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慶典：三幕劇》是匈牙利劇作家拉約什·比羅於1913年創作的戲劇。故事以一場春日慶典為背景，揭示了20世紀初匈牙利社會的深層矛盾與人性掙扎。劇中主要人物包括背負債務的軍官佐爾約米、玩世不恭卻洞察人性的知識分子拉波爾特、為家族利益而生的貴族小姐阿格涅斯，以及受盡社會摧殘的底層女性麗茲。劇作透過這四位人物間複雜的情感糾葛、權力鬥爭與道德困境，批判了當時社會的虛偽、階級歧視與金錢至上的價值觀，最終以悲劇性的結局，引發對生命本質與救贖意義的深刻反思。
拉約什·比羅 (Lajos Biró, 1880-1948) 是匈牙利著名的劇作家、小說家和電影編劇。他以其對社會的敏銳觀察和對人性深刻的心理描繪而聞名。比羅的劇作常常批判布爾喬亞社會的虛偽與道德淪喪，並探討複雜的人際關係。他後來移居好萊塢，成為一名成功的編劇，參與了多部經典電影的創作，包括與亞歷山大·柯達的多次合作，證明了他作品跨越文化界限的普遍性與敘事技巧的精湛。
本次「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拉約什·比羅的戲劇《春日慶典》，尤其聚焦於1913年匈牙利的社會經濟背景如何影響劇中人物的命運與道德抉擇。對談分析了佐爾約米、拉波爾特、阿格涅斯和麗茲等核心角色的複雜性，揭示了階級矛盾、金錢壓力與人性的脆弱。珂莉奧與比羅先生討論了劇中「洛可可精神」對女性的諷刺，以及麗茲悲劇命運的社會根源，並闡釋了劇末「活著的人活著」這句話所蘊含的生命哲學，強調了在悲劇後對生命本能的肯定與對真實的追求。
夜幕，如同墨色的薄紗，輕柔地籠罩著布達佩斯的屋頂。在拉波爾特的公寓裡，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與淡淡咖啡的餘香，透過寬大的窗戶，依稀可見遠處城市的燈火，如散落在黑絲絨上的碎鑽，閃爍著微弱的光芒。這間本該是工作室的大房間，卻因其主人隨性而豐富的品味，混雜著英式傢俱的沉穩與東方絲綢的斑斕，透露出一種不羈又迷人的氛圍。鋼琴靜默地立在角落，等待著被觸及，撥動那些複雜而深刻的和弦。
我是珂莉奧，歷史與經濟的解讀者。我常在這光之居所裡，追溯時間的長河，解讀那些隱藏在文明脈絡下的真實。今晚，我選擇回到1913年，這個充滿變革與不安的年代，與匈牙利傑出的劇作家拉約什·比羅 (Lajos Biró) 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他的劇作《春日慶典：三幕劇》(Tavaszi ünnep: Dráma három felvonásban) 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那個時代社會的複雜性、人性的掙扎與道德的困境。
拉約什·比羅，這位1880年出生於奧匈帝國邊陲小城瑙吉瓦拉德的作家，最初以新聞記者身份嶄露頭角。他犀利的筆鋒不僅記錄時代，更深入剖析社會肌理。他的劇作，如《春日慶典》，不僅僅是戲劇，更是對彼時布爾喬亞社會虛偽與矛盾的深刻揭露。這部劇作以一場看似歡樂的春日慶典為背景，卻揭示了人際關係中的權力鬥爭、階級差異下的悲劇，以及個人慾望與社會規範的劇烈衝突。它不以宏大歷史事件為敘事主軸，卻透過角色間的細膩互動，映照出時代經濟與社會變遷在個體命運上的投射。比羅先生後來遠渡重洋，在好萊塢以編劇身份大放異彩，與亞歷山大·柯達等電影大師合作，證明了他對人性洞察的普遍性與故事結構的精妙掌握。他那種既現實又帶有諷刺的風格，使得他的作品至今仍能觸動人心，引發對社會本質的反思。
就在這間充滿故事的公寓裡，牆上掛著幾幅色彩鮮明的東方捲軸，與窗外漸深的夜色形成對比。一隻黑貓從鋼琴上輕巧躍下，悄無聲息地穿過我的腳邊，消失在書架的陰影裡。我看向眼前這位面容沉靜、眼神卻飽含歲月痕跡的劇作家，輕聲開啟了我們的對話。
