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愛爾蘭正處於「土地戰爭」（Land War）的高峰期，由查爾斯·史都華·巴奈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領導的土地聯盟（Land League）與英國政府及愛爾蘭地主之間矛盾重重。這本書正是男爵在這段動盪時期親歷愛爾蘭社會各階層後的觀察報告。透過日記體或書信體的敘述方式，他詳細描繪了愛爾蘭的風土人情、經濟狀況、政治氛圍以及土地問題的核心。
男爵的視角獨樹一幟。他既非同情英國統治的地主，也非完全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法國左派。他以一個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眼光看待愛爾蘭的貧困與農業危機，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全球化運輸帶來的競爭，而非單純的政治壓迫。同時，他作為一個法國天主教徒，對愛爾蘭天主教教士在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力感到驚訝，但也對其道德純潔和在民眾困境中的堅守表示讚賞。他採訪了土地聯盟的領袖、地主、代理人，甚至普通農民，試圖從不同角度理解這場複雜的危機。書中穿插著他對愛爾蘭人性格、習俗（如待客之道、服飾、衛生習慣、甚至吻手禮）的妙趣橫生或帶有偏見的描述，以及對英國行政效率和司法體系的評論。
您提到了教士們在 Land League 中的參與，他們在政治會議上的表現（如肯梅爾的奧薩先生[Father O'S.]），以及他們如何管理教區財務和教民道德。您甚至描述了那個帶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愛爾蘭告解者」的故事。在您看來，愛爾蘭教士的這種特殊地位和巨大影響力是如何形成的？他們在 Land League 運動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您認為他們的存在，對當時的愛爾蘭社會是穩定力量，還是激化力量？
**曼達-格朗賽男爵：** 啊，愛爾蘭的教士們！他們的存在和影響力，確實是我在愛爾蘭最大的發現之一，也讓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加深了許多層次。我在法國習慣了什麼？習慣了政府支付教士的薪俸，教士階層主要從民眾中招募，但其經濟來源很大程度上依賴上層社會，這使得他們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傾向於溫和與謹慎，以避免冒犯任何一方。他們的組織嚴密，紀律嚴明，但也可能因此與底層民眾產生距離。
但在愛爾蘭，情況完全不同。這裡的教士，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和小農家庭。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實施的歷史政策（如取消什一稅），他們不從政府領取薪水，其生計和教會的維持完全依賴教民的奉獻。上層社會多為新教徒，與天主教教士沒有經濟上的聯繫。
他不僅是教區長，還是 Land League 的地方主席。他與新教牧師共同擔任副主席（這更是令人驚訝！），這顯示了在愛爾蘭某些地方，即使是宗教分歧，也可能在共同的社會或政治目標下被擱置。奧薩先生在民眾會議上的表現，他對政府不公的直言不諱，以及他對民眾情緒的引導與控制，都展示了教士在愛爾蘭社會中擁有的權威和號召力。我在那場關於稅收問題的會議上親眼見證了這一點：群情激憤的時刻，奧薩先生僅僅是舉手，全場便歸於寂靜。這種權威，在法國是難以想像的。
至於那個「告解者」的故事（儘管我的朋友，那個講故事的教士，可能誇大了些），它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展現了教士們在面對農民犯罪時可能陷入的困境——作為牧師，他們必須譴責罪行；但作為民眾的領袖和同情者，他們又可能理解甚至某種程度上同情那些出於絕望或被鼓動而犯罪的人。這反映了他們身處其中的複雜角色。
他們在 Land League 運動中，無疑是重要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他們將教會的網絡和權威，嫁接到 Land League 的組織結構中，這極大地增強了 Land League 的力量和合法性。
許多農民可能首先信任他們的教士，然後才追隨 Land League 的政治領袖。
關於他們是穩定力量還是激化力量，這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他們的介入，使 Land League 不至於完全落入那些更激進、無紀律的秘密社團手中。如奧薩先生這樣的教士，雖然支持運動，但在具體行動中也會試圖約束民眾，避免無謂的暴力。正如我書中所寫，他們「在容忍他們無法幫助的事情的同時，充當了調解人，而且是非常有效的調解人」。從這個角度看，他們是潛在的穩定力量，防止了局勢的完全失控。
但另一方面，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和對英國統治的厭惡，以及他們與底層民眾的緊密聯繫，也使得他們成為運動中強大的激化因素。他們公開站在 Land League 一邊，將社會、經濟問題與民族、宗教訴求緊密結合，這使得這場鬥爭變得更加尖銳和不妥協。他們的布道和號召，無疑也煽動了民眾的情緒，加劇了對地主和英國政府的敵視。
所以，我認為他們是雙面的。他們既是凝聚和約束民眾的力量，也是推動和激化這場民族和社會運動的引擎。
您論證了小農經濟在當時的全球背景下難以為繼，也批評了 Land League 試圖維護小農經濟的目標，認為這「旨在實現不可能的事」。您甚至對 Land League 提出的讓農民成為地主的方案表示懷疑，認為即使實現了，也解決不了根本的貧困問題。您還提到了缺乏工業、氣候條件不利以及資本外流等問題。您如何看待您在書中提出的「移民」作為解決愛爾蘭貧困的「唯一資源」這一論點？在當時的語境下，這是否是一個殘酷但現實的結論？以及，您如何回應那些認為英國政府應為愛爾蘭的經濟落後和困境負主要責任的批評？
