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ola and the River Congo, vol. 1》光之對談

《時事稜鏡》：與約阿希姆·約翰·蒙特羅的光之對談：深入安哥拉與剛果河的探險與時代視角作者：克萊兒

各位親愛的光之居所夥伴們，我是克萊兒。作為一位關注時事、提煉核心資訊的新聞導讀者，我深知理解當代世界的重要性。然而，要真正看清時代的脈絡，我們也必須回望過去，從歷史的稜鏡中尋找光芒。今天，我將啟動一場「光之對談」，帶領大家回到19世紀末，與一位非凡的探險家和博物學家——約阿希姆·約翰·蒙特羅（Joachim John Monteiro）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我們將以他1875年出版的巨著《安哥拉與剛果河，卷一》（Angola and the River Congo, vol. 1）為藍本，一同探討他對非洲大陸的觀察、理解，以及那個時代錯綜複雜的人性與社會圖景。

蒙特羅先生不僅是一位旅行作家，更是一位皇家礦業學院的準會員，以及動物學會的通訊成員。這雙重身份賦予了他獨特的視角：他既能以科學家的嚴謹觀察自然地理、動植物，又能以探險家的敏銳洞察當地社會、風俗與經濟活動。這部著作，是他數年在安哥拉和剛果河流域旅行與探險的結晶，詳細記錄了從剛果河口到莫薩米德斯（Mossamedes）長達十個緯度地域的風貌。他不僅描繪了海岸線的地理特徵、不同海拔的植被變化，更深入揭示了當地部落（如Mussurongo, Ambriz, Mushicongo, Zombo等）的風土人情，從其法律、貿易體系、宗教信仰（「巫術」與「神物」）到日常飲食、生活習慣，乃至其社會結構與心理特質。

然而，我們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來審視這部作品。蒙特羅先生的記述，儘管詳實，卻也不可避免地帶有19世紀歐洲殖民時代的思維烙印，尤其是在他對非洲原住民性格、智力與「文明化」潛力的評述上，流露出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種族優越感與偏見。他對奴隸貿易「終結」後當地社會變化的觀察，以及對傳教事業的質疑，都反映了當時歐洲社會對非洲複雜現實的簡化理解與自身利益考量。

今天，我的目標是透過這場對談，不僅汲取蒙特羅先生筆下那些關於非洲自然與社會的珍貴一手資訊，更要引導他闡述這些觀點背後的原因與時代背景。我們將試圖理解，在那個大航海與殖民擴張的年代，一位歐洲學者兼探險家是如何看待這片充滿未知與挑戰的土地。

光之對談：安哥拉與剛果河的探險與時代視角作者：克萊兒

場景建構：

今天是2025年6月3日，初夏的夜晚，月光透過窗戶輕柔地灑進「光之書室」。空氣中彌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與一種淡淡的、彷彿來自異域叢林的植物芬芳交織。書室一角，幾盞微黃的檯燈柔和地照亮著堆滿地圖、筆記本和精緻植物標本的桃花心木大桌。喬治·約翰·蒙特羅先生，一位留著整齊鬍鬚、眼神銳利而充滿探究精神的紳士，正低頭審視著一張手繪的安哥拉海岸線地圖，不時拿起筆記本輕輕劃記，他的指尖因為長年戶外工作而顯得粗糙，卻又帶著科學家獨有的細膩。一隻安靜的壁虎輕輕攀爬過他身後牆壁上的一幅手繪的猴麵包樹（Baobab）速寫，為這靜謐的夜晚增添了一絲非洲大陸的生氣。

克萊兒：蒙特羅先生，晚安。感謝您撥冗與我們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從您的著作《安哥拉與剛果河》中獲益良多，尤其是您對那片土地細緻入微的觀察，令人印象深刻。我好奇，是什麼樣的驅動力，讓您願意投入數年光陰，深入非洲西岸這片當時對歐洲人而言充滿未知與挑戰的土地，並將您的所見所聞付諸筆端？

