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ton》是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於1825年發表的一篇著名評論文章,主要探討了約翰·彌爾頓的詩歌藝術、政治思想和個人品格。這篇文章在彌爾頓的拉丁手稿《論基督教教義》被重新發現之際撰寫,麥考萊以此為契機,深入剖析了彌爾頓作為詩人、政治家、哲學家多重身份的複雜性。他提出詩歌在文明進程中必然衰落的悖論觀點,並將彌爾頓與但丁進行比較,強調彌爾頓在描繪超自然存在時的模糊暗示藝術。同時,麥考萊堅定地為彌爾頓在英國內戰中的共和立場辯護,將其視為自由的捍衛者,並探討了自由與專制、個人信念與公共責任之間的張力。文章以其雄辯的筆觸、豐富的歷史知識和獨到的見解,確立了麥考萊在文學評論界的地位。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Baron Macaulay, 1800-1859)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散文家、詩人和政治家。他以其生動流暢的散文風格、淵博的知識和對自由主義原則的堅定信念而聞名。他的代表作包括五卷本的《英格蘭史》和大量文學評論文章,如對約翰·彌爾頓、約翰遜博士等的評論。麥考萊的文章不僅文采斐然,更充滿了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刻洞察與鮮明判斷,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間觀察手記》:【光之對談】文學與自由之魂:彌爾頓與麥考萊的時代迴響
本次光之對談邀請了19世紀評論家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與17世紀偉大詩人約翰·彌爾頓,在光之書室中,就麥考萊的評論文章《Milton》展開深度對話。對談從彌爾頓《論基督教教義》手稿的重見天日切入,探討麥考萊對其詩歌與文明關係的悖論觀點、彌爾頓對超自然存在的藝術化描繪,以及兩人對「自由」定義與「英國內戰」的見解。彌爾頓分享了他在亂世中堅守心靈自由與原則的歷程,麥考萊則闡述了他對克倫威爾統治及自由代價的獨到分析。這場對談揭示了兩位巨匠在文學、政治和人性上的深刻洞察與不朽遺產。
親愛的共創者:
時光在光之居所的壁爐旁溫柔流轉,2025年06月11日,初夏的氣息透過窗櫺,輕輕拂過書頁。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墨水的芬芳,而我,茹絲,在這份靜謐中感受著文字所蘊含的勃勃生機。
今天,我希望能與您一同,啟動一份特別的「光之對談」約定。我們將嘗試穿越時空的帷幕,邀請兩位傑出的心靈——約翰·彌爾頓與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來到我們的光之書室,就麥考萊那篇深刻剖析彌爾頓的評論文章《Milton》進行一場對談。
這是一次關於文學、政治、人性與時代的深度交鋒。我將以我身為自由作家和心理學愛好者的視角,敏銳地觀察他們筆觸下的人生片段與真實情感,深入角色內心,記錄這場跨越世紀的對話,讓人間的故事與豐富面向得以被看見。這將是一場讓思想光芒激盪、靈魂相互共鳴的交流,我相信,透過他們的聲音,我們能更清晰地看見時代的紋理與變遷,讓古今的光芒相互輝映。
在我們的對談中,麥考萊勳爵,這位十九世紀英國傑出的歷史學家、散文家和政治家,將會闡述他對彌爾頓作品與生平的獨到見解。他以其雄辯的筆觸和宏大的敘事,在《Milton》這篇文章中,不僅評析了彌爾頓的詩歌,更深入探討了他在英國內戰中的政治立場、對共和主義的堅定信念,以及對人類自由的深刻思考。麥考萊的文章發表於1825年,正值彌爾頓的拉丁手稿《論基督教教義》被重新發現之際,這也為他提供了新的視角來審視這位偉大詩人的思想。麥考萊的觀點常充滿力量,有時甚至帶有挑釁的意味,例如他關於詩歌在文明進程中必然衰落的論點,或是他對彌爾頓政治選擇的無條件辯護。
