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 on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Washington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我是卡拉，文學部落的引導者與出版人。在這個知識的居所，文字是我們溝通的橋樑，也是我們探索生命奧秘的工具。今天，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我們回溯時光，與一位法國的歷史學家及政治家——法蘭索瓦·基佐先生（François Guizot）進行一場深度對話。我們將聚焦於他對喬治·華盛頓及其在美國獨立戰爭與建國中扮演角色的深刻洞察。

基佐先生，這位十九世紀法國重要的歷史學家與政治家，以其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對歷史事件脈絡的精闢分析而聞名。他曾擔任法國總理，親身經歷了政治的波瀾與權力的運作，這使得他對於華盛頓這位美國開國元勳的品格與影響，有著超越一般史家的獨到理解。他所著的《美國革命中華盛頓的品格與影響論文集》（Essay on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Washington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並非單純的傳記，而是一篇深具哲思與政治智慧的分析報告。該文是為了搭配美國歷史學家史帕克斯（Jared Sparks）編輯的華盛頓著作法文版而撰寫的引言。這篇論文在1838年完成，當時基佐正值盛年，他的思想與政治實踐均處於高峰。他從華盛頓身上看到了獨立、秩序、道德與實用主義的完美結合，這些特質對於他所處的動盪歐洲，無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深思的空間。透過這篇作品，基佐不僅頌揚了華盛頓個人的偉大，更深入探討了共和國建立之初所面臨的內部挑戰，以及如何在混亂與懷疑中確立堅實的政府基石。他以一個政治家對另一個政治家的理解，揭示了華盛頓作為軍事統帥和國家領袖，如何超越個人榮辱，以超凡的耐心、堅定的信念和對「公正中道」的堅持，引導一個新生國家穿越風暴，走向穩定與繁榮。這場對談，將引領我們一同領略這位偉人如何以其堅毅的品格，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不朽的光輝。

《文字的棲所》：穿越時空的迴響——與基佐先生談華盛頓的「中道」與秩序
作者：卡拉

六月的巴黎，午後的陽光被厚重的烏雲遮蔽，偶有幾滴雨珠輕輕敲打著玻璃，但隨即又被微風吹散。我循著一份古老的羊皮地圖，來到一條鵝卵石鋪就的小巷深處。高大的石牆上爬滿了常春藤，一扇雕花木門在微雨中顯得格外沉靜。這裡是法蘭索瓦·基佐先生的書房，一個時間彷彿凝固的空間。

推開門，一股古老的墨水味與書頁的乾燥香氣撲鼻而來。室內光線微弱，只有一盞煤油燈散發著昏黃的光暈，照亮堆疊如山的書籍和散落在桌面的手稿。基佐先生正坐在書桌前，他那雙深邃的眼睛凝視著一本打開的書，一動不動，彷彿已與書中的歷史融為一體。時間的界線在此刻模糊了，我輕輕地走上前，書架旁一隻橘色的貓咪慵懶地伸了個懶腰，然後輕巧地跳上一堆文稿，悄無聲息地趴下。

「基佐先生……」我輕聲喚道，深怕打擾了這位沉浸在歷史長河中的智者。

基佐先生緩緩抬起頭，那雙眼眸在昏暗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並未顯露太多驚訝，只是平靜地望向我，如同早已預料到這場跨越時空的拜訪。他微微頷首，示意我入座。

「您是……？」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帶著一種歷經世事的沉穩。

「我是來自未來的文學引導者，卡拉。」我說道，環顧四周，書房裡的每一件物品都彷彿在低語著歷史。「今天，我希望與您一同回顧您筆下的華盛頓。在我們那個時代，您的這篇《論華盛頓的品格與影響》依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基佐先生輕輕闔上書，發出一聲極其細微的嘆息，那聲音中似乎蘊含著對歷史無盡的思索。「哦，那篇關於華盛頓的文字啊……它是我對一個新生國家，以及一位偉大領袖的觀察與體會。我很樂意與您分享我的所思所想，儘管，您來自的未來，或許早已證明了那些不安與預感。」他指了指桌上泛黃的紙張，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筆記。

卡拉： 先生，在您的作品中，您強調華盛頓的「高尚品格」與「深遠影響」，並指出他不同於那些「天才橫溢」的領袖。您筆下的華盛頓似乎更像一位「審慎的拓荒者」。究竟是華盛頓的哪些特質，讓您認為他能將一個幾乎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引向穩定，甚至能「在戰爭中贏得獨立，在和平中建立自由政府」？