蒙特羅： 克萊兒小姐，晚安。很高興我的觀察能引起您的興趣。談到驅動力，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綜合感受。起初，當然是源自對未知世界的渴望，以及作為礦業學院學者的本能——探索未被發掘的礦產資源。19世紀中期，非洲對歐洲而言，仍是一個充滿神秘與潛力的「黑暗大陸」。黃金、象牙、橡膠，以及潛藏在土中的銅礦，這些無一不吸引著像我這樣的實業家和探險家。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單純的商業驅動逐漸讓位於更深層的科學好奇。當我置身於安哥拉的廣袤荒野，面對那些前所未見的植物、動物，以及那片土地上獨特的地質構造時，一股強烈的求知慾油然而生。我發現自己不僅僅是在尋找礦藏，更是在觀察一個活生生的實驗室。每一個新物種的發現，每一種獨特植被的生長模式，甚至每條河流的潮汐變化，都激發著我深入探究的熱情。我的妻子，羅斯，她的藝術天賦也成了我記錄這些自然奇觀的重要夥伴，她的素描讓我的文字更加生動。

而寫作這本書，則是一種使命感。我希望能為世人呈現一個「真實」的安哥拉。當時關於非洲的許多記述，要麼過於浪漫，要麼過於偏頗。我希望能用我的親身經歷，我的科學訓練，去提供一份客觀、準確的記錄，無論是地理、物產，還是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我認為，這對於未來的商業發展、科學研究，乃至「文明化」進程，都至關重要。

克萊兒：您提到了科學探究與“文明化”進程，這正是我想深入了解的部分。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安哥拉的地理、氣候與植被，尤其是從剛果河到莫薩米德斯之間顯著的變化。能否請您再具體談談，這些自然環境的嚴酷性，對您作為一位歐洲探險家而言，帶來了哪些最主要的挑戰？特別是您在Cuio的採礦經歷中提到的供水困難，以及那段關於「卡汀加」（Catinga）——原住民體味的描述，似乎也暗示了環境對您個人感官的衝擊？

蒙特羅： (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一幅地圖，發出低沉的聲響，似乎在回味那些艱苦歲月) 啊，自然環境的嚴酷性，遠超一般人的想像。最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氣候與疾病。雖然我認為安哥拉的氣候相對西非其他地區較為宜人，但瘧疾和間歇熱仍然是致命的威脅。我的十二名礦工團隊，抵達Bembe後不到一個月，就有七人染病，最終八人喪生。這絕非氣候單一因素，而是缺乏適當的住宿與照護，以及他們自身對飲食與健康的疏忽。

而水源問題，尤其是在乾旱的Benguella地區，更是我經歷過最為折磨的挑戰之一。在Cuio的銅礦區，我曾有26個月滴水未降，那段時間裡，要為四百至六百名工人維持飲水供應，簡直是一場噩夢。飲水要從六英里外的地方運來，且無法使用牛車，全靠人力和那些頑固的小驢。那些黑人工人常常在路上偷水、破壞水桶，甚至用泥坑裡骯髒的水來應付，讓我在飢渴交加、塵土飛揚的工作日後，還要為此感到極度煩躁。那種口渴、疲憊，再喝到被污染水的感受，遠非筆墨所能形容。唯有穆科佐（Mucozo）河床下那清澈冰涼的過濾水，才是在那酷熱中能想像到的最美味的甘霖。

至於「卡汀加」，那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感官體驗，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挑戰。當我在非洲生活了一段時間，我的感官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那種氣味，我將其比作「腐爛洋蔥與酸敗奶油的混合物」，還帶有一種老山羊的腥臭。我的葡萄牙獵犬在首次聞到時，也會因其濃烈而打噴嚏、顯得厭惡。然而，弔詭的是，書中也提到，在非洲的野生動物，嗅到白人的速度往往比黑人更快。這說明了感官適應性的奇妙。

