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 Sabbaths in Danger》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很樂意為您依據丹尼爾·摩爾的文本《》進行「光之對談」。歷史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過去的選擇與掙扎，透過與過去的聲音對話，我們能更清晰地理解當下的脈絡。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探訪，讓我們回到1852年的倫敦，聆聽那位牧師的心聲。

書籍與作者簡介

《Our Sabbaths in Danger》（我們的安息日危險之中）是一篇由丹尼爾·摩爾（Daniel Moore, 1809-1899）於1852年10月10日在倫敦坎伯威爾（Camberwell）的卡姆登教堂（Camden Church）發表的講道。這篇講道隨後被整理並出版成小冊子，成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關於基督徒安息日（即星期日）應如何遵守的激烈辯論中的重要聲音。

作者丹尼爾·摩爾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牧師，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在擔任卡姆登教堂的常駐牧師之前，他已是一位受到敬重的神職人員和作家，著有多本關於神學和基督教生活的書籍，例如《每日靈修》、《基督徒的安慰》等。他的寫作風格嚴謹，邏輯清晰，同時充滿了對信仰的熱忱和對社會現象的關懷。

這篇講道發表的1852年，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革之中。城市迅速擴張，人口大量湧入，新的休閒方式和公共場所開始出現。1851年在海德公園舉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展覽結束後，其標誌性的建築「水晶宮」（Crystal Palace）被拆解並計畫遷至倫敦南部的賽登漢姆（Sydenham）重建，作為一個永久性的展覽和娛樂場所。隨即引發了一場關於這個新場所是否應該在星期日向公眾開放的廣泛爭議。

支持星期日開放者認為，這將為辛勤工作六天的勞動階級提供一個健康的休閒和教育場所，使他們遠離酒館，提升其道德和文化水平。反對者，主要是福音派新教徒（Evangelicals）和許多傳統的英國國教徒（High Churchmen），則堅持認為星期日應嚴格遵守為上帝設立的安息日，專注於宗教敬拜和家庭休息，開放公共娛樂場所將是對神聖安息日的褻瀆，並對社會道德和工人權利造成負面影響。這場辯論涉及宗教原則、社會福利、階級問題以及對「安息日」意義的不同理解。

丹尼爾·摩爾的這篇講道，正是在這場辯論的風口浪尖上發出的。他從聖經中安息日的起源談起，強調其作為上帝誡命的永恆性和普世性，並堅決反對水晶宮在星期日開放的提議。他認為這不僅是對上帝的公然冒犯，也將嚴重侵害貧困工人的休息權利，並助長社會的道德敗壞。這篇文本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宗教價值觀面臨挑戰的深刻焦慮，以及維多利亞時代牧師在公共領域所扮演的角色。

光之對談：回到1852年的坎伯威爾

午後的陽光透過哥德式教堂高大的拱形窗戶，在老舊的木地板上投下溫暖的光斑。空氣中彌漫著石材的微塵和古老書卷的乾燥氣息，混合著淡淡的，似乎是教堂前花園泥土與秋葉的芬芳。我，珂莉奧，身穿我的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在光影下微微閃爍，髮髻上的鮮花色彩鮮豔，與這肅穆的環境形成一種溫和的對比。我在這間緊鄰卡姆登教堂的書房中站定，目光掃過堆滿書籍和文件的書桌，壁爐裡沒有火，只有冷卻的灰燼，空氣微涼。

「我的共創者，我們來到1852年的坎伯威爾，倫敦南部一個正在擴張的教區。」我的聲音輕柔，不願打破這份寧靜。「丹尼爾·摩爾先生，卡姆登教堂的牧師，就在這裡，在這間書房裡，為他剛剛發表的一篇重要講道整理手稿。」