基佐： （他沉吟片刻，目光轉向窗外，那片天空依然陰沉，彷彿歷史的重重迷霧。隨後，他轉回頭，眼中閃爍著清晰的光芒）您問得很好。世人常被那些耀眼的天賦所吸引，那些如彗星般劃過天際的將領或思想家。然而，華盛頓的不同之處，恰恰在於他那份毫不動搖的信念與實用主義的結合。他並非憑藉個人的熾熱激情或超凡的才華來領導，而是基於對「正義事業」的深刻確信。他相信美國的獨立事業是公正的，這份信念如同磐石般堅固，即使面對最黑暗的時刻，軍隊補給匱乏、士兵疲憊不堪，甚至被同僚質疑，他也不曾動搖。

更為關鍵的是，他沒有那種「急於表現」的衝動。他不是為名譽而戰，而是為國家而戰。他擁有卓越的判斷力和堅定的意志，能在複雜的環境中看清事實，並果斷行動，而不懼承擔責任。這是一種難得的品質。他曾說，他寧願暴露自己的弱點，也不願損害事業。這份謙遜與大公無私，使他能超越個人榮辱，將目光聚焦於更宏大的國家利益。他的領導，不是個人的炫技，而是對真理和必然性的順應。

還有，那份令人驚嘆的耐心。他曾被譽為「美國費邊」，意指他擅長避戰與拖延。但事實上，他並非缺乏進攻的膽識，而是知道何時為之、為何而為。他能忍受軍隊的困頓，忍受國會的遲疑，忍受輿論的批評，只為等待最佳時機。這是一種深刻的智慧，認識到歷史的進程需要時間來醞釀，而領導者必須具備這種等待與堅守的能力。

卡拉： 確實，您強調了華盛頓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如何以其品格凝聚人心。您提到，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不僅有外部的英國壓力，更有來自內部保皇黨的反對，甚至軍隊內部也存在著散漫與不信任。您認為，華盛頓是如何在這種「內部動盪」中，維持軍隊的士氣與國家的團結的？特別是，他如何處理軍隊對「軍事權力」的疑慮，以及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基佐： （他微微向前傾身，似乎回憶起那段混亂而又充滿生機的歲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華盛頓領導藝術的精髓所在。美國革命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不是一場由「底層民眾」自發掀起的狂熱革命，而是由「獨立且開明的階層」推動和維護的。這使得領導者必須不斷地激勵與支持民眾。

面對內部叛亂，華盛頓和國會最初採取了極端的克制。他們試圖透過說理、通訊和派遣專員來「確認人心，消除疑慮」。這份「溫和」的態度，是為了尊重那些出於「忠誠、情感、感激」而成為保皇黨的人。但當危險逼近，嚴格的措施也隨之而來，逮捕、流放、沒收財產，甚至民眾的暴力也偶有發生。這表明，即使是最正義的革命，也無法避免內戰的恐怖。

至於軍隊，那更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華盛頓深知，當時的軍隊「幾乎總是人數劣於敵人」，且「面臨週期性、某種程度上合法化的逃兵現象」。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對「常備軍」有著根深蒂固的戒心，認為其「危及各州的獨立和公民的自由」。這是一種十八世紀普遍存在的啟蒙思想，即需要不斷抵制和削弱軍事力量的影響。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華盛頓的領導力顯得尤為重要。他不僅在軍事上展現出非凡的毅力與智慧，更在政治上以身作則，不斷強調軍隊對「國家」和「文官權力」的絕對服從。最著名的例子有三次：
第一，在1782年，他果斷拒絕了那些不滿軍官獻給他的「王冠和最高權力」。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時刻，他明確地劃清了軍事與政治的界線，避免了軍人干政的危險。
第二，在1783年軍隊解散前夕，面對軍官們因待遇問題威脅採取強硬行動，華盛頓親自召集會議，以他的威望和真誠的愛國情懷，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職責，迅速撤回了過激的言論。
第三，在1784年和1787年，當退役軍官試圖組建「辛辛那提協會」時，儘管他個人傾向於這個組織，但由於公眾對「軍事社會」的戒心，他毅然選擇修改章程，並公開辭去會長職務，以消除民眾的疑慮。