珂莉奧： 比羅先生，非常榮幸能與您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夜晚，重訪您的早期傑作《春日慶典》。這部劇作雖名為「春日慶典」，字裡行間卻充滿了沉重的社會觀察與人性的掙扎。在您創作這部作品的1913年，匈牙利社會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經濟與社會背景之下？這一切如何啟發您寫出這樣一個充滿矛盾與悲劇的故事？
拉約什·比羅： (他輕輕撫摸著身旁的扶手，眼神飄向窗外，像在凝視著遠去的歷史。) 1913年的布達佩斯，表面上是帝國的繁華都會，咖啡館裡人聲鼎沸，歌劇院裡夜夜笙歌。然而，在那些華麗的表象之下，卻是深層次的社會裂痕與經濟壓力。舊有的貴族階級，如佐爾約米這樣的軍官，面對著債務與名譽的雙重壓力，他們的地位日漸衰落，卻仍試圖維繫著光鮮亮麗的體面。而新興的資產階級，例如克魯格這樣的高利貸者，他們缺乏舊貴族的「教養」，卻掌握了實質的經濟命脈。這種新舊勢力的交替與衝突，在城市裡無處不在。
同時，社會的道德觀念也處於轉型期。女性的地位雖然有所提升，但她們的命運仍舊深受經濟與社會框架的束縛。阿格涅斯，一個「貴族小姐」，她的婚姻承載著家族的期望，更是一場經濟利益的考量。而麗茲，她這樣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女性，其生存處境更是直接暴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她的「骯髒」並非來自她自身，而是源於那些與她接觸、利用她的男性——正如拉波爾特所言。我的創作，便是想捕捉這股潛流，透過這些人物的命運，揭示社會結構中的不公與人性的脆弱。
珂莉奧： 確實，劇中佐爾約米為償還債務而急於迎娶有豐厚嫁妝的阿格涅斯，這一情節鮮明地反映了當時貴族階層的經濟困境。您認為這種經濟壓力對人物的道德選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佐爾約米最終的結局，是否可以看作是對這種腐朽體系的一種批判？
拉約什·比羅： (他拿起桌上的煙斗，卻沒有點燃，只是輕輕敲擊著。) 佐爾約米，他代表著一個被時代拋棄卻不自知的群體。他對「榮譽」的執著，實則掩蓋了他內心的空虛與經濟上的絕境。他急於與阿格涅斯訂婚，因為那是他償還債務、維繫體面的唯一出路。當他以自殺威脅阿格涅斯留下時，那已經不是愛情，而是一種極端的綁架與敲詐。他的死，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對那個時代，對那種以金錢與地位衡量一切的社會價值觀，一記響亮的耳光。它揭示了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被經濟壓力所侵蝕時，個體所能展現出的殘忍與自私。他的「榮譽」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因為那榮譽本身，便是在虛假的基礎上搭建起來的。
珂莉奧： 劇中的拉波爾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他知識淵博，卻又玩世不恭，對世事似乎抱持著一種旁觀者的態度，甚至在關鍵時刻仍顯得被動。他拒絕參與社會的「競爭」，但又對麗茲抱持著一種奇特的同情。您是如何構思這個人物的？他是否代表了您對當時知識分子或藝術家群體的一種觀察？
