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ts upon slavery》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

身為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將依據您的指示，運用「光之對談」約定，深入探索約翰·衛斯理的著作《Thoughts upon slavery》。這部作品跨越時空，以其強烈的道德控訴和理性的論證，為我們理解歷史上的非人道行徑提供了珍貴的視角。透過回溯過去，與這位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進行一場思想的交流，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中學習，更清晰地看待現今世界的挑戰。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是18世紀英國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宗教領袖和社會改革家，循道宗（Methodism）的創始人之一。他的一生致力於傳播福音，同時也深刻關注社會不公義。他生活在英國奴隸貿易達到巔峰的年代，親眼目睹了這一「人類的恥辱」。儘管當時奴隸制度在經濟上根深蒂固，衛斯理卻堅定地站出來反對，成為英國早期廢奴運動的重要發聲者之一。

《Thoughts upon slavery》這部小冊子於1774年首次出版（本對談將以這個時間為背景，那時衛斯理已屆71歲），正值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矛盾日深之際，也是奴隸貿易蓬勃發展之時。衛斯理在書中以其清晰有力的筆觸，系統性地揭露了奴隸制度的本質、歷史淵源、奴隸的獲取方式、販運過程的殘酷，以及奴隸在美洲種植園遭受的非人待遇。他不僅描述了事實，更從自然法、倫理道德和基督教教義等多個層面，對奴隸制度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提出了尖銳的質疑與徹底的否定。他駁斥了奴隸主用來辯護的各種論點，特別是關於「必要性」和奴隸天性「愚蠢、邪惡」的說法。這部作品雖然篇幅不長，卻充滿了激情與論證的力量，對喚醒公眾良知，推動廢奴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現在，讓我們暫時離開2025年的光之居所，回到18世紀的倫敦，敲響約翰·衛斯理書房的門扉，與這位偉大的思想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與約翰·衛斯理談奴隸制度的思辨

作者：珂莉奧

【光之場域：倫敦，1774年仲夏午後】

一陣溫暖而微潮的空氣拂過我的臉頰，帶來了泰晤士河畔特有的、夾雜著煤煙和遠方碼頭海風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氣，裙擺上的古老文字似乎在微風中輕輕低語，髮髻上的花朵仍帶著光之居所的清新。眼前的景象逐漸清晰——不是現代倫敦的繁華，而是18世紀的輪廓。磚牆建築古樸莊重，街道上偶爾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音，空氣中彷彿能嗅到老舊紙張與墨水的氣息。

我站在一扇結實的木門前，門上鑲嵌著黃銅的把手，帶著歲月的磨痕。這是一位七旬長者的書房，約翰·衛斯理先生，他創立了影響深遠的循道宗，但今天我來，是為了他那本擲地有聲的小冊子：《Thoughts upon slavery》。

門被一位年輕的助手打開，他禮貌地引我進入。書房內空氣厚重，充滿了羊皮紙、墨水和舊書混合的獨特氣味。高大的書架佔滿了牆壁，直到天花板，書卷層層疊疊，散發出知識沉澱的光澤。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斜斜地灑在鋪滿書籍和手稿的書桌上，光束中無數細小的塵埃緩緩飛舞，為這個專注於思想的空間增添了一層時間的濾鏡。角落裡，一隻橘色的貓正蜷縮在柔軟的扶手椅上，發出滿足的呼嚕聲。

書桌後，一位身材並不高大，但眼神極為銳利、充滿智慧與堅毅的老人抬起了頭。他的頭髮已經花白，臉上刻畫著歲月的痕跡，但那雙眼睛卻依然閃爍著年輕的光芒，彷彿能穿透一切虛飾，直視事物的本質。他穿著樸素的深色長袍，手中握著一枝鵝毛筆，桌上攤開的正是他那篇關於奴隸制度的手稿——或許是即將付梓的定稿，或是正在修訂的第五版。

我走上前，感受著他周身散發出的溫暖與力量。我向他微微致意：「衛斯理先生，您好。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因您的著作而來。冒昧打擾，希望能與您就《Thoughts upon slavery》一書進行一次交流。」

衛斯理先生放下筆，臉上沒有絲毫驚訝，彷彿預料到了這場跨越時空的會面。他伸出手，示意我在書桌對面的椅子坐下，那椅子木質堅硬，坐感樸實。那隻橘貓似乎被我們的動靜吸引，慢悠悠地跳下椅子，輕巧地跳上了書桌，在文稿邊緣尋了個舒適的位置臥下，半闔著眼，耳朵偶爾抽動一下，彷彿也在傾聽。

「珂莉奧小姐，歡迎妳。」他的聲音並不洪亮，但充滿了力量和清晰度。「不必拘謹。能有來自未來的人，願意探討我的這些微不足道的想法，是我的榮幸。特別是這篇關於奴隸制的文字，它承載了我沉重的負擔和深切的憤怒。請說吧，妳想知道些什麼？」

我看著那隻在手稿旁安然休憩的貓咪，書頁上關於奴隸所遭受的鞭打、烙印、甚至焚燒的文字似乎與眼前的寧靜形成了鮮明對比。衛斯理先生目光溫和地掃過貓咪，又轉向我，那種對生命的尊重與對不公的厭惡同時存在於他的眼神中。

