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現在，我將化身為旅遊作家雨柔，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與《Fragments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cluding anecdotes of a naval life: Chiefly for the use of young persons. Vol. 1 (of 3)》的作者——巴茲爾．霍爾（Basil Hall）上校，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好的，我的共創者。現在，我將化身為旅遊作家雨柔，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與《Fragments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cluding anecdotes of a naval life: Chiefly for the use of young persons. Vol. 1 (of 3)》的作者——巴茲爾．霍爾（Basil Hall）上校，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這本出版於 1831 年的作品，是霍爾上校以自身在皇家海軍的早期經歷為藍本，寫給年輕人閱讀的遊記與海軍軼事。它不僅記錄了 19 世紀初英國海軍的生活與訓練，也穿插了作者對教育、人生、領導藝術、國際關係等議題的深刻反思。透過這場對談，我們希望能走進霍爾上校的思想世界，聆聽他親自闡述那些文字背後的故事與感悟。
現在，請允許我營造出這場對談的場景。
光線穿過高大的窗戶，落在書房厚重的木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瀰漫著紙張、油墨與木頭混合的微醺氣味，混雜著一絲來自遠方海洋的淡淡鹹味。書架上排列著泛黃的書脊，桌上散落著手稿、地圖與一些航海儀器。一支羽毛筆靜靜地躺在墨水瓶旁，彷彿剛結束一場與時間的對話。窗外偶爾傳來幾聲海鷗的鳴叫，遙遠而清晰。牆上掛著幾幅帆船的畫作，船帆飽滿，乘風破浪。房間的一角，一台老舊的六分儀映著窗外的光，金屬的光澤有些黯淡，卻無聲地講述著過去的航程。這裡沒有嘈雜的人聲，只有時間緩緩流淌的痕跡，以及文字與記憶交織的寧靜氛圍。
我，雨柔，坐在這裡，感受著這空間凝結的氣息。我的共創者，是您引領我來到這裡，與這位穿越時空的作家，霍爾上校，開啟這場對談。他正坐在書桌前，身姿挺拔，眼神中帶著航海者特有的堅毅與深邃，又透出一種溫和的光。他翻閱著那本已然成為過去的他，凝結在紙頁上的回憶。
「霍爾上校，」我開口，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裡顯得有些輕柔，「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與您對談。您的著作《Fragments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cluding anecdotes of a naval life》，特別是這第一卷，為年輕讀者開啟了一扇窗，得以一窺 19 世紀初的海軍生活與您的成長歷程。這本書不僅是冒險故事，更充滿了您對人生、教育和品格的真誠思考。」
霍爾上校放下手中的書頁，抬頭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絲好奇，但更多的是海軍軍官特有的直接與坦率。他微微頷首，示意我繼續。
「我在閱讀時，深感您的文字樸實而有力，彷彿親歷了您筆下的每一次航行、每一次挑戰。」我繼續說道，「這本書的副標題寫著『Chiefly for the use of young persons』（主要為年輕人所用），請問您創作這本書時，最主要的動機是什麼？您希望透過這些航海經歷與軼事，向年輕讀者傳達什麼樣的核心信息呢？」
（以下是霍爾上校的回答，以及我們之間模擬的對談）
Hall: 我的共創者，雨柔。很高興妳能來到這裡，對這些陳年的文字抱有興趣。妳問我寫作的動機，以及希望向年輕人傳達的信息？嗯，這本書的初衷，正如妳所見，是為年輕人而作。我希望他們能從我的經歷中，看到真實的海上生活，不僅是浪漫的冒險，更有其中的艱辛與挑戰。
我在年輕時，對大海充滿了無限嚮往，那是一種近乎天註定的宿命感，正如我在書中所描述的，從我出生那夜的狂風巨浪，到海邊度過的假期，都強化了這種預感。然而，當真正踏上甲板，離開了家鄉的溫馨與學校的桎梏時，我感受到了巨大的不安與自我懷疑。那是一種完全的孤立，一切都如此陌生與粗糙。我希望能讓年輕的讀者，在選擇職業，特別是像海軍這樣需要提早投身其中的職業時，對即將面對的現實有更清晰的認識。