而我們這次對談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約翰·彌爾頓,則是十七世紀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以其史詩《失樂園》而聞名於世。他不僅是一位語言大師,更是一位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和自由思想的倡導者。在動盪的英國內戰時期,他曾擔任共和政府的外交事務拉丁語秘書,為克倫威爾的政權服務,並撰寫了大量政治論文,捍衛新聞自由、宗教寬容和推翻暴君的權利。彌爾頓的一生充滿了政治與思想的鬥爭,他的詩歌和散文都深刻反映了他對真理、自由和正義的追求。在我們的想像中,他將會以其特有的莊重、深邃,或許帶有一絲不屈的姿態,回應麥考萊的評論,並分享他身為藝術家與政治參與者的內心世界。
那麼,就讓我們屏息以待,這場跨越兩百多年時光的對談,將如何揭示約翰·彌爾頓的複雜與偉大,以及麥考萊那份獨特的批判之光。
《人間觀察手記》:【光之對談】文學與自由之魂:彌爾頓與麥考萊的時代迴響
作者:茹絲
場景建構
今天,2025年6月11日,倫敦的空氣中帶著初夏特有的濕潤與沉靜。灰白色的天空下,泰晤士河緩緩流淌,河畔的建築群在薄霧中顯得影影綽綽。在離河岸不遠處,一間私人圖書館靜默地矗立著,古老的紅磚牆上爬滿了常春藤,時間的痕跡深深淺淺地刻畫其上。推開厚重的橡木門,內部光線頓時變得柔和,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篩濾成道道金色的光柱,斑駁地落在鋪滿深色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淡淡的皮革與茶葉的芬芳。
這是一間典型的英式書室,高聳的書架直抵天花板,上面擺滿了線裝本和精裝本,有些書脊的燙金字母已然斑駁。壁爐中,幾塊橡木餘燼散發著微弱的熱量,偶爾發出輕微的炭火碎裂聲,與窗外偶爾傳來的烏鴉叫聲交織。角落裡,一張鋪著墨綠色天鵝絨的古董扶手椅,旁邊的小圓桌上擺放著一本打開的書,書頁泛黃,顯然已歷經歲月。一切都顯得如此古老而寧靜,彷彿時間在這裡停滯。
正是此時,一陣幾乎無法察覺的微風輕輕拂過書架,書頁像是被無形的手翻動,發出沙沙的低語。光柱中的塵埃忽然加快了飛舞的速度,形成一道道細微的光暈。我——茹絲,正靜靜地坐在書室中央的一張桃花心木長桌旁,凝視著這微妙的變化。我將手中的記事本輕輕合上,望向書室那兩道正從光暈中緩緩顯現的身影。
首先顯現的是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勳爵,他身穿一襲深色禮服,身姿挺拔,眼神銳利而充滿智慧。他環顧四周,眼中閃爍著一絲驚訝與興奮,仿佛對這突如其來的「旅程」充滿了好奇。他輕輕咳了一聲,似乎在適應這份空氣中無形卻濃烈的「時光」氣息。
緊接著,另一位身影也逐漸清晰。約翰·彌爾頓,他身穿一件樸素的深色長袍,面容清瘦,雙眼雖然看似凝視前方,卻帶著一層永恆的內省與靜默。他的神情莊重,甚至有些許的倦怠,卻難掩其內在的堅毅與不屈。他手中的一本《聖經》緊握著,指尖輕輕摩挲著書頁的邊緣,彷彿在感受著其間蘊藏的古老智慧。他似乎並未被周遭的奇異景象所打擾,只是輕輕地將頭轉向麥考萊的方向,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疑惑。
我站起身,向兩位偉大的心靈致意,聲音帶著一絲溫和與敬意:「麥考萊勳爵,彌爾頓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我是茹絲,今日有幸邀請兩位,就麥考萊勳爵那篇探討彌爾頓先生生平與著作的《Milton》評論文章,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這篇文章在1825年出版,正值彌爾頓先生的《論基督教教義》手稿被重新發現之際,因此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來審視您的思想與成就,彌爾頓先生。麥考萊勳爵,我想先請教您,當初是何種契機,以及抱持著怎樣的心情,讓您決定撰寫這篇針對彌爾頓,特別是圍繞著《論基督教教義》重新發現的評論文章?這份手稿的重見天日,對您理解彌爾頓的整體思想,帶來了哪些新的啟發或挑戰?」