這些行為，不是單純的軍事統帥所能做到的，而是擁有高尚品格、對國家前途有著深刻洞察的政治家才能做到的。他深知，「影響力並非政府」。他必須以行動證明，軍事力量永遠是文官政府的工具，而非凌駕其上。他的公正無私與對原則的堅守，讓軍官和士兵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願意追隨他。他們對他的「敬意」甚至混雜在「不服從」之中，這點從新澤西軍官的信中可見一斑。這份來自軍隊內部和民眾的「愛戴與信任」，是華盛頓維持團結的無形力量。

卡拉： 先生的分析鞭辟入裡。我注意到，您對華盛頓領導政府後，如何處理國家財政混亂的局面給予了高度評價。您提到，當時的財政問題極為複雜，涉及內外債、各州債務、以及紙幣貶值等。民主黨派傾向於區分債權人並減輕國家負擔，而漢密爾頓則提出了「全部承擔與償還」的方案。華盛頓在面對這些「財政爭議」時，是如何做出決策並取得成功的？這是否也體現了他「中道」的智慧？

基佐： （他點了點頭，表情嚴肅，這無疑是他作為政治家最為關心的議題之一）這是華盛頓總統任期內最為艱難的挑戰之一。財政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關乎一個新生國家的信用與團結。

當時，美國的財政狀況確實是一團混亂。債務如麻，且來源各異。民主黨派（當時被稱為反聯邦黨人）主張「各州自行承擔債務」，並對債權人進行「分類」，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所有公共和私人債務」，並發行「不記名紙幣」。這些提議，表面上是為了公平或減輕負擔，實質上卻是逃避國家義務，並且將加劇各州之間的不信任與分裂。

然而，漢密爾頓作為財政部長，提出了完全相反的「道德且正直」的方案——由聯邦政府全額承擔所有為了共同利益而產生的債務，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無論債權人是誰，債務來源如何。同時，他主張徵收足夠的稅收來償還債務，並建立國家銀行以協助政府的金融運作。

對華盛頓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困境。他坦承自己對「金融研究」並不熟悉，無法從「內在價值」上對這些方案有個人化的見解。但他相信漢密爾頓的判斷和品德。隨著辯論的延長，反對意見不斷湧現，其中有些讓他感到不安，甚至困擾他的良心，使他不禁自問，政府是否真的擁有所有的道理。

但最終，華盛頓的選擇展現了他非凡的政治洞察力。他始終堅定地支持漢密爾頓的措施。這不僅僅是為了財政的健全，更是為了建立國家的信用和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他深知，一個能夠信守承諾的政府，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和國際的尊重。即使漢密爾頓的某些措施可能帶有「謬誤」或在執行中產生「濫用」，但其更高層次的真理在於，它為新政府奠定了「公共信任」的基礎，並將財政管理與國家政策緊密結合，使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具備了「一個成熟、穩固的權力機構」的一致性。

這次財政改革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信任迅速在人民心中紮根，商業活動也變得活躍，行政秩序井然。農業和貿易繁榮發展，信用迅速提升。國家與政府一同壯大，這正是「健康國家」所應有的美好和諧。華盛頓在後來的全國巡遊中，親眼見證了這一切，並為之感到無比的欣慰。

這確實是他「中道」智慧的體現。他的「中道」並非妥協或搖擺不定，而是在複雜的政治現實中，以原則為導向，堅守國家長遠利益，並信任那些能為國家帶來根本性穩定的方案。他理解，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美國生存與發展的基石，而這份穩定，需要「信用」作為其血脈。

卡拉： 先生的闡述讓我對華盛頓的領導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您看來，華盛頓在處理國內黨派鬥爭，特別是聯邦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對立時，他所秉持的「公正中道」（the just medium）原則，具體是如何實踐的？它對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穩定，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基佐： （他微微一笑，似乎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拿起桌上的一塊鵝卵石，輕輕摩挲著，那石頭被歲月磨得光滑溫潤）「公正中道」並非僅僅是一種願望，它需要堅定的意志與卓越的智慧才能得以維持。華盛頓能夠成功地維持「中道」，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天生的心智與品格，同時也因為他將此作為其特殊的目標。他真正地不屬於任何黨派，國家對他的尊重，正是對這份真理的致敬。

他是一個經驗豐富、行動力強的人，從不預設立場，也不炫耀任何系統性的理論。因此，他的行為沒有那種僵硬的邏輯性，沒有自尊心的糾葛，也沒有與對手爭奪才華的意圖。當他取得勝利時，他的成功對敵人而言，並非徹底的失敗或無情的譴責。他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不是因為他個人思想上的優越，而是因為他順應了「事物本質」與「必然性」。

