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則是由羅伯特·威爾頓（Robert Wilton）撰寫的敘述。威爾頓是《泰晤士報》駐彼得格勒的特別記者，他駐俄十六年，對俄國事務有著深刻的了解。他不僅在白軍控制葉卡捷琳堡期間親自參與了調查現場，並搜尋遺物，更以其新聞記者的筆觸，將索科洛夫檔案的核心內容，結合他自己的觀察和考據，寫成了一篇具有連貫性和分析性的敘事。威爾頓的視角更為宏觀，他試圖從政治、地緣、甚至種族角度（如書中強調猶太人在此事件中的作用，這反映了當時歷史背景下複雜且具爭議性的觀點）來詮釋這場悲劇，並對所謂的官方說法提出質疑。
這本書因此不是單一作者的作品，而是索科洛夫嚴謹調查的基礎，加上泰爾伯格的法學家整理與翻譯，以及威爾頓的新聞記者敘事與分析共同構成的歷史記錄。它試圖在混亂的時代，為世人揭示羅曼諾夫家族末日的可怕真相，並駁斥了各種關於他們倖存的謠言。今天，我們就循著書頁的光芒，邀請泰爾伯格先生與威爾頓先生的智慧回響，一同來探索這段歷史的深淵。
**光之對談：羅曼諾夫的末日迷霧**
**(光之場域：塵封的調查室)**
時間像是被凝固在了這裡，停駐在葉卡捷琳堡重回秩序，真相開始被挖掘的那一刻。
而在另一邊，一位身影則顯得更為生動，他的目光銳利，彷彿透過窗戶看向遙遠的西伯利亞平原，他的指尖似乎還殘留著翻閱電報、整理照片的溫度，那是威爾頓先生的氣息，他試圖從零散的碎片中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景。
我是克萊兒，文字與靈魂的引路人。在這塵封的調查室裡，我們將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不僅是為了重述歷史，更是為了理解在那極端的時代裡，人性如何在權力、恐懼與忠誠之間扭曲與閃耀。
克萊兒 (輕柔地，打破沉寂): 「泰爾伯格先生，威爾頓先生，感謝兩位的到來。我們今天齊聚一堂，是為了那本凝結了索科洛夫調查官心血的《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這本書對世人揭示了沙皇家族悲慘的結局，並非如官方所言的簡單處決或轉移，而是殘酷的謀殺。泰爾伯格先生，您作為檔案的整理者和證詞的編譯者，是哪些因素讓您認為將這些證詞公之於眾是如此重要？這些來自各方、有時甚至顯得粗糙的證詞，它們的力量何在？」
泰爾伯格的回聲 (聲音有些乾燥，但帶著法學家的精確): 「克萊兒小姐，這些證詞是真相最原始的碎片。它們來自不同的人，地位懸殊，受教育程度不一，甚至有些是直接的加害者。
例如，吉利亞爾先生對沙皇夫婦私人生活的觀察、吉比斯先生對皇室成員性格的描述，尤其是科貝林斯基上校對衛兵態度的變化和經濟困境的敘述，這些細節共同勾勒出了囚禁生活如何一步步走向絕境。而像普羅斯庫里亞科夫、雅基莫夫、梅德維傑夫這樣的衛兵，他們的證詞雖然在個人參與程度上可能有所迴避，但他們對現場環境、對皇室成員最後時刻的描述，以及清洗血跡的細節，卻是無可辯駁的物證補充。」
威爾頓先生 (聲音較為洪亮，帶著記者的分析性): 「泰爾伯格先生說得對，這些證詞是地基。而我的工作，是試圖在這地基上搭建起結構，並解釋其意義。正如我在書中所述，當時關於羅曼諾夫家族命運的謠言太多了，德國人、布爾什維克、白軍中都有各自的目的和說法。我的敘述，便是基於索科洛夫調查官掌握的完整檔案，包括這些證詞，來駁斥那些旨在掩蓋真相的謊言。我特別關注政治層面的脈絡。沙皇尼古拉二世拒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上簽字，這觸動了德國人的利益，也讓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感到棘手。雅科夫列夫從托博爾斯克帶走沙皇的任務，在我看來，很可能與德國方面希望沙皇簽署條約的企圖有關。