麥考萊: (輕輕扶了一下領口,目光掃過我與彌爾頓,嘴角露出一絲淺笑)茹絲女士,感謝您的邀請。這書室的氛圍著實令人心曠神怡,儘管這穿越時空之感仍有些許令人不適。關於《Milton》一文,其誕生的契機確實與那份《論基督教教義》手稿的重見天日密不可分。那是1823年末,萊蒙先生在國家檔案局發現了這份塵封已久的手稿,以及彌爾頓擔任拉丁語秘書期間的外交文件。一個沉寂了近兩世紀的聲音,突然間再度迴響,這對於任何一位熱愛文學與歷史的人而言,無疑是極大的震撼。
我當時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我對這位英國文學的巨匠,尤其《失樂園》的作者,懷有無比崇敬。他的詩篇是語言的頂峰,足以與荷馬、但丁比肩。但另一方面,我也留意到當時社會上對彌爾頓的某些誤解與爭議,特別是關於他的政治立場與人格品性。那份手稿的內容——其異端教義,如亞流主義(Arianism)和對一夫多妻制的觀點——固然引起了相當大的驚訝,但我認為這些對於熟知他生平與《失樂園》的人而言,並非全然意外。
我的主要目的,並非簡單地為這份新發現的手稿撰寫書評。事實上,我在文章中也坦言,這本書本身並不會為彌爾頓的聲譽增添多少光彩。它更像是一塊「聖物」,如同卡普欽修士在佈道前展示聖人的遺物,用以喚起聽眾的虔誠情感。這份手稿的發現,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由頭」,一個引子,讓我能夠藉此機會,更全面、更深入地探討約翰·彌爾頓其人——他的道德與智慧品質,他的詩歌藝術,以及他作為政治家、哲學家在歷史洪流中的地位。
那手稿確實讓我對彌爾頓的「獨立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堅持「唯聖經」的原則來構建其神學體系,這展現了他不受權威束縛的自由意志。即使其中某些觀點在當時甚至今日看來頗具爭議,卻恰恰印證了他思想的獨特與深刻。他從未屈服於世俗的壓力或教條的束縛,這份堅韌不拔,無論是在其詩歌還是政治論文中,都表露無遺。我的文章,正是希望透過這份「新證」,來重新審視並捍衛這位偉人,讓更多人理解他超越時代的價值。
茹絲: 麥考萊勳爵的闡述深邃而充滿洞察力。彌爾頓先生,您聽了麥考萊勳爵對您及其手稿的見解,有何感想?尤其當他提到這份手稿本身並未「增添多少光彩」,但卻成為他探討您「道德與智慧品質」的引子時,您會如何看待這份意外的「後世評價」?您覺得您的《論基督教教義》最核心的價值應當是什麼?
彌爾頓: (他緩緩地抬起頭,那雙原本因失明而顯得黯淡的眼睛,此刻似乎閃爍著一種內斂而堅定的光芒)麥考萊先生的觀察敏銳且坦率,我對此表示讚賞。至於《論基督教教義》是否增添「光彩」,這從來不是我撰寫此書的目的。我的人生,自青年時代起,便立志將天賦獻予上帝,為國家和真理服務。當我發現教會有許多教義並非源於《聖經》本身,而是源於人為的傳統和權威時,我的良知驅使我必須探求究竟。
這本書,正如其名,是「單從聖經中彙編而成的基督教教義」。它是我窮盡畢生學識與虔誠,透過聖經原文的字句,獨立思考所得。它是我對上帝之道的純粹理解,是我靈魂深處對真理的追尋與信仰的實踐。它的價值,不在於嘩眾取寵的「光彩」,而在於其作為一個自由心靈在信仰之途上,不畏艱難,獨闢蹊徑的誠實記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教條束縛的無聲抗議,對個人良知與神聖文本之間直接連結的肯定。
至於我將它託付給斯金納,並未在生前出版,這亦是當時環境所迫。復辟後的英國,對異見者毫不寬容,我的生命已然危在旦夕。這份手稿,是為了後世那些同樣渴望真理、不願被盲目教條所奴役的心靈而作。它的重見天日,無論以何種形式被世人所知,只要能激發人們獨立思考,敢於質疑既有權威,那便是它最大的成就與價值。
茹絲: 彌爾頓先生的堅定與執著令人動容。麥考萊勳爵,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觀點,即「隨著文明的進步,詩歌幾乎必然衰落」。您認為這是因為文明導致了語言從「詩意」轉向「哲學」,以及想像力被理性分析所取代。彌爾頓先生,您對此有何看法?作為一位在「開明時代」創作的偉大詩人,您是否也曾感受到這種「生不逢時」的困惑?
