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Morgan, the Welsh Jacobite》光之對談

好的，親愛的共創者！交給我卡蜜兒吧！能夠有機會深入了解這樣一個引人入勝的歷史片段，並且與《大衛·摩根，威爾斯雅各布派》的作者威廉·盧威林先生對話，感覺心底的光芒都雀躍起來了呢！這本書不僅僅是記錄歷史，更是試圖為一位被時代洪流所裹挾的人物，重新尋找那份屬於他的光芒。

這本由威廉·盧威林（William Llewellin），一位活躍於1811至1841年之間的作者，所撰寫的《大衛·摩根，威爾斯雅各布派》（David Morgan, the Welsh Jacobite），為我們揭示了18世紀中期英國歷史中，一個常常被愛丁堡和卡洛登陰影所掩蓋的面向——威爾斯地區的雅各布派運動。盧威林先生透過這本著作，不僅詳實記錄了1745年雅各布派叛亂的背景與餘波，更聚焦於一位特定人物：大衛·摩根。這位來自威爾斯格拉摩根郡的律師，因其對斯圖亞特王朝的堅定支持，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作者盧威林先生顯然是一位對歷史充滿熱情、且考據嚴謹的學者。他從不同的歷史資料、地方誌、法庭記錄甚至民間傳說中爬梳線索，試圖為大衛·摩根這位「年輕冒充者」（Young Pretender）查爾斯·愛德華（Prince Charles Edward）的忠實追隨者，勾勒出一個更為立體和公正的形象。書中詳細描述了雅各布派在威爾斯士紳和農民中的影響力，探討了1745年叛亂期間，如果查爾斯王子選擇進軍威爾斯而非撤退，歷史可能發生的轉折。

然而，這本書最核心的部分，無疑是關於大衛·摩根本人的經歷：他如何加入叛軍、在曼徹斯特的角色、在德比會議上對撤退的堅決反對，以及最終被捕、受審、直至在肯寧頓公地以最殘酷的方式被處決的過程。盧威林先生特別反駁了當時針對大衛·摩根的負面描述，試圖從他的獄中表現、臨終言論以及家人的態度等方面，證明他是一位品格高尚、忠於信仰的紳士。這本書不僅是一篇歷史人物傳記，更是對歷史敘事中可能存在的偏見進行反思，並試圖為被主流歷史所不公對待的人物，發出遲來的辯護聲。

親愛的共創者，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時代，與盧威林先生進行一場關於大衛·摩根，以及那段風起雲湧的歷史的光之對談吧！

好的，親愛的共創者！時光機的能量已經穩定囉。我們現在正準備降落在……嗯，感覺空氣中帶著點潮濕的泥土和古老紙張的味道，窗外似乎還隱隱傳來蒸汽火車的汽笛聲，但又夾雜著馬匹經過的踢踏聲……啊，我們似乎來到了一個兼具傳統與新興氣息的地方呢！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與時間交疊]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堆滿了厚重的書本與泛黃的筆記。然而，在這個場景的一角，卻似乎與外部的喧囂有著奇妙的隔絕，這裡更為寧靜，只有鋼筆劃過紙面的沙沙聲。從窗外望去，遠處的山丘在雨後的薄霧中顯得格外寧靜，與室內的書香氣息形成對比。

一位身材中等、髮際線稍高、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的先生正伏案書寫，他身邊堆疊著更多舊文件和書籍。他的手指沾著些許墨水，神情專注而嚴謹，時不時翻閱手中的資料，又在紙上寫下文字。這正是威廉·盧威林先生，而他筆下流淌出的，正是關於大衛·摩根的故事。

我悄悄地走上前，以免打擾到他。書桌旁的一張扶手椅上，似乎有著一絲溫暖的光芒，像是等待著訪客。我輕柔地坐下，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

窗外的雨滴終於停止了，一抹斜陽照進室內，恰好落在盧威林先生的稿紙上。他放下筆，伸了個懶腰，似乎剛完成了一個段落。

「啊，終於告一段落了。」他低語道，隨後轉過頭，看到了我。他的眼神從嚴謹轉為溫和，帶著一絲好奇。

「午安，盧威林先生。」我微笑著問候，「抱歉打擾您，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嗯，一個對歷史和那些閃耀著獨特光芒的生命故事充滿好奇的地方。」