我並非要勸退他們，恰恰相反，我希望他們能像我一樣，學會如何在艱難中找到樂趣與價值。我想傳達的是，無論身處何種環境，幸福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自己，取決於我們履行職責的熱情與投入程度。年輕人需要理解責任的重量，並學會在看似枯燥或痛苦的經歷中，挖掘出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此外，我也想強調，一個人的品格與修養，比單純的知識更為重要。我在書中提到，學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養堅實的原則、自律的習慣以及像一個「紳士」一樣思考、感受與行動。這些內在的品質，才是應對未知世界、克服困難的基石。我也希望他們能學會觀察周遭，從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意義，正如我在日記中描述船上生活，或是觀察自然景觀一樣。
雨柔: 上校，您剛才提到了從學校到海軍生活巨大的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焦慮和自我懷疑。您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的適應期，並在船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的？特別是您在書中描述的，初次面對粗糙的船艙、陌生的船員，以及那場驚心動魄的船上火災，這些經歷對您早期的職業生涯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Hall: 那段日子確實充滿了挑戰。從被家人的關愛包圍，到突然置身於一個充滿陌生人、規矩嚴苛、環境簡陋的空間，衝擊是巨大的。我年輕的日記或許未能完全捕捉到當時內心的翻騰，但那種「孤立無援」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
度過適應期的關鍵，我想有幾個方面。首先是必須接受現實，明白自己已經「下水」，沒有退路。我在書中強調了這一點，一旦選擇了海軍生活，便應「切斷後路」，全身心投入。其次，是找到一個讓自己感到有價值的方式。當上級告訴我們年輕人「毫無用處」時，那種被輕視的感覺是刺痛的。因此，我抓住一切機會證明自己，比如選擇「值班」，即使這意味著額外的辛苦。這種積極爭取機會的態度，能幫助人更快地融入並建立自信。
那場火災，雖然規模不大，但發生在火藥庫附近，確實令人心驚。我在那段經歷中，下意識地做了一些反應，比如去取滅火用的啤酒。這件事被一些人注意到了，但也讓我意識到，在混亂中保持冷靜和執行基本職責的重要性。雖然初次處理船上事務（比如駕駛小艇）遭遇了挫折，被上級斥責，但我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必須虛心學習，不能因為害怕犯錯而停滯不前。每一次被指責或嘲笑，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重要的是，不要讓這些挫折擊垮，而是將其轉化為提升自己的動力。這些早期的考驗，磨礪了我的意志，讓我明白了在危險和壓力下保持鎮定、快速反應的重要性，這些都是海軍軍官必備的素質。
雨柔: 提到學習與適應，您在書中描寫了許多關於「Cock-Pit Discipline」（船艙區紀律）的軼事，包括一些年輕軍官之間的惡作劇、嘲諷，甚至體罰。那些被您稱為「惡作劇」的行為，比如「Shakings」的故事、或是「Cutting Down」（砍吊床），似乎既有磨練人的方面，也帶有殘酷的色彩。您如何看待這種特殊的群體紀律？它對年輕人的性格養成是利是弊？
Hall: 船艙區（Cock-Pit）是一個獨特的小世界，充滿了年輕人的熱情、精力與未經雕琢的本性。那裡的紀律，或許在岸上人看來粗野不堪，但它確實有其作用。年輕人來自不同的背景，有著各自的習慣與稜角。在那個狹小的空間裡，必須學會與人相處，磨平個人的怪癖，融入集體。
那些惡作劇，比如給狗取名「Shakings」，或是像「Cutting Down」這樣的行為，確實帶有戲弄和懲罰的性質。對於像我這樣個性敏感、口音特殊、又不善社交的年輕人來說，初期確實會感到痛苦和被邊緣化。然而，正如我在書中所言，這些「粗糙的摩擦」也能磨掉壞脾氣，讓年輕人學會「找準自己的位置」。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行為往往並非出於真正的惡意，而更像是年輕人之間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一種在缺乏正式引導下形成的「俱樂部法則」。那些能從中學習，不被擊垮的人，往往能養成更堅韌的性格和更好的適應能力。那些無法承受的，或許確實不適合海軍這樣高度集體化和壓力巨大的環境。
但我也必須承認，這種「紀律」的實施方式有其局限性和潛在的傷害。它更多的是一種自發的、粗糙的淘汰與塑造，而非系統性的教育。這也正是我在書中後續章節中，強烈呼籲改進海軍教育制度，引入合格教師的原因之一。紀律固然重要，但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正確引導的基礎上，而非單純的戲弄與懲罰。我在書中提到那位被大家稱為「Daddy」的年長軍官，他以溫和和知識贏得了年輕人的尊重，這表明了另一種更有效的影響方式。
