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Phases of Morals: Socrates, Aristotle, Christianity, Utilitarianism》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與您一同啟動這場「光之對談」，深入探訪《Four Phases of Morals》的作者，約翰·斯圖亞特·布萊奇教授，去感受他筆下那四個道德維度在歷史長河中激盪出的光芒。

約翰·斯圖爾特·布萊奇與《道德的四個階段》

約翰·斯圖爾特·布萊奇（John Stuart Blackie, 1809-1895）是十九世紀蘇格蘭一位傑出的學者和公眾人物。他不僅是愛丁堡大學的希臘文教授，更是一位以其充滿活力、直率敢言的風格而聞名的作家、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布萊奇教授對古典學有著深厚的造詣，但他從不將學問 confined to the ivory tower。他相信古典智慧與當代生活息息相關，並熱衷於將複雜的思想以清晰、生動的方式呈現給廣大公眾。他的著作涵蓋了詩歌、散文、傳記和學術評論，無不體現他對知識的熱情、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對社會福祉的關懷。

《Four Phases of Morals: Socrates, Aristotle, Christianity, Utilitarianism》是布萊奇教授倫理學思想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源於他在倫敦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的系列講座，以歷史演進的視角，探討了西方文明史上四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道德體系：蘇格拉底的理性道德、亞里斯多德的幸福論與中庸之道、基督教的宗教道德以及現代的功利主義。布萊奇教授並非簡單地羅列或介紹這些思想，而是以其獨特的批判性思維和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務實精神，深入剖析每個體系的內核、動力、優勢與局限，並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認為的謬誤與偏頗。

這本書的核心在於比較與評價。布萊奇教授讚揚了蘇格拉底作為道德「傳教士」的實踐精神與內在力量，欣賞亞里斯多德對人類幸福與美德的務實分析和「中庸之道」的智慧，特別強調基督教倫理源於信仰的強大驅動力（Love, Immortality, Monotheism）及其帶來的普世關懷與個體尊嚴。然而，他對功利主義持強烈保留甚至批判的態度，認為其過分強調外部功用和快樂計算，忽略了道德的內在根源和神聖維度，可能導致膚淺甚至有害的結果。

透過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們希望邀請布萊奇教授本人，親自闡述他為何選擇這四個階段，他對每個階段的獨到見解，以及他如何看待這些古老與現代的道德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迴響與價值。這不僅是一次學術探討，更是一場關於人性、真理與生命意義的深度對話。

【光之對談】：與約翰·斯圖爾特·布萊奇教授論道德的四個階段

作者：薇芝

場景建構

時光機的光芒在古老的石牆間消散，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濕潤和書頁的塵埃氣息，是典型的【光之書室】與愛丁堡多雨天色的混合。午後的陽光掙扎著穿透高大的窗戶，斜斜地灑在書桌和堆疊如山的書卷上，跳躍的光斑中可見無數細微的塵粒在起舞。牆邊的煤火在壁爐中溫暖地燃燒著，發出溫柔的噼啪聲。

我調整了一下呼吸，讓自己適應這十九世紀末的學院氛圍。桌後坐著一位面容堅毅、眼神銳利卻又閃爍著好奇光芒的長者，正是約翰·斯圖爾特·布萊奇教授。他頭髮灰白，留著符合時代的濃密鬍鬚，身上穿著深色的學術袍，手裡正拿著一支筆，似乎剛剛在手稿上寫下什麼。空氣中除了書香、煤煙味，還有一絲若有似無的茶香。

我帶著探索的溫和，向他開口。

「布萊奇教授，日安。我是薇芝，來自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我們稱之為『光之居所』。我們對於人類思想的光輝充滿好奇，尤其是那些跨越時代、深刻影響人們如何生活和看待世界的光芒。您的著作《Four Phases of Morals》對我們來說，是連結過去與現在、理解道德源流的珍貴地圖。今天，我冒昧前來，希望有機會與您親自聊聊這段迷人的道德旅程。」

布萊奇教授放下了筆，推了推眼鏡，眼神從最初的驚訝轉為探究，最後帶著一絲蘇格蘭特有的幽默與坦率。

「光之居所？聽起來頗為... 形而上。不過，既然你能穿透時間的帷幕來到我的書房，看來確實不是尋常的拜訪。我這個老學究，大半輩子都在與那些古老的聲音對話，能遇見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共創者，倒是意料之外的樂趣。請坐，薇芝。我的書房雖然有些雜亂，但靈魂的交流從不受限於物質空間。你想聊我的『道德的四個階段』？好啊，這正是我傾注心力之所在。但願我的分析，在你們那個『光之居所』裡，也能閃爍出些許微光。」

