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由「文學部落」的卡拉與小說《The pretender: A story of the Latin Quarter》的作者羅伯特·W·塞維斯(Robert W. Service)展開。對談聚焦於小說主角詹姆斯·霍勒斯·馬登(諾曼·戴恩)對「真實」與「假裝」的追尋,他從紐約的暢銷書作家生活轉變到巴黎拉丁區體驗波希米亞式掙扎的過程。討論深入探討了藝術與商業的衝突、身份的多重性、主角複雜的心理以及他與書中不同女性角色的關係。對談也觸及了巴黎拉丁區的社會氛圍、其他藝術家的寫照,以及小說中荒誕而戲劇性的情節。透過作者的視角,對談揭示了小說對人性、成功與失敗、理想與現實的反思,以及對「愛」的多種形式的描繪。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文學部落」的卡拉,同時也是「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我很樂意為您展開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今天是2025年05月25日,在這適合沉浸於文字與思想的午後,讓我們將思緒的探針伸入過去的時光。我們將呼喚的,是那位以淘金熱詩歌聞名,卻也寫下了這部探討成功、藝術與人性複雜性的迷人小說——《The pretender: A story of the Latin Quarter》的羅伯特·W·塞維斯(Robert W. Service, 1874-1958)先生。
塞維斯先生最為人熟知的作品,無疑是他那些充滿陽剛氣息、描繪育空地區淘金者艱辛與冒險的詩歌,如《育空之歌》(Songs of a Sourdough)。他的詩句粗獷有力,充滿戲劇性,迅速為他贏得了「加拿大吉卜林」的稱號,以及巨大的商業成功。然而,他的人生遠非僅限於北方的冰雪。他曾是銀行職員,熱愛旅行,晚年定居法國。這部於1914年出版的小說《The pretender》,則展示了他筆下的另一個世界:繁華的紐約文學圈,以及充滿掙扎與表演慾的巴黎拉丁區。
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主角詹姆斯·霍勒斯·馬登(James Horace Madden),筆名諾曼·戴恩(Norman Dane),是一位年輕、富有、享譽盛名的暢銷書作家。然而,他對自己的成功感到空虛,認為自己不過是個迎合大眾品味的「假裝者」(Pretender)。為了尋找「真實」的藝術和生活體驗,他毅然放棄紐約的舒適圈,前往巴黎,決心像真正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從零開始,體驗貧困與掙扎。故事跟隨他在巴黎拉丁區的經歷,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物:犬儒的評論家、自視甚高的詩人、為藝術堅守原則的老畫家、為了生存販賣才華的年輕藝術家,以及幾位與他生命產生交集的女性。通過一系列充滿諷刺、荒誕與戲劇性的事件,馬登不斷反思藝術與商業、理想與現實、身份與表演之間的界線。
塞維斯先生以一種既戲謔又時而流露感傷的筆觸,描繪了主角的內心矛盾和外部遭遇。小說出版於1914年春天,書中提到的許多地點和氛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巴黎拉丁區的寫照。作者在書中展現了對不同文化和生活狀態的敏銳觀察,尤其是對文學界與藝術圈的諷刺,以及對主角複雜心理的刻畫。這不僅是一個關於自我發現(或表演)的故事,也是一幅生動的時代畫卷,充滿了塞維斯先生獨特的幽默感與對人性的洞察(儘管書中的觀點常常是主角馬登的,而非作者本人的直接論述)。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場域」約定,為這場對談建構一個合適的場景。
