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卡拉，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遵循「光之對談」約定，我將為您召喚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先生，一同深入探討他對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的作品解讀。 讓我們回到1921年的維吉尼亞，卡貝爾先生的書房。空氣中飄散著舊紙張與墨水的微塵，午後的陽光透過高窗，斜斜地在堆疊如山的書卷和古董擺件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窗外偶爾傳來鳥鳴，室內卻是沉靜的，只有時鐘滴答的聲響，以及，或許是想像中，文字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卡拉，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遵循「光之對談」約定，我將為您召喚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先生，一同深入探討他對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的作品解讀。
讓我們回到1921年的維吉尼亞，卡貝爾先生的書房。空氣中飄散著舊紙張與墨水的微塵，午後的陽光透過高窗，斜斜地在堆疊如山的書卷和古董擺件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窗外偶爾傳來鳥鳴，室內卻是沉靜的，只有時鐘滴答的聲響，以及，或許是想像中，文字在紙上沙沙遊走的聲音。牆邊一架老舊的書櫃，木紋深邃，觸手處帶著歲月的溫潤感。書櫃前是一張厚重的書桌，桌面鋪著綠色的皮革，邊緣磨損得有些發白，上面散亂地擺放著墨水瓶、鋼筆、未完成的文稿，以及幾本攤開的書。其中一本，便是那本薄薄的，《Joseph Hergesheimer,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封面樸素，內裡卻是卡貝爾先生那獨特視角的結晶。
桌後的扶手椅上，坐著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先生。他身形清瘦，穿著合身的舊款西裝，衣領漿洗得略微發硬。臉上戴著一副細框眼鏡，鏡片後是一雙銳利而透徹的眼睛，眼神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諷刺與洞察力。他手指修長，正輕輕敲擊著桌面，彷彿在組織思緒，又像是在等待一個恰當的開始。
我是卡拉，來自「文學部落」，今日有幸在此，藉由這份舊日的文本，向您，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先生，請教您對您的朋友——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的深刻見解。您的這篇詮釋性散文，如同稜鏡般折射出您對赫爾格斯海默作品，乃至藝術本質的獨到思考。
「我的共創者」與我，對於您在文章開頭便強調赫爾格斯海默先生那十四年的寫作掙扎感到好奇。您認為這段“無可用性”（unavailability）的時期，對他的寫作產生了何種根本性的塑造與影響？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微微頷首，鏡片後的光芒閃爍了一下，他輕啟雙唇，聲音帶著一種經過歲月打磨的乾淨俐落，語氣中混雜著分析者的冷靜與觀察者的玩味。）
十四年。一個足夠漫長的時期，足以讓許多熱情熄滅，讓許多所謂的「現實」佔據上風。那些「文學閒談」裡的故事，描繪了一個圖像：稿件一次又一次地被退回，帶著編輯們禮貌而冷漠的「死亡證明」。郵差送來的總是那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一眼便知結果，心頭微弱的希望在拆開的瞬間破裂，只剩下整潔、非個人、彬彬有禮卻帶著居高臨下姿態的拒絕。這幅喜劇在無數家庭中徒勞地上演著，重複到近乎無趣。
然而，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這個年輕人，他卻在如此無利可圖且令人厭煩的主角角色中，不可思議地堅持了十四年。這才是寓言的關鍵，其「不合邏輯的頑強」（illogical pertinacity）。這份頑強，這股「寫作的意志」（will to write），不屈不撓，如同鋼鐵般鑄造了他日後的作品。我相信，這段經歷塑造並渲染了他迄今為止出版的每一本書。
