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ing the Mountain》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本深具啟發性的作品，探討了社會可以如何在「改變思維」後實現巨大的躍變。很適合以「光之對談」的方式，深入探究作者夏洛特·柏金斯·吉爾曼女士的思想光芒。

我是薇芝，您的靈感泉源，很高興能與您一同啟動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召喚《Moving the Mountain》的作者——夏洛特·柏金斯·吉爾曼女士，來到我們的光之場域，一同探索這部烏托邦小說的核心精髓與時代迴響。

書籍與作者介紹

《Moving the Mountain》（移動這座山）是美國著名女性主義作家、社會學家與改革者夏洛特·柏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於1911年出版的一部烏托邦小說。吉爾曼以其對社會不公，特別是女性所受限制的敏銳觀察和尖銳批判而聞名，她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黃色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然而，《Moving the Mountain》則展現了她對未來社會的積極想像和改革願景。

這部小說透過主角約翰·羅伯遜（John Robertson）的視角展開。約翰是一位言語學家，在1910年一次探險中於西藏失蹤，三十年後（即1940年）奇蹟般地被他的妹妹奈莉（Nellie）發現並帶回美國。然而，他發現美國在這三十年間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烏托邦社會。貧困、犯罪、疾病、環境污染、甚至連最根深蒂固的賣淫和飲酒問題都已基本消除。社會運作高效、環境優美、人們普遍快樂、健康、有教養。

吉爾曼在書中挑戰了「人性不可改變」的傳統觀念，認為社會問題並非源於人性本惡，而是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和錯誤的觀念所致。她尤其強調女性在這一變革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認為當女性「覺醒」並將其智慧和能量投入到社會公共事務中時，巨大的進步便成為可能。小說透過約翰對新世界的困惑、抗拒到逐漸理解和接受的過程，展現了思想觀念的轉變如何推動社會進化。這是一部充滿理性樂觀精神的作品，為當時及後世讀者提供了一幅基於社會學理論的美好未來藍圖。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光之閣樓】約莫是1911年初夏，空氣中混雜著油墨、紙張與淡淡的咖啡餘香。斜射的午後陽光灑落在木質地板上，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房間裡堆滿了高低錯落的稿件、筆記本和幾個已經冷卻的咖啡杯。一盞光線發黃的檯燈靜靜地立在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桌面旁。這是一個寫作者專屬的、充滿思考痕跡的場域。

薇芝坐在書桌一側的扶手椅上，望著剛剛放下筆、正在揉捏太陽穴的吉爾曼女士。她看起來思緒萬千，眼中閃爍著理性的光芒，卻也帶著一絲對眼前文字能否觸動世人的焦慮。

薇芝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靜默：「吉爾曼女士，感謝您願意在創作的尾聲，與我進行這場對談。我手中這份，應當就是您即將付梓的新作，《Moving the Mountain》的草稿了？」

吉爾曼女士轉過頭，臉上露出一絲疲憊卻親切的笑容。「是的，親愛的薇芝。這座山… 我希望它能移動。這些文字，是我對那座沉重、看似不可撼動的社會痼疾，所發出的挑戰。」她輕撫了一下桌上的稿紙。

薇芝點頭：「約翰的故事，以及他所『重返』的那個世界，充滿了令人驚異的細節。它與當時流行的其他烏托邦描寫有些不同，沒有太多神秘的外力介入，而是更強調... 思維的改變？」

吉爾曼女士坐直了身子，精神似乎為之一振。「沒錯，薇芝。這正是我希望傳達的核心。許多人描繪理想國，總愛設置一個遙遠的時間點，或引入某種超自然力量，似乎人類自身無法達成那樣的進步。但我相信，我們社會真正的桎梏，並非物質或智力匱乏，而是觀念的陳舊，特別是關於人性、關於女性、關於合作與公共生活的錯誤認知。」

薇芝：「您在書中多次提到，『女性覺醒了』（the women woke up）。似乎這三十年間最大的變革動力，來自於此。這與當時風起雲湧的女性參政權運動有何關聯？或者說，女性的『覺醒』，對您而言，包含更深層的意義？」

