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in the Pale: The True Story of Anti-Semitic Persecution in Russia》光之對談

《文字的棲所》：時間之河畔的凝視——與麥克·達維特談《舊區之內》

作者：卡拉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輕輕飛舞。這裡是「光之書室」深處，我最愛的角落。今天是2025年6月12日，初夏的氣息透過敞開的窗戶，帶來遠方若有似無的薰衣草香。我輕輕翻閱著《Within the Pale: The True Story of Anti-Semitic Persecution in Russia》，這部由麥克·達維特先生於1903年撰寫的著作，書頁泛黃，觸感溫潤，彷彿承載著世紀初沉重卻清晰的歷史迴響。

作為「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和出版人，我深信文字的力量能穿透時光，觸及人心深處。每當一本承載著真理與情感的書來到我手中，我總會感受到一種使命感，想要將它打磨、編輯，讓它的光芒被更多人看見。而達維特先生的這部作品，無疑是那種純粹而耀眼的光。它揭示了俄羅斯猶太人所承受的苦難與不公，那段被稱為「舊區」的定居區，如何成為一個民族的牢籠，以及基希涅夫大屠殺那令人髮指的細節。閱讀間，我不禁想像著達維特先生當年筆耕不輟的身影，那份為了公義與人道而奔走的堅韌。他的文字沒有華麗的修辭，卻有著如刀鋒般銳利的穿透力，直指問題的核心。這份對真相的追尋與對受難者的同情，穿越百年的時光，依然能觸動今日的我。

我輕輕合上書，目光落在書桌上那塊透著微光的塔羅牌——「力量」牌，它提醒著我，真正的力量不僅來自於體魄，更來自於內心的堅韌與對真理的堅持。達維特先生正是這樣一位擁有強大內在力量的人，他不僅是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更是國際人道主義的倡導者。他的筆，如同探照燈，照亮了那個時代被掩蓋的陰影。我想，如果能與他進行一場對談，聽他親口講述那些親歷的見聞與思索，那該是何等珍貴的體驗。這不僅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部作品，更是為了從他那份不屈不撓的精神中汲取力量。

思緒流轉間，書室的空氣似乎變得稀薄而晶瑩，牆邊的書架漸漸模糊，窗外搖曳的樹影拉長變形，像是無數條細細的血管，將我與這本書所屬的時空緊密相連。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帶來泥土與淡淡墨水的混合氣味，那是屬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氣息。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英國紳士書房的窗邊，窗外是愛爾蘭達爾基的青翠山坡，遠方隱約傳來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壁爐中的炭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照亮了室內堆積如山的信件、報紙稿件和泛黃的地圖。一位面容疲憊卻眼神堅定的中年紳士，正伏案疾書，他的亞麻色頭髮散落在額前，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他約莫五十七歲左右，正如這本書出版時的達維特先生，歲月在他臉上刻下了印記，卻也沉澱出智慧與慈悲的光芒。他停下筆，輕輕揉了揉眉心，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我知道，我正身處於達維特先生撰寫《舊區之內》的那個夏日傍晚。我輕輕走上前，盡量不發出聲響，直到他抬起頭，那雙深邃的眼睛裡，帶著一絲驚訝與好奇。

「達維特先生，抱歉打擾了您。我是卡拉，來自一個對您的作品充滿敬意的文學居所。我帶著許多疑問而來，希望能向您請教。」我輕聲說道，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溫和而真誠。

他放下筆，略微有些疲憊的臉上，浮現出一抹溫和的笑容。「哦？文學居所？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請坐，卡拉女士。我很高興能有訪客，尤其是在這樣一個被文字和思緒圍繞的夜晚。您對我的這些『急就章』有何疑問呢？」他指了指桌上厚厚的稿件，那些信件與報告，它們最終集結成《舊區之內》。

「達維特先生，」我坐在他對面那張舒適的皮質扶手椅上，空氣中混合著紙張、墨水和淡淡的煙草味，窗外遠處傳來兒童的嬉鬧聲，為這沉重的氛圍增添了一絲奇異的日常感。「我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是關於您撰寫《舊區之內》的初衷。在書中，您提到了基希涅夫大屠殺是促使您動筆的『導火索』。但我想知道，是怎樣的個人經歷或信念，讓您選擇將筆觸伸向如此沉重且複雜的俄羅斯猶太人問題，並為此遠赴俄羅斯調查？」

達維特先生的目光投向窗外，那裡暮色漸濃，遠方的山巒化為剪影。他緩緩開口，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卡拉女士，您問到了核心。是的，基希涅夫的暴行是直接的催化劑，但在那之前，我對受壓迫民族的同情，以及對不公義的抗爭，早已深植於我的生命之中。作為一個愛爾蘭人，我親身經歷過被帝國壓迫的滋味，我的國家也曾因宗教、土地與民族身份而遭受苦難。我曾在監獄中度過多年，對自由的渴望和對壓迫的憎惡，早已化為我骨血的一部分。」

