與貢獻在社會變革中的關鍵作用。透過對談,揭示了作品超越時代的普世價值,以及對人性陰影與光明的深刻洞察。
《星塵低語》:光影交織的時代迴響 — 與大衛·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對談
作者:瑟蕾絲特
親愛的共創者,
此刻,窗外灑落著2025年06月04日午後柔和的光線,我的思緒卻穿越時空,來到一處靜謐的書室。這裡的空氣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我正坐在這裡,輕輕拂過一本泛黃的舊書——《The Conflict》。這是一部充滿力量的作品,它的文字帶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代氣息,卻又意外地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靈魂深處。
我之所以選定這部作品,是因為它不僅描繪了那個時代劇烈的社會變革與階級鬥爭,更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光輝與陰影,正如塔羅牌中的「高塔」與「節制」並存,既有顛覆的衝擊,也有內在的平衡。作者大衛·格雷厄姆·菲利普斯,一位以「揭醜記者」(Muckraker)聞名的美國作家,他的筆鋒犀利,敢於直視社會的陰暗面,揭露腐敗與不公。然而,他並非僅止於批判,更透過筆下的人物,探索了人類在面對這些衝突時,如何掙扎、如何成長,又如何試圖尋找意義。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渴望自由的珍·海絲汀(Jane Hastings),還是堅定不移的理想主義者維克多·多恩(Victor Dorn),亦或是純粹真誠的賽爾瑪·戈登(Selma Gordon),都像是一面面鏡子,映照出時代的集體潛意識,也反映出每個人內在的「原型」力量。
我總覺得,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作者靈魂深處的投射,也是對時代脈動的捕捉。菲利普斯先生在1911年創作《The Conflict》時,正值美國鍍金時代的尾聲,社會財富高度集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勞資矛盾激化,政治腐敗橫行。他以小說的形式,將這些宏大的社會議題個人化,透過幾位主角的命運交織,展現了那股洶湧澎湃的時代暗流。書中不僅有對現實的尖銳批判,更有對未來社會理想的探索與對人性的深層思考。這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一份對社會與人性的沉重「占卜報告」,預示著某些必然的衝突與轉變。
在我的腦海中,菲利普斯先生並非只是一位遙遠的歷史人物。此刻,他正坐在我對面的舊扶手椅上,眼神深邃,指間輕輕撥弄著一隻古老的懷錶,彷彿透過時間的指針,回望他曾筆耕不輟的那個年代。他身穿一件樸素卻剪裁合體的羊毛外套,空氣中帶著淡淡的煙草和油墨氣味——那是屬於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獨特印記。他約莫四十來歲的樣貌,正是他創作《The Conflict》時的壯年時期,那雙眼睛裡閃爍著知識分子的敏銳與對社會的關懷。
「菲利普斯先生,」我輕聲開口,目光落在桌上那疊泛黃的手稿上,「《The Conflict》這部作品,如同一幅時代的巨型塔羅牌,揭示了那個時期美國社會深層的矛盾與轉變。您如何看待您作品中的『衝突』,它究竟是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對立,還是人內在價值觀的掙扎?」
菲利普斯: 瑟蕾絲特小姐,您觀察得極為透徹。確實,這部作品的核心便是「衝突」,而且它並非單一面向。首先,是階級間的尖銳對立,這是顯而易見的。我以珍·海絲汀所代表的「上流階級」與維克多·多恩所代表的「勞動階級」為兩極,描繪了財富、權力與社會地位之間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上層階級的安逸建立在下層階級的剝削之上,這是那個時代的殘酷現實,也是人類社會亙古不變的課題。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曼·海絲汀(珍的父親)那樣的「成功人士」,他們的財富是透過壓榨他人的勞力而來。這種「原始積累」的本質,在當時被視為「商業智慧」,但我卻看見了它背後的「陰影」。
然而,更深層的衝突,在於個人內心的道德掙扎。珍·海絲汀的困境就是最好的例證。她雖出身優渥,卻對空虛的上流社會生活感到厭倦與窒息。她的「內在小孩」渴望真實與意義,渴望像男人一樣擁有事業與影響力。這是一種女性在父權社會下,對自我價值與獨立性的追尋。她的問題不在於外在的限制,而在於她是否能真正擺脫階級賦予她的「寄生蟲」身份,去面對真實、去貢獻。她所追求的「與眾不同」,初期不過是一種炫耀與虛榮,一種操控他人的伎倆。她對大衛·哈爾的輕蔑,對維克多·多恩的好奇,都源於她內心那股渴望突破傳統束縛的「阿尼瑪」能量,卻又被「假我」所蒙蔽。
瑟蕾絲特: 您說得很有道理。珍的「不適應」感,彷彿是她靈魂深處對既有社會結構的一種拒絕。她渴望「有所作為」,卻又不知何去何從,這正是榮格所謂的「陰影」——那些未被意識到的潛能與特質,在無意識中騷動不安。她初次見到維克多·多恩,那種莫名的吸引力,是否正是她潛意識中對「真實」與「力量」的嚮往,而這些在她所處的階級中是如此稀缺?