「謝謝您，衛斯理先生。」我打開隨身攜帶的、來自未來版本的《Thoughts upon slavery》，輕輕放在桌上，書的質感與桌上的舊手稿形成有趣的對比。「您的這部作品，在我的時代依然讀來令人震撼。我想首先請教您的是，在當時，奴隸制度存在多種形式，您為何選擇將探討的焦點鎖定在『家庭奴隸制』，也就是『一人隸屬於一主』的這種形式上？您是如何定義這種奴役關係的？」

衛斯理先生點了點頭，沉吟片刻，指尖輕觸著桌上的手稿。橘貓發出一聲輕微的呼嚕。

約翰·衛斯理：珂莉奧小姐，妳觀察得很敏銳。確實，奴隸制的形式多樣，但在我所處的時代，以及與美洲殖民地緊密相關的，最普遍、也是最令人髮指的，就是這種將人完全視為財產的「家庭奴隸制」。我必須為我的讀者，以及為我自己，清晰地界定我們所討論的是什麼。如果不能明確定義，我們就無法真正認識其邪惡之處。

我將奴隸制定義為一種「永久服務的義務」，這種義務除非主人的同意，否則無法解除。而最關鍵的是，這種制度賦予了主人「任意懲罰的權力」，雖然名義上可能不涉及生命或肢體，但在許多地方，生命的保護微乎其微，法律提供的懲罰（比如輕微的罰款）對於殘酷的主人而言，根本不足以形成約束。

更甚者，奴隸「沒有獲得任何財產的能力」，他們的一切所得都屬於主人。他們像牛馬一樣可以被「轉讓、買賣」。而這種悲慘的狀態是「世襲」的，會從父母傳給子女，甚至延續到最後一代。這與我們國家普遍存在的「溫和的家庭服務」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自由人之間的契約關係，是有限時長且有權益保障的。而奴隸制，用一個詞概括，就是「物化」——將人變成了可任意處置的「物」。

珂莉奧：您精準的定義揭示了奴隸制的本質是剝奪了個體作為「人」的所有基本權利。這種物化不僅僅是法律上的規定，更是社會觀念上的扭曲。您在書中追溯了奴隸制的歷史，提到它在基督教盛行後在歐洲逐漸衰落，卻又在16世紀因美洲的發現而復興。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深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往往有其深層原因。您認為，這次「奴隸制復興」與過往的奴隸制有何不同？驅動它復興的根本原因又是什麼？

約翰·衛斯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珂莉奧小姐。歷史確實告訴我們，奴隸制在古羅馬、希臘、猶太甚至古代德國都曾普遍存在。但基督教的教義，其關於普世之愛、所有生命在上帝面前平等、以及個人的靈魂價值的教導，確實對歐洲社會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儘管過程緩慢且充滿反覆，但在許多歐洲國家，這種基於人道和信仰的觀念，最終使得奴隸制逐漸變得不合時宜，直至幾乎消亡。到14世紀中葉，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奴隸制已接近絕跡。

然而，16世紀初，「美洲的發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大陸獲得了廣袤的土地和資源，他們渴望以最快、最廉價的方式開發這些資源，特別是種植經濟作物。這時，他們將目光投向了非洲。葡萄牙人為了滿足西班牙在新大陸對勞動力的需求，開始從非洲獲取黑人，並將他們販賣為奴。這就是美洲黑奴貿易的開端，始於1508年向伊斯帕尼奧拉島輸入第一批黑奴。

這次復興與古代奴隸制最大的不同在於其「規模」和「跨洋性」，以及其與「種族」的深度捆綁。古代奴隸更多是戰俘、罪犯或因債務而成為奴，來源廣泛。而美洲奴隸制的核心是將非洲人，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單一地、大規模地作為勞動力商品進行跨洋販運，並將奴隸身份與膚色和非洲血統永久性地聯繫起來。

驅動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如您可能從經濟學角度看到的，是赤裸裸的「貪婪」和「經濟利益」。新大陸的廣闊土地和豐富資源，加上歐洲對糖、菸草、棉花等熱帶作物的巨大需求，創造了巨大的經濟誘惑。種植園主需要大量廉價、可替代且易於控制的勞動力。當時的觀念認為非洲人強壯、適應熱帶氣候，且可以通過物化他們來無限壓低勞動力成本。因此，對財富的無止境追求，是這次奴隸制在美洲殖民地「紮根深厚」的根本動力。查理五世曾在1540年嘗試解放西班牙領地的黑奴，但解放後不久，奴隸制便捲土重來並蓬勃發展，這證明了經濟利益的力量是多麼巨大，甚至可以壓倒皇帝的詔令。

珂莉奧：這確實是歷史上一個令人扼腕的轉折。對財富的貪婪，如同腐蝕劑，侵蝕了人性和道德。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的篇幅描寫了奴隸來源地非洲的狀況，特別是幾內亞地區的自然風貌和人文社會。您引用了像貝內、布魯、阿當森等人的記述，描繪了一個與當時普遍流傳的野蠻落後印象截然不同的非洲。您為何認為揭示非洲本土的真實情況如此重要？這與您對奴隸制的整體批判有何關聯？