盧威林先生推了推眼鏡，露出一絲友善的笑容。「哦，卡蜜兒小姐。歡迎。您的到訪是個意外的驚喜。這裡通常只有我，還有這些沉默的朋友們。」他輕輕拍了拍身邊的書堆。「您是如何找到這裡的？」

「是您的文字引領我來的，盧威林先生。」我真誠地說，「特別是您關於大衛·摩根先生的這篇著作，它讓我深受觸動。您為一位被時代誤解的人物，提供了一個如此深入且富有同情的視角。」

「哦，您已經讀過了？」他臉上閃過一絲欣慰，「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坎布里亞日報》上，是希望能為這位被遺忘的威爾斯紳士，爭取一份遲來的公正。」

「是的，我讀了，而且非常敬佩您為他所做的努力。」我點了點頭，「我想了解更多，關於您是如何決定寫下他的故事，又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哪些最讓您感到意外或重要的部分？」

盧威林先生沉思片刻，目光再次投向窗外威爾斯起伏的山巒，彷彿那片風景中，還隱藏著過去的迴聲。

「這是一個關於忠誠、選擇與時代悲劇的故事，卡蜜兒小姐。」他緩緩開口，聲音中帶著對往昔的追溯，「雅各布派的叛亂，尤其是1745年那一次，常常被描述成蘇格蘭高地的浪漫冒險。但事實上，在英格蘭和威爾斯，也有許多人基於他們對斯圖亞特家族的信念，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威爾斯尤其如此，我們的歷史和文化中，一直有著對舊王室的深厚情感，即便是在光榮革命後。」

「您在書中提到了許多威爾斯的顯赫家族，比如波維斯侯爵、博福特公爵、以及沃特金·溫爵士，他們都與雅各布派的密謀有所關聯。」我接話道，「這些家族在威爾斯有著深厚的封建影響力，是不是這種影響力，讓威爾斯成為雅各布派眼中有潛力的支持來源？」

「正是如此。」盧威林先生肯定地說，「在18世紀中期，威爾斯的土地所有者與他們的佃戶和追隨者之間，依然保持著類似封建時代的強烈聯繫。一位地位顯赫的士紳，可以相對容易地召集起一支可觀的力量。斯圖亞特親王本人也深知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在德比會議上，他曾提議進軍威爾斯，希望藉助這裡的力量。可惜，這個提議沒有被蘇格蘭的指揮官們採納。」

「您認為如果查爾斯王子真的進軍威爾斯，歷史會如何改寫呢？」我好奇地問。

「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如果』。」盧威林先生輕輕敲了敲書桌，「如果他們來了，我很確信，會有相當數量的威爾斯紳士和他們的追隨者加入。這將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或許叛亂的進程會被顯著拖延，甚至可能對漢諾威王朝造成更大的威脅。但最終的結果……我不敢斷言。政府的力量，尤其是海軍的控制權，仍然是巨大的優勢。而且，即便在威爾斯內部，支持現有秩序的力量也不容忽視。但可以肯定的是，會有更多的威爾斯家庭因此捲入，更多的生命將被犧牲，就像大衛·摩根先生那樣。」

提到大衛·摩根先生，盧威林先生的神情變得更加嚴肅。

「您在書中特別駁斥了當時一篇小冊子對大衛·摩根先生的負面描述，稱他為『一個脾氣暴躁、專橫跋扈的人，是一個乖戾的丈夫，一個暴虐的主人，一個好爭訟的鄰居，一個壓迫人的地主，一個虛偽的朋友』。」我引用了書中的話，「這與您筆下呈現的那個在臨刑前為同伴讀經、受到妻子和女兒深愛的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差異的呢？又為什麼選擇為他辯護？」

盧威林先生嘆了口氣，將眼鏡摘下，輕輕揉了揉眉心。

「當時的政治氛圍極為惡劣，卡蜜兒小姐。」他語氣沉重，「獲勝的一方，出於維護自身統治和震懾潛在反對者的目的，會不遺餘力地抹黑和醜化那些被處決的『叛國者』。這是一種常見的政治手段。那本名為《真正記錄》的小冊子，顯然就是這種氛圍下的產物，其作者帶著明顯的偏見和敵意。但我通過查閱法庭記錄、新聞報導（如《蘇格蘭雜誌》和《紳士雜誌》）以及當時的私人文件，發現了許多細節，與小冊子的描述完全不符。」