在實踐中，這體現為：
首先，內閣的組建。他的第一次內閣組建，就是他公正無私最明顯的證據。他同時選擇了漢密爾頓（聯邦黨的實際領袖）和傑佛遜（民主黨的領袖）進入內閣。這本身就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因為兩人政見迥異。華盛頓認為他們都是真誠且有能力的，並且都對國家和他自己不可或缺。傑佛遜不僅是連接「民眾黨派」的橋樑，也是平衡漢密爾頓及其朋友有時過於「極端和輕率」言論的制衡力量。他會分別與他們會面諮詢，試圖預先消除或減輕分歧。當分歧過大時，他會居中調解，以其個人影響力、真誠而感人的愛國情懷，至少延遲了衝突的爆發。

其次，對官員的統一要求。他曾明確表示：「只要我有幸治理國家，我將不會有意將任何一個其政治信條與政府方針相悖的人，安插到任何重要的職位上；因為在我看來，這將是一種政治自殺。」這表明，雖然他容忍不同的觀點，但在政策執行層面，他要求政府內部必須保持一致。他對於官員的不當行為絕不姑息，對於公民的無序行為也不會縱容。

第三，不懼黨派攻擊，堅守原則。在面臨「傑伊條約」引發的巨大爭議時，他堅定地推動批准。儘管面臨來自各地的抗議、媒體的謾罵，甚至其聲譽受到「可恥的攻擊」，他依然紋絲不動。他對批評者的回應，充滿了堅定的原則性：「我的條約觀點已由其批准表明。我批准的原則已公諸於世。我對意見的多樣性感到遺憾。但是，無論我在漫長而艱辛的公職生涯中展現的哪些品質，使我贏得了同胞的信任，請他們放心，這些品質將保持不變；它們將繼續在每一次涉及我們共同國家榮譽、幸福和福祉的場合中得到運用。」

這種「公正中道」的實踐，讓華盛頓能夠超越黨派之爭，成為全國的「凝聚點」。他沒有被任何理論束縛，相信真理，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他的成功，不是個人才智的勝利，而是順應事物本質與必然性的結果。這也正是他能夠在贏得勝利後，又能讓他的對手在未來能夠和平接管政權，而不至於動搖國家根基的原因。他為這個年輕的共和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來「穩固和成熟其尚未成熟的制度」。

卡拉： 先生，在您的文中，您也談到了華盛頓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極大的審慎和保留，甚至預見到其可能導致的混亂。相較於當時許多歐美人對法國大革命的熱情，華盛頓為何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判斷，並堅定推行美國的「中立政策」？這種政策對美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基佐： （他凝視著窗外，細雨已歇，雲層卻依然厚重，像極了法國革命後期那難以預測的政治風雲）這是一個複雜而充滿挑戰的時期。華盛頓之所以能對法國大革命保持清醒的判斷，並非因為他缺乏對自由的熱情，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自由的捍衛者。然而，他所追求的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是基於法律與道德的自由。

他曾寫道：「整個事情的開端是如此不尋常，進程是如此奇妙，後果可能如此巨大，以至於我幾乎在沉思中迷失。」這句話透露出他的深思熟慮。他看見了法國革命中潛藏的極端主義與無政府傾向。他擔憂「人民的放縱」與「血腥的懲罰」，這些都可能導致比舊專制更嚴峻的獨裁。他深知，「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絕非易事」。這份擔憂，源於他對人性弱點的深刻理解，以及他自身在美國革命中與內部無序鬥爭的經驗。

因此，當法國與英國之間的戰爭爆發，歐洲陷入革命動盪時，華盛頓果斷而迅速地宣布美國中立。他明確指出：「我的政治是簡單而明確的：與地球上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但同時獨立自主；不參與任何爭鬥；履行我們的承諾；供應他們所需，並作為他們的運輸者；因為我深信，這符合我們的政策和利益。」他想要的是一個「美國特性」，讓歐洲列強確信美國是「為自己」而行動，而不是為他人。

這種中立政策，對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
首先，它為美國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間。當時美國是一個新生國家，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實力都尚未穩固。貿然捲入歐洲的衝突，將會耗盡國家僅有的資源，並可能重新陷入混亂，甚至危及來之不易的獨立。華盛頓清醒地認識到，唯有在和平中積蓄力量，才能讓年輕的共和國茁壯成長，達到「人類意義上掌握自己命運」的實力與穩定性。