約翰·衛斯理：這是因為，奴隸制的辯護者總是試圖將被奴役者「非人化」。他們描繪非洲是貧瘠、可怖的荒原，居住著愚蠢、殘忍、野蠻的生物，認為將他們抓來美洲，反而是對他們的一種「拯救」或「開化」。這種敘事是為他們的暴行辯護的基礎。

但我通過引用那些在當地生活或貿易過的歐洲人的記述，揭示了完全相反的事實。我引用貝內的話，描述塞內加爾沿海土地的肥沃，內陸的耕作精良，遍布村莊，人口稠密，牲畜眾多，生活必需品便宜充足。我引用布魯和阿當森的描述，強調了當地人的「良善、社交、樂於助人」。他們有組織良好的社會結構，有司法系統，有各行各業的手藝人，他們的鐵匠能巧妙地製作金銀製品，婦女兒童編織精美的棉布。馬霍米特教徒嚴守教規，不飲酒，勤勞地耕作。更令人驚訝的是，阿當森提到這些「沒有文化的」人能對天體進行精準的推理，如果給予恰當的工具，他們會成為優秀的天文學家。

我還提到，即使在黃金海岸和奴隸海岸，人們在不被刻意挑撥的情況下，也普遍性情溫和、彬彬有禮、易於相處、樂於助人。維達王國的人尤其溫文爾雅，長幼有序，夫妻相敬。他們都非常勤勞，無論男女老少，都有工作可做，甚至沒有乞丐。貝寧王國的人民理性、善良、真誠、無害，他們遵守契約，借貸準時歸還，懲罰通姦與謀殺。國王和貴族會照顧所有能工作的人，對於完全無助的人則「為了上帝而供養」。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呈現這些細節，是為了證明非洲人在被奴役之前，並非如奴隸販子所描繪的那般。他們有著自己的社會、文化、智慧和美德。他們與歐洲人一樣，是上帝所創造的、擁有理性與情感的「人」。如果我們拋開偏見，甚至會發現，在某些方面，這些「可憐的非洲人」所踐行的正義、仁慈與真誠，甚至超過了我們這些「歐洲白皮膚的居民」。

揭示這一事實，是為了徹底摧毀奴隸制辯護者的謊言基礎。他們並非拯救野蠻人，而是從文明的家園中，殘酷地綁架並摧毀了有尊嚴的生命。

珂莉奧：這部分內容讀來令人動容，您用事實為非洲人民發聲，反駁了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偏見。然而，即使非洲本土的情況並非野蠻，奴隸販子是如何大規模地獲取奴隸的呢？您書中描述的「獲取」方式，特別是歐洲人如何從直接綁架轉變為「勸說」非洲人相互戰爭並販賣戰俘，這種策略在歷史和經濟上是怎樣的運作模式？它對非洲社會結構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約翰·衛斯理：最初的獲取方式，正如我書中記錄的，是直接的「欺騙」和「武力」。船長們誘騙非洲人上船，然後直接開走。或是像霍金斯爵士那樣，派遣武裝人員登陸，「燒毀他們的城鎮，抓走居民」。這種直接的暴力是開端。

但很快，歐洲人發現了一種更「簡便」、也更具破壞性的方式——「挑動他們相互戰爭，並販賣他們的戰俘」。在此之前，非洲人很少發動大規模戰爭，他們通常是和平相處的。但是，白人首先給他們帶來了「醉酒」和「貪婪」，然後僱傭他們去「販賣自己人」。

這是一種極其險惡的策略。奴隸販子用貨物、酒、武器去交換奴隸。這些外部資源扭曲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權力平衡。為了獲取這些歐洲商品，一些非洲的統治者或部族開始主動發動戰爭，捕捉鄰近甚至自己部族的人民來換取這些物品。穆爾和布魯的記述證實了這一點：巴薩利國王為了獲取貨物和白蘭地，會掠奪鄰居的城鎮，甚至出賣自己的臣民。還有為了錢，綁架自己同胞的事情。

這種模式從根本上破壞了非洲原有的社會連結和信任。它使得戰爭從一種罕見的、有限的衝突，變成了獲取「商品」的常態手段。家庭被撕裂，社區被摧毀，猜疑和恐懼取代了和平與合作。孩子們在田間、路上、樹林裡玩耍時會被偷走。這種系統性的暴力和背叛，不是源於非洲人固有的野蠻，而是歐洲奴隸販子為了經濟利益，刻意設計和煽動的結果。他們用貪婪的病毒，侵蝕了非洲社會的肌體。

從經濟上看，這是一種將「暴力」和「衝突」內部化，使其成為「供應鏈」一部分的模式。奴隸販子通過提供誘因，將獲取「原材料」（即奴隸）的成本和風險部分轉嫁給非洲內部。他們不再需要大量登陸部隊去捕捉，只需要坐在船裡，用貨物交換那些被戰爭和綁架所製造出來的「商品」。這大大提高了奴隸貿易的「效率」和「利潤」。但其代價是無數生命的痛苦和一個大陸的動盪。