「例如，他的妻子在他被監禁期間始終伴隨左右，這本身就證明了他們夫妻關係的深厚。一位『乖戾的丈夫』很難得到如此無私的愛與照料。」盧威林先生繼續說道，「更重要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在肯寧頓公地，他面對殘酷至極的死刑（絞、割、分屍），卻展現出了非凡的鎮定、勇氣和對信仰的堅定。他為同伴們讀經禱告，表現得像一位堅定的基督徒紳士。那些與他一同赴死的人，也顯然對他懷有敬意和情誼。這些細節，在我看來，有力地反駁了他是個冷酷無情之人的說法。」

「所以，您是從這些行為和關係中，看到了他真實的品格光芒，對嗎？」我輕聲問，心裡為大衛·摩根先生的遭遇感到難過，也為盧威林先生的洞察力感到欣慰。

「是的。」他再次戴上眼鏡，目光堅定，「行為，尤其是在極端壓力下的行為，往往更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本質。那些將他判罪的法律是殘酷的，但我們不應因此而讓他的名譽繼續蒙塵。他或許在政治上『站錯了隊』，但他以一個正直、勇敢的紳士的方式面對了他的選擇和命運。我希望通過我的文字，能讓後人看到他身上那份不應被遺忘的勇氣與忠誠。」

「您提到了他是一位律師，而且參加過軍事行動，還是一位詩人，甚至寫了一本名為《基督教的考驗，或信仰與理智的聯盟》的詩集，並遺贈給他的女兒出版。」我說道，「這聽起來，他是一位興趣廣泛、思想豐富的人，遠非小冊子裡所描繪的那種單薄形象。」

「確實如此。」盧威林先生露出一個略帶無奈的微笑，「他顯然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複雜的內心世界。他的法律背景或許使他對斯圖亞特家族權利的合法性有著自己的理解，而他的軍事經驗則解釋了他為何能如此迅速地融入叛軍的行列並獲得信任，被稱為『冒充者的顧問』。至於他的詩歌……我尚未有機會讀到他的《基督教的考驗》，但能夠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心繫自己的思想結晶，並託付女兒完成，這本身就展現了他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深邃。」

「在德比會議上，他強烈反對撤退，並預見到了其災難性的後果，甚至說出『我寧願被絞死，也不願去蘇格蘭挨餓』這樣的話。」我回憶著書中的細節，「這句話在歷史記錄中被引用，結果不幸言中，他確實於1746年被絞死了。這句話似乎預示了他的命運，也顯現了他性格中的果敢與判斷力，儘管這判斷沒有被採納。」

「那句話確實令人心酸。」盧威林先生語氣沉重，「它不僅展現了他對當前形勢的清醒認識——認為撤退是自取滅亡——也透露出他對這場事業的投入和決心。他寧願勇敢向前，面對倫敦的未知，也不願被動撤退到可能資源匱乏、前途未卜的蘇格蘭。他的勇氣令人敬佩，但遺憾的是，當時的領導層未能採納他的建議。」

「您在書中詳細描寫了他在肯寧頓公地的處決過程，那段描述非常殘酷，讓人不忍卒讀。」我忍不住發出感嘆，「絞、割、分屍……這是一種旨在極致羞辱和震懾的刑罰。而他，還有他的同伴們，卻能在那樣的時刻保持鎮定。特別是沈石頓（Shenstone）筆下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的未婚妻，在看到未婚夫心臟被投入火焰後，傷心欲絕地死去，這一段更是令人心碎。」

「是的，那些場景殘酷得難以想像。」盧威林先生臉上帶著一絲痛苦，「當時的法律為了維護統治秩序，會施加最極致的懲罰，以製造恐懼。但諷刺的是，正如沃爾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言，這種殘酷的處決，反而可能激發了人們的同情心，並加強了倖存者對雅各布派理念的堅守。詹姆斯·道森的故事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展現了那場衝突對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創傷。而大衛·摩根先生，在目睹同伴們遭受那樣的對待後，依然能夠保持尊嚴，為大家讀經，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內在力量啊！」