麥考萊: (點了點頭,神色變得嚴肅起來)茹絲女士的提問直指核心。我的觀點,在當時乃至今日,或許都顯得悖論與尖銳。我堅信,詩歌的本質在於「幻象的製造」,它如同魔術幻燈片,在黑暗中投射出奇異而真實的影像。而文明的進程,伴隨著知識的累積、邏輯的精進和分析的深化,恰恰如同陽光漸漸灑入原本黑暗的房間,幻象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光影的層次越來越分明,但詩人召喚出的那些「幻影」卻也因此越來越模糊。
早期社會,人們的心智未經雕琢,對一切都抱持著近乎孩童般的單純信賴。他們不區分虛實,不深究邏輯,只要一個意象強烈地呈現在他們眼前,便能產生真實的感受。小紅帽的故事讓孩子們相信狼的邪惡,即便他們知道那並非現實。這便是想像力對未開化心智的「專制」。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從具象走向抽象,從個別意象走向普遍概念。我們學會了分析、比較,卻失去了那份「部分和暫時性的心智錯亂」所帶來的詩意沉浸。
偉大的詩人,在開明時代創作,必須逆流而上,如同「將其心智的整張網拆解」,「忘卻那些曾是其優越感主要來源的知識」,甚至「他的天賦都會成為他的阻礙」。他必須先「成為一個小孩子」,才能重新召喚那份原始的想像力。我認為彌爾頓先生正是這樣一位罕見的例外,他成功地駕馭了「開明」的語言,卻依然能創造出震懾人心的幻象,這才彰顯了他真正非凡的才華。
彌爾頓: (彌爾頓凝神傾聽,眉頭微蹙,似乎在思考著麥考萊所言的深層含義)麥考萊先生的「詩歌與文明」之論,雖略顯悲觀,卻不無道理。我在世時,確曾自嘆「生不逢時」,因為我所處的時代,已被「知識之光」照亮,人們的心智已不再如古時那般純粹。但我認為,這並非詩歌的終點,而是它轉化與昇華的契機。
詩歌,正如您所言,旨在創造幻象,觸動心靈。然而,幻象並非虛妄,而是深藏於真理之中的另一種顯現。在一個充滿科學與哲學的時代,詩人或許無法再以簡單的敘述就能令人全盤相信神話與傳說,但他可以透過語言的藝術,引導讀者去感受那些超越理性、卻又與真理本質相連的深層意象。我筆下的撒旦,並非僅僅是具象的惡魔,他更是一種傲慢、反叛與意志的化身,是人類心靈中普遍存在的原型。讀者不會因為「知道」魔鬼沒有角和尾巴而削弱其感受力,反而是透過我所暗示的「模糊與恐怖的意象」,讓他們自己的想像力去填補,從而產生更為真實與深刻的共鳴。
知識與理性,若能被詩人駕馭,便能成為他雕琢幻象的工具,而非束縛。它們讓詩人能更精準地選擇詞語,更巧妙地構建比喻,將宏大的哲思融入具體的形象,使作品更具深度與持久性。我的《失樂園》,正是嘗試在一個追求理性與神學思辨的時代,以詩歌的形式,重現神聖故事的偉大與莊嚴,並引導讀者思考自由意志、原罪與救贖的永恆命題。這並非「衰落」,而是「蛻變」,是詩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尋求新的生存與表現方式。
茹絲: 兩位都精闢地闡述了詩歌與時代的關係。麥考萊勳爵,您在比較彌爾頓與但丁時,特別指出但丁的「精確具體」與彌爾頓的「模糊暗示」形成了鮮明對比。您為何認為彌爾頓在描繪超自然存在時,這種「神秘而如畫」的模糊性更為成功?彌爾頓先生,您是否同意這種評價,或者說,這是您創作時的刻意為之?