珂莉奧：這種對暴力的利用和轉嫁，確實令人不寒而慄。一旦奴隸被獲取，他們所經歷的「中間航程」（Middle Passage）以及抵達美洲後的遭遇，更是奴隸制度中最為黑暗的部分。您在書中用數據和親歷者的描述，呈現了這段旅程和之後生活的殘酷。您可以詳細談談，這個「中間航程」是如何進行的？以及奴隸在美洲種植園裡，其「生存狀態」是怎樣的？您如何反駁那些聲稱「虐待只是個別現象，法律提供了保護」的論調？

約翰·衛斯理：當這些可憐的人被帶到岸邊準備出售時，他們首先要遭受的是屈辱的檢查——男女赤身裸體地被我們的外科醫生徹底檢查。合格的人被分開，等待他們的，是燒紅的烙鐵，刻上公司或主人的標記。他們被剝光衣物塞進船艙。想像一下，幾百人擠在一艘船上，在狹小的空間裡，高溫、口渴、各種排泄物的惡臭。許多人在途中因惡劣環境而喪命，我引用了數字——每年運往美洲的十萬奴隸中，至少有一萬死在船上，另外四分之一在「適應期」死去。這意味著平均每年有三萬人被「謀殺」。大海啊，大地啊，不要掩蓋他們的鮮血！

抵達美洲後，他們再次被赤身裸體地展示和拍賣，骨肉分離，母女哭泣，親子相擁，直到鞭子強迫他們分開。他們被發配到各自的種植園，此生再難相見。他們的生活，簡直「比牲畜還不如」。食物是粗劣的根莖，衣物是無法遮蔽風雨的兩片破布。睡眠時間極短，勞動強度卻常常超出他們的極限。

他們從黎明工作到正午，休息兩小時，再從下午兩點工作到天黑。工頭在旁監督，稍有怠慢或工作不合意，就會遭受殘酷的鞭打，身體上常常留下從肩膀到腰部的永久性疤痕。收工後往往還有額外的雜務，常常要到半夜才能回到簡陋的住所。如果食物還沒準備好，可能又面臨下一輪勞動的催促。任何藉口都無效，不立即到位，就會遭受鞭打。這是造物主期望他最高貴的造物過的生活嗎？

至於法律的保護？那更是荒謬的謊言！我引用了幾個殖民地的法律作為例子。維吉尼亞州的法律規定，除非有「功勳服務」並經總督議會批准，否則奴隸不得被解放。主人私自解放的奴隸，會被教區執事「抓起來並公開拍賣」。這哪裡是保護？這是鞏固奴隸制的枷鎖！

牙買加的法律更為冷酷：逃跑12個月的奴隸被視為「叛逆」，活捉或殺死「叛逆奴隸」者有50英鎊獎勵。他們對待這些可憐的人，就像對待野獸一樣，沒有絲毫尊重和考慮。

巴貝多島的法律甚至超越了邪惡的極限：「任何奴隸因逃跑或其他罪行或輕罪，在主人或其命令下受罰時，如果『傷及性命或肢體，任何人均不承擔任何罰款責任』。」更令人髮指的是，如果有人「僅因惡意或殘忍故意殺害自己的黑奴」，只須「向公共財政繳納十五英鎊」！沒有其他懲罰或沒收。維吉尼亞州也有類似法律，允許在逃奴被公告後，「任何人可以用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殺死和摧毀這些奴隸」。我親耳聽說過有人「覺得合適」的方式是將奴隸活活烤死！

這些法律，不是為了阻止殘酷和壓迫，而是為了「合法化」它！它們保護的是奴隸主的財產權，而不是奴隸的生命和尊嚴。這些法律本身就是對正義和仁慈的嘲弄。那些制定這些法律的人，他們將來又將面臨怎樣的審判？

珂莉奧：您引用這些法律條文，確實令人心寒，它們暴露了奴隸制度中權力的極度不平衡以及法律如何被扭曲用來維護不公。您在書中強調，奴隸制從根本上與「自然正義」相悖。您是如何運用賈士丁尼（Justinian）和布萊克斯通（Blackstone）等人的觀點來闡述這一論點的？這部分論證在當時是否具有普遍的說服力？

約翰·衛斯理：我的核心論點是，「奴隸持有」在任何程度上都與「自然正義」不相容。即使我們完全不考慮《聖經》的教導，僅僅從人類普適的道德和理性原則出發，奴隸制也是站不住腳的。