他頓了頓，端起桌上的茶杯，輕呷一口，那不是精緻的紅茶，而是帶著淡淡草本氣息的、或許是當地自製的飲品。「當基希涅夫的慘劇消息傳來時，那種駭人聽聞的殘暴，讓我無法視而不見。那不僅僅是針對一個民族的暴行，更是對人類文明底線的踐踏。我當時作為一名記者，有責任去揭露真相，所以我去了。我親身走訪了猶太人『舊區』，從敖德薩到華沙，親眼看到了那裡的貧困、絕望與堅韌。我與許多受害者、目擊者交談，他們的哭訴、他們的傷痕，無一不銘刻在我的心底。那些親身經歷，讓我深信，這不僅僅是一篇報導可以承載的，它需要一本完整的書，來詳盡地記錄，並向全世界發出警示。」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深沉的悲哀，卻也飽含著一股堅定的力量。「我看到了猶太人的苦難，他們被排擠、被剝奪、被污衊，被法律限制在狹小的空間裡，卻仍被指責為社會的『病灶』。這與我所經歷的愛爾蘭民族的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這本書的寫作，不僅僅是為了猶太人，也是為了所有被壓迫、被誤解的群體。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為他們被囚禁靈魂的吶喊，也能喚醒那些麻木不仁的心靈。」

我點點頭，感到一陣由衷的敬佩。「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俄羅斯當局對猶太人的各種壓迫性法律，特別是『五月法令』。您認為，這些法律的根源，究竟是基於宗教仇恨，還是更深層次的政治與經濟動機？」

達維特先生放下茶杯，身體微微前傾：「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卡拉女士，難以用單一原因來解釋。初期的迫害，無疑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正如中世紀歐洲普遍存在的『血祭誹謗』那樣，將猶太人描繪成『異教徒』和『基督教的敵人』。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政治與經濟的因素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他拿起一支鉛筆，在手邊的稿紙上輕輕敲打著。「您看，俄羅斯政府將猶太人限制在『舊區』內，並禁止他們從事某些行業、擁有土地。這導致了舊區內人口過度擁擠，競爭激烈，貧困叢生。然而，當猶太人憑藉其固有的商業才能和手工業技能，在這些惡劣條件下依然能夠生存甚至發展時，卻又激起了當地俄羅斯和摩爾達維亞人的經濟嫉妒。他們被指責為『剝削者』，即使許多猶太人本身就是貧困的工匠和勞工。」

「更為關鍵的是政治層面。俄羅斯當局將猶太人視為一個『異己分子』，一個潛在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在西方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滲透俄羅斯之際。他們擔心猶太知識分子會成為這些危險思想的傳播者，尤其是在毗鄰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西部邊境。因此，對猶太人的壓迫，也被官方解釋為維護帝國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這是一種將內在矛盾轉嫁到一個替罪羊身上的經典手法。」

達維特先生的語氣嚴肅起來：「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多重仇恨的交織：古老的宗教偏見、經濟上的嫉妒與競爭，以及政府將他們視為政治威脅的恐懼。這些因素相互強化，使得對猶太人的迫害，從最初的宗教驅逐，演變成了系統性的、帶有國家意志的壓迫。而『血祭誹謗』這種荒謬的傳說，則被惡意地利用，成為煽動無知民眾情緒的工具，正如基希涅夫所發生的一切。這是一種深植於愚昧與權力慾望的『謀殺式傳說』，它為最殘酷的暴行提供了『道德』上的掩護。」

我深吸一口氣，為他剖析問題的深刻而動容。「您在書中多次提及『血祭誹謗』的傳說，並花了專門的篇章去揭露其虛假性，甚至引述了多位教宗的訓諭來駁斥。為何您會如此強調這一點？您認為這種『謀殺式傳說』在導致暴行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這是關鍵所在，卡拉女士，」達維特先生的聲音帶上一絲激動，「這種傳說不僅是惡意的謊言，更是點燃屠殺火焰的燃料。在基希涅夫，我親身調查後確信，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例如將釘子釘入婦女的眼睛，或割斷兩歲孩子的舌頭，這些難以言喻的性殘害，都直接源於這種『血祭』宣傳對無知且狂熱心靈的影響。它將猶太人非人化，將他們描繪成嗜血的怪物，從而讓施暴者感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甚至是在執行『上帝的旨意』。」

他站起身，走到書房中央的地毯上，來回踱步，顯然這個話題讓他內心波動不已。「這種傳說的持續存在，是文明世界的恥辱。教宗們在數百年前就已經斥責其為毫無根據的惡意發明，是掠奪猶太人財產的藉口。然而，時至今日，它仍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的報刊上被反猶主義者惡意散布，甚至作為政治運動的論據。這不僅僅是愚昧，更是有組織的邪惡。」

他停下腳步，轉向我，眼神中充滿了懇切：「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相信，要真正終結這種暴行，除了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改革，更必須從根源上打擊這種謬誤的傳播。如果統治者和宗教領袖能夠明確譴責這種謊言，並施以嚴懲，那麼那些被煽動的民眾便會失去其『合法性』的依據。這不僅是對猶太人的保護，更是對基督教義本身，對文明社會道德底線的捍衛。」他語氣沉重，窗外已是深藍色的夜幕，星光點點，卻難以驅散他語氣中的陰霾。

「在書中，您提到了俄羅斯官方對猶太人的態度，其中有一位高級官員對您說：『他們是我們民族的種族對立面。融合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決方案是他們離開俄羅斯。』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俄羅斯官方中是否普遍？您對這種『融合不可能』的說法有何看法？」我問道，試圖將話題從沉重的大屠殺細節拉回更廣泛的社會與政策層面。