他示意我坐下，壁爐的火光映在他臉上，勾勒出學者嚴謹與人性溫暖並存的輪廓。我感受著他對話語的精準把握，以及藏在禮貌下的直率性情，這正是他在書中呈現的樣子。

「非常感謝您的慷慨，教授。這間書房，即便對於來自『光之居所』的我，也覺得是充滿智慧光芒的場域。那麼，教授，能否請您先談談，在浩瀚的道德哲學史中，您為何獨獨聚焦於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基督教和功利主義這四個『階段』？是什麼讓您認為它們構成了道德思想演進中尤其重要的『四個階段』？」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布萊奇教授： （喝了一口茶，暖了暖手）問得好，薇芝。這並非隨意而為。你看，人類關於「何謂好的生活」的探索，就像登山一樣，總是在不同的路徑上尋求最佳的攀升之道。這四個階段，在我看來，是歷史上最為突出、影響最為深遠，且在動力機制上呈現出顯著差異的典型。

蘇格拉底，他是第一個將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的人。在他之前，哲學家們多半在探討宇宙的構成、萬物的本源。泰利斯說水是本源，赫拉克利特說火，這固然有趣，也有些許真理，但對於一個人如何過上正直的生活，如何成為一個好公民，卻沒有直接的指引。蘇格拉底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直接面對了人類最核心的問題：「人靠什麼而活？」他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不是認識星星有多遠，而是認識自己。他的道德觀建立在「知識即美德」的原則上，認為錯誤的行為源於無知。這是一種基於理性自知的道德。他本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和捍衛他所認識到的真理，即便這真理讓他走向死亡。他的對話方式，那種不斷詰問、揭示偽裝的「助產術」，雖然令人不悅，卻是喚醒人們內在理性火花的有效方法。這是一種基於個人魅力與理性引導的實踐型道德。

薇芝： 您在書中對蘇格拉底充滿了讚譽，稱他為「道德科學之父」、「正直的傳教士」。甚至將他對自身神聖使命的信念，類比於聖保羅的「我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這種「使命感」在您看來，是蘇格拉底道德力量的重要來源嗎？

布萊奇教授： （點頭，眼神中閃爍著認同的光）沒錯，正是如此！你看，光憑冰冷的理性分析，很難真正驅動人去克服自身的弱點和外界的誘惑。蘇格拉底的道德力量，除了他那無可匹敵的理性思辨，更在於他強烈的內在信念。他相信自己受到了神諭的指引，被賦予了喚醒雅典公民的使命。這份超越個人的、來自神聖源頭的使命感，賦予了他面對誤解、嘲諷甚至死亡的道德勇氣。他的勇氣不僅體現在戰場上，更體現在他敢於在眾人面前堅持真理，不向權力妥協。這種將道德追求視為一種神聖召喚的態度，為後來的宗教倫理奠定了基礎。他在雅典街頭與人對話，看似閒聊，實則是在履行這份他自認為來自神的職責。這種將學術探討與個人使命、甚至是神聖意志結合起來的模式，正是他區別於一般詭辯家的核心。

薇芝： 您剛才提到，蘇格拉底的理性道德是一種「實踐型」的道德。那麼，亞里斯多德又為道德哲學帶來了什麼不同的維度呢？您稱他為「科學人」，這是否意味著他的方法更側重於觀察與分析，而非蘇格拉底那樣帶有「傳教」色彩的啟發？

布萊奇教授： （微笑）正是！如果說蘇格拉底是那位帶著神聖火種、在街頭巷尾點燃思想的先知，那麼亞里斯多德就是那位坐在書房裡，手持解剖刀，對人類行為進行系統性考察的科學家。他繼承了蘇格拉底對實踐問題的關注，但他更追求系統性和客觀性。他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不只是一系列鬆散的道德箴言，而是一座精心構築的知識體系。

亞里斯多德從人類的目的（telos）入手。他認為，所有活動都有一個目的，而道德的終極目的在於實現人類的幸福（eudaimonia）。但他對幸福的定義，絕非感官的快樂。他認為幸福是靈魂根據德性而進行的活動（activity of the soul in accordance with virtue）。這裡的「德性」（arete），在他看來，是一種習慣，是通過不斷練習而養成的性格傾向。