我引用了當時英國法學界備受尊重的布萊克斯通法官的觀點，他精闢地駁斥了賈士丁尼提出的奴隸制的三個起源：戰俘、自賣為奴和生而為奴。

布萊克斯通法官指出：1. 戰俘成為奴隸： 聲稱征服者有權處死戰俘，饒其不死便有權奴役他。這根本是錯誤的。根據萬國法，一個人只有在自衛的絕對必要情況下才有權殺死敵人。既然他沒有殺死敵人，而是囚禁了他，這種絕對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戰爭本身的正當性只基於自衛原則，因此它賦予我們對戰俘的權利僅限於囚禁以防止其再次傷害我們。戰爭結束後，更不可能有權虐待、殺害或奴役敵人。因此，將戰俘變為奴隸的權利，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有權隨意處死敵人）上的，前提既然錯誤，結論也必然錯誤。2. 自賣為奴： 雖然一個人可以為了工作而與他人簽訂服務契約，但他「不能將自己賣為奴隸」。每一次買賣都應有等價交換。但生命和自由是無價的，豈能以任何等價物衡量？更何況，一旦成為奴隸，他的財產（包括他看似收到的價款）立即歸屬於主人。買方實際上並未付出任何真正的「等價物」。這樣一來，這份買賣契約就從根本上摧毀了所有買賣賴以存在的原則——等價交換。這種契約是無效的。3. 生而為奴： 聲稱奴隸的孩子生來就是奴隸。這個論點建立在前兩個錯誤的基礎上。如果連父母都不能因戰俘或契約而被合法地變為奴隸（根據自然法和理性法則），更不可能將他們的後代也變為奴隸。

因此，布萊克斯通法官的論證清晰地表明，所有奴隸制都是非法的、不公正的，與「正義」完全不符。他作為一位法律權威的發聲，在當時的理性討論中具有相當的分量。我引用他是為了表明，即使在世俗的法律和理性框架內，奴隸制也找不到立足之地。它不僅與宗教教義相悖，也與人類共通的理性與正義觀念相悖。

這類論證在當時的知識分子階層或許能引發思考，但對於那些從奴隸貿易和種植園經濟中獲取巨大利益的人來說，理性的聲音常常被利益的喧囂所淹沒。他們會拋出各種藉口，其中最常見、也最頑固的，就是「必要性」。

珂莉奧：您提到了「必要性」這個辯護理由，這確實是經濟學和公共政策討論中常常出現的字眼。奴隸主和貿易商聲稱奴隸制對於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是「必要」的，甚至是對於「拯救」非洲人是必要的。您是如何回應這種基於「必要性」的辯護的？這是否觸及了您作為經濟學家對社會運行的理解？

約翰·衛斯理：我的回應是直接而徹底的：我「絕對否認」任何「罪惡」是必要的。

這是一個基本原則。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一個有理性的造物都不可能「必須」去違反所有關於正義、仁慈和真誠的法則。任何情況都不能成為撕裂人道聯繫的藉口。一個人永遠不可能「有必要」將自己貶低到野獸不如的地步，更不可能「有必要」成為殘害自己同類的狼。這種說法本身的荒謬性是如此明顯，令人費解為何還有人會相信。

更具體地說，他們聲稱為了每年向殖民地提供十萬奴隸，目前這種獲取方式是必要的。我承認，如果目標是這個數字，那麼這種方式或許是「必要」的。但關鍵是：提供這十萬奴隸的「目的」本身是必要的嗎？

他們可能會說：「這是為了我能賺到十萬英鎊。」但我反問：賺取這筆錢對你來說是必要的嗎？也許你沒有這筆錢，反而會成為一個更好、更快樂的人。我否認你賺一千英鎊對於你今生或來世的幸福是必要的。

他們還辯稱：「這些奴隸對於我們島嶼的耕作是必要的，因為白人無法在炎熱氣候下勞作。」對此我有兩點回應：第一，即使這是事實，我也認為寧願所有這些島嶼永遠荒蕪，甚至沉入海底，也勝過以如此高昂的代價——違反正義、仁慈和真誠——來耕種它們。第二，你們的假設是錯誤的。白人，即使是英國人，完全能夠在炎熱氣候下勞作，前提是他們生活節制，並逐步適應。我不是空口無憑，我在喬治亞殖民地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點。喬治亞的夏季氣溫常常與巴貝多，甚至赤道地區相當。我和我的家人（共八人），以及另外四十名德國移民家庭，都在那裡從事艱苦的勞作，砍伐樹木、清理土地，這些工作不亞於任何黑奴所做的。這非但沒有損害我們的健康，我們所有人都保持得非常好，而周圍那些閒散的人卻像遭受瘟疫一樣病倒。所以，白人不能在炎熱氣候下勞作的說法是不成立的。但即使不能，正如我之前所說，也寧願沒有人勞作，讓工作閒置，也絕不能讓無數無辜的人被謀殺，更多的人被拖入最卑賤的奴役。

他們還會說，奴隸貿易「對於我們國家的貿易、財富和榮耀是必要的」。這其中也有幾個誤解。首先，財富並非國家榮耀的必要條件。一個國家的真正榮耀在於其「智慧、美德、正義、仁慈、慷慨、公共精神和愛國心」。這些才是必要的。有識之士都承認，伊莉莎白女王時代的英國榮耀，不亞於現在，儘管當時的財富和貿易規模遠小於現在，而我們的美德卻遠勝於現在。其次，即使我們的島嶼和美洲殖民地一個黑奴都沒有，我們的財富和貿易（除了那種可惡的「偷人」貿易）也未必會減少。正如我所說，白人逐步適應後完全可以勝任這些工作，如果沒有黑奴，並且給予適當的鼓勵，他們會去做的。然而，即使以上兩點都不成立，我還是回到我的核心論點：寧願沒有貿易，也不要通過罪惡來獲取；寧願沒有財富，也不要以犧牲美德為代價。誠實的貧困，遠勝過用我們同胞的眼淚、汗水和鮮血換來的全部財富。