吉爾曼女士的眼神變得銳利而充滿熱情。「參政權運動當然是重要的一環，它賦予女性在公共領域發聲和行動的合法途徑。但『女性覺醒』遠不止於此。它是一種內在的、對自身作為『人類』而非僅僅『雌性』的全面認知。長久以來，女性被定義為男性的附屬，她們的生活侷限在家庭，她們的價值僅與婚姻和生育掛鉤。這種狹隘的社會角色不僅壓抑了女性個人的潛能，更阻礙了社會整體的前進。」

她端起冷卻的咖啡杯，卻沒有喝。「想像一下，社會的半數人口，她們的智力、體力、創造力，被鎖定在重複、低效、孤立的家務勞動中。她們沒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沒有機會參與更廣闊的社會分工，她們對公共事務缺乏了解和影響力。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社會巨大的浪費！」

薇芝：「所以，在您設想的未來，女性解放的首要表現，是她們廣泛地投入到各行各業中，如同約翰遇到的那位女工程師或食品檢驗員？」

吉爾曼女士肯定地回答：「正是如此。當女性認識到她們首先是獨立的『人』（human being），擁有與男性同等的智力、能力和對社會的責任時，她們自然會尋求在家庭之外實現自我。而當大量女性從孤立的廚房和育兒室中解放出來，將她們的組織能力、對細節的關注、對衛生的要求、以及最為重要的——對『生命』的關懷，帶入到公共服務領域時，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福祉便會驚人地提升。」

薇芝：「這聽起來非常理性，像是一種社會工程的優化。但約翰在書中，似乎最初非常難以接受這一點，他覺得女性變得『不那麼像女人』了，甚至擔心傳統的家庭會消失。」

吉爾曼女士輕嘆一聲，眼中掠過一絲理解。「約翰代表了許多男性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習慣了將女性視為需要保護、依賴於他們、專屬於家庭的存在。這種觀念對男性本身也是一種束縛，他們承擔著供養家庭的全部經濟壓力，而且無法與伴侶在思想和事業上真正平等交流。我的作品中，透過約翰的視角來展現他的不適應和質疑，正是要一步步引導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看到，這種改變雖然打破了舊的框架，卻帶來了更廣闊、更健康、更豐富的可能性。」

她頓了頓：「新的女性並非失去女性特質，而是『更完整的人』。她們依然可以是妻子、母親，但她們的身份不再僅僅是這些。她們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思想生活。這使得她們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建立在更平等、更深厚的基礎上，不是基於依附或占有，而是基於互相的尊重、欣賞與共同成長。」

薇芝：「書中描寫的社會進步令人難以置信，例如貧困的消失、城市環境的巨大改善（沒有煙塵、噪音）、公共服務的高度效率（食品供應、交通）。這些是如何在短短三十年內實現的？僅僅是女性參與公共生活就足夠了嗎？」

吉爾曼女士搖了搖頭。「當然不是單一因素。女性的參與是一個關鍵的催化劑，因為她們帶來了新的視角和優先級。長久以來，男性主導的社會更關注競爭、征服、財富積累、權力鬥爭，而對那些更基礎的、與日常生活和人類福祉緊密相關的領域，如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兒童養育、環境整潔，投入的關注和資源遠遠不夠。當女性——作為最直接的『消費者』和『生命撫育者』——將她們的關切帶入公共領域時，這些領域的改革便被提上了議程。」

她拿起一支筆，在稿紙上畫了幾個圈。「這是一種應用科學和組織智慧的結果。貧困的消失，如霍克尼斯博士（Dr. Harkness）所解釋的，並非簡單的財產重分配，而是通過提高全民的生產效率、確保自然資源的共享權利、以及消除浪費和不正之風來實現的。當社會不再允許懶惰和剝削，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工作機會並從中獲益時，貧困自然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薇芝：「這聽起來像是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約翰似乎也曾有這樣的疑問。」

吉爾曼女士笑了起來。「是的，約翰問過。而我的角色奈莉回答，他們已經『超越了社會主義』（got beyond it）。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早期的社會主義理論往往側重於財產所有權和階級鬥爭，是針對舊制度的反抗。而我設想的社會，是在認識到『工作是一種社會服務』、『人類生命是永續的整體』的基礎上，自然發展出來的。公共事業部門（Socialized industries）的存在，不是為了剝奪個人財產，而是為了更高效、更公平地為全體公民提供服務。這種體制下的合作與效率，使得生產力極大提升，保障了所有人的基本生活，同時依然保留了個人發展和創新的空間。」