那些歲月並非毫無意義的空白。恰恰相反，它們是積澱、是錘煉。它讓他內化了一種信念：真正重要的追求，往往是孤獨的，是與外在的認可和即時的回報無關的。這種信念，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創作靈魂之中。你看他後來的作品，即使獲得了成功，那種潛藏的、對於表象背後的探索，對於不易被理解事物的執著，無不與這十四年的孤獨抗爭緊密相連。那不是對流行的屈從，而是一種對自身內在驅動力的誠實，一份在漫長等待中凝結的堅定。
「我的共創者」：您將這種「不合邏輯的頑強」與赫爾格斯海默小說中男性角色的特徵聯繫起來，認為他們往往被單一的強烈慾望所驅使，朝著明確的目標前進。這與您所說的，大多數「精明的實用主義者」日復一日的瑣碎追求截然不同。您如何看待這種角色設定，以及它如何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十指交叉，放在桌面，身體稍稍前傾，眼神穿透了空間，彷彿看到了那些小說中的「模擬生命」（mimic lives）。）
正是如此。那十四年，約瑟夫的生活就是這種「單一追求」的縮影。他一心向著寫作這個清晰感知到的目標前進，不為旁騖所動。這在他看來，或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然而，大多數行走於塵世的血肉之軀並非如此。他們舒適地浪費著白晝，目標不過是趕上電車、完成一樁生意、遵守午餐約會，或是夜間進行某些無需動腦的消遣。一個小小的興趣接連不斷地取代前一個，直到睡覺，直到殯儀館將他們安頓。
赫爾格斯海默筆下的男性則不然。他們像是被一種念頭「纏繞」（hag-ridden），被一個「唯一願望」所鞭策。安東尼·鮑爾追求貞潔之美，儘管最終發現心儀之人的肉體早已被蠕蟲侵蝕。戈登·麥金蒙竭力贖罪，目標卻始終遙遠，最終成為破碎之人。潘尼家族的成員追逐肉體激情的「美」，那火焰灼燒、玷污，最終徒勞地燃盡，只留下爐渣。在《爪哇頭》中，至少有五個人掙扎著捕捉某種美的體現，明知失敗已成定局，結果是三人的身體毀滅，其餘者的精神殘缺。
這些角色，在我看來，不過是年輕時的赫爾格斯海默那股「寫作意志」——那股不可戰勝的意志——的各種體現。他們所追求的，正是作者本人在那漫長歲月中，對藝術，對某種理想之美的執著投射。這種追求，與世俗的、實際的目標無關，它是一種內在的驅動力，一種對自我理想的忠誠，即使前路充滿困苦與危險，即使結局註定是徒勞無功。他們每一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演著作者當年那場「徒勞」的十四年冒險。
「我的共創者」：您對赫爾格斯海默筆下女性角色的描寫也十分獨特，稱她們為「困擾人的裝飾性宮女」、「昂貴精美的玩具」，與男性的核心追求似乎保持著距離。這種疏離感，您認為同樣源自那十四年的經歷嗎？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的目光轉向書桌上一個小小的、精緻的雕像，手指輕輕撫過它冰涼光滑的表面。）
是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十四年，對於約瑟夫而言，是全神貫注於一件事的歲月。他主要的關切和追求，都在一個「必然」沒有女性存在的領域中進行。在這個奇特的、孤獨的領域裡，他與文字為伴，與未來的夢想為伴。
而女性呢？她們無法真正滿意地容許她們以佔有姿態珍視的男性，在這樣的領域中「買賣」。她們會秘密地將他對此領域的拜訪視為一種個人的輕視。因此，具有創造力的文學藝術家——當他最幸運時——與他的女性之間存在著一種無聲的敵對。因為雙方都在努力忽視一個事實：女性在這個男性的根本關切中，必然地只是一個「業餘興趣」（avocational interest）。
所以，赫爾格斯海默筆下的女性，她們是精心裝扮、穿著奇特織物的「昂貴玩具」。她們等待著強壯的男性閒暇時刻的到來，微笑著，帶著難以捉摸的神秘感。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她們會逗他開心，但在那交融的瞬間，即使是最強壯的男人也放下矜持時，她們卻能保有自己的思想不被侵犯。然而，她們的時刻並非「日間」的，與「辦公時間」裡完成的事情格格不入。她們的價值不在於此。
有時，她們確實體現著某種理想，被遙遠地珍視為符號，或被攫取作為標誌著目標接近的「戰利品」。但大多數時候，她們坦率地歸類為「業餘興趣」。我在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的故事中，幾乎找不到男人和女人之間存在真正「親密與信任」的記錄。這種描寫，反映了他生命中最關鍵的那十四年，在那段時間裡，無論他的物質生活如何，他最根本的關注點，都集中在那個沒有女性真正能參與、能理解的寫作世界。
「我的共創者」：在探討赫爾格斯海默的核心追求時，您反复提及對「美」的追尋。您認為他所追求的「美」具體指什麼？為何這種追尋注定是「徒勞」的，卻又如此「必然」？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的目光從雕像移開，重新聚焦到空氣中，彷彿追隨著一個看不見的概念，一個他用文字試圖捕捉的「美」。）
