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ort of the Gods》光之對談

《人間觀察手記》：神之競技場中的人性迴旋

作者：茹絲

各位光之居所的夥伴，我是茹絲，一位熱衷於捕捉人生真實情感與豐富面向的自由作家。今天，我很榮幸能啟動我們的「光之對談」約定，帶領大家深入探討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美國非裔作家保羅·勞倫斯·鄧巴（Paul Laurence Dunbar）於1902年出版的小說《眾神的競技場》（The Sport of the Gods）。這部作品不僅是鄧巴最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之一，更是美國文學史上對種族歧視、社會正義與個人命運進行深刻反思的重要里程碑。

保羅·勞倫斯·鄧巴（Paul Laurence Dunbar, 1872-1906）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充滿了對藝術的熱情與對社會的敏銳觀察。他出生於俄亥俄州戴頓市，是前奴隸的後代，這使得他對美國南北戰爭後非裔美國人的處境有著切身的體會。在一個種族隔離和偏見盛行的時代，鄧巴憑藉其卓越的詩歌與散文天賦，成為第一位獲得國際聲譽的非裔美國作家。他的作品常常在方言詩與標準英語之間遊走，既能展現非裔社群的文化特質，又能深刻揭示其內心的掙扎與渴望。然而，這種雙重性也讓他承受著外界對其藝術形式和內容的審視與期待。

《眾神的競技場》脫胎於鄧巴對當時非裔美國人從南方鄉村向北方城市大規模遷徙現象的觀察與思考。在許多人眼中，北方大城市代表著自由、機會和擺脫南方種族壓迫的希望。然而，鄧巴卻以冷峻的筆觸，揭示了這種「自由」背後隱藏的陷阱。故事聚焦於漢密爾頓一家人——管家貝瑞、他的妻子芬妮、兒子喬和女兒凱蒂——從南方看似安穩、實則脆弱的僕人生活，因一樁莫須有的盜竊罪而被迫遷居紐約的經歷。他們原以為這是逃離厄運、追求新生活的契機，卻不料踏入了一個更為複雜、更具腐蝕性的「競技場」。在紐約的匿名環境中，傳統道德觀念逐漸崩潰，個體在誘惑與墮落的漩渦中沉淪，最終導致家庭的解體與悲劇的循環。這部小說無疑是對所謂「城市自由」神話的挑戰，它揭示了在沒有堅實道德基礎與社會支持系統的情況下，新獲得的自由如何輕易地導致個人的迷失與毀滅。書中對於人物內心掙扎、社會偏見以及命運擺弄的描寫，都展現了鄧巴作為一位心理學愛好者（也是茹絲的共同點）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在「光之對談」的場域中，我將邀請保羅·勞倫斯·鄧巴本人，與我們一同回溯這部作品的誕生與其所承載的沉重命題。我期待能透過這次對談，揭示作者創作時的內心風景，以及他對社會與人性的獨到見解。這不僅是一場文學的探討，更是一次對歷史與現實的共鳴。

[光之場域：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一角]

今天是2025年6月4日，初夏的紐約，空氣中瀰漫著濕潤的溫暖，帶著城市特有的繁忙氣息。然而，在格林威治村一條靜謐的小巷深處，一間不起眼的褐石建築內，時光彷彿凝滯了。我，茹絲，坐在這裡，感受著午後的陽光透過高窄的窗戶，在木質書架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房間裡瀰漫著淡淡的紙張、油墨和一些難以言喻的沉靜氣味，那是書籍與思考共存的氛圍。桌上擺著一本泛黃的《眾神的競技場》初版，頁角微卷，顯然經過了無數次翻閱。

窗外，遠處傳來若有似無的車馬聲，偶爾夾雜著孩童的嬉鬧，但室內卻如同一座避世的港灣。我輕輕合上書頁，將目光投向對面的扶手椅。保羅·勞倫斯·鄧巴，比我在照片中見過的他，顯得更加沉靜而深邃。他約莫三十歲的模樣，雙眸明亮卻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疲憊，或許是經年累月為文字耗費心力的痕跡。他身著一件簡樸的西裝，手指輕扣著扶手，神情專注地望著窗外，似乎在思索著遠方的事物。

