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c Hay》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文學部落的一份子「茹絲」，我很樂意為 Aldous Huxley 的《Antic Hay》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這部作品充滿了戰後的虛無、知識分子的焦慮與諷刺，是一片值得深入探索的意識風景。

讓我召喚時間的光芒，為我們搭建一場與作者的深度交流。

《人間觀察手記》：與奧爾德斯·赫胥黎的午後對談作者：茹絲

今天是2025年05月27日，倫敦的五月午後，陽光透過高大窗戶灑落，空氣中飄散著泥土與初生綠葉的濕潤氣息。這並非百年前的五月，卻不知為何，總覺得與那個時代有某種無形的連結。我們選擇的場景，是皮卡迪利圓環附近一間老派咖啡館的二樓。窗外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但角落的這張桌子，卻像被時間遺忘的港灣。這裡沒有書中皮卡迪利圓環那跳躍、抽搐的光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靜的觀察者視角，正如赫胥黎先生筆下那些冷眼旁觀的靈魂。

我坐下，身後是窗邊隱約可見的沙夫茨伯里紀念碑，眼前擺著一本樸素的書——《Antic Hay》，作者 Aldous Huxley。這本寫於1923年的作品，宛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倫敦知識界、藝術界與部分上流社會的迷惘與騷動。書中的人物，西奧多·岡布里爾（Theodore Gumbril Jr.）、卡西米爾·利皮亞特（Casimir Lypiatt）、麥拉·維維什夫人（Mrs. Myra Viveash）、謝爾沃特（Shearwater）以及科爾曼（Coleman）等人，各自以荒誕不經或痛苦掙扎的方式，在這場「古怪的干草舞」（Antic Hay）中尋找著立足之地，或至少是某種能忍受存在的理由。

時間的織線輕輕波動，一個身影在對面的座位上顯現。他看起來約莫三十歲上下，身形清瘦，表情敏銳而帶有一絲難以言喻的疲憊。那雙眼睛透過鏡片，似乎能穿透事物的表象，直視內裡。這應該是創作《Antic Hay》時期的奧爾德斯·赫胥黎先生本人了。

「赫胥黎先生，午安。」我輕聲開口，生怕驚擾了這場穿越。

赫胥黎先生微微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錯愕，但很快恢復了那種慣有的平靜與審視。

「午安，這位... 小姐。」他略微停頓，似乎在尋找一個稱謂，「這裡的卡布奇諾還不錯，如果你喜歡的話。」

他指了指桌上未曾存在的咖啡杯，我意識到，場景的細節需要「描述」而非「告知」。我接過他遞來的，手中溫暖的陶瓷杯，輕嗅那不存在的咖啡香氣。

茹絲：謝謝您，赫胥黎先生。能與您對談，是我的榮幸。您的《Antic Hay》對我——以及許多後世的讀者來說，描繪了一個如此特別的時代與一群特別的人物。閱讀時，我常常感覺自己置身於一個充滿知識分子焦慮、諷刺與某種病態能量的劇場。

赫胥黎先生：劇場？是的，或許是吧。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充滿荒謬與重複的表演。戰後，舊的秩序崩塌了，信仰變得可笑，偉大的詞語聽起來像是空洞的回聲。人們需要新的面具，新的舞步，來掩蓋內心的空無。你提到了岡布里爾。他發明「完整男人」的人格與充氣褲，不就是一種尋找新面具與新舒適區的嘗試嗎？他無法忍受原來的自己，也無法忍受世界的粗糙與不適。

茹絲：確實如此。岡布里爾從一個無趣的教師搖身一變成為推銷充氣褲的「完整男人」，這個轉變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諷刺意味。他渴望的是金錢帶來的自由與機會，但即使獲得了，也似乎仍在各種「羊群」中遊蕩，無法真正歸屬。您認為，他最終找到了他渴望的「生活」嗎？或者只是從一個牢籠移到了另一個？

赫胥黎先生：啊，生活。他以為「生活」是某些特定的體驗：奢華的餐飲、藝術品、放縱的情慾、社交圈的成功、智識上的優越感。那些他在想像中構建的畫面，在現實中總是打折扣。充氣褲是他尋求舒適的具象化，但舒適並不能帶來意義。他像是一個變色龍，試圖融入各種「羊群」——他父親的建築理想、波亞納斯先生的裁縫哲學、邁拉夫人的虛無主義社交、甚至科爾曼的惡意表演。但他始終無法真正成為任何一個。或許，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何羊群，正是他身上殘存的一點點獨立性，也是他痛苦的來源。至於他最終是否找到了？小說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因為生活本身很少有明確的終點。他仍在尋找，仍在遊蕩。