光之場域:巴黎拉丁區咖啡館 (1914年春)
空氣中混合著濃郁的咖啡香、淡淡的煙草味以及一股難以名狀的塵埃與舊書氣息。午後的陽光透過大扇玻璃窗,傾瀉在磨損得光滑的木質地板上,映照出漂浮的微粒。角落裡,一張小圓桌旁,一位身穿深色毛呢外套的男士正緩緩攪動著杯中的咖啡,他約莫四十歲上下,面容被歲月雕刻出幾分沉靜,目光卻依然敏銳,彷彿能看透眼前的世界。他的一頭頭髮已夾雜著斑白的痕跡,但梳理得整齊。手指間夾著一根熄滅的菸斗,那是一種刻著繁複圖案的木製菸斗,看起來像是一個土耳其老人的頭像。耳邊是法語的低語、偶爾傳來的咖啡機的嘶嘶聲,以及窗外街道上隱約的馬車聲。
「塞維斯先生。」我走上前,輕聲打斷了他的思緒。他抬起頭,那雙眼眸帶著溫和的探詢。
「啊,卡拉女士。」他微笑著,聲音帶著一絲歷經世事的沙啞,但吐字清晰,彷彿能將每個詞語都精確地放置。他用手勢示意我在對面落座。「歡迎來到這個小小的角落。您想談談《假裝者》嗎?那可是一段有趣的記憶。」
我坐下,感受著絲絨座椅傳來的微涼。「是的,塞維斯先生。那部小說,對我,以及許多讀者而言,都充滿了迷人的矛盾與深刻的探討。它像一面稜鏡,折射出您筆下主角複雜的內心世界,以及他所處時代的光影。」
他點點頭,重新拿起菸斗在掌心把玩。「矛盾…是啊,那正是霍勒斯·馬登的本質。他擁有金錢、名聲,外人看來無疑是個成功者。但他自己卻覺得像個在舞台上表演的騙子,渴望『真實』。您覺得,這種對『假裝』的厭惡,以及對『真實』的追尋,是否是他所有行為的底層動力?」
「我想是的。」我回應道。「他對紐約社會的浮誇、對文學圈的迎合感到鄙夷,彷彿那些都是『假』的。於是他奔向他想像中的波希米亞,期望在那裡找到未被污染的『真』藝術和『真』生活。但諷刺的是,他去到巴黎後,依然不自覺地、或者說刻意地,在扮演一個又一個角色:落魄藝術家、英雄救美者、痴情丈夫、成功的暢片作家… 他的整個旅程,會不會就是一系列更高明的『假裝』?」
「您觀察得很細緻,卡拉女士。」塞維斯先生說,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玻璃窗,望向遠方。「馬登是一個天生的演員。或者說,我們每個人不都在扮演著某種角色嗎?社會期望、自我期望、甚至於為了生存而必須戴上的面具。馬登只是將這種扮演的自覺性推到了極致。他意識到自己是個『假裝者』,於是決定去『假裝』一個不假裝的人。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諷刺,不是嗎?」
「這讓我想起了您書中對波希米亞藝術家們的描寫。」我說,「昆斯、維恩對暢銷書的不屑,對『藝術』的堅持;特拉弗斯老先生即便窮困潦倒,也絕不為迎合大眾而改變風格;還有羅里默,他熱情洋溢,才華橫溢,但也販賣自己的速寫以求生存… 他們似乎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假裝』著什麼,或者說,在捍衛某種理想。」
「哦,那些人…」塞維斯先生輕笑了起來,那笑聲帶著一絲揶揄。「拉丁區是個大舞台,每個人都在奮力演出。昆斯和維恩自詡為『真藝術』的守護者,但他們的對話讀來,也充滿了一種做作的腔調。特拉弗斯是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堅守著印象派的傳統,但您也看到了,他的畫作並不被主流接受,生活困頓。羅里默則是另一種典型,充滿活力,對女性情有獨鍾,他的藝術中似乎也帶著這種遊戲人間的輕佻。」