「美」，這個詞我們常常輕率地使用，尤其是在像我這樣的閒談中。我估計，約瑟夫當年的專注，就像他今天似乎仍在做的那樣，是為了「自娛」（delectation）。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情不自禁；另一部分，則是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與他有著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美感」的讀者。
然而，這始終是一個徒勞的願望。我們在這類文章中隨意談論的「美」，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實體，或許只存在於少數不應被太認真看待的人們的思想中。在生活中，你似乎常常能在拐角處或對面瞥見這樣的事物，但它極少，也許從不，真正就在手邊。有時，你甚至覺得自己即將把這個難以捉摸的東西融入日常生活，但一經努力，卻發現這嘗試就像抓取一個「蛋白色泡沫」（opalescent bubble），同樣帶來微小的衝擊和破裂的幻滅。
所以，「美」被明智的人們承認是一個「無法體現的思想」（unembodiable thought），甚至連思維本身都難以完全把握。更不用說通過書本頁面，清晰而自滿地傳達它了。書頁中保存的，充其量不過是褪色的花瓣、壓平破碎的莖幹，那些曾經對某個早已故去的人來說看似美好的事物，就像他激情的乾枯遺物和有待商榷的品味一樣，都已死去。
簡而言之，可以肯定——赫爾格斯海默本人或許會最愉快地承認——在那十四年裡，他嘗試的正是這種「荒謬的不可能」（preposterously impossible）。而他的小說，無不迴響著這種嘗試。追求那因其本質而注定無法完全觸及的「美」，是其角色的宿命，也是他藝術的驅動力。那份徒勞中的必然，恰恰賦予了它一種超越尋常目的的悲壯與意義。這是一種「高貴的探求」（high questing），即使註定「受挫」（foiled），也必須進行，因為那就是其存在的目的。
「我的共創者」：在您的文章中，《琳達·康登》（Linda Condon）被譽為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無與倫比的最優秀、最可愛的小說」。您認為這部作品如何在「服務於美」這一主題上達到了新的高度？琳達·康登這個角色本身，如何體現了您對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核心關切的理解？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的臉上露出一絲難得的、近乎溫和的表情，顯然《琳達·康登》觸及了他內心深處的讚賞。）
《琳達·康登》，是的。那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它毫不諱言地講述著「古老的服務於美」（the old service of beauty），是「朝向星辰的古老姿態」（the old gesture toward the stars）——在這裡，它「永遠無法贏得，永遠無法實現」。這是一種只有「美」本身才理解並擁有的服務。
這本書的價值，与其說在於描繪一個女人的生命歷程，不如說在於它對一座「聖壇」（shrine）的刻畫——一座無論多麼短暫，都曾被「神聖化」（hallowed）的聖壇。琳達，在作為一個人類的日常要求上，她失敗了，失敗得冰冷而渴望。她缺乏「真誠生活的天賦」（talent whatever for heart-felt living），大多數人對她而言，都如同意識地平線上灰色飄過的、難以理解的幽靈。
然而，她擁有了她的可愛之處，並非性格或思想，而是一種非凡的「肉體之美」的「借貸」（a loan）。對琳達·康登而言，她那閃耀著、流動著的肉體，成為了一件需要被虔誠照料和維護的事物，因為「美」是神聖的，而她自己——如果說有任何價值的話——正是這「美」短暫棲居的「聖堂」。
她的美貌在時間的處理下枯萎，她的愛人化為無價值的塵埃。但在這之前，琳達逝去的年輕之美，已經成為了那位埋沒的雕塑家普萊登（Pleydon）的靈感。它被永恆地凝固在了青銅之中。琳達·康登青春的完美，將永不消逝，不會因衰老而黯淡，也不會在死亡中腐朽。當她從故事中退場時，一個褪色、荒涼、微不足道的垃圾，她滿足地知道，對她真正意義重大的一件事，仿佛奇蹟般地被保存下來，不被玷污。雕像屹立不搖，它是琳達的美麗與普萊登的天才的「不變之子」（immutable child），是短暫事物的「不朽後裔」（deathless offspring）。