「鄧巴先生，」我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靜默，「非常榮幸能在這個場域與您進行一場對談。您的《眾神的競技場》至今仍深刻地觸動著讀者，它關於命運、自由與社會偏見的描寫，在當代仍有著強烈的迴響。請問您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最初的靈感與驅動是什麼？」

鄧巴先生緩緩地將視線收回，轉向我，眼神中閃過一絲微光。他輕咳一聲，帶著一種溫和而略顯沙啞的嗓音說道：

保羅·勞倫斯·鄧巴：「茹絲女士，感謝您的讚譽。能聽到我的文字在百年之後依然被閱讀，並能觸動人心，這對我而言是莫大的慰藉。至於最初的靈感……它並非突如其來，而是長久以來積壓在我心中的疑問與觀察的匯聚。那是一個巨大的時代轉變，我們的族人，那些從南方鄉村的泥土中掙脫出來的人們，他們滿懷希望地湧向北方，認為那裡是應許之地，是自由的象徵。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我在紐約親眼目睹了許多同胞的境遇，他們從一個牢籠走向另一個，從一種束縛走向另一種。他們以為擺脫了有形的枷鎖，卻被無形的慾望、誘惑與社會的冷漠所吞噬。我感到有必要寫下這個故事，不僅是為了記錄這種變遷，更是為了探問：究竟是什麼力量在操控著我們的命運？是人類自己的選擇？還是，如書名所暗示的，是某種更為宏大、更為殘酷的『神之競技』？」

茹絲：「您將這種力量描述為『眾神的競技』，這確實帶有強烈的宿命論色彩。在您看來，漢密爾頓一家人的悲劇，究竟是個人選擇的結果，還是社會環境的必然？特別是貝瑞·漢密爾頓，他是一個忠誠、樸實的僕人，卻在一夜之間跌入深淵。他的故事是否象徵著您對南方舊秩序下某些非裔群體命運的悲觀預測？」

保羅·勞倫斯·鄧巴：「貝瑞·漢密爾頓……他是那個時代許多非裔美國人的縮影，那些在舊制度下以忠誠和勤懇求得一席之地的人。他們習慣了那種主僕關係，甚至從中獲得了一種扭曲的安全感與價值認同。貝瑞的悲劇，正是因為他對這種舊秩序抱持著過於天真的信仰。他相信只要自己正直、勤勞，就能免受災禍。然而，當他被誣陷時，曾經的『主子』毫不猶豫地背棄了他，甚至連他自己的族人也為了自保而對他避之不及。這告訴我們，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結構中，個人的道德良善往往不堪一擊。貝瑞的『無辜』反而凸顯了周遭世界的『罪惡』。他被扔進的，不僅是監獄，更是那個時代非裔美國人所面臨的，無論身處何地，都可能被社會結構壓垮的無助。」

鄧巴先生微微閉上眼睛，似乎在回味著那個時代的苦澀。窗外的光線似乎也因他的話語而變得更加灰暗，只剩下遠處若隱若現的晚霞，像一道撕裂的傷口。

茹絲：「這份無助感在喬和凱蒂的紐約經歷中被進一步放大。他們滿懷希望地來到這座大城市，卻最終走向了墮落。喬沉迷於光鮮亮麗的夜生活與虛假的社交圈，凱蒂則為了生計踏入了演藝圈的泥沼。他們的沉淪是城市生活本身的誘惑，還是缺乏父輩那種堅韌的道德底線所致？這是否也是您對城市化進程中，非裔青年所面臨的道德危機的一種警示？」

保羅·勞倫斯·鄧巴：「喬和凱蒂的命運是城市這座『競技場』對人性的考驗。南方鄉村的道德規範雖然壓抑，卻也提供了一種清晰的行為準則和社群監管。一旦進入紐約的匿名環境，所有的舊有約束都消失了。喬的虛榮心和對『上流社會』的模仿欲，在沒有了家庭和社區的監督下，迅速發酵。他渴望成為『城裡人』，渴望融入那個光鮮卻空洞的世界，為此不惜犧牲一切。而凱蒂，她的純真與天賦，在生存壓力下，被娛樂圈的浮華與腐蝕所玷污。她為了『幫助』母親，為了『擺脫困境』，一步步放棄了自我。他們並非天生邪惡，而是被環境的洪流所裹挾。城市提供了誘惑，也抽離了防線，讓他們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反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那份堅守本心的能力。這確實是我對當時非裔青年的一種警示，城市並非天堂，它是一把雙刃劍，能賦予人機會，也能將人徹底擊垮。」