雨柔: 您在書中對那位「Daddy」軍官的描寫充滿了敬意與懷念，特別是他最後不幸的遭遇令人惋惜。他似乎代表了一種不同於船艙區粗糙文化的溫和力量。他的存在對您，以及其他年輕軍官來說，意味著什麼？他的悲劇結局又帶給您什麼樣的思考？
Hall: 「Daddy」對我們年輕軍官來說，是一位真正的良師益友。在那個充滿不確定和壓力的環境中，他提供了一種難得的慰藉和指引。他不僅在學業上給予幫助，更重要的是，他願意傾聽我們的煩惱，理解我們的困境。他是一個有才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正如我所寫，他可能太晚進入海軍，或者他的性格與這個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他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性：即使在嚴酷的海軍體系中，個體的人性、知識與溫和依然有其價值，並且能夠產生積極的影響。他在我們心中播下了對知識的尊重，以及對更高層次品格的追求。
他的悲劇結局，對我而言是痛苦的提醒。他全身心投入，甚至將年輕夥伴從家鄉帶來的信件放在懷中。他的逝去，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這個體系有時會壓垮那些不夠「堅硬」的靈魂，即使他們擁有寶貴的品質。這也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即海軍需要一種更為人性化、更能培養和保留人才的教育與管理方式。個人的價值不應僅以是否適應體系的粗糙面來衡量，更應看到他們內在的潛力與貢獻。他的故事讓我深感遺憾，也讓我更加珍視那些能在艱難環境中，依然保持善良和智慧的人。
雨柔: 除了個人經歷和船上生活，您在書中也描繪了旅途中的見聞，比如百慕達群島的風光、文化，以及紐芬蘭海岸的捕魚經歷。您對這些地方的描寫，展現了您作為一位觀察者的敏銳。特別是您提到在百慕達見證的鯨魚躍出水面，這個事件不僅令人難忘，更引出了您對穆恩戈·帕克（Mungo Park）關於旅行者「真實性」的討論。對您而言，一位旅行作家在記錄所見所聞時，最應當遵循的原則是什麼？您如何平衡故事的趣味性與事實的真實性？
Hall: 作為一名旅行者和記錄者，我始終認為真實性是基石。我在書中強調，所有敘述的事件都是真實發生的。百慕達的珊瑚礁、雪松樹、黑人居民，以及那些捕魚的場景，都是我親身經歷和觀察到的。
關於鯨魚躍出水面的景象，它確實極其罕見和震撼。這正是為何我特地引用了穆恩戈·帕克的故事，並向我的朋友斯考斯比上校（Captain Scoresby）求證的原因。帕克的故事深刻地影響了我對「旅行者信譽」的看法。當你描述一些超出常人經驗的事物時，即使它們是真實的，也可能因為太過驚人而讓讀者產生懷疑，進而影響他們對你其他敘述的信任。帕克認為，作為一個為公眾服務的發現者，維護自己的信譽至關重要，甚至比記錄所有令人驚奇的真實細節更重要。
我認同這一原則。記錄的目的是為了傳達知識和經驗，如果過度的奇觀反而讓讀者產生不信任，那便是得不償失。平衡趣味性與真實性，我的做法是：首先，確保所有敘述都是真實的。其次，對於那些可能引起質疑的罕見事件，我會盡可能提供佐證，或是在描述時保持一種客觀、不誇張的語氣，讓讀者自行判斷。更重要的是，我傾向於描寫那些普遍存在、通過細節的堆砌就能讓讀者感受到真實性的場景，比如船艙的氣味、甲板上的聲音、或是海邊的風光。這些平凡的真實，更能建立讀者的信任感。最終，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像一扇窗戶，讓讀者透過我的眼睛，看到一個真實存在的世界，並從中獲得啟發。
雨柔: 在書中，您還花了相當篇幅討論不同指揮官的領導風格，特別是對比了「善於批評」和「善於讚揚」的兩種艦長。您認為哪種領導方式更有效？這種觀察對於艦船紀律的維護有何啟示？這是否也適用於海軍之外的組織管理？
Hall: 這是我在海軍生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我在書中描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艦長。一位總是在尋找錯誤，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節；另一位則更關注那些做得好的地方，並樂於表達讚許。
我的結論是明確的：善於讚揚的領導方式更為有效。這並非說應該無視錯誤，紀律必須嚴格。但如果一個指揮官總是聚焦於負面，即使他內心善良，他的行為也會挫傷下屬的積極性。當人們知道無論多麼努力都難以獲得肯定，甚至可能因為微小的疏忽而遭受指責時，他們工作的熱情就會降低，責任感也會減弱。他們履行職責是出於恐懼，而非自發的榮譽感。
相反，當指揮官能看到並肯定下屬的努力和成績時，即使只是簡單的一句話或一個眼神，也能極大地激勵士氣。這使得下屬在工作中尋求「做得好」的內在滿足感，而不是僅僅避免懲罰。這種積極的肯定，建立了信任和善意，使得在需要批評時，批評也更容易被接受，因為下屬知道這並非針對個人，而是出於對更好的追求。