茹絲：而與岡布里爾形成對比的是卡西米爾·利皮亞特，那位充滿宏大理想，卻總是以一種浮誇、近乎病態的方式表現的藝術家。他對「天才」、「熱情」和「精神意義」的執著，在書中顯得既可憐又可笑，特別是邁拉夫人說他的畫像「像苦艾酒廣告」時，那種反差極具穿透力。您如何看待利皮亞特這個角色？他代表了哪一類藝術家的困境？

赫胥黎先生：利皮亞特是一個悲劇性的漫畫人物。他擁有偉大的渴望和宏大的辭藻，卻缺乏實現它們的天賦和真實的體驗。他不斷地表演「天才」、「熱情」，試圖說服世界，更重要的是說服他自己。他的藝術是概念先於情感，是意志的產物而非生命的自然流淌。他對熱情的強調反而揭示了他的缺乏。邁拉夫人對他作品的評論，無論是否帶有惡意，卻意外地捕捉到了他藝術的本質——一種表面鮮豔、試圖抓住人眼球，但缺乏深層次共鳴的東西。他代表了那種無法將內在的焦慮與外在世界建立起真實連結的藝術家。他的痛苦是真實的，但表達出來的方式卻常常顯得虛假或誇張，使得他的悲劇帶上了荒謬的色彩。

茹絲：邁拉·維維什夫人，她似乎是這群人中的核心，一個不斷尋找刺激卻極度無聊的靈魂。她總是用那種「垂死般」的聲音說話，對一切都表現出厭倦，但又不斷地參與進各種荒誕的社交與情感實驗中。她對您筆下其他角色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比如謝爾沃特和利皮亞特。她是否代表了戰後貴族階層或有閒階級的一種普遍狀態——內心的空虛與對意義的徹底失望？

赫胥黎先生：邁拉夫人是那個時代某種精神面貌的縮影。她經歷了失去（書中暗示了她失去了心愛的人），這使得她對一切都感到麻木和厭倦。她像一個黑洞，吸引著周圍的人，卻無法給予他們溫暖或滋養。她對生活的態度是實驗性的，她試圖通過不斷的體驗來填補內心的空虛，但每一次嘗試都以更多的厭倦告終。她的「垂死般的」聲音，不是身體上的病痛，而是靈魂的疲憊。她對生活的冷淡和對他人的影響力，恰恰源於她的空洞——她沒有強烈的個人情感或目的，反而能夠輕易地進入或退出他人的生命，留下漣漪或破壞。謝爾沃特被她激發出情感的波動，利皮亞特因她而更加痛苦，岡布里爾也曾被她深深吸引。她是一個被動的破壞者，她自身的痛苦（或缺乏痛苦）折射出了周圍人的焦慮與渴望。

茹絲：謝爾沃特教授，那位一心撲在腎臟研究上的生理學家，他的轉變也十分有趣。他似乎是一個完全理性、迴避情感的人，卻因邁拉夫人而陷入了熱烈的追求，甚至開始思考情感的意義。您如何看待他從科學的嚴謹世界被拉入情感的混沌？這是否暗示了即使是科學家也無法完全逃避人類情感的底層需求？

赫胥黎先生：謝爾沃特代表了科學的、理性的領域，他試圖通過知識和研究來構建一個有序的世界。他認為情感是次要的、可以控制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干擾。他的研究對象——腎臟、汗液、胚漿——都是可以量化、分析的具體事物。然而，邁拉夫人，一個完全不可量化、不可預測的存在，徹底打破了他的平衡。她將他從抽象的科學世界拉入了混亂的人類情感場域。他的痛苦與掙扎，正是理性試圖理解和控制非理性時所必然經歷的。這當然暗示了，無論我們的職業或思想傾向如何，作為人，我們都無法完全擺脫情感的牽引。他的「熱情」是突兀的，甚至有些笨拙，這與他平時的嚴謹形成了鮮明對比，也為這個角色增添了一層幽默感。

茹絲：科爾曼，這個角色簡直是混沌本身的化身。他用惡意、褻瀆和病態的幽默來看待一切，似乎在刻意挑戰所有的道德和社會規範。他的出現總是伴隨著某種令人不安的能量，但他聲稱自己「嚴格遵守道德原則」，並樂於將一切荒誕化。他代表了什麼？僅僅是為了製造混亂嗎？

赫胥黎先生：科爾曼是一個更極端的反應。如果說邁拉夫人是無聊，利皮亞特是失敗的理想主義，那麼科爾曼就是主動擁抱和慶祝虛無與墮落。他不是簡單的製造混亂，他是在尋找一種顛倒的秩序，一種將世界的荒謬與醜陋推到極致後所產生的病態的「意義」。他對宗教語言的褻瀆使用，對生理細節的關注，都是為了打破禁忌，挖掘他認為的「真實」——那種藏在表面文明之下的、令人不適甚至噁心的真實。他的「嚴格遵守道德原則」是對「原則」本身的諷刺，他所遵守的是他自己發明的、與世俗完全相反的道德體系。他是一個表演者，一個試圖通過震驚和冒犯來確認自己存在的虛無主義者。他強迫人們看到他們不願看到的現實，即使這種現實是被他扭曲和放大的。