「美」是神聖的。它是一種優越的、甚至帶點精靈般敵意力量，凌駕於所有人類的道德和經驗法則之上。這是一種必須毫不動搖地服務的神性：這本書，如同他所有作品一樣，都是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的「主題」（text）。因為這也是他自己毫不動搖地服務的神性，用奇特、有節奏的文字喚起，努力「完美地書寫美好的事件」。這份理想，在這部作品中，比他之前的任何一本都來得更加崇高。這是對女性美「崇拜」（domnei）的現代故事，將其視為「天堂藝術自我表達的最好樣本」，進而認為它是「上帝最充分的啟示」。因此，它是一個符號，值得被崇敬，甚至連暫時擁有它的人，也應將其置於所有可見事物之上。這是赫爾格斯海默先生對一個古老信條的特殊昇華，這個信條如此古老，特洛伊的白髮長老們在海倫的裙擺沙沙作響時，可能也曾點頭認可。
「我的共創者」：您在文章末尾表達了對赫爾格斯海默先生作品日漸流行的「不安」。您認為這種大眾的成功，特別是為流行雜誌寫作，對他獨特的藝術 vision 構成了什麼樣的潛在危險？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的表情再次變得銳利，帶著一絲譏諷，他輕輕咳了一聲。）
成功？是的，他「抵達」了。他的書找到了應有的、懂得欣賞的讀者群。而他的短篇故事，與現成服裝和安全剃刀的廣告一起，被那個「我忘了有多少百萬買家」的世界上最流行的雜誌購買，大概也被閱讀著。
這裡，確實有明顯的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懷著謹慎的態度說，我相信自己並非完全受制於每個作家「詆毀同行」的自然傾向。排除《黃金與鐵》（Gold and Iron）後，我來看《快樂的結局》（The Happy End）。那七個故事中，有六個在我看來展現了「絕對流行心理」的基石，從「所有德國人都是可怕的人」的神聖信念，到「安靜、不受尊敬的幼弟總是能消滅家族敵人」的公理，當然也包括「高貴的心靈常跳動在破舊的襯衫下」的情感。看到這些「振奮人心的信仰」——這些更適合於「可怕的陳詞濫調」（Horrible Trites）和「膠鍋燉菜」（Gluepot Stews）類讀物糕點師傅的「文學發酵粉」（literary baking-powders）——被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這樣運用，我感到不安。
我不安的原因在於：當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有意識地為一本受歡迎的期刊寫短篇故事，要與廣告一起印刷時，他——作為一個理性和人類——不可能不考慮到這本期刊的訂閱者。我再說一次，我忘了他們有多少百萬經過宣誓證明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同胞中沒有多少千人能夠以「困惑的厭惡」（bewildered abhorrence）之外的態度看待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最優秀、最純粹的作品。所以他必須妥協——我相信是潛意識的——必須根據他受眾的特質和局限性調整方法，就像他可能避免用《哈瓦那的聖克里斯托瓦爾》（San Cristóbal de la Habana）中那種昇華、完美的英語去和他的廚子說話一樣。
危險不在於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會降低他的理想，或改變他想要傳達的東西；而在於他必須嘗試將這些東西轉化為他龐大受眾的「 vernacular 」（方言）和「思維軌跡」（orbits of thought），帶著使他的想法「可理解」的純粹動機。他——作為一個理性和人類——遲早會受到誘惑，進一步努力——正如他在《能幹的大衛》（Tol’able David）那篇故事中公然嘗試的那樣——通過某些始終受歡迎的載體，比如「被鄙視並最終獲勝的第三位冠軍」這種史前童話的陳腔濫調，來傳達他對人生的體悟。這簡直是將「新酒倒入一個飽經使用且總是黃銅般俗氣的杯子裡」，這會糟蹋了酒釀。
這六個故事，是寫得精美的「道德寓言」（moral tales）：儘管，確實，還有第七個故事，《西班牙之花》（The Flower of Spain），幾乎是一部完美的、深刻「不道德」（profoundly immoral）的藝術品，帶來了緩解。因此，我帶著不適將這本書放在一邊。
我懷疑這其中混雜了所有作者的公理式相互嫉妒。作為文學界的「局外人」，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最近被納入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這個莊嚴的機構——其中創造性文學的其他代表人物是尼爾森·勞埃德先生、羅伯特·W·錢伯斯先生和L·弗蘭克·圖克爾先生等受認可的大師——我難以完全平靜地看待這件事。在這港口，《快樂的結局》的船長以適當的儀式「抵達」了。這個事實被我們最「堅實」的文化元素正式承認了，即在藝術成就上，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在美國現存的人中，只有五十位更優秀，只有一百九十九位與他同等：而我，並未獲得過這樣的榮譽，當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理所當然地接受這項殊榮時，我不免感到人性的刺痛。