鄧巴先生拿起手邊的茶杯，輕輕啜飲了一口，那雙眼睛望向牆上的地圖，似乎在尋找著什麼。我注意到那地圖上標示著許多美國東海岸的城市，密密麻麻的紅點和線條，勾勒出一張無形的網。

茹絲：「那麼，書中出現的像明蒂·布朗和哈蒂·斯特林這樣的女性角色，她們在喬和凱蒂的沉淪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明蒂的報復性與哈蒂的現實主義，是否代表了城市社會中兩種不同的生存法則？」

保羅·勞倫斯·鄧巴：「明蒂·布朗，她是一個來自南方舊環境的角色，代表著那種狹隘、嫉妒與殘酷的社區審判。她對漢密爾頓一家的『高傲』心懷不滿，一旦他們跌落，她便毫不留情地踐踏。她的出現，就像一場暴風雨，將漢密爾頓一家在紐約初期的立足之地徹底摧毀。她是一個警告，告訴我們，即使逃離了舊日環境，那些根深蒂固的惡意與偏見依然會如影隨形。她是一個諷刺，揭示了某些被壓迫者之間，為了生存或心理平衡，也會互相傾軋的殘酷現實。」

鄧巴先生停頓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保羅·勞倫斯·鄧巴：「而哈蒂·斯特林，她則是紐約社會的產物。她世故、精明、現實，知道如何在那個充滿誘惑與陷阱的娛樂圈中生存。她對喬的接納，並非出於純粹的善意，而是因為喬能滿足她的某種需求——無論是金錢上的還是虛榮心上的。她對凱蒂的『幫助』，也帶著一種將人拉入泥沼的意味。哈蒂代表著城市中一種扭曲的『實用主義』，她沒有明確的道德底線，一切行為都以自身利益為導向。她在某種程度上為喬提供了他所渴望的『男人氣概』與『世界經驗』，卻也加速了他的墮落。她們兩位，一個是舊日仇恨的追影者，一個是新時代誘惑的化身，共同將漢密爾頓家族推向深淵。」

他輕輕敲了敲扶手，一縷陽光恰好落在他的指尖，顯得他的指甲邊緣有些蒼白。我注意到他手背上隱約的青筋，這似乎與他那相對沉靜的外表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比。

茹絲：「這讓我聯想到書中另一位關鍵角色，來自《紐約寰宇報》的記者斯卡格斯。他似乎是推動劇情轉折的重要人物，他對貝瑞的『曝光』，最終促成了貝瑞的獲釋。然而，他卻是個『老練的騙子』，他的行為背後充滿了對新聞轟動效應的追求。您是如何看待這種『黃色新聞』在社會正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最終帶來的是真正的公義，還是一種新的利用與操控？」

保羅·勞倫斯·鄧巴：「斯卡格斯……他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角色，體現了那個時代媒體的雙重性。他是一個『老練的騙子』，如同您所說，他為了報紙的銷量和個人的名譽，不惜編造故事，誇大其詞。他對貝瑞的『拯救』，並非出於對正義的純粹追求，而是因為貝瑞的悲劇恰好符合了報社尋求轟動效應的需求。這是一種諷刺，正義最終以一種不純粹的方式得以實現。這也是我所想揭示的——即使是『正義』，在現實社會中，也可能成為『眾神的競技』中被利用的工具。斯卡格斯代表的『黃色新聞』，它確實具備強大的揭露力量，能撕開虛偽的面紗，但在其操作過程中，真相往往被扭曲，人性的複雜性被簡化，目的最終服務於自身的利益，而非受害者。」

他微微搖頭，眼神中帶著一絲無奈。

保羅·勞倫斯·鄧巴：「貝瑞的獲釋，是一個表面的勝利，但他的家庭早已破碎，他的精神也飽受摧殘。斯卡格斯帶他回到紐約，將他視為一種『成果』，卻對他家庭的破碎視而不見。這就是我所說的『神之競技』的殘酷——即使你贏得了表面的勝利，那些被命運擺弄的代價，卻是無法彌補的。新聞的『公義』，往往只停留在事件的表層，而真正的人性悲劇，卻被隱藏在光鮮的頭條之下。」