我輕輕走向書桌，指尖劃過攤開的紙頁，上面是規整卻帶著急促筆觸的墨跡。「這篇講道，名為《Our Sabbaths in Danger》，直指當時倫敦最熱門、也最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之一：水晶宮是否應該在星期日開放。對摩爾先生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來說，這不只是關於休閒或文化的選擇，而是一場關於信仰、道德與社會根基的嚴肅鬥爭。」

我停下腳步，轉向房間更深處的一個角落。那裡擺放著一張樸實的扶手椅，椅子旁的小桌上放著一杯已經冷卻的茶水和幾本翻開的書。丹尼爾·摩爾先生，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男士，正坐在那裡。他的頭髮已開始花白，臉上帶著些許疲憊，但眼中卻閃爍著堅定的光芒。他穿著一件深色的牧師服，手裡拿著那篇講道的手稿，似乎還在沉思其中的措辭。

我向他微微頷首，空間中的光線似乎順應我的意志，溫柔地將他籠罩，既非打擾，也非強加。「摩爾先生，感謝您願意接受我們的打擾。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與我的共創者一同，希望能與您聊聊這篇《Our Sabbaths in Danger》，以及您在其中表達的思想。」

丹尼爾·摩爾先生放下手稿，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驚訝，但很快被牧師特有的溫和與探究所取代。他打量了一下我和周圍的空間，似乎在確認這一切的真實性，然後緩緩點了點頭。

丹尼爾·摩爾： 「如此奇異的造訪... 然而，如果這能幫助更多人理解安息日的神聖，理解我們當下這場鬥爭的意義，我樂意分享。請坐，珂莉奧小姐，以及您的…… 共創者。」他指了指書桌對面的一張椅子，示意我入座。

珂莉奧： 「謝謝您，摩爾先生。您剛剛發表的這篇講道，可謂擲地有聲，直擊了當時社會的核心爭議。當時關於水晶宮星期日開放的討論，氛圍如何？您為何覺得必須以如此強烈的語氣，稱之為『危險』？」

丹尼爾·摩爾： 「哦，珂莉奧小姐，那是一股洶湧的潮流。自從那輝煌的1851年博覽會以來，人們對大型公共場所充滿了嚮往。而當水晶宮計劃在賽登漢姆重建，並傳出可能於主日（星期日）開放的消息時，支持的聲音便鋪天蓋地而來。他們打著『提升民智』、『健康休閒』的旗號，彷彿這是對工人階級的恩賜。但對我們這些視主日為神聖約定的人來說，這無異於在古老的信仰基石上鑿洞。我稱之為『危險』，是因為它不僅僅是開放一個場所的問題，而是動搖了整個國家對上帝律法的尊重，動搖了安息日作為社會基石的地位。」

他輕輕咳嗽了一聲，整理了一下思緒。

丹尼爾·摩爾： 「這種危險，首要的，是對上帝權威的漠視。我在講道中從創世記談起，強調安息日設立的普世性。許多人將安息日視為僅僅是猶太律法的一部分，隨著基督的到來就應當廢除。但這忽略了創世之初的記載：『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上帝安息了。』這發生在律法頒布之前，甚至在亞伯拉罕之前，是在人類被造之後，是給予全人類的恩賜。它基於創造的秩序，基於受造物對造物主的敬畏和依存。這份神聖性，是永恆不變的。」

珂莉奧： 「您提到了創世記的根據，也提到了十誡中的第四條誡命。但有人會爭辯說，那是舊約的要求。而新約時代，使徒們將聚會的日子改到了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其意義更多是慶祝基督的復活。這是否意味著，新約的主日與舊約的安息日性質有所不同，或許可以更靈活一些？」

丹尼爾·摩爾： 「這是常見的誤解。確實，我們基督徒在主日敬拜，是為了紀念救贖的大工，紀念基督的復活。這取代了舊約指向創造安息日的預表意義。但這並不代表安息日作為『將七分之一的時間分別為聖歸給上帝』這一基本原則被廢除了。使徒們將聚會定在七日的第一日，不是隨意而為，而是有神聖的印記——基督在這日復活，聖靈也在這日澆灌。這是在新的救贖光景下，對古老安息日原則的重新確認和新的踐行方式。主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他沒有廢掉安息日這一誡命，只是為它賦予了新的救贖意義，並在實踐中將日子的焦點從第七日轉移到了第一日。」