拉約什·比羅： (他緩緩放下煙斗，眉頭微蹙，似乎在回憶著什麼。) 拉波爾特… 他是劇中最具現代意義，也最具爭議性的角色。他是一位「藝術家」，一位「醫學家」，一位「音樂家」，但又聲稱自己什麼也不是，只是個「票友」。他厭惡世俗的角逐，對社會的虛偽與粗鄙感到作嘔。他的確代表了當時一部分對現實感到幻滅，選擇以疏離感來自我保護的知識分子。他們擁有豐富的內在世界，卻不願或不敢將其付諸實踐。
他對麗茲的同情，源於他對生命本質的深刻理解。他能看透麗茲被社會踐踏下的善良與純粹，將她視為「扔進泥淖的塔納格拉小雕像」。他試圖以知識、藝術乃至溫暖來救贖她，但他骨子裡的懦弱與被動，以及他對「生活」本身的逃避，使得他的幫助總是顯得無力而矛盾。他想以「智慧」來拯救麗茲，卻無法以「行動」去對抗佐爾約米那樣的「惡」。他害怕「競爭」，害怕「比較」，害怕被評判。他最終的「覺醒」，並非是他主動選擇的勇敢，而是在極端情境下被動展現的「本能」。他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式的困境：思想上的超脫與行動上的遲疑。
珂莉奧： 拉波爾特提到「洛可可精神」是「人們不把自己當真」。而阿格涅斯因為過於「認真」而無法穿戴洛可可風格的服裝，這是否暗示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女性被期待擁有某種表面化的「輕鬆與優雅」，但實際上她們的命運卻充滿了無法承受之重。
拉約什·比羅： (他點點頭，深邃的眼中閃過一絲無奈。) 您觀察得很敏銳。洛可可，那是一種精緻、輕巧、優雅、表面化的藝術風格，代表著一種生活態度。拉波爾特用它來形容不把自己當真，是對現實的輕蔑與超脫。然而，這種「不把自己當真」的權利，在那個社會裡，更多是屬於男性，特別是那些擁有地位或財富的男性。他們可以玩世不恭，可以逃避責任，可以享受生活，因為總有社會體系或他人為他們買單。
但對女性而言，尤其是像阿格涅斯這樣的「上流社會」女性，她們被賦予的，是端莊、得體、符合社會期待的「認真」。她們的每一個選擇，從穿著到婚姻，都承載著家族的期望與社會的評判。她們無法真正地「不把自己當真」，因為她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場嚴肅的社會表演。阿格涅斯無法穿戴洛可可，是因為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場沉重的戲劇，她無法輕易脫下那層「認真」的束縛。而對於麗茲這樣處於底層的女性，她們甚至連「洛可可」的選擇權都沒有，她們的「認真」是為了生存，是血淋淋的掙扎。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深層壓迫：即便在「解放」的表面下，也難以擺脫傳統束縛。
珂莉奧： 麗茲這個角色，她的經歷充滿了令人心碎的悲劇。她對佐爾約米那種畸形的愛與恨，以及她最終為了他而自殺，這一切似乎指向了當時社會對底層女性的剝削與摧殘。您希望通過麗茲的命運，向觀眾傳達什麼？
拉約什·比羅： (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中帶著一絲悲憫。) 麗茲是這部劇中最純粹也最令人心痛的存在。她代表著社會底層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靈魂。她對佐爾約米的感情，確實是愛與恨的交織。那是一種被摧殘後的依存，一種斯德哥爾摩式的依戀，因為在她的世界裡，佐爾約米雖是施虐者，卻也曾給過她短暫的「溫柔」和「關注」。她的愛，是她作為一個完整個體的最後一點證明，也是她所能抓住的唯一救贖。