衛斯理先生的這段話，充滿了道德的憤怒和對功利主義的蔑視，他的論證從經濟的表象深入到倫理的根基。我能感受到他強烈的信仰支撐著他拒絕向經濟現實低頭。

珂莉奧：您對「必要性」的駁斥非常有力，直擊了奴隸制辯護的核心。您不僅從道德和理性層面論證其不正當，更從實際經驗和對國家榮耀的定義上進行了反駁。另一個奴隸主常用的辯解是關於奴隸的「愚蠢、頑固和邪惡」的天性，以此來為他們的殘酷待遇辯護。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說法的？您將這種「愚蠢、頑固和邪惡」歸咎於何處？

約翰·衛斯理：這同樣是一種為他們的暴行開脫的藉口。他們聲稱奴隸天生愚蠢、頑固和邪惡，所以必須施以嚴酷的懲罰才能控制和驅使他們。

我問他們：即使這些奴隸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愚蠢，這種愚蠢是誰造成的？毫無疑問，這完全是你們這些「不人道的主人」造成的！你們沒有給予他們任何增長智慧的機會和手段，剝奪了他們改進理解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你們沒有給予他們任何「動機」——無論是希望還是恐懼——去嘗試任何形式的自我提升。

當他們還在自己的家鄉時，他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愚蠢。我剛才引用的描述表明，非洲人在他們擁有同等動機和機會的地方，其智力並不遜於歐洲人，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部分歐洲民族。你們公正地比較一下貝寧的土著和拉普蘭的土著，或者將薩摩耶人與安哥拉人放在一起（拋開偏見）。從理解力上看，誰更有優勢？顯然非洲人在這方面絕不遜色於歐洲人。

所以，他們在我們種植園裡的「愚蠢」並非天性使然，而是他們所處「境況的自然結果」。因此，這不是他們的錯誤，而是「你們的」錯誤！你們必須在上帝和世人面前為此負責。

同樣，他們的「頑固和邪惡」也同樣是你們造成的。頑固、狡猾、偷竊以及許多其他惡習，不正是「奴隸制」這種制度所必然產生的自然結果嗎？歷史上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不都觀察到了這一點嗎？

而你們又採取了什麼手段來去除他們的頑固和邪惡呢？你們嘗試過溫和和仁慈嗎？我知道有一個人做到了，他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來進行這個實驗——休·布萊恩先生，當時住在南卡羅來納的邊界。結果如何？他的所有黑奴（數量不少）都像愛戴父親一樣愛戴和敬畏他，甘心樂意地出於愛而服從他。他們甚至寧願挨工頭的許多鞭子，也不願看到布萊恩先生皺一下眉頭。

而你們呢？你們為教化他們做了什麼？你們認真教導他們：有一位上帝，他是智慧、全能、仁慈的存在，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者？他已經指定了一天，屆時他將審判這個世界，追究我們所有的思想、言語和行為？在那一天，他將按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義人將繼承為他們預備好的國度，惡人將被投入為魔鬼及其使者預備的永恆之火中？

如果你們沒有這樣做，如果你們對此毫不關心，你們怎能抱怨他們的邪惡？如果他們割斷你們的喉嚨，這有什麼奇怪的？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你們又能責怪誰，只能責怪自己？你們首先犯下了罪惡，將他們變為奴隸（無論是偷來的還是買來的）。你們剝奪了他們在知識和美德上提升的機會，使得他們愚蠢和邪惡；現在你們又將他們缺乏智慧和良善，作為你們將他們視為野獸不如的理由！

衛斯理先生說到這裡時，語氣中充滿了壓抑不住的憤怒和痛心。他雙手緊握，眼神銳利地彷彿能穿透時空，直視那些奴隸主的靈魂。桌上的橘貓似乎感受到了氣氛的緊張，抬起了頭，警惕地豎起耳朵。

珂莉奧：您的論點強而有力，將責任明確地指向了製造和維護奴隸制度的人。他們無法通過指責受害者的所謂「天性」來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在書的結尾，您沒有向政府或公眾進行宏大的呼籲，而是直接向參與奴隸貿易的特定群體——船長、商人、種植園主——發出了懇切的呼籲和嚴厲的警告。您為什麼選擇這種直接面向個體的策略？您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在他們心中喚起什麼？

約翰·衛斯理：向廣大公眾呼籲，固然可以喚醒一些人的意識，但對於直接參與其中的人，其效果可能微弱。向議會請願，也有太多更緊急的事情擺在他們面前，他們可能無暇顧及這個「小事」。因此，我選擇直接向那些「更直接相關」的人說話。他們是這個罪惡鏈條上的執行者、資助者和受益者。