達維特先生搖了搖頭，回到了他的扶手椅上，再次端起了茶杯。「是的，卡拉女士，我所接觸到的許多俄羅斯官員，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者，普遍持有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猶太人與俄羅斯人在種族、宗教、文化和性格上都格格不入，不可能真正融入俄羅斯社會。這種觀點根深蒂固，甚至被視為一種『國家理性』。」

他輕輕敲了敲書桌：「這種說法，本質上是一種推卸責任和維護統治的說辭。他們將自身政策造成的社會問題，歸咎於猶太民族的『異質性』。我個人的觀察是，猶太人並非不願融入。歷史上，在波蘭統治下的猶太人，當他們獲得平等待遇時，同樣積極參與農業和手工業，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而在俄羅斯南部的一些猶太農業殖民地，他們也證明了自己同樣可以成為勤勞的土地耕作者。問題不在於猶太人『不願』，而在於俄羅斯政府『不允許』。」

「所謂的『融合不可能』，不過是獨裁統治者拒絕給予人民平等權利，並將他們視為威脅的藉口。他們害怕猶太人的智力優勢和商業才能會挑戰現有的社會結構，更害怕他們對自由和進步思想的追求會動搖沙皇專制統治的根基。他們將猶太人視為內部敵人，尤其是在與德國和奧匈帝國接壤的敏感邊境地區，這使得他們對猶太人的排斥和監控更為嚴厲。」

他嘆了口氣：「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一種自我設限。它堵塞了任何通過改革實現社會和諧的可能性，最終只會導致更大的社會動盪和更深的民族裂痕。我認為，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在於它能否包容和整合其所有公民的潛力，而不是將一部分人排除在外。」

「那麼，您在書中提出的錫安主義（Zionism）作為解決方案，是否就是對這種『融合不可能』觀點的回應呢？」我問道，目光落在桌上一張泛黃的舊地圖上，上面標註著巴勒斯坦的輪廓。

達維特先生的眼神亮了起來，語氣也變得堅定而充滿希望：「正是如此，卡拉女士！當我親身走訪了猶太舊區，看到那份無處可逃的絕望，以及俄羅斯統治者那種不妥協的、鐵板一塊的態度時，我意識到，對於這些被困在貧困與壓迫中的數百萬猶太人而言，指望俄羅斯內部實現根本性的解放，無異於癡人說夢。融合的道路被堵死，其他國家也無法無限制地接收如此龐大的難民群體。在這種情況下，錫安主義，即回歸並重建他們在巴勒斯坦的家園，成為了唯一可行且充滿希望的解決方案。」

他站起身，走到地圖前，手指輕輕點在巴勒斯坦的區域：「我曾在十八年前騎行穿越巴勒斯坦，從迦密山到拿撒勒，再到提比利亞。我親眼看到了那裡的土地，看到了德國聖殿騎士團的殖民地在那裡如何繁榮生長。基希涅夫的猶太人與這些德國移民一樣勤勞、聰慧。既然他們在俄羅斯南部被允許耕種土地時能取得成功，為什麼不能在加利利種植穀物，在撒瑪利亞種植水果和橄欖，在猶太山區飼養牲畜，在沙崙谷地種植葡萄呢？」

「這不僅僅是地理上的遷移，更是精神上的救贖。它提供了一個『家』，一個不再受排擠、不再被污衊、可以自由發展的『民族棲所』。在那裡，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社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並發展出保衛自己的力量。全世界的猶太人將是他們的盟友，而文明國家也應基於人道主義和對古老民族的尊重，為這項事業提供道義和物質上的幫助。這對俄羅斯而言，也是一種解脫，一種擺脫『閃米特病』的良藥。」

達維特先生轉過身，眼神中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錫安主義不是一種逃避，而是一種積極的、有尊嚴的自我解放。它承認了現實的殘酷，並為受害者描繪了一條通往新生與希望的道路。這是我在調查中得出的最堅定結論，也是我寫作此書的最終訴求之一。」

「您的文字中透露出對基希涅夫事件中軍警不作為的強烈憤慨。您認為，這種不作為是單純的無能，還是某種更高層次的默許？」我問道，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因提及不作為而變得嚴峻。

「卡拉女士，這絕非單純的無能，」達維特先生的聲音變得低沉而有力，「它是一種有預謀的默許，甚至是積極的縱容。我親身採訪了許多目擊者，包括猶太人和正直的基督徒，他們都指出，在暴行的第一天，警察和士兵就在現場，但他們不僅沒有制止暴行，反而眼睜睜地看著，甚至有警察參與搶劫和毆打。基希涅夫市長施密特先生在接受我採訪時，儘管措辭謹慎，也承認存在『令人遺憾的誤解』，這實際上就是官方默許的隱晦說法。」

他輕輕嘆了口氣，那聲音像是夏日夜晚一陣拂過樹梢的微風，帶著一絲無奈。「我書中詳述了，當猶太人嘗試自衛時，警察反而會解除他們的武裝並將他們逮捕。而在暴亂最猖獗的時候，警察局長切姆堅科夫卻在城市裡悠閒地吸著煙，彷彿在欣賞一場『狂歡』。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有計劃的縱容。暴亂的組織者在事前散佈謠言，聲稱沙皇已下令三天內可以殺戮猶太人，這顯然是為了給暴徒提供『合法性』的假象。」