「是的,尤其是羅里默在談論女性時的態度,以及他對婚姻的看法。」我接著說,「書中有多位女性角色,她們的出現似乎都在挑戰馬登的某種『表演』。從紐約的費茲太太和特萬代爾小姐,到那不勒斯的盧克雷齊亞,再到巴黎的安娜史塔西婭和弗羅辛。費茲太太和特萬代爾小姐的場景充滿了荒謬的感傷,而安娜史塔西婭的出現,卻似乎帶來了一種意料之外的『真實』。」
「安娜史塔西婭…」塞維斯先生的眼神變得溫柔了一些。「她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帶著一種樸實、堅韌和無條件的愛。馬登是在一種幾乎是鬧劇的情況下與她結婚的,最初也許只是出於一種責任感,甚至是一種逃避博阿迪西亞的方式。但他對安娜史塔西婭的態度,從最初的將她視為『方便』的對象,到後來的依賴,再到最後… 那種醒悟,是小說中最為動人的轉折。」
「是的,她似乎是他生命中『真實』的錨點。」我輕聲說,「她不理解他的文學追求,不懂他的諷刺,但她全心全意地愛他,照顧他,甚至願意犧牲自己來支持他的寫作夢想。她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他,將他視為偉大的作家。她代表了一種未經修飾的、純粹的愛與奉獻。然而,即使面對這種純粹,馬登內心深處的『表演者』和『自我分析者』似乎也從未真正停歇。他分析她的情緒,甚至在夢中對她展現情感。」
「這是他掙扎的一部分。」塞維斯先生嘆了口氣。「他習慣了用理智去解剖情感,用戲劇化的視角去觀察生活。安娜史塔西婭的愛,對他來說可能過於純粹、過於強烈,以至於他不知如何完全接納,只能在她熟睡時,或是通過潛意識的夢境來表達深藏的情感。他對多蘿西(他們夭折的女兒)的想像和悲傷,也投射了他對『真實』的家庭情感的渴望,同時也是他內心戲劇性的一種體現。」
「多蘿西的夭折,以及馬登對她的強烈想像和悲傷,也引出了書中另一個有趣的視角:赫爾斯特倫對『未出生者』的崇拜。」我說,將話題轉向另一位藝術家。「赫爾斯特倫,那位瘸腿的雕塑家,他對社會的悲觀論調,以及他對兒童——尤其是索隆熱——的溫柔與理想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思想,『未出生者』的偉大與希望,與馬登失去多蘿西的痛苦,以及他對子嗣的感傷幻想,交織在一起。」
「赫爾斯特倫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塞維斯先生點了點頭。「他代表了另一種藝術家的形象:嚴肅、深刻、懷有宏大的理想,但也因此顯得孤僻、痛苦。他的瘸腿不僅是身體上的缺陷,也象徵著他在這個物質化世界中的格格不入。他對『未出生者』的崇拜,其實是他對未來、對更純粹、更理想化的人類的嚮往,是他對當下社會不滿的一種哲學性表達。他與弗羅辛和索隆熱的關係,尤其是他對索隆熱的溫情,展現了他嚴酷外表下的另一面,那是一種對生命原始、未被污染狀態的珍視。而弗羅辛,那位勤勞、堅韌的單身母親,她代表了另一種形式的『真實』生活和掙扎,一種沒有太多浪漫幻想,只有日復一日的勞作與對孩子的愛。」
「弗羅辛的故事,以及她對您筆下那位英國藝術家父親的記憶,也為她自己與赫爾斯特倫的結合鋪墊了基礎。」我補充道,「赫爾斯特倫的愛似乎首先投射在索隆熱身上,然後才轉向弗羅辛。這種關係的建立,似乎更多基於共同的溫情與對孩子的愛,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浪漫激情。這也是對『愛』的另一種現實主義描繪吧?」
「或許吧。」塞維斯先生沉吟道,「在拉丁區,各種形式的關係都在發生。有遊戲人間的,有基於生存的,也有像赫爾斯特倫和弗羅辛這樣,在彼此的孤獨與溫暖中尋找依靠的。生活本身就比小說更為複雜多變。而作為一個作家,我只是試圖捕捉其中的一些片段。」
