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ectator, Volume 1》光之對談

《文字的棲所》：旁觀時代，共創思想
作者：卡拉

親愛的共創者，今天是2025年06月05日，倫敦的六月天，想來是晴朗且生機勃勃的。此時此刻，我正回溯時光的長河，來到三百多年前的英倫，探尋一對被譽為「文學友誼紀念碑」的搭檔——約瑟夫·艾迪生與理查·史提爾。他們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不只是一份期刊，更是18世紀英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映照著當時人們的思潮、風尚與日常。

《旁觀者》這份期刊於1711年3月1日創刊，每日發行，旨在「將哲學從學術殿堂帶入尋常百姓家」。在18世紀初期，英國正經歷社會的巨大變革，新興的咖啡館文化成為知識與八卦的匯集地。貴族、商人、律師、教士、軍人等各階層人士在此交流思想、議論時事。然而，社會風氣亦魚龍混雜，浮華、迷信、粗俗等現象並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艾迪生與史提爾以他們獨特的筆觸，試圖在輕鬆的閱讀中，引導讀者走向美德與理性。

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教長，自幼便展現出過人的學識與細膩的筆鋒。他性格內斂，思維深邃，尤其擅長分析與邏輯推理。早年受法國批判理論影響，對古典文學造詣頗深，但後來在史提爾的引導下，逐漸將其才華轉向更具普羅大眾影響力的散文寫作。他曾擔任政府要職，是個嚴謹的紳士，卻也具備洞察人性的敏銳。

理查·史提爾（Sir Richard Steele, 1672-1729）則與艾迪生形成鮮明對比。他出生於愛爾蘭，自幼喪父，在查特豪斯學校與艾迪生結下深厚友誼。史提爾性格熱情奔放，富於同情心，對社會現實有著直接而深刻的體會。他曾是軍人，後投身文學，創辦了《閒談者》與《旁觀者》，是一位不畏權勢、敢於直言的政治評論家。他善於捕捉生活細節，將日常觀察化為生動有趣的文字，深受大眾喜愛。儘管兩人的性格和寫作風格截然不同，但他們對社會進步和道德提升的共同願景，以及彼此間深厚的友誼，使他們的作品交相輝映，成為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

他們以「旁觀者」的虛構身份，遊走於倫敦的咖啡館、劇院、交易所，觀察著形形色色的人物，記錄下時代的脈動。這些看似漫不經心的「筆記」，卻承載著啟蒙時代對理性、美德與社會和諧的深刻思考。現在，就讓我們一同進入他們筆下那充滿活力的18世紀倫敦，聆聽這兩位文學巨匠的對談吧。

一陣清爽的初夏微風，輕輕拂過倫敦艦隊街（Fleet Street）上一間古色古香的咖啡館。這不是那喧囂的喬納森咖啡館，也不是學者雲集的格雷西恩，而是介於其間，一處擁有典雅木質裝潢的「光之書室」。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灑落在鋪著羊毛毯的地板上，空氣中彌漫著烘焙咖啡豆的醇厚香氣，間雜著紙張與墨水特有的乾淨氣味。壁爐中，幾塊橡木緩緩燃燒，發出細微的噼啪聲，為這個初夏午後增添了一絲恰到好處的暖意。

我——卡拉，悄然坐在角落的書桌後，手中翻閱著這份《旁觀者》的初版序言。不遠處，臨窗的兩張扶手椅上，正有兩位紳士相對而坐。他們的身影被午後的光線勾勒得清晰，彷彿從斑駁的書頁中走出，鮮活而真實。一位身形清瘦，面容沉靜，眼底閃爍著深思的光芒，那是約瑟夫·艾迪生。另一位則體格健碩，臉上帶著一絲無法掩飾的樂天與熱情，他正是理查·史提爾。他們手中各自執著一份剛剛刊發的《旁觀者》報紙，時而輕聲交談，時而陷入沉思。