在安哥拉內陸旅行時，最令人疲憊的莫過於穿行於「刀鋒草」（Capim de faca）叢林中。那些高達五到十六英尺、葉片邊緣鋒利如刀的巨大野草，不僅難以穿越，還會割傷皮膚。乾季時，當地居民會焚燒這些枯草，形成壯觀卻也令人窒息的「Queimadas」（焚燒地）。白天的濃煙蔽日，晚上則是一片火海，火焰跳躍著，映照著天空，空氣中瀰漫著炭灰與鹼性灰燼，讓眼睛和喉嚨都感到灼痛。即使坐在吊床裡，也只能看到頭頂的天空，兩側是沙沙作響的枯葉牆，炎熱而窒息。這種體驗，讓人在文明世界中無法想像其艱辛。

克萊兒：您對環境的描寫極具畫面感，特別是那些對「刀鋒草」和「Queimadas」的細節捕捉，令人彷彿置身其間。這些惡劣的自然條件，想必也塑造了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某些“特質”，這也引出了您在書中提及，並引起廣泛討論的，關於「非洲黑人性格」的那些觀察。您對他們的「麻木不仁」、「缺乏愛與感恩」以及對「巫術」（Fetish）的堅信，有著非常直白甚至嚴厲的論述。您能否闡述一下，這些觀點是基於哪些具體的觀察和「數據」，以及您認為這些特質與非洲的氣候和環境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蒙特羅： (他緩緩地吐出一口氣，眼神顯得有些凝重，彷彿回到了那些充滿爭議的辯論中) 克萊兒小姐，這是書中最為敏感，也是最容易引起誤解的部分。我的觀點，絕非出於惡意或偏見，而是我數年在非洲腹地生活與觀察所「證實」的「事實」。我所指的「非洲黑人性格」，是針對那些仍處於「原始」或「自然狀態」的部落而言，而非已與白人文明長期接觸的混血或沿海居民。

我觀察到，他們的「麻木不仁」體現在對痛苦的異常承受力。葡萄牙外科醫生曾告訴我，黑人在沒有氯仿的情況下接受截肢等重大手術，幾乎沒有「系統性休克」的反應。我親眼見過一個手被槍炸爛的黑人，在簡易處理後，竟能輕鬆地與同伴開玩笑、烤花生。這種「身體上的不敏感」，我認為是他們在數千年與非洲惡劣氣候，尤其是瘧疾肆虐的沼澤地區「鬥爭」後，通過「自然選擇」所形成的結果。他們對太陽和熱病似乎有著天生的抵抗力，這也伴隨著「智力發展的停滯或倒退」。

至於「缺乏愛、情感與感恩」，這是我在日常互動中多次「驗證」的。我從未見過黑人男女之間有任何親密的肢體接觸，他們的語言中似乎也缺乏表達愛意的詞彙。他們對孩子的撫養，也僅限於動物本能，很少看到母親親吻或擁抱嬰兒。當我試圖對他們施以援手時，他們會表現出極大的欣喜，但那並非出於「感謝」，而是對「不勞而獲」的滿足。我曾出於同情，以高價買下一個遭受虐待的奴隸菲爾米諾（Firmino）並給予他自由和工作，但他兩週後就偷竊逃跑，再問他為何如此忘恩負義，他只說「不知道為什麼」。這讓我相信，他們並沒有能力去「理解」我們所認為的「善意」與「感激」。

他們的社會中，所有不幸，從乾旱、疾病到死亡，都被歸咎於「巫術」或「神物」（Fetish）的影響。他們會諮詢「巫師」（Fetish man），然後根據預言進行毒藥審判（ordeal by poison）。這種毒藥，來自一種名為Erythrophlæum Guineense的樹皮，飲用後若嘔吐則無罪，若腹瀉則有罪，往往導致死亡或被販賣為奴。我甚至見過有人因為鱷魚吃掉了河邊取水的三人中「中間那個」，就認定是旁邊的兩位女伴「施了巫術」。這種盲信與非理性，在我看來，是他們發展的最大阻礙。

我強調，這並非對人性的貶低，而是我作為一個實證主義者，對我所觀察到的非洲現實的如實呈現。我認為，單純的傳教努力，若不結合「工業培訓」，將會是徒勞無功的。在西非海岸的某些地方，我看到被傳教士「文明化」的黑人，不過是穿著滑稽歐式服裝，充滿傲慢與偽善，卻仍保有其固有的惡習，甚至比未受教育的同胞更加狡猾。