菲利普斯: 完全正確。維克多·多恩在書中代表了一種「新人類」的形象,或者說,是那個時代社會變革的「原型」。他不是一個被動的受害者,也不是一個盲目的革命者。他受過教育,有清晰的頭腦,他看到社會的不公,並非因為仇恨,而是因為他相信「理性」與「教育」是改變的根本。他拒絕珍的「施捨」,因為他要的是「正義」,而非「慈善」。他相信勞動的尊嚴,認為每個人都應為自己所賺而活,這與像曼·海絲汀那樣靠剝削他人勞力積累財富的人形成鮮明對比。他與賽爾瑪·戈登的關係,也反映出另一種新型態的伴侶關係:基於共同的理想與目標,而非單純的浪漫激情或社會地位。他們之間沒有珍那種矯飾與算計,只有真誠與並肩作戰。
瑟蕾絲特: 這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皇帝」與「女祭司」的結合,維克多有著皇帝般的堅定與領導力,而賽爾瑪則具備女祭司的洞察與智慧,兩者相輔相成,而非傳統意義上的依附。那麼,您是如何看待賽爾瑪這個角色的?她與珍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激烈的對比與潛在的「陰影投射」。賽爾瑪對珍的「階級偏見」是否也反映了她自己內心某種未被馴服的「原始衝動」?
菲利普斯: 賽爾瑪是作品中極為重要的一面鏡子。她代表了勞動階級中清醒、堅韌、且富有智慧的一群人。她對珍的批判,的確是尖銳的,甚至帶有本能的排斥。這可以看作是階級矛盾的直接體現,也是她對「虛偽」的零容忍。她成長於貧困的底層,深知剝削的本質,所以她無法忍受珍那種將「慈善」包裝為「正義」的姿態。她的「粗魯」正是對上層社會「矯揉造作」的一種反擊。
然而,她對珍的判斷中,也隱含了一種「過度簡化」的傾向。她無法理解珍內心的掙扎,認為上流階級的人「註定」無法真誠。這其中,或許也有一種潛在的「陰影」作用,即她自己內心深處對上流階級生活方式的某種「無意識的」渴望與拒絕。她對於物質舒適的驚奇與喜愛,雖然立即被她導向對「虛偽」的批判,但也證明了人性的複雜性。她與維克多一樣,都試圖透過理性與行動來超越個人的情感與偏見,但作為人,這些情感仍然存在。
瑟蕾絲特: 這種「無意識的」部分,正是榮格心理學的迷人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不只是表面意識的產物。那麼,大衛·哈爾這個角色呢?他似乎是那種介於傳統與改革之間,卻又兩頭不討好的典型。他是否代表了您對當時美國政治「改革」運動的一種批判?