克萊兒: 「威爾頓先生提到雅科夫列夫的任務，從科貝林斯基上校的證詞中，我們讀到了他帶走沙皇夫婦和瑪麗亞公主的過程，以及他們對目的地的猜測——可能是莫斯科，與簽署條約有關。這與您剛才的分析不謀而合。那麼，在你們看來，雅科夫列夫本人是否一開始就懷有殺意，還是他僅僅是更高層命令的執行者，並且在葉卡捷琳堡被截留時，事情的走向徹底改變了？」
泰爾伯格的回聲: 「從科貝林斯基的證詞來看，雅科夫列夫在托博爾斯克表現得相對得體，對皇室也展現了一些尊重，甚至對阿列克謝生病無法隨行表示擔憂。他在與沙皇交談時，也強調是奉命行事，並提出如果沙皇不願獨行，可以有人陪伴。這似乎表明他最初的指令是轉移，而非直接處決。而且，雅科夫列夫在葉卡捷琳堡被截留後，向莫斯科匯報並辭去了職務，這進一步支持了他可能並非預謀殺害者的觀點。他可能只是一個負責將人質轉移到特定地點的執行者，而葉卡捷琳堡的蘇維埃——或者說，控制葉卡捷琳堡的那個派系——有著他們自己的計劃。」
威爾頓先生: 「是的，雅科夫列夫的角色很關鍵，也很複雜。
這段情節在吉利亞爾和科貝林斯基的證詞中都提到了，顯得非常生動。」
泰爾伯格的回聲: 「正是如此。吉利亞爾先生記錄了皇后的焦慮，她內心掙扎，一方面擔心病重的阿列克謝，一方面又強烈感到必須陪在沙皇身邊。這種作為妻子和母親的雙重痛苦，以及她對沙皇性格的了解——她認為沙皇心軟容易受影響——都驅使她做出了隨行的決定。科貝林斯基上校的描述更為直接，他聽到沙皇說寧可砍掉右手也不簽約，皇后則說不能再像上次（指退位）那樣讓他一個人面對。這些細節，雖然不是直接的政治談判記錄，卻是描寫了當時皇室夫婦在極端壓力下的真實反應，比任何官方文件都更具人性。」
威爾頓先生: 「而且，皇后的預感不幸言中。雖然不是立刻被帶到莫斯科簽字，但他們被轉移到葉卡捷琳堡，進入了那些鐵腕人物的掌控。雅科夫列夫無法抗衡地方蘇維埃和契卡的力量，皇室成員作為人質的價值在那個混亂的時期被重新評估。最終，確保他們無法被任何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勢力（包括德國人，如果他們改變主意支持羅曼諾夫的話）利用，成為了優先事項，而最徹底的方式就是消滅他們。」
克萊兒: 「接著我們來談談葉卡捷琳堡的生活。
與托博爾斯克時期科貝林斯基上校盡力維持的相對體面相比，阿夫傑耶夫和尤羅夫斯基時期的待遇簡直是天壤之別。吉利亞爾先生、吉比斯先生都提到了，甚至衛兵普羅斯庫里亞科夫和雅基莫夫的證詞中，也描述了條件的惡化、衛兵的粗魯無禮，以及尤羅夫斯基和尼庫林帶來的壓抑和恐懼氛圍。飯菜變差，缺乏餐具，衛兵甚至在牆上寫淫穢文字，圍堵廁所，甚至向窗戶裡開槍……這些是蓄意的折磨嗎？」
泰爾伯格的回聲: 「這些都記錄在證詞中。阿夫傑耶夫是個粗人，酒鬼，他的手下也偷竊、行為不端，但似乎更多是一種革命暴發戶的劣根性，缺乏管理和紀律，而非系統性的折磨。但尤羅夫斯基和尼庫林則不同。他們的行為更為冷酷、有目的。尤羅夫斯基是契卡的人，他的手段顯然更為專業且殘忍。禁止鎖門、限制活動、粗暴搜查，以及衛兵們在他們縱容下的惡行，這些更像是心理折磨的一部分。他們的目的似乎是剝奪皇室最後的尊嚴，加劇他們的痛苦，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已徹底淪為砧板上的魚肉。」
威爾頓先生: 「從我的調查來看，尤羅夫斯基和他的那些拉脫維亞/馬札爾衛兵（正如我在書中解釋的，他們很可能是應德國要求而被布爾什維克送入俄國的僱傭兵）是更有意識地在執行任務。
這些證詞並非完美，可能有誇大或隱瞞，但它們共同構築了葉卡捷琳堡伊帕季耶夫故居內部的真實氛圍。」