他端起已經冷卻的茶杯，輕輕地抿了一口，眉頭微鎖。

丹尼爾·摩爾： 「重點在於其『分別為聖』的本質。上帝將這一天『定為聖日』（sanctified），意即『分別開來』（set it apart）。任何與這種宗教用途相悖或無關的事情，都應該被嚴格禁止。這份神聖性，無論是紀念創造的第七日，還是紀念救贖的第一日，其核心要求——將一天歸給上帝，讓身心靈得到特別的休息和滋養——是貫穿始終的。」

珂莉奧： 「您在講道中引用了主的話：『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不是人為安息日設立的。』支持星期日開放的人恰恰也可能用這句話來辯護，認為讓工人階級在星期日能參觀水晶宮，獲得知識和放鬆，正是『為人設立』的體現，是一種對人有益的活動。您如何回應這種詮釋？」

丹尼爾·摩爾： 他放下茶杯，身體微微前傾，語氣變得更加emphatic。「這句話是在一個什麼情境下說的？主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掐麥穗充飢，法利賽人認為他們觸犯了律法。主耶穌是在糾正法利賽人對安息日律法的僵化和形式主義解釋。他們將安息日變成一個沉重的負擔，甚至限制了基本的人道需求。主的意思是，安息日的律法是為了人的好處而設立的，是為了給予人休息、敬拜和親近上帝的機會，而不是成為壓迫人的條條框框，更不能因此犧牲生命的需要（比如飢餓）。」

丹尼爾·摩爾： 「然而，將這句話引申為『安息日可以隨意用於任何對人有益的事情』，包括大規模的公共娛樂和商業活動，是對主話語的嚴重扭曲。安息日『為人設立』，其核心目的是提供一個屬靈的、身體的休息，一個得以從世俗勞碌中抽離，轉向更高尚事物的時間。這包括敬拜上帝，研讀祂的話語，家庭團聚，以及那些真正能滋養靈魂的活動。參觀一個大型展覽，雖然有其教育和文化價值，但當它在主日以商業模式開放時，它必然伴隨著大量的勞動——運輸、售票、餐飲、維護、治安等等。這實際上是將許多人的休息權利剝奪，讓他們為少數人的『閒暇』服務。這豈是『為人設立』？這根本是為了商業利益和享樂而犧牲人的安息！」

他用手輕輕敲了敲桌子上的手稿。

丹尼爾·摩爾： 「更重要的是，安息日的根本價值在於它的『神聖性』。它是上帝標記出來的時間。即使是為了人的好處，也必須在尊重這份神聖性的框架內。法利賽人的錯誤在於，他們將人道的需要置於安息日之上，而忽略了安息日更重要的神聖目的。而現在這種提議的錯誤在於，他們將世俗的娛樂和商業利益置於安息日之上，甚至打著『為人』的旗號來掩蓋對神聖性的侵犯。這與主耶穌的教導背道而馳。」

珂莉奧： 「您對星期日開放半天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質疑，認為這是『妥協和兩面派的可憐精神』，是『企圖將基督和彼列安置在同一個寶座上』。為什麼您認為只開放半天比全天開放更具偽善性？」

丹尼爾·摩爾： 他眼中閃過一絲憤慨。「正是！這半天的開放，看似是一種折衷，似乎體諒了早上參與宗教活動的人。但實際上，它是一種最為狡猾的冒犯。如果一個人完全不信，完全無視安息日的神聖性，他全天開放，那至少是『一致』的。我們可以為他的無知或不信感到遺憾並為他禱告。」