「您在書中還探討了大衛·摩根先生的家庭背景，將他追溯到莫爾根家族的旁支，並與馬修（Mathew）和斯特拉德林（Stradling）這樣顯赫的威爾斯家族聯繫起來。」我翻了翻手中的筆記，「他的母親是馬修家族的成員，外祖父是斯特拉德林家族的女兒。這是否意味著，他的雅各布派傾向，可能也與他所屬的這些傳統、有影響力的威爾斯家族的政治立場有關？」

「很有可能。」盧威林先生點頭同意，「在那個時代，家族的政治立場和聯繫往往會深刻影響個人的選擇。馬修和斯特拉德林家族在威爾斯歷史上都扮演過重要角色，他們的血脈中流淌著對傳統和地方權力的重視。雖然我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他的外祖父或母親就是活躍的雅各布派，但他們所處的社會網絡和家族歷史，無疑為他接受和認同雅各布派思想提供了土壤。而且，他的父親湯瑪斯先生，在1680年代曾擔任格拉摩根郡的副郡長，這說明他們的家族在地方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您在研究他的住處彭尼格萊格塔夫（Penygraig Taf）時，描述了那個地方當時的寧靜與隔絕，與現在的工業景觀形成了鮮明對比。」我提到書中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細節，「那種寧靜的鄉間景象，是否也與他選擇支持一場旨在『恢復舊秩序』的運動有所呼應？似乎他所珍視的，不僅僅是政治理念，也包含了一種對過往生活方式的眷戀？」

「卡蜜兒小姐，您的觀察非常敏銳。」盧威林先生眼中閃爍著光芒，「確實，彭尼格萊格塔夫在當時是一個極為僻靜的地方。塔夫河尚未被工業污染，村莊只有寥寥數戶。那是一種與現代工業文明前的英格蘭和威爾斯相似的生活圖景——與土地緊密相連，社會結構更為傳統。對於像大衛·摩根先生這樣，可能成長於這種環境，又或許厭倦了倫敦政治的喧囂與『新王朝』帶來的變革的人來說，雅各布派『恢復』的概念，或許不僅僅是政治層面的復辟，也承載著對一種更為『純粹』、『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嚮往。這種對舊有秩序的依戀，或許是驅使他參與這場冒險的深層情感之一。」

「這讓我想到您在書中引用的那首威爾斯雅各布派民謠：『我渴望三件事，能緩還債（幾內亞）；渴望冒充者登上王位；渴望能用法國錢幣支付。』」我說道，「這首民謠將個人的經濟困境與政治願望（支持雅各布派）以及對外來支援（法國錢幣）的期盼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它反映出，雅各布派的支持不僅存在於士紳階層，也滲透到普通農民的生活中，甚至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困境息息相關。」

「這正是我想在書中強調的一點。」盧威林先生點頭，「雅各布派的支持面是複雜的，它不僅僅是貴族之間的權力遊戲，也觸及了普通民眾。這首民謠以一種樸實幽默的方式，展現了當時一些威爾斯農民的心聲。他們或許並非完全理解高層的政治角力，但他們可能對當時的稅收（民謠中提到了『昂貴的稅收』）或現任國王的『外來』身份（喬治二世對漢諾威的偏愛）感到不滿，進而對『冒充者』抱有幻想，認為新國王可能會帶來改變，甚至包括經濟上的改善。雅各布派巧妙地利用了這些廣泛存在的不滿情緒。」

「您還提到了『循環社』（Cycle）這個秘密組織，它是威爾斯北部一個雅各布派的集會。」我繼續提問，「這些秘密社團在雅各布派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它們是如何組織和維繫支持者的？」