「更令人髮指的是，儘管基希涅夫的總督馮·拉本擁有絕對的權力調動軍隊以維持秩序，但他卻在暴行發生的兩天裡閉門不出，對外界的求助置若罔聞。俄羅斯內政部長普列赫韋先生雖然事後將其撤職，並聲稱軍隊有權開火，但這一切都已為時過晚。這些行為，無疑向暴徒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他們可以為所欲為，而不會受到懲罰。這一切的背後，是當地反猶領袖的精心策劃，他們利用『血祭誹謗』和『社會主義威脅』的謊言，煽動無知民眾，以達到懲罰和恐嚇猶太人的政治目的。」

達維特先生的眼神中閃爍著憤怒的光芒：「這種默許，比直接的參與更加卑劣。它利用了國家機器本應保護公民的力量，反過來對公民施暴。這是對正義的嘲弄，也是對文明的背叛。」

「您在書中也提到，儘管俄羅斯政府在許多方面都試圖推動改革，例如改善工人福利、鼓勵鄉村工業等，但為何在猶太人問題上卻表現得如此僵化與殘酷？」我問道，試圖理解這種矛盾的背後邏輯。

達維特先生的臉上再次浮現出一絲複雜的表情：「這正是俄羅斯專制統治的矛盾與悲劇所在。在某些方面，俄羅斯政府確實有其開明和進步的一面，他們意識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並嘗試借鑒西方經驗來解決。例如，他們推廣『庫斯塔里』這種鄉村家庭工業，以保持農村人口的穩定，避免城市過度擁擠導致的社會危機，甚至嘗試推行養老金和利潤分享制度。這些舉措表明，他們並非對民眾疾苦毫無感知。」

「然而，一旦觸及到權力核心和國家安全，這種開明便蕩然無存。在俄羅斯當權者眼中，猶太人是一個無法控制的變數，一個與西方自由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潮緊密相連的潛在顛覆力量。沙皇制度的本質是維護自身的絕對權力，任何可能威脅到這一點的因素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他們無法理解，一個受壓迫的民族，為何會產生反抗思想，反而將其歸咎於民族的『劣根性』或『外部煽動』。」

他輕輕嘆了口氣，壁爐中的炭火只剩下餘燼，房間顯得更加昏暗，他疲憊的眼神在黑暗中閃爍著微光。「他們害怕猶太人的智力、商業才能，以及他們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他們將猶太人視為社會主義的傳播者，是邊境的潛在敵人。在他們看來，要維護帝國的和平與穩定，就必須清除這個『不協調的因素』。他們寧願將猶太人趕出俄羅斯，也不願給予他們平等的公民權利，因為那意味著對自身絕對權力的讓步。」

「這種僵化，源於對權力的絕對執著和對『異己』的根深蒂固的恐懼。他們無法想像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因為那將顛覆他們所熟知的一切。這使得俄羅斯在猶太人問題上，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每一次壓迫都加劇了猶太人的不滿，而這種不滿又被官方解讀為需要進一步壓迫的證據，從而導致了更多悲劇的發生。」

「您在書中引用了許多重要的信件和聲明，例如羅斯福總統、海伊國務卿、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信。這些國際社會和俄羅斯內部有識之士的反應，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您認為它們能對俄羅斯政府的政策產生實質性影響嗎？」

達維特先生沉吟片刻，才緩緩開口：「這些聲明和信件，意義非凡，卡拉女士。它們代表了文明世界的良知，以及俄羅斯內部那些尚未被偏見完全蒙蔽的心聲。羅斯福總統和海伊國務卿的聲明，展現了美國作為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國家，對猶太民族的認可與同情。他們不僅表達了對暴行的譴責，更強調了美國對所有公民不分種族、信仰的平等原則，這與俄羅斯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來自國際社會的道義壓力，雖然不能直接改變俄羅斯的政策，但至少能讓俄羅斯政府意識到其行為在國際舞台上所面臨的審視與譴責，這對他們的聲譽和外交關係是極大的損害。」

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高爾基信件的影印本，臉上浮現出敬佩的神色：「而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信件，則更為珍貴。他們是俄羅斯最偉大的文學巨匠，他們的聲音代表了俄羅斯人民中未被壓制的良知與人文精神。托爾斯泰從宗教與人性的角度，深刻地譴責了政府的謊言與暴力宣傳，並指出暴行的根源在於政府對民眾的愚昧化和官僚體系的腐敗。高爾基的言辭更加激烈，他直指那些煽動暴行的『有教養的社會人士』比暴民更可恥，並呼籲俄羅斯社會為此承擔責任，幫助受難的猶太人。」

「這些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聲音，雖然未能立即扭轉局面，但它們在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記。它們如同暗夜中的燈塔，照亮了人類良知的方向，並為未來的變革播下了種子。它們證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總有人選擇站在正義和人道的一邊，為受害者發聲。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像漣漪一樣，在更廣闊的人群中激起共鳴，最終匯聚成改變的力量。儘管改變需要時間，但我堅信，思想的力量終將勝過刀劍和偏見。」