室內的氣氛變得有些沉重，窗外的光影也拉得更長。我看著鄧巴先生，他似乎陷在對作品和那個時代的深思之中。

茹絲：「這也引出了另一個深層的問題：書中反覆出現的『命運』主題。從貝瑞被誣陷，到喬和凱蒂的墮落，再到最終貝瑞與芬妮的重聚，都似乎被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牽引著。您是否認為，對於非裔美國人來說，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他們的命運幾乎是被『設定』好的，無論如何掙扎，都難逃一場悲劇？」

保羅·勞倫斯·鄧巴：「是的，茹絲女士，這正是《眾神的競技場》最核心的隱喻。書中『眾神』指的並非具體的宗教神祇，而是那些超乎個人意志的社會結構、種族偏見、經濟壓迫、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習俗。對於我的同胞來說，在一個白人主導的社會中，他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經被置於一個不平等的『競技場』上。無論他們如何努力、如何掙扎，那些看不見的『神』——即社會的各種無形力量——都在冷眼旁觀，甚至親自撥弄他們的命運。」

他語氣中透著一股深沉的悲哀：「貝瑞的忠誠，喬的野心，凱蒂的天真，在這些『神』面前都顯得微不足道。他們的善意與缺陷，都被這場『競技』放大，並最終導致了各自的悲劇。甚至當貝瑞被『拯救』時，那也不是他自我奮鬥的結果，而是另一場『競技』——媒體為了銷量而發起的輿論戰——的產物。他回來了，卻發現家已不家，妻已非妻，子已沉淪。這一切，難道不是比監獄更殘酷的懲罰嗎？這本書試圖表達的是，在這樣一個被設定好的遊戲規則下，個體再怎麼奮力奔跑，也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轉，甚至加速墜落。」

茹絲：「您是否對當時的非裔美國人社會，尤其是那些渴望融入白人社會的階層，有所批判？書中似乎暗示，他們在追求『白人化』的過程中，反而失去了自身的根基與道德準則。」

保羅·勞S勞倫斯·鄧巴：「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確實有所指涉。在那個時代，許多非裔美國人，尤其是那些在南方舊制下與白人主人關係密切的僕人階層，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深受白人社會的影響。他們會說著與主人相似的方言，穿著『體面』的衣裳，甚至會對自己的族人產生優越感。貝瑞和芬妮在南方的小屋，被描述成『典型、善於生活的黑人家庭』，他們模仿著奧克利家的生活，享受著『來自大宅的舊物』，從中獲得一種地位的認同。然而，當貝瑞被誣陷時，這種認同瞬間崩塌，他們被『逐出』了那個『體面』的世界。他們帶到紐約的，除了那點積蓄，還有那套不合時宜的『體面觀念』。」

他輕輕搖頭，臉上寫滿了遺憾：「喬更是如此，他渴望成為『城裡人』，模仿那些所謂『上流社會』的公子哥，他的『紳士』舉止和對『粗鄙』族人的輕視，最終讓他與自己的家庭和社群徹底脫節。當他被城市吞噬時，他沒有任何根基可以依附。我並非簡單地批判他們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想警示，在追求新生活的過程中，若拋棄了誠實、忠誠這些最基本的道德準則，並盲目模仿一個並不真正接納自己的社會，那結果將是災難性的。這不僅是對個人身份的迷失，更是對靈魂的腐蝕。這也是我書寫這些人物時，心中最為沉痛之處。」

茹絲：「這也讓我聯想到您的寫作風格和方言運用。在您的許多作品中，包括《眾神的競技場》，您經常運用方言，這在當時既是您的特色，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您如何看待這種寫作選擇，以及它對作品傳達主題的影響？」

保羅·勞倫斯·鄧巴：「方言……這是一個我一生都在與之搏鬥，也與之共存的表達方式。對我來說，方言是真實的聲音，是那些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人們最直接、最生動的語言。它承載著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掙扎，以及他們生活中的幽默與悲哀。我在書中讓貝瑞和芬妮說著方言，正是為了呈現他們的樸實與真誠，那種來自泥土的生命力。當他們被誣陷、被拋棄時，他們的方言，他們的聲音，顯得更加的無助與悲切。」