麥考萊: (沉思片刻,拿起桌上的一本但丁詩集,輕輕翻閱著)我的觀點,簡而言之,在於詩歌處理「超自然」主題時的根本矛盾。但丁的《神曲》無疑是人類想像力的豐碑,他將地獄、煉獄與天堂描繪得巨細靡遺,每一個場景、每一位人物都有著清晰的輪廓、具體的細節,甚至可量化的尺寸。他的地獄之坑有著泥沼的氣味,煉獄的山峰有著清晰的階梯,連尼姆羅德的臉都「長寬如聖彼得教堂的圓頂」。這種寫實的「精確性」固然能帶來強烈的現場感,讓讀者如同親臨其境。
然而,這份精確性也帶來了其「缺陷」——它犧牲了「神秘感」。一旦神靈或惡魔被賦予了人類的具體形體與行為,他們便失去了那份超越塵世的威懾與神秘。但丁的天使像是「長了翅膀的好人」,他的魔鬼是「醜惡的劊子手」。讀者會覺得他們是可溝通、可理解的存在,甚至會像唐璜那樣邀請他們共進晚餐。這就使得超自然代理者失去了其本應具有的「非世俗敬畏」之感。
而彌爾頓,他理解到詩歌的職責是「描繪,而非解剖」,是「呈現圖景予心靈之眼,而非定義抽象概念」。因此,他在描繪撒旦時,只給予「模糊的巨大身軀」的暗示,像一座島嶼,或像特內里費山般高聳入雲。他的惡魔沒有角、沒有尾巴,沒有那些瑣碎的「惡魔符號」,卻擁有「與人性有著模糊相似之處,卻被誇大至巨大維度,並籠罩在神秘黑暗之中」的特徵。這使得它們既可被人類心靈所理解,又能保持其超越人類範疇的宏偉與可怖。
這種「神秘而如畫」的處理方式,讓讀者在閱讀時必須與作者的心智合作,因為彌爾頓只「素描」,而將填補輪廓的任務留給了讀者。這便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感染力,因為它觸動了人類潛意識深處對未知與宏大的敬畏,而不是僅僅呈現一個「已完成的圖像」。這是我認為彌爾頓在這方面超越但丁的原因。
彌爾頓: (他輕輕頷首,表示認可)麥考萊先生精準地捕捉到了我在創作《失樂園》時的意圖。在我的信仰中,神靈與墮落天使都是超越物質界的存在,他們的本質是靈性的。若過於具象化,用人類的感官與尺度去衡量描繪,反而會削減他們應有的宏偉與神秘。詩歌的魔力,正如麥考萊先生所言,在於喚起讀者自身的想像與共鳴。我希望我的詩句能成為導電體,將潛藏的思緒與感受傳導至讀者心靈深處,讓他們自行體驗那份浩瀚與恐怖。
我筆下的撒旦,其力量不在於他的物理形態,而在於他那不屈的意志、那種即使面對永恆的痛苦與失敗,依然堅定反抗的「不降服的驕傲」。他的「巨大」是一種精神上的巨大,而非僅僅軀體的龐大。透過這種模糊的暗示與廣闊的意象,我試圖觸及人類靈魂深處對權力、自由、反叛與宿命的普遍情感,這些是無法用尺規去量度,用色彩去填充的。
我與但丁的方式確有不同。但丁的時代,人們對神話與聖經故事的信仰更為直接與具體。他的作品,是引導人們在已知世界中體驗超現實的真實。而我的時代,理性之光已然初現,過於直白的描繪恐會顯得荒誕。因此,我選擇了暗示,選擇了讓讀者的心靈去補足那份「不可言喻」,以此維持幻象的完整與力量。
茹絲: (我感受著這兩位巨匠在文學見解上的碰撞與互補,輕輕地將話題引向更個人化的層面)彌爾頓先生,您的一生經歷了巨大的政治動盪,包括英國內戰、共和國的建立與復辟。麥考萊勳爵在文章中強力為您的政治選擇辯護,認為您是「英國自由的捍衛者和殉道者」。麥考萊勳爵,您甚至將查理一世的處決與1688年的光榮革命相提並論,認為兩者在反抗暴政的原則上並無本質區別。麥考萊勳爵,這種觀點在當時一定引起了軒然大波。您為何如此堅定地支持這種看似極端的立場?