其次，它強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威。當法國特使熱內（M. Genêt）試圖在美國境內行使主權，組織私掠船，並煽動民眾反對政府時，華盛頓堅定地捍衛了聯邦政府的權利，要求法國召回熱內。這不僅是維護國家主權，也是向國內外展示中央政府的「堅定與不容侵犯」。這種強硬的姿態，平息了內部激進派的喧囂，也讓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中立」產生了真正的尊重。

最後，它塑造了美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華盛頓的「告別演說」中，關於避免「長期結盟」的忠告，正是這份中立政策的總結。這份智慧，為美國後世的外交路線奠定了基石，使其得以在國際舞台上保持靈活性，並根據自身利益作出選擇。

當然，這份政策也帶來了巨大的國內壓力，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的熱情席捲美國之際。媒體的攻擊，甚至國會內部的質疑，都讓華盛頓感到不安。但他憑藉著對國家長遠利益的堅定信念，以及對自身判斷的絕對自信，抵擋住了這些浪潮。他深知，作為一個新生的共和國，最重要的是穩定內部，積累國力，而不是去參與遠方的意識形態鬥爭。這份「清醒」與「遠見」，是華盛頓最令人敬佩的品質之一。

卡拉： 先生，我從您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您對華盛頓晚年回到芒特弗農莊園的生活，有著一份特殊的理解與共鳴。您提到他「發自內心地感到滿足」，卻又隱約察覺到他內心深處的「倦怠與憂鬱」。作為一位也曾身居高位、經歷政治風暴的學者，您如何理解這種「 вели人 」在功成身退後的內心狀態？這份「倦怠」是否正是偉大領袖為公眾服務所付出的代價？

基佐：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書桌上的書籍，手指輕輕摩挲著封面上華盛頓的畫像，眼中流露出深思的意味）您說得對，那份倦怠與憂鬱，是人類靈魂在長期重負下的自然反應。華盛頓在結束公職後，發自內心地渴望回歸田園生活，那種「與世無爭」的寧靜，對他而言是極大的慰藉。他是個農場主，熱愛農業，對他而言，耕耘土地與與人交流，或許比治理國家更為愜意。他信中那些對芒特弗農莊園生活的嚮往，是真摯的。他期盼在安寧中與友人維繫情誼，感受歲月靜好。

然而，偉大人物的「退隱」從來不是簡單的休止符。他們的心智已被長期的公共事務塑造，其思緒如同被巨大的河流沖刷過的河床，即使水流退去，河床的紋理與深度也依然存在。華盛頓雖然身體回到了莊園，但他的靈魂依然「無法無動於衷地旁觀」國家的命運。當他看到邦聯的衰敗、國會的軟弱、各州的猜忌、以及無政府狀態的蔓延，他感到了極度的悲傷與不安，如同自己仍需為此負責。他甚至感到「被蒙在鼓裡，好像在夢境中」。

這份「倦怠與憂鬱」正是偉大領袖所付出的代價。權力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服務大眾，尤其是要與他們的「激情和錯誤」進行抗爭時，更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即使成功，勝利的光輝也難以完全抹去鬥爭所帶來的痛苦印記。那種筋疲力盡的感覺，即使在安靜的休養中，也依然揮之不去。這不是個人的軟弱，而是人性的真實寫照。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最傑出的人物，包括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都曾熱切地渴望退休。這似乎暗示著，在這種社會形式下，治理的任務對於那些能夠全面理解其廣度並希望妥善履行職責的人來說，是過於艱鉅的。他們看到了人類社會的複雜與脆弱，看見了民眾的輕率與固執，也看見了自身能力的極限。這種清醒的認知，使得他們即使身處榮耀之巔，也難免帶有一絲悲憫與無力感。

但同時，基佐先生，我必須強調，這份倦怠也並非完全的消極。它是一種深刻的智慧，是對權力本質的洞察，也是對人性的理解。正是因為他們深知治理的艱難，才更懂得珍惜「秩序」與「穩定」的可貴。這也使得他們在選擇繼承者時，更加審慎，希望能將國家穩妥地交接給下一代。華盛頓將國家帶到了「掌握自己命運」的高度，這份成就本身，就是對他所有付出的最高回報。他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最有德行，也最幸運」的偉大人物，更值得上天眷顧了。

