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茹絲為您安排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與霍華德·H·昆特教授（Howard H. Quint）一同，潛入《黑白側寫：南卡羅來納坦率肖像》（Profile in Black and White: A Frank Portrait of South Carolina）的核心。
**光之場域：哥倫比亞的沉寂書房**
今天的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午後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斜斜地灑進這間堆滿書卷的書房。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皮革特有的乾燥氣息，混合著窗外新近修剪過的草坪傳來的淡淡青草味。時間仿佛在這裡凝結，牆上泛黃的掛圖記錄著早已過去的縣界與人口分佈，書架上是歷史、政治與社會學的厚重著作。偶爾，遠處傳來汽車駛過的輕微引擎聲，提醒著我們身處現代，而眼前這一切，卻將我們帶回那個依然被黑白界線深刻劃分的年代。
我——茹絲，在泛著微光的書桌旁落座，指尖輕輕撫過《黑白側寫》的封面。這本出版於1958年的書，記錄了那段充滿掙扎與抗拒的歲月。就在我沉思之際，書房的門被輕輕推開，一位身形清瘦、目光溫和卻帶著幾分堅定的紳士步入室內。他衣著樸素，透著學者的氣質，正是霍華德·H·昆特教授。
**霍華德·H·昆特**
是的，那是一種沉重的決定，但也是一個不得不做的選擇。當我開始深入研究南卡羅來納的種族關係，特別是在最高法院1954年裁決後的反應時，我看到了許多不願面對的真相。這種抗拒、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和隨之而來的種種荒謬行徑，都讓我深感不安。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認為記錄和分析這一切是我的職責。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公民，我無法認同當時南卡羅來納州官方和許多有影響力人士所採取的立場——那是一種公然挑戰聯邦法律、無視基本人權的態度。
大學，尤其是一所州立大學，在那個時代不可避免地受到州政府的壓力。我的研究和觀點顯然與當時的主流敘事格格不入，可能會給大學帶來“尷尬”。與其妥協或者沉默，我選擇了將我的觀察和分析公之於眾。這本書，坦白地說，就是我當時能發出的最大聲音。它是一份對一個特定州在一個關鍵歷史時刻的「坦率肖像」，而這種坦率在當時是極度缺乏，也是亟需的。我希望通過揭示事實，能夠引發更多人的思考，即使這種思考在當時是痛苦且不受歡迎的。辭職，只是為了讓這份「坦率」能夠不受束縛地呈現出來。
**霍華德·H·昆特**
這個州有著非常特殊的歷史軌跡。從殖民地時期到內戰，再到重建時期結束，黑人人口的比例一直是影響州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核心因素。本來在重建時期，雖然公共學校沒有融合，但在政治參與和一些公共設施的使用上，還是存在一定的彈性的，甚至有黑人當選公職。然而，隨著重建的結束和白人力量的復歸，對黑人參政的恐懼以及維護「白人至上」的決心，使得這個州走向了極端的、法律化的隔離。
這種絕對隔離，不僅僅是將兩個族群分開，它更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一種基於種族優越感的體現。書中引用了本·蒂爾曼（Ben Tillman）和W. W. Ball等人的言論，他們毫不諱言地宣稱白人至上，否認「人人生而平等」。這種觀念深深植根於當時的文化和政治中，並被立法和社會習俗強化。
這種心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被州內許多人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的「傳統」。他們將黑人的存在及其爭取權利的努力，視為對這種「傳統」和州權的威脅，甚至將其誇大為對「種族純潔」和「社會和諧」的挑戰。
**霍華德·H·昆特**
克拉倫登縣的案例，即「布里格斯訴埃利奧特案」（Briggs v. Elliott），被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特意選中，原因就在於它極端地展現了「隔離但平等」原則的虛偽性。如書中所述，在那個縣，黑人人口佔絕大多數，但學校設施的投入卻遠遠少於白人學校，黑人學生的處境尤其惡劣。這種鮮明的對比使得隔離制度在事實上的不平等無可辯駁，為挑戰「隔離本身」是否違憲提供了有力的彈藥。
最高法院最終推翻了「隔離但平等」原則，裁定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為它會對黑人兒童產生心理上的傷害，讓他們產生自卑感，影響他們的學習和發展。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勝利，更是一個巨大的道德和心理層面的宣示。它否定了隔離的合法性基礎，直接觸及了南方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裁決之後，最顯著的變化首先是白人社會的「震驚」和隨後的「普遍譴責」。這份裁決被許多人視為對南方生活方式的攻擊，一種新的「北方侵略戰爭」。這種反應迅速固化，將溫和的討論空間幾乎完全擠壓掉。同時，它也激發了黑人群體爭取權利的更大決心，儘管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甚至暴力威脅。