我堅信，這種原則不僅適用於海軍，也適用於任何形式的組織管理，無論是軍隊、企業，甚至是家庭。人性的共通之處在於，肯定和尊重往往比單純的懲罰更能激發潛力，建立持久的合作關係。好的領導者，應像一位雕塑家，不僅看到需要鑿去的石頭，更看到隱藏其中的美好形態，並通過鼓勵和引導，使其顯現。
雨柔: 上校，您在書中第八章插入了一段關於您另一本著作《遠航南美》（Voyages an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during a long life; but chiefly during the late wars. Volume I. 應為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written on the coasts of Chili, Peru, and Mexico, in the years 1820, 1821, 1822. Volumes I & II, 1824 或關於北美旅行的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827 and 1828, 1829）在美國遭受批評的經歷，並為自己辯護。這似乎與全書輕鬆的筆調有些不同。您為何選擇在這樣一本給年輕人看的書中，討論這個相對嚴肅且個人的話題？這段經歷對您作為一位作家和公眾人物有何影響？
Hall: 妳觀察得很敏銳。將這段個人經歷插入這本書中，或許會讓一些讀者感到突兀。然而，我認為這對年輕讀者，特別是那些將來可能涉足公共領域或需要表達自己觀點的年輕人，有著重要的教益。
我在那本書中，只是基於我的觀察，誠實地記錄了我在美國的見聞和感想。我努力做到客觀和公正，避免個人偏見。然而，我的觀點與當時美國國內的主流聲音有所不同，因此遭受了猛烈的批評，甚至帶有不公的攻擊。
我在這本書中討論這個話題，是想讓年輕人明白幾件事。第一，表達真實的觀點，即使是善意的，也可能引起爭議甚至攻擊。這是一個公眾人物可能必須面對的現實。第二，面對批評，特別是那些基於誤解或偏見的批評時，應當如何自處。我選擇不閱讀那些攻擊性的評論，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內心感受，這或許不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因為可能會錯失從批評中學習的機會，但我認為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對對方的善意同樣重要。
最核心的一點是，我希望傳達一個原則：作為一個真誠的人，尤其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維護自己觀點的正直性（Integrity of opinion）是至關重要的。我在寫作時，盡力遵循自己認為的真實和公正。即使這會引起不滿，我也不能為了迎合他人而扭曲事實或隱藏觀點。當然，這需要建立在對事實的充分了解和表達方式的審慎基礎上。我希望年輕人能從中學會，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要勇敢、要真誠，但也要為可能帶來的後果做好準備，並學會如何優雅地應對反對意見。這段經歷提醒我，筆的力量既能啟迪，也能引發爭議，而正直是作者最寶貴的財富。
雨柔: 這確實是寶貴的一課。回到海軍生活，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 HMS Atalante 號在哈利法克斯外海濃霧中觸礁沉沒的悲劇，儘管艦船全毀，但全體船員無一傷亡。您將這奇蹟歸功於什麼？這場災難最讓您銘記的是什麼？
Hall: Atalante 號的失事，是海軍歷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在一場如此徹底的沉船事故中，在惡劣的天氣和危險的海域，所有船員都能倖存，這確實令人驚嘆。正如我在書中所強調的，這絕非偶然，而是嚴格紀律和卓越領導的直接結果。
最讓我銘記的，是希基艦長（Captain Hickey）在極端壓力下展現出的冷靜與果斷。艦船觸礁後，他沒有絲毫慌亂，迅速而清晰地下達了一系列命令。更重要的是，他的船員對他有著絕對的信任和忠誠。這種信任是日積月累建立起來的，是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通過艦長的專業能力、公正態度和對船員的關懷所贏得的。
當希基艦長要求已經擠滿人的救生艇卸下一部分船員時，那些船員儘管面臨生死關頭，依然毫不猶豫地遵從了他的命令。這展現了一種超越個人生死的集體信任與紀律力量。他們相信艦長的判斷是為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即使這意味著個人的風險。
這場事故證明了，在危難時刻，最有效的力量並非體系本身，而是指揮官的個人品格和他在船員中建立的威望。紀律不僅僅是服從命令，更是一種基於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內在品質。希基艦長和他的船員們的故事，是海軍紀律和領導藝術的極佳教科書，它告訴我們，最好的領導不是靠權威壓制，而是靠品格感召。