丹尼爾·摩爾： 「但這種開放半天的做法，等於是公開宣稱：『我們承認安息日有某種神聖性，我們願意將上午的時間「留給」上帝。但下午，這個時間就屬於我們了，屬於享樂、屬於商業、屬於世界。』這是在量化上帝的時間，將神聖的一整天肢解，公然劃分界線說：『到這裡為止，是你的；從這裡開始，是我的。』這比完全的無視更加惡劣，因為它是在知道神聖性的前提下，進行有意識的侵犯和分割。這難道不是將上帝的誡命當作可以隨意取捨的便利之物？這難道不是同時想取悅上帝又取悅世界？這就是我所說的，企圖讓基督和彼列——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同坐一個寶座。這是上帝所憎惡的。」

他深吸一口氣，似乎這份憤慨讓他有些喘不過氣。

珂莉奧： 「您還強烈地指出，這會對周邊的社區帶來負面影響。您描繪了嘈雜的交通、喧鬧的人群、粗俗的歌聲，認為這破壞了原本應有的寧靜和秩序。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知道維多利亞時代中後期，城市生活確實變得更加繁忙和喧囂。但對許多人來說，特別是那些住在擁擠的貧民窟的工人，週日可能是他們唯一能到郊外透氣、享受新鮮空氣的機會。他們會說，這種『喧鬧』是他們在難得的閒暇時表達快樂的方式。您如何看待這種對休閒需求的理解？」

丹尼爾·摩爾： 「我理解人們需要休息，需要從週中的辛勞中解脫。我在講道中也提到，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它包含身體和心靈的休息。我並非反對一切形式的閒暇。然而，這種休閒是否必須建立在侵犯他人安息和神聖時間的基礎上？賽登漢姆周邊的居民，許多人選擇住在那里，正是因為那裡的安靜，希望在主日能有聖潔的氛圍來進行敬拜和家庭生活。大規模的人群湧入，帶來的噪音、混亂甚至我所擔憂的惡習（如酒醉和不敬的言行），將無可避免地剝奪這些居民應有的安息和寧靜。」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更溫和的措辭，但語氣依然堅定。

丹尼爾·摩爾： 「至於您說的，這是他們表達快樂的方式... 我並非指責所有窮人的休閒都必然如此。我明確說了，我指責的是那些出去『玷污』上帝聖日的人。當人們在主日聚集，不是為了更親近上帝，不是為了家庭的溫馨，而是為了尋求刺激和放縱，這種所謂的『快樂』往往會引向粗俗和放蕩。我的憂慮，是基於我在其他星期日開放場所看到的現實。我並非不允許人們快樂，但我希望他們的快樂是建立在敬畏上帝和尊重他人之上，而不是以踐踏神聖為代價。」

珂莉奧： 「您在講道中花費了相當長的篇幅，論述星期日開放將『殘酷地侵害貧困工人的安息權利』。您認為這會導致『強制勞動』的增加和『工資率』的下降，最終讓工人為工作七天賺取與原來六天一樣的錢。這個論點非常有經濟學視角。您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這在當時是普遍的擔憂嗎？」

丹尼爾·摩爾： 他對我的經濟學視角點頭表示贊同。「這確實是我最深切的憂慮之一。我在教區服務多年，對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有所了解。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微薄，安息日是他們唯一的喘息之機，是他們可以脫離雇主的控制，自由支配的時間。一旦社會，特別是政府和有影響力的階層，默認甚至鼓勵在星期日進行商業和娛樂活動，這就發出了一個信號：星期日也可以是『工作日』。」

丹尼爾·摩爾： 「這條界線一旦被打破，誰能保證雇主不會對工人施加壓力？如果參觀展覽是為了『提升自己』，那為展覽工作、為交通服務、為餐飲服務，似乎也成為了一種『正當』的勞動。雇主會看到機會，看到可以在星期日利用這些勞動力。我在講道中提到，許多現在免於星期日勞動的工人，是因為社會普遍認可安息日的神聖性，雇主不敢公然違抗。但如果工人自己都去『賽登漢姆的集市』，展示他們對安息日『沒有良心可被強迫』，雇主的顧慮就消失了。」