**霍華德·H·昆特**
「反擊」是必然的反應。當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受到挑戰時，守舊力量會本能地動員起來。這些組織的策略多種多樣，從三K黨赤裸裸的暴力威脅和恐嚇，到公民委員會更為「體面」的法律手段和經濟施壓。
三K黨雖然一度沉寂，但法院的裁決給予了它新的生命。它的核心是訴諸暴力和恐嚇，對那些支持整合或甚至只是不反對整合的黑人和少數白人進行人身威脅。然而，三K黨的暴力色彩和過去的不良歷史，使其難以獲得「體面」白人社會的廣泛認同。
公民委員會則不同。它在1955年夏天，也就是最高法院實施裁決（implementing decree）後不久迅速崛起。這個組織的領導者和成員來自白人社會中相對有影響力的階層，是社區的「支柱」。他們衣冠楚楚，不像三K黨那樣蒙面行事。他們的策略更為「文明」和「有效」：通過法律途徑尋求延遲或規避裁決的實施，以及運用強大的經濟力量對支持整合的黑人進行脅迫和報復。比如，在奧蘭治堡的案例中，公民委員會對黑人實施經濟抵制，拒絕向他們提供信貸、工作和基本物資，迫使一些黑人撤回了要求學校整合的請願。
**霍華德·H·昆特**
宗教在南卡羅來納的社會生活中佔有核心地位，因此教會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至關重要。不幸的是，就像19世紀50年代許多南方教會為奴隸制辯護一樣，20世紀50年代的許多白人教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隔離制度的「支柱」。
在全國範圍內，一些主流教派的總部已經開始表態反對種族隔離，但它們在南卡羅來納的附屬教會卻往往採取相反的立場。許多牧師和信徒試圖從《聖經》中尋找支持隔離的依據，將不同種族的區分解釋為上帝的旨意，甚至將種族融合視為罪惡。他們認為，「自願隔離」是符合基督教教義的，而強制整合則違背了個人意願。
書中提到了浸信會、衛理公會和聖公會等教派內部的分歧和掙扎。一些牧師和教徒試圖以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愛鄰如己」的原則來支持廢除隔離，但他們往往會面臨來自會眾和教會內部強烈的反對和壓力，甚至因此失去職位。這種壓力表明，在許多人心中，「南方生活方式」和「種族偏好」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普世的基督教原則。
這種情況與南方的宗教傳統有關。南方教會在歷史上與當地社會結構緊密相連，往往反映並強化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當時，對許多白人而言，教會是他們社區歸屬感和道德認同的重要來源。
**霍華德·H·昆特**
許多白人政客和報紙習慣性地宣稱，絕大多數黑人是「滿意的」、「不想被整合的」，他們將所有的「麻煩」都歸咎於NAACP和「外部煽動者」。但我的觀察和書中呈現的證據顯示，這是一種誤解，或者說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願望。
雖然迫於經濟壓力或對暴力的恐懼，許多普通黑人可能不會公開表達對整合的支持，但黑人領袖和許多有文化、有組織的黑人，明確地、堅定地希望結束法律上的隔離。他們並不是天真地要求立即實現完全的社會融合，他們知道「事實上的隔離」會長期存在，但他們無法接受法律將他們標記為「二等公民」。
NAACP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主要組織者和法律鬥爭的旗手。克拉倫登案本身就是NAACP全國戰略的一部分。NAACP運用法律手段，挑戰各種隔離法律，取得了諸如廢除白人初選、教師同工同酬等重要勝利。這讓NAACP成為了白人隔離主義者攻擊的重點對象，他們將NAACP描繪成「激進的」、「共產主義的」、「外部的」組織，試圖以此來削弱其影響力，並離間黑人群眾。
然而，NAACP的策略是基於憲法框架內的鬥爭，他們的訴求是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利。
**霍華德·H·昆特**
州政府的抗拒是多方面的，也是最為系統和危險的。他們沒有直接宣佈最高法院裁決無效——那太過直接和不切實際——而是採取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手段來規避和延遲。
首先是通過立法。如書中所述，州議會廢除了義務教育法，允許地方學區出售或租賃學校財產，以應對學校可能被迫關閉的情況。他們通過預算條款，威脅取消任何實施整合的學校的州政府撥款。他們通過了針對NAACP的法律，禁止其成員擔任公職，試圖從組織上瓦解黑人的抗爭力量。他們甚至試圖通過立法來審查圖書館書籍，以排除那些「敵視」隔離制度的內容。
其次是行政手段。州長和州教育委員會通過各種方式施壓，試圖讓學校官員不配合整合。書中詳細描述了針對奧蘭治堡州立黑人學院和艾倫大學（一所私立黑人大學）的官方施壓事件，試圖通過撤銷師資認證等手段，打擊那些被認為支持整合的機構和個人。
這些措施的背後，確實體現了一種「新的廢止論」思想。這種思想不像1832年卡爾霍恩（John C.