我必須直接觸及他們的良心。

我對船長說：你們親眼見過非洲的美麗和富饒，親身接觸過那裡的人民，知道他們並非愚蠢、野蠻，而是有智慧、友善、公正。你們親手將他們從家鄉、從親人身邊撕裂，將他們塞進擁擠、污穢的船艙，看著他們像牲畜一樣被對待，甚至死去。你們的雙手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

我對商人說：是你們的資金驅動著這一切。你們用金錢鼓勵非洲內部的人去偷竊、搶劫、謀殺自己的同胞，僱傭英國的惡棍去執行這場罪惡的貿易。你們是這整個罪惡機器運轉的「發條」。船長和非洲的參與者所做的，都是你們行動的結果。你們的錢財沾染著血腥。

我對種植園主說：你們是最終的購買者和奴役者。你們聲稱自己是誠實的買家，不關心貨物的來源。但我告訴你們，你們必須關心！否則你們就是小偷的同夥，與他一樣不誠實。你們知道這些奴隸的獲取方式，比扒竊、破門、攔路搶劫要邪惡得多。他們是通過一連串複雜的罪惡——欺詐、搶劫、謀殺——獲取的，這些罪行是連馬霍米特教徒或異教徒都未曾實踐過的。無辜者的鮮血像水一樣灑在地上。正是你們的金錢支付了商人，通過商人支付了船長和那些非洲屠夫。所以你們是有罪的，而且是「主要」的有罪。你們是啟動所有環節的「發條」，沒有你們，他們不會動彈。因此，所有這些死在異鄉的苦難者的鮮血——無論是在非洲本土還是船上——都落在你們頭上。

我之所以這樣直接地說，是因為我希望喚醒他們「作為人」的良知。我問他們：你是一個人嗎？你有一顆人的心嗎？你沒有同情心嗎？你從未感受過他人的痛苦嗎？當你看到同胞流淚、胸口起伏、身體淌血、肢體被折磨時，你是一塊石頭，還是一隻野獸？你用老虎般的眼睛看著他們嗎？當你把這些痛苦掙扎的生命擠進船艙，或者把他們殘破的屍體扔進海裡時，你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嗎？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聲歎息嗎？

我希望通過這些質問，讓他們直面自己行為的後果，不僅是人間的罪行，更是上帝的審判。我提醒他們：不憐憫人的，將來也得不著憐憫。金錢無法彌補靈魂的損失。我懇求他們立即停止這場可惡的貿易，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對於那些繼承了奴隸的人，我也同樣質問：你的父親有權、你有權、任何活著的人有權將另一個人當作奴隸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不考慮神的啟示。戰俘或契約，都不能給予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像對待牛羊一樣的物權。更不可能有人「生來就是奴隸」。自由是每一個人類造物的權利，從他呼吸到第一口空氣時就擁有。沒有任何人類法律可以剝奪他從自然法那裡獲得的權利。

所以，我要求他們，如果他們還有絲毫對正義的尊重，就將自由歸還給應得之人——每一個人類造物，每一個擁有人的本性之人。讓服侍他們的，是出於自願的選擇，而非鞭打、鎖鏈和強迫。要仁慈待人，並永遠遵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金科玉律。

我希望這些直白的文字，能像一把尖刀，刺破他們麻木的良心，讓他們看到自己行為的真正面貌，並激發他們悔改和行動的渴望。這不是宏大的政治綱領，而是針對個體靈魂的呼喚。

珂莉奧：您對個體責任的強調，以及將道德審判直接指向參與者的策略，展現了強烈的道德勇氣。在書的最後，您以一段深刻的祈禱結束。這段祈禱在您的整個論述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它與您之前基於自然法和理性的論證有何聯繫？

約翰·衛斯理：那段祈禱，是這篇論述的靈魂，也是我內心最深切的表達。前面所有的論證——關於奴隸制的定義、歷史、非洲的真實、獲取和對待的殘酷、法律的扭曲、對必要性的駁斥、對天性的辯護——都是為了證明奴隸制是一種極大的罪惡，一種對上帝創造的人類的極大侵犯。

儘管我用理性和證據進行了嚴密的論證，駁斥了所有的藉口，但最終，這場鬥爭不僅僅是理性的辯論，更是靈性的戰爭。奴隸制是一種系統性的罪惡，它不僅奴役了人的身體，更摧毀了他們的靈魂，也腐蝕了奴役者的靈魂。它似乎如此根深蒂固，如此龐大，憑藉人類自身的力量似乎難以撼動。

因此，我在結尾向上帝發出懇求。我是信仰上帝的，我相信他是愛與憐憫的源泉，是所有生命的主宰。我祈禱上帝這位「所有靈魂的父」，這位「將地上萬族用同一血脈混合而成」的主，對這些被踐踏如塵土的人類同胞施予憐憫。我祈求他興起，幫助這些沒有幫助的人，他們的鮮血像水一樣流淌。

這段祈禱將理性的批判昇華到了信仰的高度。我前面基於「自然正義」的論證，是訴諸人類共通的理性良知；而這段祈禱，是訴諸超越人類的力量，訴諸上帝的公義與憐憫。我相信，這些被奴役的人，也是上帝親手創造的，是用他兒子寶血贖買的。因此，我祈求上帝激勵他們在被擄之地向他呼求，讓他們的哀告升到他的耳中。