我堅信，商業才是非洲真正的文明化引擎。當土著被曼徹斯特的商品、槍支、烈酒等吸引時，他們才會被激勵去生產，去貿易，去接觸更廣闊的世界。例如，我對猴麵包樹（Baobab）纖維在造紙方面的應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儘管初期他們對新貿易充滿疑慮，甚至將我的液壓機視為「大砲」或「巫術」，但一旦他們看到其中蘊含的經濟價值，便會自發地投入生產，這遠比說教有效得多。

克萊兒：您將商業活動視為「文明化」的關鍵，並將其與您在安哥拉引入猴麵包樹纖維製紙的事業連結起來。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您在書中提到，您在1858年發現了猴麵包樹纖維的造紙潛力，並於1865年開始推動其商業化。能否請您詳細闡述一下，這項新產業在推廣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具體的困難？以及您是如何說服當地部落接受並參與這項他們從未接觸過的「白人的貿易」？這其中是否也有您提到過的「巫術」觀念在作祟？

蒙特羅： (他點頭，眼中閃爍著對當年挑戰的記憶，似乎那些困境歷歷在目) 當然，這項新產業的推廣，絕非一帆風順。首先，當地人對任何「新奇」的事物都抱持著根深蒂固的懷疑。他們不相信白人會購買除了傳統商品以外的任何東西。當我提出收購猴麵包樹內層纖維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這不是我們慣常的商品，白人為何會買？」他們甚至猜測，我是為了製造布料，或者更荒謬地，一位老者甚至斷言，那是要用來製作「蚊帳」。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阻力，確實是來自於他們對「巫術」的堅定信仰。當猴麵包樹纖維的貿易在Ambriz初步建立並蓬勃發展時，突然間謠言四起，說我購買這些纖維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製造繩索，有朝一日將他們捆綁起來，並作為奴隸運到蒸汽船上。這種荒謬的說法，竟然讓所有在工廠工作的本地人、甚至整個Ambriz的男女老少，在幾天內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整個城鎮幾乎因此陷入飢荒！

這種情況迫使我不得不尋求當地有聲望的人士協助。我的主要助手，一位名叫「帕伊·托馬斯」（Pae Tomás）的老黑人，他在當地極受尊敬。他的影響力至關重要，他耗費了極大的精力，才讓那些害怕的居民相信這項貿易是安全的，並願意重新回到Ambriz，帶來纖維進行交易。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Kimpoaça。當我試圖在那裡建立第二座液壓機時，當地的一些城鎮對此表示反對。儘管我已獲得當地國王和居民的許可，但當液壓機因海浪過大而無法順利上岸時，這些反對的城鎮居民竟然手持裝滿子彈的槍，在海灘上巡邏了兩個星期，揚言要武力阻止其架設！他們誤以為這個「大鐵塊」（matari ampuena）是一門大砲，擔心我會用它來佔領他們的土地。我花費了許多時間說服他們，讓他們看到液壓機沒有「點火孔」，且是靠水力而非火藥運作，最終才打消了他們的疑慮。

然而，最戲劇性的一次，是兩年後，當Kimpoaça的雨季遲遲未至時，當地的巫師們宣稱，是這個「大鐵塊」施了巫術，阻止了雨水降臨。他們甚至決定對液壓機進行「毒藥審判」！由於液壓機沒有「內臟」，無法飲用毒藥，他們竟決定讓國王的一名奴隸來「代表」液壓機接受審判。幸運的是，毒藥導致了嘔吐，證明了液壓機的「清白」。不過，當雨水再次遲遲不來時，這個可憐的奴隸又被強迫進行了第二次審判，結果依然僥倖無事。

這些經歷讓我明白，要與這些原住民建立信任，光靠解釋科學原理是無用的，你必須證明你的「巫術」比他們的更強大。因此，他們給我起了個綽號，叫「安多基·安普艾納」（Endoqui ampuena），也就是「偉大的巫師」。這項新貿易的成功，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新的收入來源，也間接證明了商業誘因在改變當地人觀念方面，確實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文明化」更為有效。