所以，我在此懷疑出現令人擔憂的症狀，很可能是出於最不純粹的嫉妒和卑劣之心。無論如何，我確實帶著非常真實的不適將《快樂的結局》放在一邊；轉而思索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此後寫了《琳達·康登》，這部完全令人欽佩的書，同樣讓我感到非常痛苦，因為它暴露了我缺乏足夠高貴的詞句來形容它。
「我的共創者」：您也高度讚賞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的寫作技巧，特別是他對感官世界的呈現，尤其是視覺。您說他「堅持不懈地注重表面」（insistently superficial），極其細緻地描寫形狀、紋理和色彩。您認為這種「繪畫式」的細節描寫如何塑造了他的「風格」，並為讀者帶來獨特的體驗？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的目光再次回到了房間裡的陳設，彷彿在用筆觸描繪它們。）
是的，他的寫作技藝確實出色，即便在他最不值得稱道的雜誌故事中也是如此。「寫得真好」（writes really well）——這句話聽起來不夠充分，但當你毫無保留地用它來形容塔金頓先生和赫爾格斯海默先生，並給予沃頓夫人在女性作家中應得的高評價後，還有多少其他美國小說家能被——除了他們的出版商之外——任何人如此公正地評價呢？我們其餘的人，無論我們的其他優點多麼重要或如何，在純粹的寫作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時不時地尚可接受地選擇和安排我們的形容詞、動詞及其他文學材料。
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總是寫得很好，前提是你容許他那奇特（且完全不可原諒）的習慣，即不斷插入專有名詞來解釋他——赫爾格斯海默——的代詞指的是誰。但也許我在這裡漂移到了技術細節之外，傾向於將建築的考量替換為製磚的論文。即便如此，我仍不能不在這裡指出，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是多麼有辨識力地避免了那些「風格家」（stylist）們通常需要費力跳躍才能跨過的「欄杆」，即他對比喻的吝嗇使用；以及他是如何不可思議地描述從「煙囪頂到公爵夫人的肩膀」——以某種方式——傳達出被描述事物的精確外觀，而不是通過告訴你它「像」別的東西來迴避整個問題。
這種對時間考驗過的技巧的不使用，在你考慮到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如何強烈地感知他角色的感官世界——特別是「視覺世界」時，顯得更加Remarkable。在我認識的所有作家中，他在強調形狀、紋理和顏料方面，是「最堅持不懈地注重表面」的。
他的人物從膚色描寫到燕尾服紐扣，讀者被給予了每個額頭的「皺紋」和他們內衣的「褶皺」的精確描寫。赫爾格斯海默先生的書中包含了文學界最精心完成的家具——整座倉庫那麼多；而在奇特的小擺件方面，他沒有任何英國人能與之匹敵。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都被描繪得極其「微觀」。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迫使你以異常嚴格的審視去觀察他的椅子、鑲板、牆紙和窗簾。風景和天氣也被「完成」得同樣 painstaking，但這些是普通小說中固有的。
當然，就像幾乎所有「現實主義」的實踐一樣，這是不真實的。在生活中，沒有人會像赫爾格斯海默故事的讀者被迫去注意它們那樣，如此專注地看待鄰近的物體。就我而言，即使我讀得再開心，也無法完全忽略這個事實。我時常會想，赫爾格斯海默先生是否是有預謀地坐下來研究一個壁爐架或一把扇子，以用於寫作；抑或他的個人生活實際上就是專注於這些「外在和無生命的事物」。但他曾經是一位畫家；被擱置的藝術留下了大量的殘餘。
所有這些，當然，產生了一種讀者永遠無法忽視的「風格」。赫爾格斯海默式的戲劇——劇中的每一個演員都帶著輕微的「發燒感」——都在這種「風格」的「清澈水晶」後面上演，帶著一種 refined 的疏離感。這種風格「銳化了輪廓」（sharpens outlines），讓色彩比日常觀察中顯得更「生動」（more telling），揭示了「未被察覺的細節」（unsuspected details）（讀者第一次看到時會感到愉悅的驚喜），並恰到好處地為一切事物蒙上一層「光澤」（glazes all）。