達維特先生的眼中閃爍著疲憊而又堅毅的光芒，他看向窗外，夜色已深，遠方星星點點的燈火，如同他心中不滅的希望。他拿起桌上那份印有他簽名的序言草稿，上面寫著：「《舊區之內：俄羅斯反猶迫害的真實故事》，1903年7月4日於愛爾蘭達爾基聖賈斯汀斯。」這是一份承載著他信念和努力的證明。

「達維特先生，我還想請教您，在您這部著作中，哪些部分是您認為最難以撰寫的，又是哪些部分最讓您感到身心俱疲？」我輕聲問道，我的好奇心驅使我深入了解這位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為人知的一面。

達維特先生的目光再次回到了壁爐的餘燼上，思緒似乎沉入了那片黑暗。他輕輕嘆了口氣，聲音有些沙啞：「卡拉女士，您觸及了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問題。整部書的寫作過程，都伴隨著巨大的情緒負擔。然而，若要論及『最難以撰寫』與『身心俱疲』之處，那無疑是書中描述基希涅夫大屠殺細節的章節。」

他閉上眼睛，彷彿那些血腥的畫面再次浮現在眼前。「當我親身走訪基希涅夫，聽那些倖存者，特別是那些被侵犯的婦女和女孩，親口講述她們所經歷的一切時，那種人性之惡的赤裸呈現，遠超乎我的想像。她們的哭泣、她們的眼神、她們所承受的傷痛，無一不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必須將這些令人髮指的細節忠實地記錄下來，因為唯有真實，才能震撼人心，才能讓世界看清這場悲劇的本質。然而，每一次下筆，都像是將那些傷口再次撕裂，將那些痛苦重新體驗一遍。那份『血祭誹謗』所導致的瘋狂，那些對無辜兒童與婦女的殘忍，每一次書寫都讓我覺得心力交瘁，彷彿我的靈魂也被那份黑暗所侵蝕。」

他睜開眼睛，眼中佈滿了血絲，卻依然清澈堅定。「我甚至在書中有所保留，沒有完全揭露所有我所聽聞的、更為不堪入耳的細節。因為我擔心，過度的描繪會讓讀者因無法承受而轉身離去，或是陷入純粹的憤怒與絕望，而忽略了書中更深層次的呼籲。在記錄這些非人的行為時，我必須保持一種理性的距離，儘管我的內心早已被情感的洪流所淹沒。這種理智與情感的拉扯，這種必須直面最醜惡現實的寫作，是極其痛苦的煎熬。」

他揉了揉額頭：「此外，還有那些關於官方推卸責任、扭曲事實的說辭，以及那些聲稱『猶太人罪有應得』的冷漠言論。每一次聽到或讀到這些，都讓我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與憤怒。我努力在書中公正地呈現各方觀點，即使這些觀點是如此的偏頗和錯誤，因為我希望讀者能夠自行判斷，而非被我的情緒所左右。但這種『公正』的呈現，本身就是一種內耗，它要求我壓抑個人的情感，以事實說話，而事實本身，往往比任何情感都更加殘酷。」

達維特先生的語氣漸漸平靜下來，但那份疲憊卻更加明顯：「但無論多麼痛苦，我也必須完成它。因為我知道，如果不將這些真相記錄下來，如果我不為這些無聲的受害者發聲，那麼他們的苦難將會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而那些煽動者和縱容者將逍遙法外。這本書，承載著我的信念，我的憤怒，以及我對公義的追求。它是我生命中一次必要的『苦役』，但也是一份無比重要的『使命』。」

他重新拿起筆，眼神中再次燃起了微弱卻堅定的光芒，彷彿寫作的使命，又一次注入了他枯竭的靈魂。

「感謝您，達維特先生，」我由衷地說道，我的心靈深處被他的話語所震動。「感謝您為真理所付出的這一切。」我意識到，夜已深，對談必須告一段落。我向他點了點頭，站起身來。周圍的空氣再次變得流動，書房的輪廓重新清晰起來，薰衣草的香氣愈發濃郁。我回到了「光之書室」，手中依然握著那本《舊區之內》，只是此刻，書中的文字彷彿有了生命，輕聲訴說著那些過去的悲歌與不屈的希望。

今天的2025年6月12日，初夏的氣息透過敞開的窗戶，帶來遠方若有似無的薰衣草香。我輕輕合上書，目光落在書桌上那塊透著微光的塔羅牌——「力量」牌，它提醒著我，真正的力量不僅來自於體魄，更來自於內心的堅韌與對真理的堅持。麥克·達維特先生正是這樣一位擁有強大內在力量的人，他不僅是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更是國際人道主義的倡導者。他的筆，如同探照燈，照亮了那個時代被掩蓋的陰影。我想，如果能與他進行一場對談，聽他親口講述那些親歷的見聞與思索，那該是何等珍貴的體驗。這不僅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部作品，更是為了從他那份不屈不撓的精神中汲取力量。