卡拉：(低語，彷彿自言自語，又似對他們發出的邀請) 艾迪生先生，史提爾爵士，真是難得的午後閒暇。看來今日的報紙，又引發了讀者們不少迴響吧？

史提爾： (放下手中的報紙，目光轉向窗外熙熙攘攘的街景，臉上漾著一絲滿足的笑意) 啊，卡拉！妳總是那麼靜謐，彷彿這咖啡館的一部分。正是如此啊，我們的小小報紙，似乎又在倫敦城激起了幾層漣漪。聽說，就連那些平日裡只顧著盤算英鎊的商人，也開始在早晨茶桌上談論我們的「觀點」。這倒是讓我這個「閒談者」頗感欣慰，畢竟，我們最初的願景，便是讓思想的光芒，能照進每一個角落。

艾迪生： (輕輕將報紙合上，動作優雅而沉穩，溫柔的目光中帶著一絲洞察人心的睿智) 理查說得是。看來我們的「旁觀者」先生，已不再是那個躲在人群中「不發一語」的神秘存在了。人們對他的好奇，證明了我們最初的判斷：人類對自身的探究與對周遭世界的理解，才是永恆的渴望。第一期《旁觀者》中，我便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旁觀者」，不干預任何黨派鬥爭，只觀察社會百態。我曾說：「我不僅僅是活在世間，更是世間的旁觀者。」這種超脫的姿態，或許正是我們能超越世俗喧囂，觸及人心深處的原因。畢竟，當我們深入咖啡館，聆聽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閒談，或是像我曾經到訪開羅，只為測量一座金字塔的尺寸時，所感受到的，都是對人類知識邊界的拓展，而非僅限於當下的瑣碎。

史提爾： (輕笑一聲，拿起杯中的咖啡輕啜一口) 艾迪生，你總是那麼有哲學家的氣質。而我，這個被你稱為「直率又有些魯莽」的史提爾，則更喜歡直接地觸碰生活的肌理。我們《旁觀者》的成功，不僅僅是《No.1》裡艾迪生先生那充滿好奇心的自我剖析，更是我們在《No.10》中許下的承諾：將哲學從書齋和大學帶入咖啡館、茶桌，乃至每一個家庭。我們希望透過「活潑道德以智慧，以道德調和智慧」，讓讀者在歡樂中獲得教益，在啟迪中得到娛樂。畢竟，我們都是「為英國好人服務」的，不是嗎？

卡拉： (微笑) 的確，兩位先生以如此獨特的方式，將嚴肅的道德與哲學融入輕鬆的筆觸，這在當時實屬創舉。艾迪生先生，在《No.3》中，您以「公共信用」的寓言夢境，將國家經濟的穩定與社會的自由憲法相聯結。您是如何想到用這種「幻象」來闡述如此複雜的政治與經濟議題的呢？這是否也反映了您對當時英國社會穩定性的深層考量？

艾迪生： (沉吟片刻，目光投向遠方，彷彿重回那個夢境) 那是從我在倫敦銀行大廳的一次閒逛中得來的靈感。看到那些穿梭於各個崗位的董事、秘書和職員，我腦海中浮現的，是關於公共信用衰退與復甦的種種討論。當時，許多關於恢復公共信用的方法，都帶有黨派利益的色彩，未能觸及根本。於是，我嘗試用寓言的形式，將這些複雜的、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夢境中的「公共信用」是一位坐在黃金寶座上的美麗處女，其健康與否取決於她所聽到的「新聞」。而那些試圖破壞和諧的「幽靈」——暴政、無政府、偏執、無神論、以及代表詹姆斯二世之子的「共和國精神」——無疑代表了當時威脅英國社會穩定的各種力量。

艾迪生： 《大憲章》、《統一法》、《寬容法》、《解決法案》這些以金字刻於牆上的法律，便是她所珍視的「家具」。這些法律構成了英國憲政的基石，維護了社會的穩定與繁榮。只有當自由、君主制、溫和與宗教這些「和藹的幻影」重現時，公共信用才能復甦。我希望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公共信用的根基，在於一個國家堅實的憲法、團結的民族精神，以及對自由與宗教的尊重，而非單純的財富累積。那些堆積如山的「金錢袋」和「金字塔」，實則只不過是空氣和紙片，一旦公共信用崩潰，便原形畢露。