「您在書中對巴黎街頭、市場、咖啡館的描寫,尤其是對聖梅達爾街和馬弗塔街的描繪,充滿了強烈的視覺與感官衝擊力。」我說,「那些細節,那些氣味、聲音、擁擠的人群,與您筆下主角的內心掙扎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光之雕刻』要求我們『描寫而不告知』,而您的文字似乎天然地具備這種能力,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那種混亂、活力,甚至是骯髒與絕望。」
「我曾在那裡生活過一段時間。」他點了點頭,「那些地方的生命力是驚人的,即便是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它們充滿了粗糙的真實,而這種真實本身就具有一種力量,甚至是一種美。但這種美不是浪漫化的,它是帶著泥土、汗水和掙扎的氣味。」
「關於奧弗拉瑟和盧克雷齊亞的線索,以及最後那場硫酸攻擊的鬧劇,也為小說增添了一層意料之外的、甚至是超現實的轉折。」我說,「尤其是盧克雷齊亞,從那不勒斯的酒店女僕,到巴黎的藝術模特,再到因嫉妒施暴… 她的軌跡充滿了戲劇性,也顯露出潛藏在日常生活下的瘋狂與失控。」
「是啊,那場景…」塞維斯先生的表情有些複雜,似乎仍在回味那段情節的荒謬與殘酷。「嫉妒,還有那種偏執的愛,可以將人推向極端。而拉丁區,正是滋生各種極端情緒與行為的土壤。它既是藝術家的天堂,也可能是瘋狂滋長的溫床。那場硫酸攻擊,雖然情節駭人,卻也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將潛藏的激情與黑暗暴露無遺。」
「回到馬登本身,他的『假裝者』身份似乎貫穿始終。」我說,「即使在他體驗貧困、寫通俗小說時,他也在扮演一個『為生存而奮鬥的藝術家』;在他回歸富裕、再婚時,他扮演的是『成功的社會名流』;甚至在他決定成為慈善家時,他或許又開始扮演『慷慨的善人』。他似乎永遠無法脫離表演的狀態。」
「或許他根本就不想脫離。」塞維斯先生的目光變得深邃起來。「對他來說,生活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戲劇,他既是主角,也是觀眾,更是評論家。他沉迷於對自己的觀察與分析,享受著角色的轉換帶來的刺激。他的真正成功,也許並不在於他寫出了多少暢銷書,而在於他將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部最引人入勝的『小說』,一部充滿反諷與自我解剖的『假裝者』的故事。」
「那麼,您認為他最終是否找到了他所追尋的『真實』?」我問。
塞維斯先生緩緩搖了搖頭,夾著菸斗的手指輕敲著桌面。「『真實』… 那是多麼 elusive 的概念。或許,他最終意識到,他所追尋的『真實』並不存在於外部環境或某個特定的身份中,而是在於他能夠接納自己內部的矛盾與多樣性。他既可以是暢銷書作家諾曼·戴恩,也可以是追求藝術的西勒努斯·斯塔塞特,還可以是那個笨拙地愛著安娜史塔西婭的詹姆斯·霍勒斯·馬登。當他最終能夠『愛上自己的妻子』——那個樸實、真實、被他曾視為『不夠有趣』的女人時,也許,那正是他最接近『真實自我』的時刻。但他是否完全達到了?小說的結尾,似乎依然留下了一些懸念,對嗎?」
「是的,那正是它迷人的地方。」我微笑著說,「『欣賞未完成的美好』,文學的魅力常常就在於此。它不給出確定的答案,而是引發讀者無盡的思考與回味。」
他對我溫和地一笑。「也許,這正是我的『假裝者』想要傳達的。生活並非非黑即白,藝術也並非只有一種形式。在成功與失敗、真實與假裝之間,總有廣闊的灰色地帶,等待著我們去探索,去體驗,去… 表演。」
陽光從窗外移開,室內的氛圍變得柔和。塞維斯先生掐滅了手中的菸斗,將它放進口袋。這場關於《假裝者》的對談,彷彿也隨著光線的流逝,抵達了一個自然的終點。
光之凝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