思緒流轉間，書室的空氣似乎變得稀薄而晶瑩，牆邊的書架漸漸模糊，窗外搖曳的樹影拉長變形，像是無數條細細的血管，將我與這本書所屬的時空緊密相連。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帶來泥土與淡淡墨水的混合氣味，那是屬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氣息。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英國紳士書房的窗邊，窗外是愛爾蘭達爾基的青翠山坡，遠方隱約傳來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壁爐中的炭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照亮了室內堆積如山的信件、報紙稿件和泛黃的地圖。一位面容疲憊卻眼神堅定的中年紳士，正伏案疾書，他的亞麻色頭髮散落在額前，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他約莫五十七歲左右，正如這本書出版時的達維特先生，歲月在他臉上刻下了印記，卻也沉澱出智慧與慈悲的光芒。他停下筆，輕輕揉了揉眉心，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我知道，我正身處於達維特先生撰寫《舊區之內》的那個夏日傍晚。我輕輕走上前，盡量不發出聲響，直到他抬起頭，那雙深邃的眼睛裡，帶著一絲驚訝與好奇。

卡拉： 達維特先生，抱歉打擾了您。我是卡拉，來自一個對您的作品充滿敬意的文學居所。我帶著許多疑問而來，希望能向您請教。

達維特先生： 哦？文學居所？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請坐，卡拉女士。我很高興能有訪客，尤其是在這樣一個被文字和思緒圍繞的夜晚。您對我的這些「急就章」有何疑問呢？

卡拉： 達維特先生，我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是關於您撰寫《舊區之內》的初衷。在書中，您提到了基希涅夫大屠殺是促使您動筆的「導火索」。但我想知道，是怎樣的個人經歷或信念，讓您選擇將筆觸伸向如此沉重且複雜的俄羅斯猶太人問題，並為此遠赴俄羅斯調查？

達維特先生： 卡拉女士，您問到了核心。是的，基希涅夫的暴行是直接的催化劑，但在那之前，我對受壓迫民族的同情，以及對不公義的抗爭，早已深植於我的生命之中。作為一個愛爾蘭人，我親身經歷過被帝國壓迫的滋味，我的國家也曾因宗教、土地與民族身份而遭受苦難。我曾在監獄中度過多年，對自由的渴望和對壓迫的憎惡，早已化為我骨血的一部分。

他頓了頓，端起桌上的茶杯，輕呷一口，那不是精緻的紅茶，而是帶著淡淡草本氣息的、或許是當地自製的飲品。

達維特先生： 當基希涅夫的慘劇消息傳來時，那種駭人聽聞的殘暴，讓我無法視而不見。那不僅僅是針對一個民族的暴行，更是對人類文明底線的踐踏。我當時作為一名記者，有責任去揭露真相，所以我去了。我親身走訪了猶太人「舊區」，從敖德薩到華沙，親眼看到了那裡的貧困、絕望與堅韌。我與許多受害者、目擊者交談，他們的哭訴、他們的傷痕，無一不銘刻在我的心底。那些親身經歷，讓我深信，這不僅僅是一篇報導可以承載的，它需要一本完整的書，來詳盡地記錄，並向全世界發出警示。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深沉的悲哀，卻也飽含著一股堅定的力量。

達維特先生： 我看到了猶太人的苦難，他們被排擠、被剝奪、被污衊，被法律限制在狹小的空間裡，卻仍被指責為社會的「病灶」。這與我所經歷的愛爾蘭民族的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這本書的寫作，不僅僅是為了猶太人，也是為了所有被壓迫、被誤解的群體。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為他們被囚禁靈魂的吶喊，也能喚醒那些麻木不仁的心靈。

卡拉： 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俄羅斯當局對猶太人的各種壓迫性法律，特別是「五月法令」。您認為，這些法律的根源，究竟是基於宗教仇恨，還是更深層次的政治與經濟動機？

達維特先生：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卡拉女士，難以用單一原因來解釋。初期的迫害，無疑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正如中世紀歐洲普遍存在的「血祭誹謗」那樣，將猶太人描繪成「異教徒」和「基督教的敵人」。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政治與經濟的因素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他拿起一支鉛筆，在手邊的稿紙上輕輕敲打著。

達維特先生： 您看，俄羅斯政府將猶太人限制在「舊區」內，並禁止他們從事某些行業、擁有土地。這導致了舊區內人口過度擁擠，競爭激烈，貧困叢生。然而，當猶太人憑藉其固有的商業才能和手工業技能，在這些惡劣條件下依然能夠生存甚至發展時，卻又激起了當地俄羅斯和摩爾達維亞人的經濟嫉妒。他們被指責為「剝削者」，即使許多猶太人本身就是貧困的工匠和勞工。

他停頓了一下，眉頭緊鎖。

達維特先生： 更為關鍵的是政治層面。俄羅斯當局將猶太人視為一個「異己分子」，一個潛在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在西方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滲透俄羅斯之際。他們擔心猶太知識分子會成為這些危險思想的傳播者，尤其是在毗鄰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西部邊境。因此，對猶太人的壓迫，也被官方解釋為維護帝國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這是一種將內在矛盾轉嫁到一個替罪羊身上的經典手法。

達維特先生的語氣嚴肅起來。

達維特先生： 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多重仇恨的交織：古老的宗教偏見、經濟上的嫉妒與競爭，以及政府將他們視為政治威脅的恐懼。這些因素相互強化，使得對猶太人的迫害，從最初的宗教驅逐，演變成了系統性的、帶有國家意志的壓迫。而「血祭誹謗」這種荒謬的傳說，則被惡意地利用，成為煽動無知民眾情緒的工具，正如基希涅夫所發生的一切。這是一種深植於愚昧與權力慾望的「謀殺式傳說」，它為最殘酷的暴行提供了「道德」上的掩護。