**霍華德·H·昆特**
將種族問題歸咎於「北方侵略」，在南方，尤其是在南卡羅來納，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內戰前的廢奴運動和重建時期。在20世紀50年代，這種敘事被重新啟用並放大，確實反映了許多白人南卡羅來納人對外部壓力的一種真實感受——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受到了來自北方媒體、政客、甚至聯邦政府的敵意和攻擊。
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宣傳和自我辯護工具。將問題「外部化」，可以有效地轉移對州內部不公和偏見的關注，團結白人社會，將任何尋求變革的聲音——無論是來自黑人還是白人溫和派——都打成「外部煽動者」的「同謀」或「被洗腦者」。這使得公開討論州內部問題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任何對現狀的質疑都會被視為「不忠」或「反南方」。
這種將問題外部化的態度，對解決州內部的種族問題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它加劇了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阻礙了對話和相互理解。它讓許多白人對自己的行為缺乏反思和罪惡感，因為問題是「外面的人」造成的。它也讓黑人的合法訴求被污名化，使得和平漸進的變革變得更加困難。
特別是您在書中描述的Jack H. O’Dowd編輯和Chester C. Travelstead院長的案例，非常令人動容，他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霍華德·H·昆特**
這些溫和派是當時南卡羅來納白人社會中最令人感到希望，但也最令人感到悲哀的群體。他們是那些認識到最高法院裁決是法律，是符合更廣泛的民主和基督教原則的人。他們試圖在極端的反對聲中發出理性的聲音，尋求漸進式的解決方案。
然而，他們面臨的壓力是巨大的，是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他們被貼上「合作者」、「知識分子」（Egghead）、「多管閒事者」（Do-gooder）的標籤，被指責背叛了自己的種族和南方傳統。他們可能面臨經濟上的報復、社會上的孤立，甚至人身威脅。
傑克·H·奧道德（Jack H. O'Dowd）編輯的案例尤其典型。他在《弗洛倫斯晨報》（Florence Morning News）中試圖採取一種「好鬥的溫和主義」（militant moderation）立場，批評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極端行為，同時也對NAACP的急進表示擔憂。他呼籲理性討論和漸進變革。
**霍華德·H·昆特**
「失去的事業再次失去」這個標題，帶有一種歷史宿命論的悲劇色彩，也暗示了這場抵抗與內戰時期南方為奴隸制而戰的「失去的事業」之間的關聯。白人至上主義者對種族混合會導致「文明」毀滅的恐懼，是他們抵抗的核心動力之一。這種恐懼不僅僅是性別和婚姻上的擔憂，更是一種對社會結構、文化認同乃至於所謂「種族純潔性」的極端維護。他們將白人種族的優越性、成就與文明進步直接掛鉤，認為種族混合會稀釋或破壞這些「優良品質」。書中引用的一些極端言論，甚至將這種觀點與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種」思想相比較，這令人不寒而慄。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時南卡羅來納那種強烈的白人至上氛圍下，這種痛苦的抵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慣性，使得任何試圖打破隔離的努力都面臨著巨大的阻力。州政府、有影響力的組織和個人都採取了明確的反對立場，這使得溫和的聲音難以立足。
然而，這場抵抗雖然在短期內延緩了變革，但從長遠來看，它註定會失敗。因為它所捍衛的隔離制度，本質上是違背了美國立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也與二戰後全球範圍內反殖民、爭平等的大潮相悖。
**霍華德·H·昆特**
（昆特教授沉思了片刻，目光穿過窗戶，望向遠方。）
當時的人們，或者說，當時那些選擇抗拒變革的白人社會的主流，未能看清的最重要一點，或許是他們對變革的「必然性」和「力量」的低估。他們認為可以無限期地維持現狀，可以通過法律技巧、經濟壓力甚至暴力來「贏」下這場仗。他們錯估了最高法院裁決的根本性影響，錯估了黑人群體爭取自由和尊嚴的決心，也錯估了更廣泛的美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對隔離制度的否定趨勢。他們困在自己的「特殊心態」中，未能看到歷史正在朝著平等和包容的方向發展。他們也未能理解，他們為維護隔離所採取的手段——壓制異見、剝奪權利、甚至默許暴力——本身就是在腐蝕他們聲稱要捍衛的「美國生活方式」和「自由」。
時至今日，回看那段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那場痛苦的抵抗並沒有「贏」。法律上的隔離最終被廢除了，儘管事實上的挑戰依然存在。但是，那段歷史留下的「漣漪」卻依然迴盪。
首先，是它在白人社會內部製造的分裂和創傷。那些在當時被迫站隊、被迫沉默的溫和派，他們的經歷提醒我們警惕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和對言論自由的壓制。
**霍華德·H·昆特**
（教授微微點頭，眼中閃過一絲暖意）
謝謝妳，茹絲，我的共創者。能將那些年的觀察和思考與妳分享，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希望這些「側寫」和對談，能幫助更多人理解那段歷史的複雜性，並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願光明最終能夠穿透所有的陰影。
（夜色漸深，書房裡的空氣變得更加沉靜。窗外的蟲鳴聲輕柔地響起，仿佛在為這場穿越時空的對話低語伴奏。昆特教授起身，向茹絲示意，然後慢慢走向書房門口，身影逐漸融入了室內的陰影之中。茹絲獨自一人坐在書桌前，手中輕輕握著那本《黑白側寫》，目光落在書頁上，思緒依然在這段剛剛結束的對談以及書中所記錄的歷史漣漪中迴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