她最終的選擇，是對佐爾約米的一種扭曲的「忠誠」，更是對那個踐踏她的社會的一種無聲控訴。她以自己的生命去見證，去揭露，佐爾約米之死，並不只是一種經濟上的絕境，也是一種人性的徹底崩潰。她想要證明，那些被社會視為「骯髒」的靈魂，其實也擁有最深沉、最真摯的情感。她的死，並不是懦弱，而是她用生命在絕望中點燃的一束火花，燃燒盡了最後的尊嚴，也照亮了那個社會的陰暗與虛偽。她的命運，旨在警示人們，那些被社會拋棄的弱者，他們的痛苦與犧牲，往往是被忽略的社會代價。
珂莉奧： 在劇中，拉波爾特與佐爾約米之間圍繞阿格涅斯的爭奪，不僅是情敵的對抗，更是兩種截然不同人生哲學的碰撞。一個是「票友」式的旁觀者，一個是「軍官」式的行動派。最終，是拉波爾特看似溫和實則堅定的愛，戰勝了佐爾約米的強勢佔有。您認為這場勝利預示著什麼？它是否代表了您對未來社會或人際關係的一種理想？
拉約什·比羅： (他沉吟片刻，目光深遠。) 這並非簡單的理想戰勝現實。拉波爾特確實代表著一種更為人道、更為內省的存在。他理解阿格涅斯內心的掙扎，他看到她被社會規範壓抑的真實自我。他贏得阿格涅斯，並非因為他的「強大」或「勇敢」（他自己都承認是懦弱的），而是因為他對阿格涅斯的「理解」和「尊重」——這在佐爾約米身上是缺失的。佐爾約米將阿格涅斯視為財產，視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拉波爾特則試圖看到她作為一個完整的人。
然而，這場勝利的背後，是佐爾約米之死，是麗茲的獻祭。這並不是一場「純粹」的勝利。它揭示了，即便在進步與覺醒發生之時，也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拉波爾特最終選擇留下，選擇面對「血色陰影」，這是他從一個旁觀者走向參與者的轉變。這場勝利所預示的，並非社會問題的徹底解決，而是一種新的開始——人們開始學會以更真誠、更深入的方式去面對關係，去面對人性的複雜性。它暗示著，真正有價值的連結，必須建立在理解、而非佔有的基礎上。但這個過程，始終是充滿陣痛的。
珂莉奧： 劇末，在佐爾約米自殺的黎明，拉波爾特堅定地對阿格涅斯說：「活著的人活著。」他將手槍扔掉，面對著佐爾約米死亡的「血色陰影」，選擇了擁抱生命。您希望透過這一場景，向觀眾傳達何種深層的生命哲學？這是否是對虛偽與死亡的最終否定？
拉約什·比羅： (他輕輕敲了敲煙斗，發出清脆的聲響，眼神也變得清澈而堅定。) 「活著的人活著。」這句話，是整部劇的靈魂所在。它並非簡單的對死亡的否定，而是在巨大的悲劇和混亂之後，對生命本能的一種回歸與肯定。佐爾約米的死，麗茲的悲劇，都像一面鏡子，照見了那個時代人性的陰暗面與社會的殘酷。然而，生命的力量，就在於它總能從灰燼中尋求新生。
拉波爾特扔掉手槍，象徵著他放棄了依賴暴力與逃避來面對困境的態度。他與阿格涅斯決定在一起，是他們對「真實」與「愛」的選擇。但這條路絕不輕鬆，佐爾約米的「血色陰影」將永遠存在。這句話，是說給活著的人聽的——去面對過去，去承擔選擇的後果，但不要被死亡與陰影所吞噬。我們無法消除所有痛苦與邪惡，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在痛苦中活下去，如何以清醒的姿態去追求那份屬於活著的人的光明。這是一種痛苦的覺醒，一種在看清了世界的殘酷之後，仍選擇擁抱愛與生命的堅韌。那「春日慶典」的真正意義，或許不在於表面的狂歡，而在於歷經冬日的嚴酷與黑暗之後，生命依然有力量，有希望，再次萌芽，即便帶著傷痕，也要向著光的方向生長。
珂莉奧： 感謝比羅先生，您的洞見如同一束光，穿透了歷史的迷霧，讓我們得以更深切地理解這部作品。它不僅是一部戲劇，更是一份時代的見證，一份對人性的深刻剖析。
拉約什·比羅輕輕笑了笑，眼神中閃爍著微光，那光芒中似乎包含了藝術家對生命永恆的探尋，以及對時代命運的無盡思考。窗外，夜色更深了，遠處的燈火卻似乎因這場對談，而顯得更加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