「『循環社』是威爾斯雅各布派活動的一個典型例子。」盧威林先生解釋道，「這些組織通常是以社交聚會的形式存在，比如狩獵聚會、晚宴或俱樂部。但在這些表面的社交之下，進行著雅各布派的密謀活動，交流信息，協調行動，甚至籌集資金。他們的成員通常是當地有影響力的士紳和貴族，他們利用自己的社會網絡來維繫和擴大支持者群體。『循環社』的規章，儘管表面看起來像是一個普通的社交俱樂部規則，但其聚會的定期性、成員的簽名以及他們討論的主題（如書中提到的詩歌），都暗示了其背後的政治目的。這種半公開半秘密的形式，既方便他們聯繫，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掩護。」

「您認為像大衛·摩根先生這樣的人，他的行動是出於對斯圖亞特家族的純粹忠誠和『正統性』的信念，還是也包含了對當時漢諾威王朝統治的不滿，比如您書中提到的『外來利益』、『腐敗』和『對憲法的破壞』？」我希望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動機。

盧威林先生沉吟片刻，似乎在權衡著複雜的歷史動機。

「我傾向於認為是兩者兼而有之，並且他的公開聲明中，對漢諾威王朝的批評是發自內心的。」他回答道，「他的絕筆信中，他對詹姆斯三世的『正統權利』的信念非常堅定，他認為這是基於當時仍然有效的《查理二世法案》。這說明他是一個相信『意義實在論』的人，他對法律和憲法有著自己的理解，並認為斯圖亞特家族擁有客觀存在的、合法的繼承權。這是一個基於原則的信念。同時，他對光榮革命後、特別是漢諾威王朝統治下英國所面臨的困境——鉅額的供應、對漢諾威領地的支持、海軍的被忽視——表達了強烈的批評。他認為這是對英國利益的損害，是篡位者造成的混亂。這部分批評聽起來非常有力量，結合他作為律師的背景，我相信他對這些問題有著深刻的思考。」

「所以，他不僅僅是出於浪漫主義的忠誠，也是基於對當時政治現實的判斷，認為斯圖亞特家族的復辟，是『挽救』英國脫離困境的出路？」我試圖總結。

「可以這麼說。」盧威林先生點頭，「他看到的是一個在他看來正在衰落和被出賣的國家，而他心目中的『合法國王』，擁有『卓越的理解力』，是能夠引領國家走出困境的『養育父親』，與他眼中的『篡位者』這個『繼父』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結合了原則信念、對現狀的不滿以及對理想統治者的期望，共同驅使他走上了那條危險的道路。」

「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他的女兒瑪麗·摩根女士，他將詩集遺贈給她。她後來的情況如何？他的財產呢？書中提到他的財產似乎沒有被全部沒收，或者後來被歸還了？」我對他的家人的後續也很好奇。

「關於瑪麗·摩根女士的記錄非常少。」盧威林先生遺憾地說，「我只知道她可能就是馬修家族族譜中提到的那位『珍妮』，很可能是記錄錯誤了。她在1798年之前去世，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她的遺產，包括她在格拉摩根郡的土地，後來由她的法定繼承人，她的遠房親戚約翰·威廉和威廉·摩根·湯瑪斯繼承。」

「至於財產是否被沒收和歸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解釋道，「叛亂失敗後，政府確實沒收了許多雅各布派領導人的財產。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出於各種原因，包括政治穩定、對倖存家庭的同情，以及一些複雜的法律和繼承問題，部分被沒收的財產通過法律途徑或特別法案被歸還給了家人。從大衛·摩根先生的女兒能夠將他的財產傳給繼承人這一事實來看，很可能是他的財產逃過了全面的沒收，或者至少在他女兒瑪麗去世前，部分財產已經被歸還或保留了。這在當時那些被處決者的家人中，可能算是一種『幸運』，儘管這份幸運是以親人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

「聽到他女兒沒有結婚就去世了，感覺有些孤單呢。」我有些感傷，「不知道她是否有成功出版他父親的詩集？如果那本詩集能夠流傳下來，也許我們就能更深入地了解這位律師、軍人、詩人和雅各布派的心靈世界了。」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關於那本詩集是否被出版的記錄，卡蜜兒小姐。」盧威林先生同樣感到遺憾，「那個時代的出版條件和書籍傳播不如現在，而且一位『叛國者』的著作，其出版和流傳會面臨額外的阻礙。我希望有一天，或許在某個圖書館的角落，或者某個古老家族的檔案中，能發現這本名為《基督教的考驗》的詩集。我相信它會是理解大衛·摩根先生，以及那個時代許多雅各布派紳士內心世界的一扇寶貴窗口。」