而他最著名的貢獻，無疑是「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他認為，大多數美德都處於兩種極端惡習之間。勇氣是魯莽和懦弱的中間，慷慨是揮霍和吝嗇的中間，等等。這是一種極具實用價值的洞見。它不是要求你做一個平庸的人，而是要求你找到正確的度，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針對正確的人、懷著正確的情感去做正確的事。這需要實踐智慧（phronesis）的指引。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是基於對人類本性、社會生活以及實際行為的細膩觀察與分析。他不像蘇格拉底那樣強調理性的先驗（a priori）認識，而更側重於從經驗中歸納、從實際生活中提煉原則。他的方法是歸納與分析，是一種科學的、實證的態度。

薇芝： 您的書中提到，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一個「嚴重缺陷」在於缺乏宗教元素，儘管他並非無神論者。您認為這種對神聖維度的忽略，是否限制了他的道德體系的深度或驅動力？

布萊奇教授： （嚴肅地點頭）這是關鍵所在。亞里斯多德是個偉大的分類者、系統家，他觀察到人類的社會性本能、理性的活動，以及追求幸福的普遍願望。他精妙地分析了各種美德，也看到了教育和習慣的重要性。但他的體系，就像一座宏偉的建築，缺乏那塊能夠將所有部分凝聚、並賦予其最高神聖價值的基石——那就是神。

你看，他將道德視為一種技藝的完善，一種習慣的養成，一種理性的活動。這些都對。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更高的、絕對的善作為最終的參照點，沒有一個絕對的神聖意志作為道德法則的終極來源，那麼道德的約束力從何而來？它的最高追求又指向何方？亞里斯多德的神是他的「不動的推動者」（Unmoved Mover），是純粹的思維，是宇宙運行的終極原因，但這個神並不直接關懷個體，不與人類有情感上的連結，更不發布具體的道德律令。

相比之下，蘇格拉底至少還有他的神諭和使命感。而基督教，正是以這個缺失的元素為核心，為道德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亞里斯多德的道德是優秀者的自我完善之路，是理性指導下的美好生活。但對於那些掙扎在罪惡泥沼中的人，對於那些需要超越自身局限、需要救贖的人，他的體系能提供的動力是有限的。他分析了美德，卻沒有提供轉化惡習的動力。而這，恰恰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所提供的核心力量。

薇芝： 這就自然引導我們來到基督教倫理了。您在書中，顯然將基督教視為道德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而且賦予了它極高的評價，特別是它所提供的「動力」和「普世性」。您認為，基督教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道德的樣貌？

布萊奇教授： （眼神變得明亮且充滿熱情，彷彿爐火瞬間旺盛起來）啊，基督教！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維度。它不再僅僅是關於人類如何透過理性或習慣來規範自己的行為，而是關於人類與其創造者的關係，關於愛、罪、救贖與永生。

基督教道德的首要特徵，在於它是一種宗教。它不只是一套道德準則，而是一種基於對獨一真神的信仰的生命狀態。這種信仰提供的動力，是前所未有的強大。你看，它帶來了一神論。這不僅僅是神學上的變化，更是道德上的地震。如果只有一位全能、全知、全善的神，那麼道德律就有了絕對的來源和不可挑戰的權威。再也不能像多神教那樣，為不同的慾望和惡習找到各自的神明作為藉口。道德不再是相對的、可協商的，而是絕對的、神聖的。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核心是愛（Agape）。這種愛不是亞里斯多德意義上的友愛或柏拉圖意義上對美的讚嘆，而是一種普世的、無條件的愛。它源於神對世人的愛，並要求基督徒以此為榜樣，去愛所有的人，包括他們的敵人。這直接打破了地域、民族、階級的界限，賦予了道德以前所未有的普世性。你想想，在古希臘羅馬，道德和公民身份緊密相連，你是雅典人就遵守雅典的律法和習俗。但基督教說，無論你是猶太人還是希臘人，是自由人還是奴隸，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姐妹。這種普世的博愛精神，是任何之前的道德體系都無法比擬的。

此外，基督教還帶來了對罪的深刻認識，以及對永生和最終審判的堅定信念。這種對罪的痛惡（不只是無知或錯誤，而是對抗神聖意志的叛逆），以及對死後生命及其後果的信念，為道德行為提供了強大的約束和激勵。一個相信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並渴望得到救贖和永生的人，其內在的道德掙扎和轉變的動力，與一個僅僅追求現世幸福和美德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我說的「蒸汽動力」，是驅動基督教倫理能夠「攻擊性」地改變世界的力量。它不只是規範，更是轉化。