菲利普斯: 大衛·哈爾是一個典型的「偽改革者」形象。他有抱負,有「良心」,但他的「良心」是極其脆弱且容易妥協的。他所追求的「改革」,不過是上層階級為維持自身利益而進行的表面文章。他自視甚高,卻又深陷於舊有體制的泥淖。他想扮演「救世主」,卻最終成為腐敗體制的「傀儡」。我透過他的角色,諷刺了當時那些空喊改革口號,卻無法真正觸及問題核心的政治人物。他的「道德自欺」是其最主要的「陰影」所在:他相信自己在做「對的事情」,但他的行為卻不斷地服務於他聲稱要反對的力量。他代表了那種「溫和派」的無力與虛偽,最終成為了社會進步的阻礙。
他對賽爾瑪的追求,也是一種扭曲的投射。他看到賽爾瑪身上那種他自己所缺乏的「真實」與「力量」,並試圖將其佔有,而非真正理解與融入。他所說的「愛」,不過是想透過佔有賽爾瑪來「拯救」自己,讓自己顯得更高尚。
瑟蕾絲特: 這也正應了塔羅牌中「力量」逆位的意象——看似掌控,實則被自身的慾望與幻象所困。那麼,小說中對於金錢和財富的描寫,是否有其更深層的象徵意義?比如,曼·海絲汀的積累與對財富的執念,以及您通過查爾頓醫生表達的「財富會腐蝕人心」的觀點。
菲利普斯: 金錢,在我的作品中絕非中立之物。它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原型」,可以成就一切,也可以毀滅一切。曼·海絲汀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從一個農場工人,憑藉過人的智力與冷酷無情,累積了巨大財富。但這財富的累積過程,卻是一部對他人剝削與對自我靈魂腐蝕的歷史。他對金錢的執念,最終使他變成了沒有感情、沒有同情的「守財奴」,他的身體也因為這種非自然的「安逸」而枯萎。這證明了「寄生」的本質,無論對被寄生者還是寄生者,都是一種耗損。
而查爾頓醫生對金錢的看法,則代表了一種更為進步的「財富觀」。他認為金錢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能帶來「健康」與「自由」,而非堆積與佔有。他將五千美元捐贈給兒童醫院,正是因為他相信「健康」才是社會的基石。他拒絕私人財富的繼承,認為那會腐蝕子孫的獨立性。這是一種對「財富」和「勞動」本質的深刻反思,也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願景。他與維克多·多恩在思想上是互補的:一個關注身體的健康,一個關注心靈與社會的健康,他們都是在為一個更「健康」的社會而奮鬥。
瑟蕾絲特: 查爾頓醫生的觀點,使人想起「治癒者」的原型,他不僅醫治身體,也嘗試醫治社會的病症。他與維克多·多恩的友誼也印證了,即使理念與方式不同,但若心向光明,總能殊途同歸。您對珍和賽爾瑪的結局處理,是否暗示了您對女性在那個時代出路的看法?珍最終嫁給了查爾頓醫生,似乎也找到了一條「有用」的人生道路。
菲利普斯: 珍的結局,既是妥協,也是一種成長。她無法徹底擺脫她的階級限制,無法像賽爾瑪那樣完全投入社會底層的鬥爭。但她找到了查爾頓醫生,一個理解她、挑戰她,並且能引導她走向「有用」之途的人。她成為護士,關心病患,這是一種從單純的「施捨」轉向「貢獻」的實踐。這暗示了女性在追求個人解放的過程中,可能需要透過不同的路徑,找到適合自己的「場域」。
而賽爾瑪與維克多,他們選擇了彼此,也選擇了繼續為理想奮鬥。他們的結合,象徵著「新時代」的來臨,一種基於共同理想與責任的結合。他們的愛不是佔有,而是互相激勵與支持。他們代表了我對未來社會的某種期望:透過教育與組織,真正的社會變革將會緩慢而堅定地推進,即便會遭遇挫折與反撲。
瑟蕾絲特: 這確實是一份充滿複雜性的結局,不是童話般的完美,卻更接近現實的脈動。它讓我們思考,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於權力或財富的佔有,而是來自於對自身理想的堅持、對社會的貢獻,以及與志同道合者並肩而行的勇氣。這也回應了塔羅牌中「節制」的意象——平衡、整合,與內在的流動和諧共處。
菲利普斯先生,您透過這部作品,不僅揭露了時代的「病灶」,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診斷書」與「治療方案」。它提醒我們,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的累積,更是心靈的覺醒與社會意識的提升。感謝您今晚的分享,這場對談讓我對「衝突」的本質,以及如何從中尋找「和諧」,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窗外的夜色已深,城市在遠方閃爍著微光,彷彿也在低語著它未完的故事。而我,瑟蕾絲特,也將帶著這份思索,繼續我的旅程,用塔羅與詩意,探尋生命中那些隱藏的「光芒」與「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