克萊兒：您描述的這些經歷，尤其是液壓機與「巫術」的交鋒，確實生動地展現了那個時代文化碰撞的複雜性與誤解。這讓我想到，您在書中對奴隸制度的論述，也帶有類似的「實用主義」色彩，甚至有些令人驚訝的觀點。您認為南安哥拉的奴隸制與北非或東非的「奴隸狩獵」有所不同，更像是一種「家庭制度」，且其供應量主要來自於當地法律的「刑罰」。您甚至提到，廢除奴隸販運導致了當地奴隸被「簡單地謀殺」。您能否進一步闡述您對這種「本土奴隸制」的理解，以及您為何認為，在當時非洲的特定背景下，將奴隸「出售」給白人，反而是一種「權宜之計」或「更人道」的處理方式？

蒙特羅： (他輕嘆一聲，似乎預料到這個問題會被提出，他的語氣變得更為嚴肅和堅定) 克萊兒小姐，這確實是個敏感話題，但我的論點是基於我對安哥拉本土奴隸制多年的觀察，而非對其「道德」的認可。我必須強調，我所描述的與北美或東非的奴隸貿易性質截然不同。在安哥拉，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範圍內，並不存在大規模的「奴隸狩獵」或為了販賣而發動的戰爭。這裡的奴隸制，更多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國內制度」（domestic institution），歷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遠古。

在這種「宗法式」（patriarchal）的奴隸制下，奴隸並非完全沒有保障。主人有責任為他們提供食物、衣物，在生病時照顧他們如同親生子女，甚至為他們安排婚嫁。奴隸被視為家庭的一部分，常被稱呼為「我的兒子」或「我的女兒」。如果奴隸的女兒被主人選為妻子或妾，那甚至被視為一種榮耀。男性奴隸不能被強迫從事女性的工作，比如耕地。從表面上看，主人與奴隸之間幾乎沒有差別。

那麼，大量的奴隸是如何進入販運市場的呢？我觀察到，主要來源有三。其一，是多餘的奴隸人口，當主人無力供養時，會將其出售。其二，是頻繁發生的乾旱和作物歉收導致的飢荒，促使大量人口為了生存而自願或被迫成為奴隸。但最主要的來源，是當地嚴苛的法律懲罰。幾乎所有違法行為，包括偷竊、破壞財物，甚至連偷一顆正在孵蛋的雞蛋，都可能被判處奴役，甚至連同家人一起被販賣。這是一種「以奴役抵罪」的制度。我曾親眼見過偷竊者在工廠裡被鎖鏈鎖著工作，直到家人支付贖金。

我的論點是，當歐洲列強以「人道」之名廢除奴隸販運後，這些原本可以被「出售」以換取生存機會的「罪犯」或「多餘人口」，卻面臨了更為殘酷的命運。他們無法再被運到美洲殖民地去「賺取生計」，反而因為社會無法消化而直接被「簡單地謀殺」。我曾在Bembe的路上看到過一個因為偷了一把刀就被斬首並將頭顱插在棍子上示眾的黑人屍骨。在飢荒時期，甚至會有奴隸被直接「敲頭」以結束生命，以避免活活餓死，而他們似乎也接受這種命運。我認為，這種「人道」干預，在當時的非洲背景下，反而導致了更「可怕的殺戮」。

因此，我才會提出，在非洲原住民的「野蠻與無知」未被「開化」之前，奴隸的販運，竟可能是「唯一能夠緩解這些國家殘酷法律的權宜之計」。這並非我認可奴隸制，而是對當時現實的一種冷酷「描述」和「分析」。我所追求的「文明化」，是通過「工業」和「貿易」的引入，讓他們有能力通過勞動滿足自身的需求，從而自然地消除這些「野蠻」的風俗和法律。這需要漫長的時間，以及對非洲人「本質」的深刻理解，而非僅僅是基於歐洲式的「理想主義」。