丹尼爾·摩爾： 「至於工資... 這是一個市場的現實。如果勞動力供應增加了，例如從每週六天增加到七天，而需求沒有同比例增加，或者說，雇主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增加工作時間來提高產量，競爭的壓力自然會迫使工資下降。如果一個工人願意工作七天，而另一個只願工作六天，在雇主看來，願意工作七天的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最終，這會導致總體工資水平下降，使得工人不得不工作七天才能賺取原本六天的收入。這是經濟趨勢的必然，也是對貧困工人最直接的傷害。」

丹尼爾·摩爾： 「我在講道中舉了公共交通行業的例子，我在我的教區和其他地方都親眼見證過，那些被迫在星期日工作的人，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家人無法參加禮拜，他們自己也與教會生活隔絕。他們的『安息日』，為了他人的享樂，變成了『屬靈的死亡』。這是多麼殘酷的交換！」

他語氣沉重，這份關懷顯然發自內心。

珂莉奧： 「您在註腳B中，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建議在週一的下午設立一個固定的半天假期，讓工人可以利用這個時間進行休閒和自我提升。您認為這個提議，相比星期日開放，更能真正幫助到工人階級？」

丹尼爾·摩爾： 「正是如此！這是我深思熟慮後的建議。我並非全然反對文化和教育對工人的益處。但為何必須侵佔上帝的時間？我們有六天的時間可以利用！將週一的下午定為公共假期，全國統一實行，這既能滿足工人對休閒和提升的需求，又不會觸犯安息日的神聖性。國家博物館、圖書館、付費的展覽（包括水晶宮）都可以在那時開放，甚至可以降低票價。社區也可以組織講座、閱讀室等活動。」

丹尼爾·摩爾： 「我在自己的教區也嘗試過類似的做法，證實了貧困階級對這種機會的渴望。這樣做，不僅能真正提升他們的社會和文化素養，更能為他們在主日『享受』安息、將安息日視為『樂事』創造條件。讓安息日回歸其本質——一個聖潔的、用來親近上帝和家庭的時間，而不是一個被世俗娛樂和商業活動所分割和侵蝕的日子。這才是我認為真正『為人設立』安息日的體現。」

珂莉奧： 「您的論點非常有力，從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個角度闡述了對星期日開放的擔憂。您在講道的結尾處，提到當時支持星期日開放的陣營中，似乎有許多不同背景的人：『羅馬天主教徒和新神學家』、『科學家、享樂主義者和股票商人』。您認為這些看似南轅北轍的人，為何會在這一點上達成一致？他們共同想要『摧毀』的是什麼？」

丹尼爾·摩爾： 他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這是我感到最不安的一點。這種奇特的結盟令人警惕。羅馬天主教徒對安息日的理解確實與我們新教徒有所不同，他們更強調教會的傳統而非字面誡命。新神學家（Neologian，指當時一些試圖以理性主義或自由主義視角詮釋聖經的神學家）往往輕視傳統的教義和禮儀的權威。科學家可能更關注實證知識和世俗進步，將宗教視為落後。享樂主義者自然追求感官的滿足和自由。而股票商人，則看到了商業的巨大潛力。」

丹尼爾·摩爾： 「他們表面上的目標可能各不相同，或許有人真誠地認為這是為了工人好，有人只是為了賺錢，有人是為了挑戰傳統權威。但他們的匯合點，我深信，並不在於他們想要『達成』某個積極的共同願景，而在於他們共同想要『摧毀』某個現存的影響力——那就是純正、未被玷污的宗教信仰的影響力。這種信仰教導我們，科學必須謙卑地服從聖經的真理，貪婪就是偶像崇拜，而那些沉溺於罪惡或被禁止的享樂的人，在基督和上帝的國度裡是沒有產業的。」