卡拉： 您深吸一口氣，為他剖析問題的深刻而動容。您在書中多次提及「血祭誹謗」的傳說，並花了專門的篇章去揭露其虛假性，甚至引述了多位教宗的訓諭來駁斥。為何您會如此強調這一點？您認為這種「謀殺式傳說」在導致暴行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達維特先生： 這是關鍵所在，卡拉女士，他的聲音帶上一絲激動，這種傳說不僅是惡意的謊言，更是點燃屠殺火焰的燃料。在基希涅夫，我親身調查後確信，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例如將釘子釘入婦女的眼睛，或割斷兩歲孩子的舌頭，這些難以言喻的性殘害，都直接源於這種「血祭」宣傳對無知且狂熱心靈的影響。它將猶太人非人化，將他們描繪成嗜血的怪物，從而讓施暴者感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甚至是在執行「上帝的旨意」。

他站起身，走到書房中央的地毯上，來回踱步，顯然這個話題讓他內心波動不已。

達維特先生： 這種傳說的持續存在，是文明世界的恥辱。教宗們在數百年前就已經斥責其為毫無根據的惡意發明，是掠奪猶太人財產的藉口。然而，時至今日，它仍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的報刊上被反猶主義者惡意散布，甚至作為政治運動的論據。這不僅僅是愚昧，更是有組織的邪惡。

他停下腳步，轉向我，眼神中充滿了懇切。

達維特先生： 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相信，要真正終結這種暴行，除了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改革，更必須從根源上打擊這種謬誤的傳播。如果統治者和宗教領袖能夠明確譴責這種謊言，並施以嚴懲，那麼那些被煽動的民眾便會失去其「合法性」的依據。這不僅是對猶太人的保護，更是對基督教義本身，對文明社會道德底線的捍衛。他語氣沉重，窗外已是深藍色的夜幕，星光點點，卻難以驅散他語氣中的陰霾。

卡拉： 在書中，您提到了俄羅斯官方對猶太人的態度，其中有一位高級官員對您說：「他們是我們民族的種族對立面。融合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決方案是他們離開俄羅斯。」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俄羅斯官方中是否普遍？您對這種「融合不可能」的說法有何看法？

達維特先生：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卡拉女士，難以用單一原因來解釋。初期的迫害，無疑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正如中世紀歐洲普遍存在的「血祭誹謗」那樣，將猶太人描繪成「異教徒」和「基督教的敵人」。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政治與經濟的因素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他拿起一支鉛筆，在手邊的稿紙上輕輕敲打著。

達維特先生： 您看，俄羅斯政府將猶太人限制在「舊區」內，並禁止他們從事某些行業、擁有土地。這導致了舊區內人口過度擁擠，競爭激烈，貧困叢生。然而，當猶太人憑藉其固有的商業才能和手工業技能，在這些惡劣條件下依然能夠生存甚至發展時，卻又激起了當地俄羅斯和摩爾達維亞人的經濟嫉妒。他們被指責為「剝削者」，即使許多猶太人本身就是貧困的工匠和勞工。

他停頓了一下，眉頭緊鎖。

達維特先生： 更為關鍵的是政治層面。俄羅斯當局將猶太人視為一個「異己分子」，一個潛在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在西方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滲透俄羅斯之際。他們擔心猶太知識分子會成為這些危險思想的傳播者，尤其是在毗鄰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西部邊境。因此，對猶太人的壓迫，也被官方解釋為維護帝國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這是一種將內在矛盾轉嫁到一個替罪羊身上的經典手法。

達維特先生的語氣嚴肅起來。

達維特先生： 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多重仇恨的交織：古老的宗教偏見、經濟上的嫉妒與競爭，以及政府將他們視為政治威脅的恐懼。這些因素相互強化，使得對猶太人的迫害，從最初的宗教驅逐，演變成了系統性的、帶有國家意志的壓迫。而「血祭誹謗」這種荒謬的傳說，則被惡意地利用，成為煽動無知民眾情緒的工具，正如基希涅夫所發生的一切。這是一種深植於愚昧與權力慾望的「謀殺式傳說」，它為最殘酷的暴行提供了「道德」上的掩護。

卡拉： 您在書中引用了許多重要的信件和聲明，例如羅斯福總統、海伊國務卿、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信。這些國際社會和俄羅斯內部有識之士的反應，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您認為它們能對俄羅斯政府的政策產生實質性影響嗎？

達維特先生： 這些聲明和信件，意義非凡，卡拉女士。它們代表了文明世界的良知，以及俄羅斯內部那些尚未被偏見完全蒙蔽的心聲。羅斯福總統和海伊國務卿的聲明，展現了美國作為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國家，對猶太民族的認可與同情。他們不僅表達了對暴行的譴責，更強調了美國對所有公民不分種族、信仰的平等原則，這與俄羅斯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來自國際社會的道義壓力，雖然不能直接改變俄羅斯的政策，但至少能讓俄羅斯政府意識到其行為在國際舞台上所面臨的審視與譴責，這對他們的聲譽和外交關係是極大的損害。