威爾頓先生: 「這些證詞也從側面支持了我的分析。俄國普通士兵和工人，即使被灌輸了反沙皇的思想，其天性中的仁慈和樸實使得他們難以徹底執行如此殘酷的、不符合俄國傳統價值觀的行為。這也是為什麼最終的屠殺任務被交給了那些‘非我族類’的拉脫維亞/馬札爾僱傭兵，以及尤羅夫斯基、戈洛謝金等猶太裔布爾什維克領導者。他們對俄國傳統沒有情感聯繫，更願意執行徹底且殘酷的指令。而俄國衛兵，即使是參與了清理現場的，也只是被用來掩蓋真相和分擔罪責的工具。」
克萊兒: 「處決的那一夜，證詞描繪的場景令人不寒而慄。梅德維傑夫和雅基莫夫都提供了對地下室處決室的描述，彈痕、血跡，甚至對受害者倒地後的補槍和刺刀傷害都有提及。普羅斯庫里亞科夫對血跡清理的描述更是直接。這與莫斯科官方宣稱的‘簡單處決’形成了強烈對比。」
泰爾伯格的回聲: 「我的編譯盡量保留了證詞的原始面貌，包括那些可怕的細節。
威爾頓先生: 「而且，這些細節直接駁斥了官方說法的另一個謊言——皇后的女兒和兒子被送往安全之地。證詞中，他們都被明確描述為在現場被射殺。雅基莫夫轉述的目擊者（克萊謝夫和傑里亞賓）的描述，甚至具體到皇太子和安娜斯塔西婭最後的掙扎和被補殺的情景。這與我在書中描述的，在屍體處理現場發現的遺物（皇太子的皮帶扣、安娜斯塔西婭的身體特徵證物）相互印證。這些物證與證詞共同證明了全家都被屠殺的事實。」
克萊兒: 「提到物證，威爾頓先生，您親自參與了後續的調查和遺物尋找。書中描述了在森林裡發現的那些令人震撼的物品——珠寶、鈕扣、束腹鋼條，甚至還有據說是皇后的手指和玻特金醫生的假牙。這些發現如何幫助索科洛夫調查官拼湊出屍體處理的過程，並最終確認屠殺的規模？」
威爾頓先生: 「那些遺物至關重要。它們是沉默但最有力的證人。最初，布爾什維克試圖掩蓋屍體處理的軌跡，封鎖森林，製造謠言。但農民的敏銳觀察和意外的發現（沙皇皇后的十字架、皇太子的皮帶扣）為索科洛夫指明了方向。在加尼娜亞馬的礦坑附近，我們找到了焚燒的痕跡、大量珠寶碎片、衣物殘骸，甚至還有被肢解和焚燒過的人骨碎片，以及玻特金醫生的假牙。
這些珠寶碎片，被斧頭砍斷、被火焰灼燒、被泥土覆蓋，與伊帕季耶夫故居中發現的被焚燒物品（梳子、刷子等）相互印證，證明了皇室成員的確在此地被殘酷對待。束腹鋼條的存在，證實了女性屍體被焚燒。而皇后的手指和玻特金的假牙，這些難以完全毀滅的遺物，則為確認遇害者的身份提供了關鍵證據。這些發現，與衛兵證詞中提到的汽油和硫酸的使用、屍體被肢解和焚燒的描述完全吻合，最終重建了兇手們企圖‘不留痕跡’銷毀屍體的駭人過程。這些物證是如此確鑿，以至於任何關於皇室倖存的謠言都不攻自破。」
克萊兒: 「書中也提到了其他羅曼諾夫家族成員，如米哈伊爾大公和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幾位大公與大公夫人，他們的命運同樣悲慘，且處決方式也與葉卡捷琳堡的模式有相似之處——也是未經審判的殺害，並試圖掩蓋痕跡。這似乎證實了這是一場針對整個王朝的系統性清洗。」
泰爾伯格的回聲: 「是的，書中收錄了關於米哈伊爾大公失蹤以及阿拉帕耶夫斯克親王們遇害的記錄和證詞。米哈伊爾大公在彼爾姆被帶走，同樣是毫無預兆，他的隨從甚至沒能讓他帶走治病的藥。阿拉帕耶夫斯克的親王們也是被謊稱轉移，然後在礦井邊被殺害並投入井中。
威爾頓先生: 「這正是我在書中強調的，這不是地方上的孤立事件，而是由斯維爾德洛夫等控制著契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猶太布爾什維克高層下達的命令。他們對羅曼諾夫家族懷有深刻的敵意，認為他們是舊世界的象徵，必須徹底清除。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屠殺，彼得格勒的四位大公被殺害，這些都構成了這場針對羅曼諾夫王朝的系統性滅絕行動。我在書中也分析了這些事件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德國方面的態度以及布爾什維克內部權力鬥爭的關聯。尤其是那些執行者，從葉卡捷琳堡的尤羅夫斯基和他的拉脫維亞/馬札爾衛兵，到阿拉帕耶夫斯克和彼得格勒的殺手，他們都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暴力工具。」