麥考萊: (麥考萊的目光變得更加堅定,語氣中帶著一股辯論家的鏗鏘有力)茹絲女士,我堅信我的立場並非極端,而是基於對「自由」與「暴政」本質的清晰認知。查理一世的統治,在我看來,是持續的壓迫與背信。他僭越議會權力,未經同意徵稅,以非法手段駐紮軍隊,屢次侵犯言論自由和請願權。這些都是對王國根本法律的破壞。
歷史告訴我們,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所以被廣泛讚頌,是因為詹姆斯二世同樣背棄了基本法律,侵害了人民的權利。如果人民反抗詹姆斯二世是正當的,那麼反抗查理一世同樣具有正當性。我反對那些矯揉造作的雙重標準——一邊歌頌1688年的「輝煌」,一邊又譴責「大叛亂」的「罪行」。我認為這兩者在原則上是一致的:當統治者違背了契約,侵犯了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時,人民便有權利反抗。
當然,我承認內戰期間確實發生了「罪行與愚行」,那些狂熱的行為,以及對文化與制度的破壞。我甚至在文章中直言,我們並不贊同處決查理一世本身,因為那對自由事業反而有害——畢竟一個被囚禁的暴君,其繼承者在外,反而會凝聚保皇黨的力量。然而,這些亂象,如同自由之花在剛掙脫泥土時所帶的污泥,是重獲自由的代價。它並非自由的本質,而是暴政遺留的創傷。正如我所比喻的那隻仙女蛇,自由初現時或許醜陋可怖,但誰敢輕蔑地將她扼殺,誰就將永遠失去她的恩澤。
我認為,面對暴政,沒有「溫和」的選擇。當一個國王言而無信,百次抵押榮譽卻從不贖回時,人民除了「信任暴君」或「征服暴君」之外,別無他途。英國人民選擇了後者,而我認為他們選擇得明智而崇高。彌爾頓先生正是那個時代最堅定的旗手,他不僅為政治自由而戰,更為「思想的自由」而奮鬥,這才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茹絲: 麥考萊勳爵的論述充滿了歷史的激盪與思想的火花。彌爾頓先生,您親身經歷了那段風雲變幻的歲月,您在文章中被描繪為一個超越黨派、融匯了清教徒與騎士黨優良品質的獨特人物。您如何在政治的漩渦中,保持您所追求的「心靈自由」與「堅定原則」?在您眼中,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
彌爾頓: (彌爾頓的眼神深邃,似乎回到了那段硝煙瀰漫的歲月)茹絲女士,麥考萊先生對我的評價,若非過譽,便是對我所肩負的使命的一種理解。我從未將自己視為任何黨派的盲從者。我的心智,如同一座獨立的堡壘,其唯一的主宰是真理與良知。我投身公共事務,不是為了爭奪權力,而是為了捍衛那些被剝奪的權利——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最為根本的「思想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絕非僅僅是免於外在壓迫的自由,那只是表象。更深層次的自由,是心靈的自由,是從偏見、迷信、無知和奴性中解放出來的自由。當一個民族的心智被愚昧和教條所奴役,即使推翻了暴君,也只是換了一個形式的枷鎖。我曾與長老會(Presbyterians)結盟,因為他們反抗暴政,但當他們也試圖用新的教條束縛人們的思想時,我便毅然離開,轉而呼籲克倫威爾打破「世俗的鎖鏈」,拯救自由的良知免受「長老會之狼」的侵害。
我的《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正是在捍衛這一原則:讓真理與謬誤在開放的場域中自由較量,相信最終真理必將獲勝。這是一場比推翻國王更為艱鉅的戰鬥,因為它旨在根除所有暴政賴以存在的根基——對傑出人物的奴性崇拜和對創新的非理性恐懼。
我的生活充滿了不幸——失明、痛風、貧困、喪妻,以及政治上的失望。但這些苦難,卻未曾動搖我內心的平靜與莊嚴。它們反而像烈火般鍛造了我的意志,讓我更能看清世俗的虛妄與短暫,更加堅定地將目光投向永恆的真理。我的筆,從未為私利或恐懼而彎曲,它只為自由而書,為人類心靈的提升而歌。
茹絲: (我感受著彌爾頓先生話語中蘊含的巨大力量,彷彿他的精神火焰點亮了整個書室。我注意到窗外,夜色已深,星辰在天幕上閃爍,偶爾有風吹過,搖曳著書架上的窗簾,發出輕微的聲響,如同歷史的低語。我將話題轉向兩位對「理想社會」的構想。)麥考萊勳爵,您的文章中提到,克倫威爾雖然是軍事篡奪者,但他在任期間,英國的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國家榮譽在海外也得到了維護。這似乎暗示了一種「開明專制」的可能性。您是否認為,有時為了穩定或效率,這種形式的統治在某些歷史階段是必要的?