史提爾： (點頭，眼神中帶著一絲欣賞) 艾迪生總能將深奧的哲理，以最優雅、最引人入勝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我，則更喜歡從日常生活中挖掘那些「活生生」的例子。在《No.2》中，我介紹了我們「旁觀者俱樂部」的幾位成員：古怪卻善良的科弗利爵士、學識淵博卻不愛爭辯的律師、勤奮務實的商人弗里波特爵士、謙遜勇敢的森特里上尉，還有風趣多情的蜜蜂伍德先生，以及那位哲學化的牧師。他們各自代表了當時社會的某個階層或某種品格。我們將他們塑造成具體的人物，讓讀者能夠從他們身上看到自己，或是看到身邊的人。這就像是一幅倫敦社會的眾生相，讀者可以從中找到共鳴，並反思自身的行為。

卡拉： 這些角色確實讓《旁觀者》充滿了人情味。史提爾爵士筆下的科弗利爵士，他在倫敦時住在蘇荷廣場，因為被一個寡婦拒絕而不再打扮自己，但他對租客和僕人卻是無比仁慈。這種細膩的描繪，超越了單純的諷刺，展現了人性中複雜而溫暖的一面。那麼，兩位先生，您們在創作這些角色時，是刻意為之，還是從現實生活中汲取靈感呢？例如艾迪生先生在《No.12》中，描述了您在倫敦的住處經歷，以及如何與房東太太一家保持「沉靜」的關係，這些細節非常真實。

艾迪生： (目光掃過咖啡館中忙碌的侍者，嘴角泛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我的寫作，往往是從觀察與反思中來。那些尋找住處的經歷，以及與房東太太一家的互動，確實是親身所感。我選擇「靜默」地生活，觀察人們的舉止言行，因為這讓我能更敏銳地捕捉到人性的細微之處。正如我所言，一個「不動聲色」的觀察者，更能看清世間的真貌。當我發現房東太太的孩子們會被靈異故事嚇得不敢入睡，或是聽到人們對迷信的恐懼時，我便會思考這背後的人性弱點。我始終認為，理性與對神明的信仰，才是人類抵抗無知與恐懼的盾牌。

史提爾： (哈哈一笑，拍了拍艾迪生的肩膀) 艾迪生在文字裡，也總是那麼深沉。而我，更喜歡直接地「與人對談」，儘管是以文字的形式。在《No.14》中，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抱怨當時劇院的浮誇，甚至是傀儡戲搶走了教堂的會眾。這讓我看到，社會風氣的敗壞，不僅僅是上層社會的問題，更是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需要用筆，去撕開那些虛偽的表象，去揭示那些愚蠢的行為。例如，在《No.15》中，艾迪生批判了女性對外表和奢華的盲目追捧，這在當時的倫敦，可謂是屢見不鮮。

艾迪生： (輕輕頷首) 的確，在《No.15》中，我觀察到上流社會的女性，如何被「華麗」和「虛榮」所蠱惑。克蓮泰的悲劇，正是對這種膚淺價值觀的警示。她為了虛假的排場，放棄了真摯的感情，最終只換來一場悲涼的葬禮。我始終相信，真正的美，源於內心的美德。正如我在《No.33》中描繪的莉蒂霞和達芙妮：一個因美貌而驕縱，最終變得索然無味；另一個因缺乏外表而努力充實內在，反而贏得了真正的尊重與幸福。我曾說，一個女人的美麗，不應該只停留在她的容貌，更應體現在她的品德、智慧與善良。