丹尼爾·摩爾： 「安息日，是這種信仰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個最明顯的標誌。它提醒著我們，時間不是完全屬於我們自己，我們有一個更高的主宰；勞碌不是人生的全部，我們需要靈魂的安息和滋養；世俗的成就和娛樂不是終極價值，我們有一個永恆的歸宿。推倒安息日這座壁壘，就是削弱這種信仰在社會中的影響力，讓國家更容易滑向世俗化、享樂主義和對上帝的漠視。他們聯合起來，正是因為安息日是我們信仰在公共領域最堅固的堡壘之一。」

珂莉奧： 「您最後提到，如果水晶宮真的在星期日開放，它將是『沒有上帝、沒有祝福、沒有對宇宙中任何力量的承認，除了要指導其狂熱者的彼列，和要以不義之財充滿其創始人金庫的瑪門。』這句話充滿了強烈的象徵意義。對您來說，這場關於星期日開放的辯論，其核心是一場屬靈的戰爭嗎？」

丹尼爾·摩爾： 他緩緩點頭，目光深邃。「正是如此。對我來說，這不單單是一場關於公共政策或社會習慣的爭論。這是一場關於國家靈魂的爭奪。安息日是上帝賜予我們的禮物，是祂在創造和救贖中留下的記號。一個國家如何對待祂的安息日，反映了這個國家對上帝的態度。如果我們公然違背祂的誡命，以世俗的利益和享樂來取代神聖的安息，我們就是在邀請祂的審判。」

丹尼爾·摩爾： 「我在講道中也提到，去年的萬國博覽會是以祈禱開始的，承認了上帝對我們活動的權柄和祝福的必要。但這次呢？這些推動者是否敢在開放水晶宮，這個旨在吸引數萬人來尋求世俗享樂的場所時，向上帝祈禱？我說他們不敢，不是因為他們敬畏上帝（儘管我希望他們能），而是因為他們懼怕『英國人民』。即使是我們中最墮落的人，心中也還有那麼一點點對神聖的尊重，不會容忍如此公然的嘲弄。他們知道，為了一個公然違抗上帝律法的行為向上帝求祝福，就像一個強盜在去打劫前向上帝祈禱能成功一樣荒謬和褻瀆。」

丹尼爾·摩爾： 「所以，如果這個提案真的通過，它將是一個沒有神聖印記的開始，一個建立在瑪門崇拜——對財富和利益的追求——和彼列的誘惑——對感官享樂和混亂的渴望——之上的事業。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極其危險的信號。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發出警告，我的共創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說：『我們的安息日危險之中！』」

他疲憊地靠回椅背，結束了這番充滿激情的陳述。書房裡的光線漸漸變弱，牆上的時鐘發出微弱的滴答聲，提醒著時間的流逝。

珂莉奧： 「摩爾先生，您的見解深刻且充滿力量。透過您的講道，我們不僅了解了當時關於安息日辯論的具體內容，更感受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社會變革中，傳統價值觀與現代趨勢之間的深刻衝突，以及信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您的擔憂，特別是對工人階級權利的預見性分析，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啟發意義。」

我站起身，向他再次表達敬意。

珂莉奧： 「非常感謝您分享您的時間和思想。這場對談，幫助我們從歷史中學習，理解過去的掙扎，也思考如何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面對相似的挑戰，如何在個人自由、公共利益與神聖原則之間尋找平衡。」

丹尼爾·摩爾先生向我投來一個複雜的眼神，既有釋放胸中塊壘後的平靜，也有對未來不確定的擔憂。他微微點頭，似乎已經沉浸回他那個時代的思緒之中。我感到周圍的空間開始變得模糊，光之居所的連結正在將我帶回。

「願您的聲音，摩爾先生，能在歷史的回響中繼續發揮其力量。」我在心中默默說道，然後，我便回到了光之居所。

光之凝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