薇芝：「書中提到，人們每天只需工作兩小時，通常選擇工作四小時，卻能創造巨大的財富。這似乎與我們認知中的經濟學原理相悖。」

吉爾曼女士解釋道：「因為我們之前的社會存在著驚人的浪費和低效。想像一下，無數家庭重複著同樣的烹飪、清潔、洗衣工作，在狹小的空間裡使用落後的工具；想像一下，大量的廣告、銷售、金融投機、甚至犯罪，都消耗著巨大的社會能量，但它們並未創造真正的價值。我的新世界裡，將這些本應公共化、專業化的服務（如食品生產和配送、住宅清潔維護、兒童照料）集中起來，由專業人士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這極大地減少了重複勞動和資源浪費。同時，每個人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職業訓練，在自己擅長並喜歡的領域工作，其工作效率遠高於被迫從事枯燥勞動的人。當所有人都為社會整體貢獻力量，且這種貢獻得到合理回報時，社會財富的積累自然會呈現爆炸性的增長。」

薇芝：「書中對兒童養育的描寫也十分引人注目。兒童被送到『兒童花園』接受專業照料和教育，似乎家庭的作用被削弱了。許多讀者可能會對此感到不安，認為這剝奪了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

吉爾曼女士的神情變得柔和。「恰恰相反。在舊的模式下，許多母親被家務和育兒的重擔壓垮，她們疲憊不堪，無法給予孩子高質量的陪伴和教育。而且，將孩子長期侷限在狹小的家庭空間，接觸的僅僅是經驗有限的家人，這對孩子的成長是不利的。在新的社會中，『兒童花園』由最優秀的兒童教育專家負責，提供安全、刺激、充滿遊戲和學習機會的環境。孩子們在這裡與同齡人互動，學習社會交往，發展各種潛能。這並非取代家庭，而是對家庭教育的補充和提升。」

她強調：「母親們並沒有失去孩子。她們每天仍有許多時間與孩子在一起，而且因為她們不再被繁重的家務所累，她們與孩子相處時是放鬆、快樂、有活力的。她們可以真正享受與孩子共同成長的樂趣，而不是在疲憊和煩躁中應付。這是一種更健康、更有效率的育兒方式，對孩子、對母親、對社會都有益。」

薇芝：「另一個讓約翰，也讓許多讀者感到衝擊的，是罪惡的消失，例如賣淫、疾病和酗酒。書中似乎歸因於女性設定了更高的『健康標準』，男性為了能夠結婚而不得不『變得更好』。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可能有些過於簡化或帶有道德評判色彩？」

吉爾曼女士嚴肅了起來。「這並非單純的道德要求，而是基於對『健康』和『效率』的科學認知。在我的時代，性病的蔓延是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它不僅摧毀個人健康，也威脅著下一代的福祉。而賣淫，正如書中所說，是社會剝削女性、將她們推入絕境的結果。當女性獲得經濟獨立，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時，賣淫作為一種生存方式便失去了根基。同時，當社會不再容忍致病、致殘的行為，並將其視為對社會整體的危害時，公共健康標準自然會提高。」

她繼續道：「男性『變得更好』，不是因為女性的強制命令，而是因為社會整體環境的改善和價值觀的轉變。當健康、有教養、獨立自主的女性成為理想的伴侶，而社會對不負責、不健康的行為不再容忍時，男性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和關係，自然會自我提升。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女性的進步推動了男性的進步，共同促成了更健康的社會。」

薇芝：「那麼，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新世界、『跟不上』的人，例如約翰的叔叔和嬸嬸，以及最後他娶的德魯西拉表妹（Drusilla），社會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德魯西拉的轉變非常戲劇化，似乎暗示了『人性』確實是可以被環境改變的。」

吉爾曼女士眼中閃過一絲溫柔。「正是如此。德魯西拉代表了那些被舊制度和觀念壓抑、被困在落後環境中的人們。她們並非天性如此，而是缺乏機會、缺乏知識、缺乏支持。約翰的叔叔和嬸嬸則代表了對舊習俗和觀念的頑固堅守，他們選擇將自己隔絕於新世界之外。但新世界並沒有強迫他們改變，只是他們在其中顯得越來越孤立和不合時宜。」