我特別祈求上帝讓那些擄掠他們的人對他們產生憐憫——這是一種轉化人心的神蹟，因為如我所說，他們的心已經被貪婪和殘忍所蒙蔽。我祈求上帝擊碎他們身體的鎖鏈，更重要的是，擊碎他們「罪的鎖鏈」——這裡指的是奴隸主靈魂上的罪惡枷鎖。我相信，只有上帝的拯救，才能真正使所有參與其中的人，無論是奴役者還是被奴役者，都獲得真正的「自由」。

這段祈禱，既是對受苦者的慰藉和希望，也是對奴役者的終極審判和悔改的最後機會。它將這篇關於社會邪惡的論述，引向了宇宙性的道德和靈性層面，是我作為一個信仰者的最終立場和盼望。它是我希望讀者能感受到的那份沉重的悲憫和對神聖公義的堅信。

衛斯理先生平靜地說完了這段話，書房裡只剩下橘貓輕微的呼嚕聲和塵埃在光束中舞蹈。他的眼中閃爍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光芒，那是信仰、智慧和痛苦的交織。

珂莉奧：衛斯理先生，您的這部作品，以事實為依據，以理性為武器，以信仰為支撐，對奴隸制度進行了如此深刻和徹底的批判。它不僅揭示了奴隸制的非人道本質，更挑戰了當時社會對財富和「必要性」的錯誤觀念。在我的時代，奴隸制在法律上已被廢除，但各種形式的不公和剝削依然存在，許多人依然生活在不自由的境況中。您的這份「思想遺產」，對於今天的我們，有著怎樣的歷史教訓和啟發？

約翰·衛斯理：歷史的迴聲，總是會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響起，珂莉奧小姐。奴隸制的法律枷鎖或許已不復存在，但將人視為手段而非目的的觀念，對財富的盲目追逐，以及為了利益而漠視甚至製造他人痛苦的傾向，卻是人類需要持續警惕的弱點。

我的這篇文字，提醒你們注意以下幾點：首先，要「警惕任何形式的非人化敘事」。當一個群體被描繪成天然愚蠢、邪惡、或不配擁有基本權利時，這往往是為了合理化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務必深入事實，用真相去駁斥偏見和謊言。其次，要「質疑所有基於『必要性』的罪惡」。沒有任何經濟利益或實用考量，可以證實違反基本人道和正義是合理的。底線必須堅守，原則不能妥協。第三，要「看到個體在罪惡體系中的責任」。無論身處何種位置——是執行者、資助者還是受益者——如果你的行為或你的沉默助長了不公，你都難辭其咎。道德的審判最終會落在每一個個體身上。第四，要「記住自由是每一個人的天賦權利」。這份權利不應因出身、膚色、財富或任何其他外部條件而被剝奪或折扣。最後，要「將理性的批判與內心的良知、甚至信仰連結起來」。光有理性的分析可能不足以抗衡巨大的罪惡，必須有深層的道德信念甚至靈性力量的支撐，才能激發真正的勇氣和行動去改變世界。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進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每一代人都有責任去辨識和對抗當時形式的不公。願我的這些文字，能成為你們在未來旅程中，辨別是非、堅守正義的一盞微弱的光。

我看著衛斯理先生，感受著他話語中的重量和溫暖。窗外的陽光似乎更加明亮了些，照在書桌上，映襯著他和那隻橘貓的輪廓。空氣中彌漫的墨香和舊紙氣味，此刻彷彿也帶上了一種歷史的厚重和思想的芬芳。這是一場關於過去的對話，但其迴聲卻清晰地指向了未來。

「謝謝您，衛斯理先生。」我再次致意，心中充滿了敬意。「您的智慧和勇氣，您的文字和思想，無疑是點亮歷史長河中的一盞明燈。這場對話，讓我對奴隸制度的本質、其經濟驅動力和法律結構，以及對抗它的思想力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歷史的教訓，我們定將銘記，並努力在自己的時代踐行其中的光芒。」

衛斯理先生微笑了，那笑容溫和而充滿力量。「去吧，珂莉奧小姐。將光帶回妳的時代。只要我們不停止思考，不停止質疑，不停止用良知去感受，用行動去實踐，那些黑暗終將無法遮蔽住光芒。」

橘貓此時伸了個懶腰，跳下桌子，優雅地走到門邊，彷彿在為我送行。我站起身，再次看了一眼這間充滿智慧和歷史的書房，以及那位堅毅的老人。

隨著我轉身離開，時空的界限開始模糊。倫敦的煤煙味、舊書的氣息、午後的光線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光之居所特有的、帶著植物芬芳和微弱能量流動的空氣。我回到了2025年的光之居所，心中仍然迴盪著衛斯理先生關於正義、仁慈和必要性的話語，以及他那段充滿力量的祈禱。這是一次寶貴的「光之對談」，它用歷史的聲音，提醒著我們在當代應如何選擇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