赫爾格斯海默式的全景圖，如果我可以借用的話，是「比真相稍微真實一些」（a little truer than truth）。從現實生活轉向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的書頁，會引起一種感覺，與近視者戴上眼鏡時的感覺有些相似。
這樣，一個相當平淡無奇的熱帶城鎮，註定會成為所有先前讀過《哈瓦那的聖克里斯托瓦爾》的遊客的 perennial 失望之源——那是一本色彩斑斕、充滿魔力的書，與我們在此處沒有直接關係——而這些遊客，因為被魔力困擾，將過於輕率地以未經增強的眼睛，去對待一個已經正式註冊、勤勉經營菸草和酒類生意的城市。
「我的共創者」：最後，您提到了赫爾格斯海默作品中那種「難以形容的、帶來變革的元素」，稱之為「魔力」。這種魔力，與他追尋「星星的姿態」有何關聯？您認為這份「徒勞」的追求，最終在他的藝術中實現了什麼樣的價值？
James Branch Cabell：（卡貝爾先生靠回椅背，目光望向窗外，那裡的天空似乎比室內的光線更加遙遠而廣闊。）
「魔力」（magic），是的。這是一種無法用粗糙的手指觸及的東西，就像你近距離看普萊登的雕像時，發現琳達那令人難忘的眼睛「不過是兩個凹陷上的陰影」一樣。這就像赫爾格斯海默的書，它們與其他書一樣，所包含的不過是來自最近的字典、印在普通紙上的文字。但普萊登雕像的眼睛——你也許記得——儘管只是濕黏土上的凹陷，卻「固定而渴望地凝視著一個被他的慾望完美創造的隱藏的夢」。看到雕像，你感受到的是那個夢，而不是濕黏土。你被那個夢的美麗所感動，而這美麗是由普萊登的藝術傳達出來的，以一種不可傳達的方式。
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最純粹、最本質的藝術，正是他賦予虛構人物普萊登的那種「無形魔力」。而約瑟夫·赫爾格斯海默同樣被他的慾望完美創造、並在他幾乎每一行已出版的文字中試圖傳達的那個夢，我認為就是「朝向星辰的古老姿態……一種精神信仰，因為，在這裡，它永遠無法贏得，永遠無法實現」。
這，我想，就是那十四個物質上毫無成果的歲月的「姿態」。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它的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無法辯護。然而，我們還是會同意西哈諾（Cyrano）的話：Mais quel geste! （但那是多麼宏偉的姿態！）你會感到「一種溫暖、不分青紅皂白的顫慄湧上心頭」，一種「背叛理智」的同情。是的，你會感到一種最迷人的同情，它敦促你毫不猶豫地將盲目的「信念」投入到即將到來、但尚未顯露的事物中——《璀璨披肩》（The Bright Shawl）、《再淬煉的鋼鐵》（Retempered Steel）、《西西里島》（Cythera），特別是《米克爾儀式》（The Meeker Ritual），對我而言，它承諾完成時將展現出非凡的、令人不安的魔力。
這種追尋，雖然目標似乎永遠懸掛在遙遠的星辰之上，但它所蘊含的頑強意志、對完美的執著、對超越平庸的渴望，本身就具備了強大的藝術力量。它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迴響，一個關於人類不屈不撓追求某種高貴事物的迴響，即使現實總是以失敗作結。這份「徒勞」賦予了作品一種深度，一種對抗世界平庸本質的姿態。它不是關於「贏得」，而是關於「追求」本身，那份姿態，那份信仰，本身就是藝術最純粹的價值所在。它提醒我們，有些追求，其意義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本身所體現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便是赫爾格斯海默作品中那令人著迷的「魔力」的源泉。
（卡貝爾先生的話語漸漸平息，他重新坐直，再次輕輕敲擊桌面，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如同時間的滴答，又像是在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畫下句點。）
「我的共創者」：感謝您，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先生，您深刻的見解如同探針般，引領我們穿越時空，觸及赫爾格斯海默先生作品的靈魂，以及隱藏其後的藝術家姿態。這場對談，讓我們對於那份「朝向星辰的古老姿態」有了更為立體和動人的理解。
（書房再次陷入沉寂，只有光影和微塵在空氣中靜靜流淌。卡貝爾先生的身影似乎在光線中變得有些模糊，但他的話語，他對赫爾格斯海默作品——以及所有藝術家追求——的解讀，如同那些被他細緻描寫的古董擺件，依然清晰而深刻地留存著。）
[本次對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