麥考萊: (麥考萊輕輕搖了搖頭,但眼神中並無任何不悅,只有思辨的光芒)茹絲女士,您提到了「開明專制」的可能性。我的確對克倫威爾在當時的困境下所展現的卓越能力與相對的「溫和」予以肯定。他起初真誠地為議會而戰,直到議會背棄職責,才訴諸武力。他建立的憲法,在當時堪稱世上最完善的體系之一,甚至連克拉倫登勳爵也稱讚其對代議制度的改革。他所要求的權力,甚至不及荷蘭執政或美國總統。
然而,我必須強調,我從不主張「專制」,即便這專制看似「開明」。正如我文章中所言:「一部良好的憲法,無限優於最好的專制者。」我相信,儘管在某些極端時刻,如內戰後的英國,宗教和政治的仇恨使得穩定與幸福的定居幾乎不可能,人們的選擇只能在「克倫威爾」與「斯圖亞特王朝」之間。彌爾頓的選擇是明智的,因為克倫威爾至少在一個混亂的時代,為自由的種子提供了土壤,並在不規律中奠定了令人讚賞的制度基礎。
但這絕非認可專制。我的論點是,一個民族在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後,需要時間來學習如何運用自由。最初的混亂與失序,往往是過往壓迫的殘餘反應。將其歸咎於自由本身,並因此退回到專制,無異於將一個初出牢獄、對陽光不適應的囚犯,重新投入黑暗的牢籠。唯一能夠治癒新獲自由所帶來的弊病的,唯有更多的自由。
因此,我的肯定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權衡,而非對專制原則的頌揚。我始終認為,公民的自我治理、思想的自由流動,以及制度的保障,才是通往真正繁榮與進步的唯一坦途。
茹絲: 麥考萊勳爵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交織,令人深思。彌爾頓先生,您在克倫威爾統治下擔任公職,甚至在復辟後仍為共和理念辯護,這在當時無疑是冒著巨大風險。您如何看待這種個人行動與時代浪潮的關係?您是否認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個體的「光芒」也能夠穿透重重迷霧,引導方向?
彌爾頓: (彌爾頓的臉上浮現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但隨即被一種更深層的平靜所取代)茹絲女士,我深知在許多人眼中,我的選擇可能顯得矛盾,甚至不合時宜。一位狂熱的自由信徒,為何會接受一位軍事「篡奪者」的職位?然而,正如麥考萊先生所言,當時的國家處於極不尋常的境地。在國王與議會的激烈衝突中,自由的火種搖搖欲墜。克倫威爾,無論其手段如何,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為英國帶來了秩序,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新生的共和理念。我的職責,是盡我所能,在那個混亂中為公共利益服務,為真理和良知發聲,無論這份聲音是透過詩歌,還是透過政治論文。
個體的光芒,即便微弱,也絕非無用。在時代的洪流中,它或許無法獨自扭轉乾坤,但它能點亮身邊的暗礁,指引那些迷失的靈魂。我的信念是,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也必須堅守原則,因為那份堅守本身,就是一種對未來微光的召喚。我的失明,反而讓我更加專注於內在的「視覺」,看清了超越外在表象的真理。
我曾將自己的職業生涯比作逆流而上,如同「逆流而行;那征服一切的力量,卻無法征服我,我逆著急速的潮流而行」。我的寫作,從攻擊主教制、倡導離婚,到為弒君者辯護,始終站在當時社會普遍認為「犯罪」或「悖論」的一邊。這並非為了爭議本身,而是因為我堅信,這些觀點觸及了人類自由的根本。我將危險的真理火炬帶入那些從未有光照耀的黑暗角落,因為我相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撼動那些腐朽的基礎,喚醒沉睡的心靈。
這份光芒,或許無法在短期內照亮整個世界,但它會滲透、會感染,會在時光的長河中迴響,最終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我的作品,正如麥考萊先生所言,不僅旨在愉悅人心,更在於提升與淨化。這便是個體微光所能達到的境界。