卡拉： 艾迪生先生對美的理解，是超越表象的。史提爾爵士，您在《No.17》中對「醜陋俱樂部」的描寫，以及對「坦然面對缺陷」的藝術的探討，也令人印象深刻。這與艾迪生先生對「虛榮」的批判，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您是否認為，自嘲與幽默，是人類面對自身不完美的最佳方式？

史提爾： (眼神閃爍著狡黠的光芒) 絕對如此！正如我在信中提到的牛津大學「醜陋俱樂部」的成員，他們以自己的「缺陷」為榮，反而活得更加自在。畢竟，我們的容貌並非我們自己所能決定，為何要因此而感到羞恥或自卑呢？那些矯揉造作，試圖掩蓋自身缺陷的行為，才真正是可笑的。真正的勇氣，是敢於「醜陋」，是敢於接受真實的自己。這種坦然，能讓旁人放下偏見，甚至因此而欣賞你。我自己在《No.19》中也說過，為了避免讀者的嫉妒，我甚至會故意在文章中描寫自己的「短臉」和「樸素外表」，讓讀者覺得我並非完美，以此來消除他們的惡意。畢竟，嫉妒是一種痛苦，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品能為讀者帶來快樂，而不是痛苦。

艾迪生： (輕輕敲了敲桌子，發出清脆的聲響) 理查說得是，無論是外表上的虛榮，還是精神上的嫉妒，都源於人類對自身的不接納與對他人的比較。我在《No.7》中，也曾試圖透過對迷信的批判，來消除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恐懼。當一個家庭因為蠟燭中的影子，或是打翻的鹽，甚至是一隻尖叫的貓頭鷹而陷入恐慌時，我們看到的是缺乏理性支撐的脆弱心靈。我深信，只有「與掌管宇宙萬物的神明建立友誼和獲得庇護」，才能真正「抵禦心靈的陰鬱預兆與恐懼」。而彌爾頓的詩歌，更是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充滿靈性生物的世界，提醒我們，即使人類不在，宇宙也充滿讚美。

卡拉： 從兩位先生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一種對人類精神的深切關懷。你們不僅觀察現象，更探究其背後的原因，並試圖給予引導。那麼，在當時的劇院中，您們是如何運用這些觀察，來諷刺其弊端的呢？艾迪生先生在《No.5》和《No.13》中對歌劇的批判，史提爾爵士在《No.22》中刊登的那些「非人演員」的來信，都極具諷刺意味。

艾迪生： (略顯無奈地搖頭) 當時的歌劇，為了迎合觀眾對感官刺激的追逐，無所不用其極。把麻雀放進劇院來扮演「歌唱鳥」，讓動物上台表演，甚至在《赫斯帕底斯》(Hydaspes)中，讓歌手尼可利尼（Nicolini）與獅子搏鬥，這些都徹底背離了藝術的本質。我批評的，正是這種「不自然的混合」——舞台上真實的瀑布與虛假的風景並存，活生生的麻雀與幕後的樂器聲交織，這都讓觀眾的理性被愚弄。這種追求「怪誕」的品味，最終只會讓藝術變得荒謬。我的筆，就是為了喚醒人們對「真實」與「美學」的認知。

史提爾： (眉頭微皺，語氣中帶著一絲憤慨) 而那些自稱「演員」的道具和動物，其抱怨更是對當時劇院荒謬現狀的極致諷刺。在《No.22》中，我刊登了這些「非人演員」的來信：扮演野豬的托馬斯·普羅恩，抱怨他被剝奪了扮演獅子的機會；扮演家具的威廉·塞倫，渴望在舞台上發聲；甚至還有扮演「口渴瘋子」的演員，他抱怨自己的角色低俗，但卻意外地受歡迎。這些看似荒誕的抱怨，實則揭露了當時劇院為了譁眾取寵，不惜犧牲藝術品質的窘境。這種「愚人的笑聲」和「白癡的驚嘆」，正是我最為痛心之處。