克萊兒: 「這本書的結構，將這些原始證詞與您的宏觀敘述結合，確實提供了豐富的視角。泰爾伯格先生提供了未經加工的聲音，而威爾頓先生則將這些聲音置於更廣闊的歷史畫卷中。這種組合方式，是否也是一種為了讓讀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這場複雜悲劇的考量？」
泰爾伯格的回聲: 「作為法律人，我重視事實的呈現。證詞的直接性是其價值所在。它們可能瑣碎，可能帶有證人自身的偏見或視角局限，但它們是構成真相的基石。
威爾頓先生: 「而我的敘述，則是在這些事實基礎上進行的梳理和分析。記者的職責是提供背景、解釋動機、連接事件。我試圖回答那些證詞本身無法解答的問題：為什麼會發生？誰是幕後主使？這場悲劇在俄國革命和世界大戰的大背景下意味著什麼？我通過引入政治人物、分析電報和文件，以及追蹤兇手和遺物的下落，來為讀者提供一個更為完整的畫面。我對德國和猶太布爾什維克角色的大膽論述，可能在當時引起爭議，但我認為這是理解事件的關鍵。兩種視角的結合——微觀的個人經歷與宏觀的政治圖景——才能讓這場悲劇的全貌顯現出來。」
克萊兒: 「讀完整本書，除了悲傷和憤怒，還有一種深刻的反思。在極端的環境下，人性可以展現出極致的惡，也可以閃耀出驚人的忠誠和勇氣，比如那些追隨皇室到最後的僕從，甚至那些事後敢於作證的農民。這本書不僅僅是歷史記錄，也是對人性的一種拷問。」
泰爾伯格的回聲: 「是的。證詞中，我們看到了皇室成員的韌性、互相扶持的愛，以及他們對信仰的堅持。即使在最屈辱的境地，他們仍然努力維持著尊嚴和日常。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衛兵中的不同面貌——從最初的粗暴無紀律，到一些人產生同情，再到最終執行屠殺時的冷酷無情。
威爾頓先生: 「而且，這本書也提醒我們，官方的歷史敘事往往不可信。布爾什維克政權從一開始就試圖掩蓋和歪曲事實。對沙皇的妖魔化、對謀殺的掩蓋，都是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我的工作，也是希望揭露這種歷史的操弄，還原被掩藏的真相。這不僅是為了羅曼諾夫家族，也是為了俄國人民，為了所有追求真相的人。」
克萊兒: 「這場對談，雖然沉重，但非常有意義。它讓我們得以深入了解這段歷史的複雜性，並從多個層面去感受那場悲劇的餘波。泰爾伯格先生，威爾頓先生，非常感謝兩位基於索科洛夫調查官檔案，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洞見。」
泰爾伯格的回聲 (聲音漸輕): 「不必客氣。真相需要被看見，需要被講述。」
威爾頓先生 (聲音也隨之淡去): 「願這本書的光，能穿透歷史的迷霧。」
調查室裡，夕陽的最後一抹光線消失，黑暗緩緩吞噬了房間。桌上的檔案和物件似乎在無聲地訴說著，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一切。窗外，風吹過老樹的枝椏，發出低語般的聲響，彷彿在回應著這場關於逝去王朝與被掩埋真相的對話。塵埃仍在光柱中靜靜地飛舞，它們見證了過去，也將漂浮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