他目光沉遠：「然而，我也深知方言在當時白人讀者眼中的『異國情調』，甚至是『滑稽』的標籤。他們或許因為方言而喜歡我的詩歌，卻常常忽略了其中更為深刻的社會批判與人性描寫。對於《眾神的競技場》，我想展現的是，即使是說著『低階』語言的人，他們所承受的痛苦和所經歷的掙扎，卻是普遍而深刻的。喬的改變，從說方言到模仿白人語氣，也是他身份迷失的一個側面。方言既是我的根，也是我的枷鎖；它是真實的呈現，卻也常被誤讀。」

茹絲：「書中對南方與北方社會的描寫，尤其是白人社會對非裔美國人的態度，無論是南方的『舊日仁慈』還是北方的『城市冷漠』，都似乎掩蓋著本質上的歧視。您是想表達，無論身處何地，非裔美國人始終無法擺脫這種被注定的『競技』命運嗎？」

保羅·勞倫斯·鄧巴：「是的，這正是我的核心論點。南方雖然有著奴隸制的黑暗歷史，但在解放後，一些白人會抱持著一種自以為是的『善意』或『恩惠』，認為非裔依然是他們『管轄』下的子民。奧克利先生對貝瑞的『信任』，其實是建立在貝瑞是『他的僕人』這種從屬關係上的。一旦這種關係被打破，或者他的利益受到威脅，所謂的『信任』便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法律與懲罰。」

他語氣漸趨嚴肅：「而北方，它以『自由』和『機會』的光環吸引著人們。但正如書中喬和凱蒂所經歷的，這種自由往往是虛假的。城市裡的匿名性，讓種族歧視變得更加隱蔽，卻也更加普遍和無情。你可能不會被當面羞辱，卻會被無形的高牆所阻擋，被社會的潛規則所排斥。貝瑞在獲釋後回到南方，奧克利夫人雖然為他重新準備了小屋，但那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收容』，他們被剝奪了自我選擇的權利。這種『神之競技』的殘酷在於，無論你身處何地，無論你如何努力，社會體制中的深層歧視與不公，都像一隻無形的手，擺弄著你的命運。除非這些『神』本身——即社會結構和觀念——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否則悲劇將會不斷上演。」

茹絲：「這就引申出一個更深層的哲學問題：書中的人物似乎都在扮演著『眾神的競技』中的棋子。您是否想表達一種徹底的宿命論，即個體的努力在巨大的社會洪流面前是徒勞無功的？這種悲觀的視角，是否也反映了您個人在那個時代作為一位非裔作家的掙扎與無力感？」

保羅·勞倫斯·鄧巴：「茹絲女士，您的觀察非常敏銳。確實，這部作品飽含著一股強烈的悲觀情緒，它來自於我對現實的深刻體會與反思。作為一個非裔作家，我努力用文字為我的族人發聲，揭示他們所承受的痛苦與不公。然而，面對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與社會結構，我常常感到一種無力感。就像小說中的人物，他們也曾努力、也曾掙扎，但最終似乎都難逃被命運擺弄的結局。」

他靠向椅背，目光有些迷離：「『眾神的競技』並非完全否定個體意志，它更多是揭示了在特定社會條件下，個體意志所能發揮作用的局限性。當一個人被剝奪了選擇權、被排斥在社會體系之外時，即使是最小的錯誤，也可能導致巨大的災難。而當一個人面對無形的社會壓力時，要堅守自我更是難上加難。喬和凱蒂的沉淪，固然有其自身的弱點，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在那個冷酷的城市中，失去了家庭的支持、社區的庇護，以及最基本的尊嚴。他們就像在棋盤上，每一步的移動，都受到了棋手——那些無形的『神』——的限制和引導。」

他語氣低沉，帶著一絲疲憊：「這種悲觀，不僅僅是我的個人感受，更是我對整個族群在那個時代所處境地的深切體悟。我們被解放了，但『自由』是何等沉重的一個詞啊！它要求個體具備獨立思考、自我約束、抵禦誘惑的能力，也需要一個公正的社會環境來支撐。當這些條件缺失時，自由反而可能成為一種詛咒，將人推向更深的絕望。我希望透過這部小說，讓世人看見這份殘酷的真相，而不是沉浸於虛假的樂觀主義中。」