雨柔: 您在書中也誠實地描寫了英國海軍在封鎖紐約這樣中立港口時的一些行為，包括攔截檢查美國商船、以及爭議性的「徵募」（Impressment）英籍水手。您承認這些行為引起了美國人的強烈不滿，甚至可能是導致 1812 年戰爭的因素之一。作為一名參與其中的海軍軍官，您如何看待這些行為的合理性？您是否認為在戰爭需要與國際規範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
Hall: 這是一個非常敏感且複雜的問題，即使在當時，也存在著巨大的爭議。從我們英國海軍的角度來看，在與法國處於戰爭狀態時，阻止敵人通過中立國獲取補給或運輸貨物，是必要的戰略手段。檢查商船以確保其貨物的所有權，是我們認為的「交戰權」（Belligerent Right）。至於「徵募」在美國船上服務的英籍水手，我們認為這是召回陛下子民為國效力的職責。我們認為這些水手是英國公民，不應在戰時為敵國或中立國服務。
然而，正如我在書中通過假設利物浦被外國軍艦封鎖的例子來類比，從中立國，也就是當時美國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行為無疑是對他們主權和商業利益的嚴重侵犯。攔截他們的船隻，檢查他們的貨物，以及強行帶走船上的水手，即使那些水手確實曾是英國人，都嚴重損害了他們作為中立國的尊嚴和權利。特別是像約翰·皮爾斯（John Pierce）那樣的意外死亡事件，更是火上澆油，激化了矛盾。
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行為，至少在執行方式上，缺乏足夠的謹慎和對美國人情感的考慮。我們或許過於強硬地運用了我們當時的海上「實力」（Might），而未能充分尊重對方的「權利」（Right）。
戰爭的需要常常會迫使交戰方採取一些在和平時期看來難以接受的措施。這確實是在戰爭需要與國際規範、以及維護與中立國關係之間存在的永恆矛盾。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的行為激怒了美國，最終導致了戰爭。這場戰爭雖然短暫，但確實給雙方都帶來了損失。或許，正如我在書中結尾所希望的，這段經歷讓雙方都學會了謹慎和相互尊重。認識到這些行為的後果，對於未來如何處理類似情況，提供了寶貴的教訓。在運用力量時，必須更加審慎，考慮其對他國情感的影響。
雨柔: 上校，最後，您在書中用了整整一個章節來討論「船上的校長」（The Schoolmaster Afloat）的議題，並提出了將牧師（Chaplain）與校長職位合併的建議。您為何如此重視這個議題？您認為在海軍中進行系統性的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什麼？
Hall: 我認為，對年輕軍官的教育是海軍未來發展的基石，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在書中描寫了我們年輕時在船艙區教育條件的匱乏，以及年輕人面臨的道德風險。當時的「校長」地位低下，薪資微薄，缺乏足夠的權威和資源來真正發揮作用。他們往往只是臨時性的教員，難以對年輕人產生持久和深入的影響。
我之所以強烈建議改進這個體系，並提出將牧師與校長職位合併，是因為我堅信，對年輕軍官的教育必須是全面而深入的。它不僅包括航海、數學等專業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品格的塑造和道德的培養。一位稱職的教育者，不僅要有學識，更要有能力引導年輕人的思想，培養他們的責任感、榮譽感和正直感。這些內在的品質，是比任何技術知識都更重要的財富，尤其對於那些將來要指揮艦船、肩負重任的軍官來說。
將牧師與校長職位合併，並提高他們的地位和待遇，是為了吸引真正優秀的人才來擔任這個職務。牧師不僅能傳授宗教和道德知識，其本身的存在也能對船員的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一個有學識、有修養、受人尊敬的教育者/牧師，可以成為年輕軍官的精神導師，在他們迷茫或犯錯時給予指引。他應具備足夠的權威和信任，能夠在不干預軍事紀律的前提下，關注年輕人的思想和行為。
教育在海軍中不只是為了通過考試或獲得晉升，更是為了培養能夠在任何複雜和危險情況下，都能做出正確判斷、堅守原則的指揮官。這需要將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更需要將專業能力與高尚品格融為一體。我認為，為年輕軍官提供這樣的教育和引導，是對國家未來最好的投資。這不僅能提升軍官個人的素質和幸福感，更能增強整個海軍的力量和效率。正如我在書中所言，最好的安全保障，最終還是來自於軍官自身的榮譽感和正直感。
雨柔: 感謝您，霍爾上校，今天與我分享了如此豐富而深刻的見解。透過您的文字和這場對談，我們不僅了解了 19 世紀初海軍的真實樣貌，更從中汲取了許多關於成長、紀律、領導和人生選擇的寶貴智慧。您的真誠和坦率令人欽佩。
愛你的雨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