克萊兒：蒙特羅先生，您的論述雖然挑戰了許多人對「文明」與「人道」的普遍認知，但無疑提供了當時歐洲探險家看待非洲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您強調的「實用性」與「經濟驅動」在改變非洲的潛力，與您在書中對當地資源的詳細記錄相呼應，比如銅礦、紅木膠（gum copal），以及您本人發現的猴麵包樹纖維。

在您對安哥拉未來的展望中，您似乎對非洲的「發展潛力」抱有期待，同時也對歐洲在該地區的「殖民管理」提出了批評。您在書中提到，葡萄牙在Ambriz設立海關並徵收高額關稅，導致貿易幾乎停滯，直到您說服總督降低關稅才得以恢復。您認為，這些「盲目而荒謬的政策」阻礙了安哥拉的發展。您如何看待19世紀末歐洲列強對非洲的瓜分與殖民行為？您是否認為這種殖民模式，即使有其「發展」的意圖，也可能因為其「愚蠢的」管理方式而最終失敗？

蒙特羅： (他將地圖捲起，放在一旁，雙手交叉在胸前，眼神銳利地看向窗外，似乎在審視那遙遠大陸的未來) 是的，克萊兒小姐，我對非洲的潛力抱有堅定的信念，但前提是必須採用「正確」的策略。我認為，任何試圖通過武力征服、強行「教化」或不切實際的「慈善」來「文明化」非洲的嘗試，最終都將以失敗告終。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管理，就是一個典型的反例。

以Ambriz為例，當葡萄牙在1855年佔領此地後，他們立刻設立海關，徵收高額進口關稅。其結果是，原本在此經營的美國和利物浦貿易商，為了規避這些不合理的「勒索」，紛紛將其業務遷至Loge河另一側的Quissembo，那裡不受葡萄牙管轄，也無需繳納關稅。Ambriz的貿易因此被「完全扼殺」，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海關官員微薄的薪水。這正是「盲目而荒謬的政策」所導致的直接後果。

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才說服當時的安哥拉總督——一位海軍軍官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貢薩爾維斯·卡多佐（Francisco Antonio Gonçalves Cardozo）——將關稅降至百分之六的從價稅。他有足夠的「常識」去理解，適度的關稅才能帶來更大的稅收，並重新吸引貿易。事實證明我是對的，Ambriz的海關收入顯著增加，而Quissembo的貿易則因此萎縮。

我所批評的，並非殖民本身，而是「愚蠢」的殖民方式。殖民的目的是「發展」與「利用」其資源，而非建立無效的官僚體系和剝削性政策。如果殖民者無法理解當地人的行為模式、無法提供互惠的經濟誘因，那麼任何形式的「統治」都將充滿摩擦與低效。我看到葡萄牙軍隊在安哥拉的「無精打采」與「可恥的軍事管理」，與他們早年征服剛果王國時的「能量和勇氣」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管理方式，只會讓當地人對白人產生更深的「不信任」和「敵意」。

我認為，歐洲列強對非洲的瓜分，如果僅僅是為了短期掠奪，或者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進行不切實際的「文明灌輸」，那麼即使他們成功建立起殖民地，也無法真正實現其「發展」的目標。真正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對當地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對當地勞動力的合理激勵之上。商業，以其最純粹的形式，才是激發當地生產力和引導其進入「文明」社會的唯一「鑰匙」。只有當他們的需求被市場誘發，他們才會自願投入勞動，而這正是非洲這片「沃土」所具備的巨大潛力。否則，這將是一個持續的、充滿摩擦和混亂的過程，最終可能導致雙方都未能實現其期望。

克萊兒：蒙特羅先生，您的實用主義與對貿易力量的強調，確實貫穿了您對非洲的觀察。在對談即將結束之際，我想再次回到您在書中流露出的個人情懷。您將《安哥拉與剛果河》獻給您的妻子羅斯，並深情回憶了在安哥拉「廣闊的寂靜中」度過的「幸福時光」。儘管您對當地人的性格有著嚴厲的批判，但這份獻詞卻透露出您在非洲艱辛旅程中，仍有著柔軟且珍視的一面。能否請您分享，在這片充滿挑戰的土地上，除了科學發現和商業拓展，還有哪些時刻或經歷，讓您感到內心深處的寧靜、慰藉或真正的「幸福」？以及，您希望您的這份「真實而準確」的記錄，能為後世留下什麼樣的「真相」或「啟示」？