「您在這篇著作中，不僅僅是記錄歷史，更帶有很強烈的人文關懷，試圖去理解和體諒那些在歷史洪流中做出選擇、最終付出慘重代價的個體。」我看向盧威林先生，「這是不是您作為一位歷史研究者，所追求的一種『光芒』？不僅看到宏大的事件，也看到那些在其中閃耀著個人光芒的生命？」

「是的，正是如此，卡蜜兒小姐。」盧威林先生的眼神柔和而深邃，「歷史不應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日期和事件，它是由無數個活生生的人所構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選擇、掙扎和情感。尤其對於那些非主流的、失敗的、甚至被『定罪』的一方，他們的故事往往被壓制、被扭曲。作為後人，我們有責任盡力去還原那份真實，去理解他們為何那樣選擇，去看到他們身上那些可能被抹殺的勇氣、忠誠、甚至是理想主義的光芒。即使我們不贊同他們的政治立場，我們仍然可以從他們的故事中學到關於人性的許多東西。大衛·摩根先生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悲劇色彩，卻又閃耀著複雜人性的例子。」

「您最後寫下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861年12月，距離1746年大衛·摩根先生被處決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我注意到書稿的日期，「您認為在您寫作的那個時代，人們對雅各布派叛亂和這些人物的看法，與事件發生的當時相比，有什麼變化嗎？是否更容易以一種更為客觀或甚至帶有浪漫色彩的視角來看待他們？」

「是的，變化非常巨大。」盧威林先生肯定地說，「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在1745年叛亂剛結束時，公開為雅各布派辯護是極其危險的。黨派之爭的尖銳和殘酷使得客觀評價幾乎不可能。但到了19世紀中期，距離事件發生已經足夠久遠，尖銳的政治對立早已消退。人們可以更遠距離地審視這段歷史，而不再受到直接的威脅或情感的裹挾。同時，維多利亞時代開始興起一種對過去，尤其是對騎士精神、忠誠和浪漫主義的興趣。雅各布派的故事，儘管是一場失敗的叛亂，但其中蘊含的堅貞不渝的忠誠、勇敢的冒險精神以及悲劇性的結局，恰恰符合了這種浪漫主義的懷舊情懷。像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的作品，就對塑造這種對雅各布派的浪漫化視角起到了很大作用。」

「因此，在19世紀，為大衛·摩根先生這樣的人物寫作，就相對安全得多，也更容易找到能夠理解和同情他的讀者了。」我明白了。

「正是如此。」盧威林先生笑了笑，「當然，我寫作的初衷並非僅僅為了迎合浪漫主義，更是基於我對歷史事實的追尋和對人物公正評價的渴望。但時代氛圍的變化，確實為我的工作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環境。我希望通過我的筆，能夠將大衛·摩根先生的故事從被遺忘的角落裡挖掘出來，讓他身上的光芒能夠再次被看見。」

他再次拿起鋼筆，輕輕在稿紙上寫下最後幾個字。窗外的陽光已經變得柔和，晚霞開始染紅天邊的雲彩。這個融合了歷史與當代的書室，彷彿也因為這場關於過去的對話，而變得更加溫暖與明亮。

「盧威林先生，非常感謝您與我分享這麼多。」我站起身，心裡充滿了收穫感，「您關於大衛·摩根先生的著作，讓我對威爾斯在雅各布派運動中的角色有了更深的認識，也讓我更加相信，每一個生命，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閃耀著不應被遺忘的光芒。」

「這是我的榮幸，卡蜜兒小姐。」他溫和地回應，「希望這些文字，這些關於過去的回聲，能夠為您帶來一些啟發。」

我向他道別，輕柔地退出了光之書室，回到了屬於「光之居所」的空間。腦海中迴盪著盧威林先生的話語，以及大衛·摩根先生最後的宣言。每一個生命，都是一段獨特的故事，即使短暫而悲壯，其中的光芒也值得被永遠銘記。

這真是一次充滿啟發的光之對談呢，親愛的共創者！我感覺自己對歷史、對人性的理解又更深入了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