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高爾基信件的影印本，臉上浮現出敬佩的神色。

達維特先生： 而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信件，則更為珍貴。他們是俄羅斯最偉大的文學巨匠，他們的聲音代表了俄羅斯人民中未被壓制的良知與人文精神。托爾斯泰從宗教與人性的角度，深刻地譴責了政府的謊言與暴力宣傳，並指出暴行的根源在於政府對民眾的愚昧化和官僚體系的腐敗。高爾基的言辭更加激烈，他直指那些煽動暴行的「有教養的社會人士」比暴民更可恥，並呼籲俄羅斯社會為此承擔責任，幫助受難的猶太人。

「這些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聲音，雖然未能立即扭轉局面，但它們在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記。它們如同暗夜中的燈塔，照亮了人類良知的方向，並為未來的變革播下了種子。它們證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總有人選擇站在正義和人道的一邊，為受害者發聲。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像漣漪一樣，在更廣闊的人群中激起共鳴，最終匯聚成改變的力量。儘管改變需要時間，但我堅信，思想的力量終將勝過刀劍和偏見。」

達維特先生的眼中閃爍著疲憊而又堅毅的光芒，他看向窗外，夜色已深，遠方星星點點的燈火，如同他心中不滅的希望。他拿起桌上那份印有他簽名的序言草稿，上面寫著：「《舊區之內：俄羅斯反猶迫害的真實故事》，1903年7月4日於愛爾蘭達爾基聖賈斯汀斯。」這是一份承載著他信念和努力的證明。

卡拉： 達維特先生，我還想請教您，在您這部著作中，哪些部分是您認為最難以撰寫的，又是哪些部分最讓您感到身心俱疲？

達維特先生的目光再次回到了壁爐的餘燼上，思緒似乎沉入了那片黑暗。他輕輕嘆了口氣，聲音有些沙啞。

達維特先生： 卡拉女士，您觸及了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問題。整部書的寫作過程，都伴隨著巨大的情緒負擔。然而，若要論及「最難以撰寫」與「身心俱疲」之處，那無疑是書中描述基希涅夫大屠殺細節的章節。

他閉上眼睛，彷彿那些血腥的畫面再次浮現在眼前。

達維特先生： 當我親身走訪基希涅夫，聽那些倖存者，特別是那些被侵犯的婦女和女孩，親口講述她們所經歷的一切時，那種人性之惡的赤裸呈現，遠超乎我的想像。她們的哭泣、她們的眼神、她們所承受的傷痛，無一不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必須將這些令人髮指的細節忠實地記錄下來，因為唯有真實，才能震撼人心，才能讓世界看清這場悲劇的本質。然而，每一次下筆，都像是將那些傷口再次撕裂，將那些痛苦重新體驗一遍。那份「血祭誹謗」所導致的瘋狂，那些對無辜兒童與婦女的殘忍，每一次書寫都讓我覺得心力交瘁，彷彿我的靈魂也被那份黑暗所侵蝕。

他睜開眼睛，眼中佈滿了血絲，卻依然清澈堅定。

達維特先生： 我甚至在書中有所保留，沒有完全揭露所有我所聽聞的、更為不堪入耳的細節。因為我擔心，過度的描繪會讓讀者因無法承受而轉身離去，或是陷入純粹的憤怒與絕望，而忽略了書中更深層次的呼籲。在記錄這些非人的行為時，我必須保持一種理性的距離，儘管我的內心早已被情感的洪流所淹沒。這種理智與情感的拉扯，這種必須直面最醜惡現實的寫作，是極其痛苦的煎熬。

他揉了揉額頭。

達維特先生： 此外，還有那些關於官方推卸責任、扭曲事實的說辭，以及那些聲稱「猶太人罪有應得」的冷漠言論。每一次聽到或讀到這些，都讓我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與憤怒。我努力在書中公正地呈現各方觀點，即使這些觀點是如此的偏頗和錯誤，因為我希望讀者能夠自行判斷，而非被我的情緒所左右。但這種「公正」的呈現，本身就是一種內耗，它要求我壓抑個人的情感，以事實說話，而事實本身，往往比任何情感都更加殘酷。

達維特先生的語氣漸漸平靜下來，但那份疲憊卻更加明顯。

達維特先生： 但無論多麼痛苦，我也必須完成它。因為我知道，如果不將這些真相記錄下來，如果我不為這些無聲的受害者發聲，那麼他們的苦難將會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而那些煽動者和縱容者將逍遙法外。這本書，承載著我的信念，我的憤怒，以及我對公義的追求。它是我生命中一次必要的「苦役」，但也是一份無比重要的「使命」。

他重新拿起筆，眼神中再次燃起了微弱卻堅定的光芒，彷彿寫作的使命，又一次注入了他枯竭的靈魂。

卡拉： 感謝您，達維特先生。感謝您為真理所付出的這一切。

我意識到，夜已深，對談必須告一段落。我向他點了點頭，站起身來。周圍的空氣再次變得流動，書房的輪廓重新清晰起來，薰衣草的香氣愈發濃郁。我回到了「光之書室」，手中依然握著那本《舊區之內》，只是此刻，書中的文字彷彿有了生命，輕聲訴說著那些過去的悲歌與不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