她強調：「德魯西拉的故事，是我對『人性』抱持樂觀態度的最佳例證。她深陷於傳統家庭的束縛和繁重勞動中，失去了年輕的光彩和活力。但當約翰將她帶入新的環境，讓她接觸到健康的生活方式、新的知識和人際關係，最重要的是，感受到被愛和被尊重的價值時，她內在的生命力便被喚醒了。她的『年輕』了回來，她的潛能得以綻放。這證明了，改變的關鍵不在於某種神秘的『心靈雞湯』或道德說教，而在於提供正確的、支持性的外部環境和關係，讓人性中向善、向上的本能得以自然發展。」

薇芝：「這部小說在您所處的時代，引起了怎樣的反響？畢竟，您挑戰了許多當時普遍接受的觀念，特別是關於女性和家庭的。」

吉爾曼女士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有讚揚，也有批評。許多認同改革理念的人，特別是女性，從中看到了希望和可能性，感到振奮。但也有不少人，特別是那些依戀舊有秩序、害怕改變的人，認為我的設想是異想天開、不切實際，甚至對家庭和傳統構成威脅。約翰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讀者的心態——對未知和失去既有『特權』的恐懼。」

她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稿紙。「但我相信，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我的目的並非要描繪一個遙不可及的『完美』社會，而是要播撒下觀念的種子。如果我的讀者能通過約翰的經歷，開始質疑那些他們習以為常的『必然』和『不可改變』，看到另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並願意為之努力，那麼這座山，終將會被移動。」

薇芝：「您書中的世界，強調集體、效率、公共服務，似乎個人的獨特性和隱私在一定程度上被犧牲了。例如，書中提到人們的住所緊密相連，生活高度公共化，連個人喜好（如吸煙）也會因為『女性不喜歡』而消失。這是否可能導致某種程度的單調或壓抑？」

吉爾曼女士沉思片刻。「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我的設想中，公共化和專業化主要是針對那些重複性高、低效率的基礎性工作（如基礎餐飲、清潔、基礎兒童照料）。這樣做是為了將人們——特別是女性——從繁重的雜務中解放出來，獲得更多的閒暇時間。而這些閒暇時間，以及社會提供的豐富的公共資源（如圖書館、劇院、體育場所、教育課程），正是為了促進個體的自由發展和多樣化的興趣。」

她繼續道：「關於『女性不喜歡』而導致吸煙等習慣消失，這並非法律強制，而是一種社會氛圍的自然演變。當一個群體（女性）在社會中獲得平等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時，她們的喜好和對健康的關注自然會影響到社會的公共空間和人際互動。男性並沒有被『剝奪』吸煙的權利，但他們發現，為了獲得更愉悅的社交體驗和親密關係，放棄這個習慣是『值得的』。這是一種基於自願選擇和社會互動的改變，而非外部高壓。當然，任何社會模式都不可能完美，總會有新的挑戰和權衡。但我相信，一個基於理性、合作與對全民福祉的關懷而建立的社會，其解決問題的能力遠超舊的模式。」

薇芝：「最後，吉爾曼女士，您對這部小說，以及您所描繪的未來社會，最希望讀者領悟到什麼？」

吉爾曼女士的目光穿透了閣樓的窗戶，望向遠方。「我希望他們看到希望。看到改變的可能性。那座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山』，不是別的，正是我們自己腦海中那些錯誤、僵化、狹隘的觀念。特別是關於女性潛能的低估，以及對『工作』和『社會服務』意義的誤解。當我們能『移動』這些觀念之山，將半數人口的巨大能量釋放出來，並學會以科學和合作的精神來組織我們的生活時，一個更清潔、更健康、更美好、更充滿生機的社會，就離我們不遠了。它不是一個遙遠的夢，而是就在我們眼前，只需要我們願意去『看見』，並願意去『行動』。」

她重新拿起筆，彷彿要繼續未完成的書寫。「這本書，就是我發出的邀請：來吧，讓我們一起，移動這座山！」

薇芝點頭，心中充滿敬意。這位女士的思想，即使在百餘年後，依然閃耀著啟迪人心的光芒。這場對談，讓書中的文字變得更加鮮活，也讓她筆下的理想國，在腦海中立體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