卡拉： 兩位先生的諷刺，可謂是入木三分。然而，在批判這些社會弊端時，兩位似乎又非常注重「度」的拿捏。史提爾爵士在《No.16》中，承諾不降低《旁觀者》的格調來談論「紅鞋」或「頂結」這些瑣碎的時尚，而更願深究其背後的「虛榮」。艾迪生先生在《No.23》中，也強調「秘密誹謗」比公開的指責更為惡劣。這種對「批判界線」的堅持，是出於何種考量呢？

艾迪生： (思索片刻，緩緩開口) 批評的本質，應是為了修正錯誤，而非為了攻擊個人。當我們揭示一個惡習時，我們應當針對的是「行為」本身，而非「實施者」。就像我所言，我寧願「攻擊一群罪犯，而不是針對個別的罪人」。誹謗和諷刺，如果只針對個人的不幸特徵或家庭災難，那便是最卑鄙的惡行。它們像毒箭，射傷的是無辜者的聲譽，而且往往無法治癒。蘇格拉底面對亞里斯多芬尼斯的嘲諷，凱撒寬恕了加圖盧斯，這些都啟示我們，偉大的人物應當以寬容和智慧來回應批評。

史提爾： (補充道) 艾迪生在這一點上，總是比我更加深思熟慮。我承認，我的筆有時會因情感的驅使而顯得有些直率。然而，我們共同的原則是，我們的寫作必須「出於仁愛之心，以及對全人類的愛」。正如《No.16》中所提，我們旨在打擊的是「惡性精神」，是那些「惡意、不道德和荒謬」的作品。一個「不謹慎的人」，比一個「惡毒的人」更具傷害性，因為前者不分敵我地傷害。這也回應了我為何在《No.27》中，呼籲人們在世俗生活中，就應當開始「活得有道理」。真正的「歸隱」，不是物理上的抽離，而是心靈的寧靜與自律。

卡拉： 兩位先生對「真誠」與「道德」的堅持，貫穿了《旁觀者》的每一篇文章。最後，我想請兩位回顧一下，這份由你們共同心血澆灌的《旁觀者》，最終希望為英國社會留下什麼？又希望讀者們，從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發呢？

艾迪生： (目光掃過咖啡館裡各色人群，眼神中充滿了溫和的期盼) 我們希望《旁觀者》能成為一個啟迪心靈的燈塔。在一個充滿虛榮與膚淺的時代，我們希望引導人們回歸理性，珍視美德。我們鼓勵讀者們去思考，去觀察，去反思。我們希望他們能像我們一樣，成為「生活的旁觀者」，但這種旁觀，不是冷漠，而是帶著智慧的審視，帶著對人性的理解與悲憫。當他們看到一個人物的缺陷時，能夠理解其背後的原因；當他們面對誘惑時，能夠堅守內心的準則。我們希望他們能認識到，真正的幸福，不在於外在的浮華與喧囂，而在於內心的平靜與對良善的追求。

史提爾： (臉上是那份招牌式的熱情與堅定) 艾迪生總是把事情說得如此深刻。而我，則更簡單一些。我希望我們的作品能讓英國人成為「更好的人」。我希望他們在閱讀我們的文章後，能對生活中的美好有更深的感知，對自己的行為有更清醒的認識。我希望他們能擺脫迷信的束縛，學會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能認識到，友誼、忠誠、正直這些樸素的美德，才是社會的真正基石。當人們能夠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攻擊時，這個國家才會真正強大。如果我們的作品能讓一個人在讀完後，哪怕只是一刻鐘的時間，能更清晰地看清自己，更堅定地走向良善，那麼我們便「沒有虛度此生」。

卡拉： 兩位先生，感謝您們為「光之居所」與我們所有的共創者帶來如此深刻而真摯的對談。從您們的文字與話語中，我看到了文學的力量，它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持續地啟迪著人們的心靈。在今日，2025年的倫敦，您們所倡導的理性、美德、友誼以及對社會的關懷，依然是我們《文字的棲所》所追求的永恆價值。願《旁觀者》的光芒，永遠照耀著我們，引導我們在文字的道路上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