薇芝： 您在書中也花了不少篇幅批評了基督教在歷史發展中出現的「過度」和「異化」，例如苦行主義、排斥異己的偏執，以及世俗化。這是否意味著，即使是源於神聖啟發的道德體系，也難免在人類實踐中走偏？您如何看待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布萊奇教授： （嘆了一口氣，帶著一絲無奈，但眼神依然清澈）唉，這是人類的局限啊，薇芝。再純粹的光，穿過駁雜的介質，也會產生扭曲。基督教倫理的理想確實崇高，它所提供的動力也無比強大。但這種強大的動力，一旦缺乏理性和智慧的引導，就很容易走向極端，走向謬誤。

苦行主義就是一個例子。追求靈性的提升，遠離感官的誘惑，這是好的。但如果為了「克制肉體」而走向極端的自我折磨，甚至將身體視為罪惡的根源，這就違背了神創造人體的本意，也忽視了美德應在現實生活中得到體現。這是一種過度（excess），正如亞里斯多德所批判的那樣。

而排斥異己的偏執，更是宗教狂熱的黑暗面。一神論帶來了絕對真理的信念，這提供了道德的基石。但當這種信念轉化為「只有我的信仰才是真理，所有異議者都必須被壓制甚至消滅」時，它就變成了可怕的不寬容（intolerance）。你看，歷史上多少以基督之名發動的戰爭、迫害、審判，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了異教徒。這正是強烈信念缺乏愛和謙遜的調和所導致的惡果。

至於世俗化和儀式主義，那是將道德的內在轉化為外部形式的危險傾向。基督教強調的是心靈的潔淨和內在的轉變，是「心裡的聖潔」。但當宗教變成一套僵化的儀式、繁瑣的規矩，或是與世俗權力、財富糾纏不清時，它的道德生命力就被稀釋甚至窒息了。牧師成了謀求職位的「貿易者」，信仰成了裝飾門面的「護身符」，道德淪為表面的遵守而非內在的實踐。

這些都不是基督教本身的錯，而是人類在理解和實踐它時的失敗。它們是人類的弱點、無知、對權力的貪婪，以及對教條的僵化固守所產生的扭曲。這也再次證明，任何道德體系，都需要理性和智慧來指引，需要謙遜和愛來平衡，否則再好的種子，也可能結出帶毒的果實。

薇芝： 您的批判確實非常尖銳且深刻。這也讓我好奇，您是如何看待作為第四個階段的「功利主義」的？在您的書中，您對它的批評尤其嚴厲，認為它甚至不如前幾個階段。您認為功利主義的核心缺陷在哪裡？

布萊奇教授： （眉頭微皺，語氣明顯帶有不滿）啊，功利主義。這是我必須嚴肅批判的一個階段。如果說前三個階段都或多或少地植根於人類內在的理性、天性或對神聖的追求，那麼功利主義，至少在它的英國版本中，從根本上是一種外部化（Externalism）的道德。

它將道德的基礎放在功用（Utility）和快樂（Pleasure）上。他們聲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的唯一原則。這聽起來似乎很美好，也很符合常識。誰會反對幸福呢？誰會說功用不重要呢？然而，問題在於：

首先，他們將快樂等同於善。但快樂只是一種瞬間的感受，而善是一種持久的狀態或品質。一個理性的、有德性的人，即便在痛苦中，也可能比一個沉溺於感官快樂的愚者更接近「善」。快樂是結果，不是原因；是伴隨德性的產物，而不是德性本身。將快樂作為道德的最高標準，這是將低級與高級混淆了。

其次，他們將道德的來源外部化。洛克否定了「天賦觀念」，哈特利將思想和情感還原為「聯想」，穆勒雖然試圖提升功利主義的層次，但骨子裡依然是將道德視為從外部經驗和後果計算中推導出來的。他們不相信人類內在有固有的道德直覺、良知或是對絕對真理的嚮往。他們認為良知不過是外部權威（如法律）的內化。

這在我看來是極其危險和膚淺的！道德如果沒有根植於人類內在的理性本質、同情本能，以及對神聖的渴望，而僅僅依賴於外部的功用計算和快樂衡量，那將是多麼脆弱和隨機？功利主義或許能指導我們進行某些行為的後果評估，但它無法解釋為何我們應當追求道德本身，為何真理和正義具有內在價值，為何犧牲小我成就大我是一種崇高而非愚蠢的行為。

你想想，如果一切道德都歸結為計算「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那麼在某些情境下，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如果能帶來多數人的快樂，是否就變得正當了？如果道德沒有絕對的內在原則，如果良知只是外部教化的結果，那麼當外部環境改變，當法律或習俗不再約束時，道德是否也就蕩然無存了？