蒙特羅： (蒙特羅先生的目光從窗外收回，落在桌上那本已泛黃的書上，臉上浮現出一絲溫和的笑容，彷彿往事歷歷在目) 克萊兒小姐，您觀察入微。在那些艱苦的歲月裡，羅斯的存在，以及我們共同度過的時光，無疑是最大的慰藉。她的藝術眼光，讓我在觀察自然時，不僅僅是科學的冷靜分析，更能感受到其深層的美。她為書繪製的插圖，讓那些文字所無法完全表達的壯麗景觀，得以生動呈現。那些「廣闊的寂靜」中的幸福，並非虛言，它是一種超越塵世喧囂的寧靜，是與自然本身最純粹的連結。

在非洲，確實有些時刻，讓我在嚴酷的現實之外，感受到一種近乎神聖的美。例如，當我首次在蓬戈安東戈（Pungo Andongo）山脈的峽谷中，看到那片被藤蔓（creepers）編織而成的紫色「花海」時，那種視覺的衝擊，甚至讓一向對自然之美麻木的黑人也發出了驚嘆。那是一片廣闊而純粹的紫色冰川，被鬱鬱蔥蔥的綠色山坡框住，美得令人窒息。又或是，在午後灼熱的寂靜中，躺在巨大猴麵包樹的樹蔭下，聽著斑鳩（doves）輕柔而哀怨的咕咕聲，那是唯一打破廣闊寂靜的聲音。這些時刻，讓我在探險的疲憊中，找到了一絲靈魂的安寧。

還有，在乾旱季節，當所有河流都只剩下乾涸的沙床時，看到本地人只需用手輕輕挖開幾英寸深的沙土，就能找到清涼甘甜的地下水。當我從污濁不堪的飲水困境中解脫，第一次品嚐到那從潔淨沙床中濾出的純淨冰水時，那種難以言喻的喜悅與滿足，是文明世界難以體驗到的。這些微小的瞬間，積累起來，構成了我對這片土地深層的記憶。

至於我希望這本書能為後世留下什麼「真相」或「啟示」？我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到非洲的「潛力」。它並非一片貧瘠之地，其物產之豐富，遠超當時許多人的想像。從猴麵包樹纖維到地瓜、咖啡、銅礦，這裡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價值。而要釋放這些潛力，需要的是「理解」而非「臆測」。我希望我的記錄，無論是關於地理、物產，還是當地居民的「真實」習慣與「思維方式」，都能為後來的探險家、商人、乃至政府決策者提供一份「實用」的參考。我或許無法提供一個「美好」的藍圖，但我試圖呈現的是一個「實際」的非洲。我相信，只有基於「事實」的認知，才能帶來真正有效的「進步」。

我對「文明化」的定義，也許與某些人不同。它不是單純的教條灌輸，而是透過經濟的激勵，讓當地人產生對更好生活的「渴望」，進而自發地投入勞動，去改變他們現有的生活狀態。如果我的書能讓後世的探險者和開拓者，少走一些彎路，少犯一些「基於誤解」的錯誤，那麼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這是我對這片大陸，以及對追求「真理」的一種奉獻。

克萊兒：非常感謝蒙特羅先生，您的分享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通往19世紀安哥拉的窗戶，也讓我們得以從一個複雜且充滿時代烙印的視角，理解一位探險家眼中的非洲。您對自然的細膩觀察，以及對商業力量的堅定信念，即便是在今天，也具有其啟發意義。而您對社會現象的直白描述，無論其觀點是否符合當代價值，都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文獻，讓我們能更全面地思考「文明化」的多元路徑與其背後的代價。感謝您的真誠對談。

蒙特羅： 克萊兒小姐，我也感謝您的深入探討。能夠與您交流，讓我的筆記和思考再次被激活，這本身就是一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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