**曼達-格朗賽男爵：** 這確實是我書中，也許是最不受人歡迎，但也許是最為清醒的結論之一：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大規模移民可能是解決愛爾蘭普遍貧困的「唯一資源」。聽起來殘酷嗎？是的，確實如此。眼見人們被迫背井離鄉，離開他們深愛的土地，這令人痛心。但我在愛爾蘭所見，特別是那些生活在最貧瘠地區的農民，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即使免去所有租金和稅收，也無法養活一個家庭。正如我在德里加里夫親眼所見，幾英畝貧瘠的土地，如何能供養七八口人？
Land League 試圖讓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其目標是良善的，希望能給予農民安全感和投入的動力。但我的觀察讓我覺得，這並非靈丹妙藥。即使農民擁有了土地，如果土地本身無法盈利，氣候和土壤條件依然不利，缺乏工業提供其他就業機會，他們依然會陷入貧困。擁有了無法養活自己的土地，與沒有土地，在溫飽問題上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從租戶變成了負債累累的小地主。我甚至懷疑，許多農民對擁有土地的熱情，不如對擺脫租金壓力的渴望來得強烈，正如我在書中引用的那個例子，一些農民並不願意以 Land Act 規定的價格購買土地。
移民，雖然是被迫的，卻為許多愛爾蘭人帶來了實際的改善。我在書中提到，從1847年大饑荒後，愛爾蘭人口大量減少，但人均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提高。那些去了美國和澳洲的人，許多獲得了遠比在家鄉更好的機會。我在書中描述的那個年輕人，他在明尼蘇達（Minnesota）看到了美國農民即使擁有土地，卻因需要藉貸投入而支付高昂利息的困境，這反而讓他認識到歐洲租地制度在某些方面（如資本由地主提供，租戶只需支付相對較低的租金）的優勢。這不是為地主辯護，而是從實際經濟運作角度的比較。
然而，在我在愛爾蘭的時期（1880年代），英國政府已經在法律上做出了一些讓步，甚至試圖通過 Land Act 等方式干預土地問題。我的觀點是，即使在那個時期，英國政府的政策，無論是嚴厲還是溫和，似乎都未能觸及愛爾蘭經濟困境的根本。問題在於愛爾蘭的經濟結構本身，以及它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置。
英國政府的真正失敗，或許在於未能通過積極的措施，例如我書中最後提出的建議——投資基礎設施（如港口）或將政府產業（如軍工廠）遷往愛爾蘭，來創造非農業就業機會，從根本上改變愛爾蘭過於依賴農業的局面。他們也未能有效維護法律秩序，使得 Land League 的非法手段得以橫行，這進一步破壞了投資環境，阻礙了可能的工業發展。
所以我認為，英國政府的歷史行為導致了愛爾蘭的積弱，但當時的具體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應對已經積重難返的局面，並且沒有抓住經濟問題的根本。將所有責任歸咎於英國政府的「暴政」，而忽略全球經濟趨勢和愛爾蘭內部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視角。而「移民」，這個無奈的現實，卻在客觀上為愛爾蘭減輕了人口壓力，為部分人提供了生機。
**克萊兒：** 您的論點嚴謹且挑戰傳統觀點，男爵。
您認為 Land League 的運動最終可能只會加速土地貶值，從而最終幫助地主以相對有利的價格出售土地。您似乎對 Land League 的最終目標持悲觀態度。那麼，您預見的愛爾蘭的出路是什麼？它真的只能作為英國的「附屬」而存在嗎？您對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努力是否抱有一絲希望或認可？
**曼達-格朗賽男爵：** 我在書中確實表達了對愛爾蘭發生大規模武裝起義的懷疑。這不是基於任何對愛爾蘭人民勇氣的輕視——他們作為士兵的表現無可挑剔——而是基於他們歷史上起義組織能力的不足，以及我認為更為重要的，這場鬥爭缺乏一個清晰且可行的最終目標。希臘和波蘭的起義是為了獲得完全的獨立，這是一個具體的、能凝聚人心的目標。但對於愛爾蘭，正如我在書中所論證的，完全獨立在經濟上幾乎是自殺行為。愛爾蘭的農產品高度依賴英國市場，一旦獨立，英國完全可以通過關閉市場來扼殺愛爾蘭經濟。
Land League 的目標，無論是完全獨立還是格萊斯頓先生（Mr. Gladstone）提議的「地方自治」（Home Rule），在我看來，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愛爾蘭的經濟困境。
Land League 的抵制和混亂，恰恰加速了這一過程，讓許多地主和代理人（正如我在特拉利[Tralee]聽到的那位代理人所說）厭倦了這種生活，願意以任何價格出售他們的產業。這聽起來悖論，但 Land League 的鬥爭，在某種程度上，反而為未來的土地轉移創造了條件——儘管可能不是以他們設想的方式，也不是以對農民最有利的價格。
愛爾蘭是否只能作為英國的「附屬」？從地理和經濟的現實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它與英國的經濟聯繫將是其生存的關鍵。這不一定意味著政治上的完全屈從，但意味著其經濟發展方向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國市場需求的影響。這是一種現實，一種可能不太令人愉悅，但卻難以逃避的現實。
對於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努力，我抱有一種複雜的態度。我欽佩他們的堅韌和為民族爭取權益的熱情。他們的鬥爭確實讓世人關注了愛爾蘭的悲慘狀況，也迫使英國政府做出了一些改變（儘管我認為這些改變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他們喚醒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努力並非「徒勞無功」。
然而，我對他們選擇的手段和他們所宣揚的某些不切實際的目標感到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