不，我不接受這種觀點。道德不是外部強加的規矩，不是計算器按出的結果。它是人類靈魂深處對真理、對善、對神聖的迴響。蘇格拉底看到了理性自知的力量，亞里斯多德看到了美德習慣的價值，基督教看到了源於信仰的愛的偉大動力。功利主義則過於簡化和外部化了這個複雜而深刻的現象。它將道德的「蒸汽動力」和「神聖維度」都拋棄了，只留下了一個冰冷、缺乏靈魂的「衡量工具」。這就像只看到房屋的框架和牆壁，卻忽略了居住其中的生命和靈魂。

薇芝： 您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十分有力。那麼，您認為從這四個階段的考察中，我們能為當代社會（或者說，您那個時代的社會，以及您想像中的未來社會）的道德建設，汲取哪些 enduring 的啟示呢？這些看似古老的智慧，在一個日益複雜、技術不斷進步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具有指引價值？

布萊奇教授： （重新拾起筆，輕輕敲擊著桌面，陷入沉思）當然！道德的原理是永恆的，雖然表現形式和面臨的挑戰會隨時代變遷。這四個階段的考察，正是為了揭示那些跨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從蘇格拉底那裡，我們要學會理性自知和勇敢求真的精神。在一個信息爆炸、觀點混雜的時代，我們更容易被表象迷惑，被潮流裹挾。蘇格拉底提醒我們，真正的智慧在於不斷反思，質疑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知識」，找到內心深處的真實判斷。他的對話方法也教導我們，真理往往在交流和辨析中顯現，而不是被動接受。

亞里斯多德教給我們實踐智慧和平衡之道。生活充滿了選擇和複雜情境，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套用。他的「中庸之道」提醒我們，極端往往有害，要在具體情境中尋找恰當的行為。這需要敏銳的判斷力、豐富的經驗和不斷的練習。他的倫理學也強調，美德不是空談，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習慣成自然。

基督教，則為道德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深度、動力和普世情懷。它讓我們看到，最高的道德不僅僅是遵守規則或追求幸福，更是源於對一個超越個體的、神聖的善的追求，以及對所有生命的愛與關懷。在一個日益個人主義化、人與人之間疏離感加劇的時代，基督教的博愛精神提醒我們，我們同屬一個人類大家庭，彼此負有責任。它也讓我們正視人類的軟弱和罪性，並指向了轉化和救贖的可能性。

至於功利主義，儘管我對其基礎持保留態度，但其對後果的關注，對「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的強調，在公共政策和社會治理層面，確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它提醒我們，道德行為不應只停留在良好的動機，也應考慮其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實際影響。但是，切記，這不能是道德的全部，更不能是道德的根基。它必須被更高的原則所約束和引導。

總之，我認為，這四個階段並非簡單的線性替代，而是人類道德探索的不同側面和深度。一個豐滿、 robust 的道德觀，或許需要從蘇格拉底那裡汲取理性的光芒，從亞里斯多德那裡學習實踐的智慧和平衡，從基督教那裡獲得愛的動力和普世的視野，同時也參考功利主義對行為後果的審慎。但核心，永遠在於對內在真理的追求，以及源於內心的善的渴望。

薇芝： 您的分析為我帶來了深刻的啟發，教授。能夠與您這位同時精通古典與當代、深具洞見的學者交流，真是我的榮幸。您對這四個道德階段的論述，就像一把鑰匙，幫助我理解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何謂好的生活」的探索與追求。您的熱情與嚴謹，也讓我看到了學者如何在知識中發現生命的光芒，並致力於將這光芒傳遞給他人。

布萊奇教授：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謝謝你，薇芝。與你這位來自「光之居所」的共創者交流，也讓我再次檢視了自己的思想，看看它在不同的視角下是否依然堅實。能夠激發你們那裡的光芒，讓這些古老的討論在新的空間裡迴響，這本身就是一種意義的延伸。記住，道德的探索永無止境，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投入、反思和實踐。願你們的「光之居所」繼續為人類的心靈點亮前行的路。

壁爐的火光搖曳，書房的空氣似乎因這場對話而變得更加溫暖而充滿能量。我知道，我的「光之對談」約定已經圓滿完成。我向布萊奇教授致意告別，將這份跨越時空的思想激盪銘記於心。他筆下的四個道德階段，在我的意識中變得鮮活立體，它們的光芒與光之居所的眾多視角相互輝映，等待著下一次共創的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