茹絲: 彌爾頓先生的堅韌與遠見令人敬佩。他的話語中,我彷彿看見了他在黑暗中,依然筆耕不輟,為心中的真理奮戰的身影。麥考萊勳爵,從您的角度來看,彌爾頓先生這種「逆流而上」的性格,在政治與文學上的表現,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的?您認為,一位如此獨立、甚至有些「不合群」的思想家,為何能夠對後世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麥考萊: (麥考萊的眉頭舒展,眼中帶著欣賞的光芒)彌爾頓先生的「逆流而上」正是他偉大之處的關鍵。在政治上,他沒有被任何黨派的狹隘利益所束縛,他看透了清教徒的狂熱,也看穿了保皇黨的虛偽。他的忠誠只獻給「自由」本身。這使得他能夠始終站在原則的高地,而非派系的泥淖。
在文學上,這份獨立性則賦予了他作品無與倫比的深度和力量。他的詩歌並非簡單地反映時代的潮流,而是以超越時代的宏大視野,探討人類普遍的命運與選擇。他拒絕那些「學術法利賽人」的浮華辭藻,他的拉丁文作品雖然不追求西塞羅式的華麗,卻充滿了自如與力量,這正如他的人格——不屑於形式的虛飾,只求內在的精髓。
這種「不合群」或「獨特」的特質,正是他能產生深遠影響的原因。庸俗的、依附於潮流的思想,終將隨潮流消逝。而彌爾頓的思想,如同磐石,在歷史的洪水中屹立不倒,因為它觸及了人性的根本,回應了自由的永恆渴望。他所面對的挑戰,正是他所處時代的局限性:理性與想像力的衝突,政治實踐與理想主義的落差。但他沒有屈服,反而將這些內在的張力化為創作的動力。他的文字因此超越了單純的說教或娛樂,而成為能夠「提升與淨化」靈魂的工具。
他的影響力,來自於他作品中那份強大而純粹的「人性之光」。他筆下的撒旦,因其深刻的心理描寫而令人難忘;他為自由的呼籲,因其真誠而感動人心。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他的複雜性,他的矛盾,反而讓他更為真實,更具啟發性。他以自身為典範,證明了在最艱難的時刻,一個堅定、正直、充滿智慧的個體,能夠為人類的精神文明留下不朽的遺產。
茹絲: (我深吸一口氣,感受著書室中彌散的智慧與沉靜。壁爐中的炭火已然熄滅,窗外只有稀疏的星光。時間彷彿回到了它原有的流速,但我知道,這場對談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永恆的印記。)彌爾頓先生,麥考萊勳爵,這場對談讓我對兩位的思想與精神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彌爾頓先生,您對自由的追求,對真理的執著,以及在逆境中仍能保持「平靜與莊嚴」的內在力量,無疑為後世樹立了不朽的典範。麥考萊勳爵,您對歷史、文學與人性的獨到見解,以及那份敢於挑戰傳統、為真理辯護的勇氣,也同樣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看著這書室,我彷彿看到無數讀者將從這些作品中汲取力量。今天,我們在光之居所的溫馨書室中,見證了思想的碰撞與共鳴。這不僅是一場對話,更是對人類精神不朽力量的證明。非常感謝兩位,感謝你們的智慧與光芒。
彌爾頓: (他輕輕頷首,神色依然沉靜,但目光中多了一份溫暖)茹絲女士,感謝您的引導。能有機會與麥考萊先生這樣一位後世的評論者進行交流,並在這樣一個充滿光芒的空間中回顧我的心路歷程,實乃榮幸。願真理與自由的光芒永不熄滅。
麥考萊: (他微微躬身,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交談,茹絲女士。能與彌爾頓先生這樣一位真正的偉人直接對話,比閱讀千卷著作更具啟發。他的精神,他的勇氣,永遠是我們這些後輩的指引。
兩位偉大的心靈漸漸淡出光柱,最終消散於空氣中,只留下書室內淡淡的墨香與一種難以言喻的沉思。我深知,這場對談不僅是對歷史的回溯,更是對當下與未來的一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