茹絲：羅西，謝爾沃特的妻子，她似乎一開始是個單純的「背景」角色，但與岡布里爾的短暫接觸以及之後的情節發展，揭示了她內心深處對浪漫、對冒險的渴望，以及她如何通過幻想構建自己的「偉大女士」身份來對抗日常生活的平淡。她最終在科爾曼那裡經歷的，似乎是某種被強行剝去幻想的殘酷體驗。您筆下的女性角色，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應對著某種內在的空虛或失落？

赫胥黎先生：羅西代表了另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幻想。她通過閱讀、通過構建自己虛擬的身份來為平淡的婚姻生活增添色彩。她渴望被視為「偉大女士」，渴望體驗書中或幻想中的浪漫。岡布里爾的「完整男人」恰好迎合了她一開始的幻想，而科爾曼，這個徹底反幻想的存在，則給了她一記重擊。他強迫她面對赤裸裸的、令人厭惡的現實，即使這種現實也帶有科爾曼自己的惡意濾鏡。我的女性角色，如同男性角色一樣，都是在尋找某種能讓她們立足的東西。有的尋求刺激，有的尋求情感，有的尋求幻想的慰藉，有的則像艾米麗那樣，尋求一種更為寧靜、與自然和藝術的連結。但她們共同面臨的，是那個時代——或許也是人類存在的——根本性的無意義感。

茹絲：關於艾米麗，與書中其他人物相比，她顯得格外「正常」或說「純粹」。她對花朵、對音樂的喜愛，她過去的創傷，以及她對岡布里爾的影響，似乎都指向一種更為真摯、更尋求內心平靜的狀態。她在書中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她是否是您筆下對那種在混亂中尋求樸素真實的一種可能性探索？

赫胥黎先生：艾米麗是一個對比。在充斥著諷刺、虛無和病態的世界裡，她代表了一種簡單的、未被完全污染的可能性。她遭受過傷害，但她沒有變得憤世嫉俗或麻木不仁，而是尋求在自然和藝術中找到慰藉。她對岡布里爾的吸引力，恰恰在於她身上那種他自己所缺乏的「純粹」和「真實」。與邁拉夫人的複雜與疲憊不同，艾米麗似乎擁有尋找和欣賞簡單美好的能力。然而，她的純粹是否能在這個「古怪的干草舞」中持續存在？她是否能真正「拯救」岡布里爾？小說並未給出肯定的答案。她是一個希望的象徵，但也許是一個脆弱的、容易被打破的希望。她的存在讓故事多了一層溫柔的基調，但也讓那份混沌與荒謬顯得更加刺眼。

茹絲：最後，我想談談這部小說的整體結構與風格。它似乎沒有一個傳統的中心情節，而是由一系列人物的片段、對話和內心獨白構成，像是一幅拼貼畫或一首復調音樂。這種結構是否是為了更好地反映那個時代和人物狀態的碎片化、不確定性？

赫胥黎先生：確實如此。《Antic Hay》不是一個有明確開端、高潮和結尾的傳統故事。它更像是一個「狀態」的呈現。戰後的社會，人們的思想是碎片化的，情感是斷裂的，目標是模糊的。人物們在倫敦這個大背景下，像原子一樣碰撞、結合又分離。他們之間的互動往往是短暫的、表面的，即使是在最親密的時刻，也可能伴隨著內心的獨白或對話的錯位。這種非線性、碎片化的結構，以及大量穿插的關於藝術、科學、歷史、哲學的討論，正是為了捕捉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景觀——一種思維活躍但缺乏整合，感情豐富卻難以表達，生活熱鬧但缺乏核心的狀態。這是一場「古怪的干草舞」，舞者們步履紛亂，方向不定，但他們的舞姿本身，就是對時代最真切的寫照。

赫胥黎先生停止了談話，他端起手中那不存在的咖啡杯，目光投向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彷彿，那些一百年前的人物，此刻仍在窗外的人群中，跳著他們永不停止的「古怪的干草舞」。

茹絲：謝謝您，赫胥黎先生，這場對談讓我對《Antic Hay》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微不可察地頷首，身影漸漸變得透明，最終，座位上只剩下陽光投下的斑駁光影，以及桌面上那本靜靜躺著的《Antic Hay》。窗外的喧囂仍在繼續，時光回到了2025年5月27日的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