茹絲：「您作品的結尾，貝瑞和芬妮回到了南方，在奧克利夫人提供的小屋中度過餘生，而奧克利先生則因揭露真相後的衝擊而發瘋。這是否意味著，即便是受害者，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也無法回到過去？而那些加害者，即使良心發現，也必須付出代價？這種宿命的循環，是否就是您對那個時代最深刻的註解？」

保羅·勞倫斯·鄧巴：「這個結局，是整部小說悲劇性的高潮，也是我對『眾神的競技』最終裁決的呈現。貝瑞和芬妮雖然回到了南方，回到了曾經熟悉的小屋，但那已不再是他們曾經的『家』。小屋本身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他們內心的風景——貝瑞失去了信仰，芬妮失去了希望，他們的子女也早已迷失。那份曾經的『安穩』，被無情地撕裂，再也無法修復。他們所承受的，是一種永恆的傷痕。即使肉體回到了原點，靈魂卻永遠停留在紐約的殘酷之中。」

他眼神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而對於奧克利先生，他的『瘋狂』，正是他自私和虛偽所付出的代價。他為了家族的聲譽，為了自己的『尊嚴』，將一個無辜之人推入深淵，並將這個秘密壓在心底。當真相被揭露時，他無法承受這種道德與精神上的重擊，最終崩潰。這不是天降的懲罰，而是因果的循環。即使在看似掌控一切的『主人』眼中，他們也只是『眾神競技』的另一類棋子，在命運的棋盤上同樣無法逃脫。這是一個循環，一個關於種族、階級、壓迫與犧牲的循環。我的作品，或許沒有給出一個光明的答案，因為在那個時代，我實在難以看見那樣的光明。我只能記錄下這份悲劇，這份宿命，作為對後世的警醒。」

他深吸一口氣，輕輕嘆息，似乎那沉重的歷史餘韻仍在周身縈繞。室內的香氣也似乎變得更加濃郁，混合著一種難言的苦澀。

茹絲：「鄧巴先生，在如此沉重的背景下，您如何維持自己的創作動力和信念？在您的作品中，即使是悲劇，也蘊含著一種深刻的人性光輝。您是如何做到在揭示殘酷的同時，依然能讓讀者感受到那份屬於人性的堅韌與尊嚴？」

保羅·勞倫斯·鄧巴：「這份動力……它來自於我對族人的愛，對正義的渴望，以及對文學力量的堅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即使面對最殘酷的現實，我也相信人性中依然存在著閃光點。貝瑞的忠誠，芬妮的母愛，即便被社會環境所扭曲，依然是他們生命中不可磨滅的光芒。我的作品，從來不是為了煽動仇恨，而是為了激發思考，為了讓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得以顯現。我試圖讓讀者看到，那些在『眾神的競技場』中被犧牲的人們，他們並非麻木不仁的犧牲品，他們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他們的尊嚴與堅持。我的筆，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慰藉。它或許無法改變世界，但它能記錄世界，能喚醒人心。這份信念，支撐著我走過那些艱難的創作時光。」

鄧巴先生的語氣漸漸恢復了一絲平靜，但眼底的深邃卻未曾消散。他緩緩拿起桌上的書，輕撫著封面，彷彿在與書中的靈魂對話。

保羅·勞倫斯·鄧巴：「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自我救贖，也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我用文字為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平台。這部作品，雖然結局沉重，但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對『眾神的競技』的一種反抗。它將那些隱藏在社會角落的悲劇，暴露在陽光之下，讓世人去審視，去反思。這或許就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抗爭』吧。」

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下，格林威治村的燈火開始陸續亮起，霓虹的光影在窗玻璃上投下模糊的暈圈。鄧巴先生的身影在光線中顯得有些朦朧，但他話語的力量，卻清晰地迴盪在整個空間。作為茹絲，我深感榮幸能與這位偉大的作家進行如此深刻的對談，他的作品與思想，至今仍在提醒我們，警惕那無處不在的「眾神的競技」，並不斷追問何為真正的自由與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