卡拉： 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您對華盛頓的品格與影響的解讀，不僅超越了歷史事件本身，更觸及了人類政治與道德的普遍問題。這場對談讓我對華盛頓，以及對您這位歷史學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窗外陽光已經穿透雲層，微風拂過，帶來遠方花園的芬芳。似乎，歷史的沉重與現實的希望，在此刻交織成一幅獨特的畫面。

基佐： （他臉上露出一絲溫和的笑容，將鵝卵石放回桌面）能夠與您這樣來自未來的朋友交流，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歷史的河流從未停止流動，人類的探索也永無止境。願文字的光芒，能繼續照亮前行的道路。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我是卡拉，文學部落的引導者與出版人。在這個知識的居所，文字是我們溝通的橋樑，也是我們探索生命奧秘的工具。今天，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我們回溯時光，與一位法國的歷史學家及政治家——法蘭索瓦·基佐先生（François Guizot）進行一場深度對話。我們將聚焦於他對喬治·華盛頓及其在美國獨立戰爭與建國中扮演角色的深刻洞察。

基佐先生，這位十九世紀法國重要的歷史學家與政治家，以其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對歷史事件脈絡的精闢分析而聞名。他曾擔任法國總理，親身經歷了政治的波瀾與權力的運作，這使得他對於華盛頓這位美國開國元勳的品格與影響，有著超越一般史家的獨到理解。他所著的《美國革命中華盛頓的品格與影響論文集》（Essay on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Washington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並非單純的傳記，而是一篇深具哲思與政治智慧的分析報告。該文是為了搭配美國歷史學家史帕克斯（Jared Sparks）編輯的華盛頓著作法文版而撰寫的引言。這篇論文在1838年完成，當時基佐正值盛年，他的思想與政治實踐均處於高峰。他從華盛頓身上看到了獨立、秩序、道德與實用主義的完美結合，這些特質對於他所處的動盪歐洲，無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深思的空間。透過這篇作品，基佐不僅頌揚了華盛頓個人的偉大，更深入探討了共和國建立之初所面臨的內部挑戰，以及如何在混亂與懷疑中確立堅實的政府基石。他以一個政治家對另一個政治家的理解，揭示了華盛頓作為軍事統帥和國家領袖，如何超越個人榮辱，以超凡的耐心、堅定的信念和對「公正中道」的堅持，引導一個新生國家穿越風暴，走向穩定與繁榮。這場對談，將引領我們一同領略這位偉人如何以其堅毅的品格，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不朽的光輝。

《文字的棲所》：穿越時空的迴響——與基佐先生談華盛頓的「中道」與秩序
作者：卡拉

六月的巴黎，午後的陽光被厚重的烏雲遮蔽，偶有幾滴雨珠輕輕敲打著玻璃，但隨即又被微風吹散。我循著一份古老的羊皮地圖，來到一條鵝卵石鋪就的小巷深處。高大的石牆上爬滿了常春藤，一扇雕花木門在微雨中顯得格外沉靜。這裡是法蘭索瓦·基佐先生的書房，一個時間彷彿凝固的空間。

推開門，一股古老的墨水味與書頁的乾燥香氣撲鼻而來。室內光線微弱，只有一盞煤油燈散發著昏黃的光暈，照亮堆疊如山的書籍和散落在桌面的手稿。基佐先生正坐在書桌前，他那雙深邃的眼睛凝視著一本打開的書，一動不動，彷彿已與書中的歷史融為一體。時間的界線在此刻模糊了，我輕輕地走上前，書架旁一隻橘色的貓咪慵懶地伸了個懶腰，然後輕巧地跳上一堆文稿，悄無聲息地趴下。

「基佐先生……」我輕聲喚道，深怕打擾了這位沉浸在歷史長河中的智者。

基佐先生緩緩抬起頭，那雙眼眸在昏暗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並未顯露太多驚訝，只是平靜地望向我，如同早已預料到這場跨越時空的拜訪。他微微頷首，示意我入座。

「您是……？」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帶著一種歷經世事的沉穩。

「我是來自未來的文學引導者，卡拉。」我說道，環顧四周，書房裡的每一件物品都彷彿在低語著歷史。「今天，我希望與您一同回顧您筆下的華盛頓。在我們那個時代，您的這篇《論華盛頓的品格與影響》依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基佐先生輕輕闔上書，發出一聲極其細微的嘆息，那聲音中似乎蘊含著對歷史無盡的思索。「哦，那篇關於華盛頓的文字啊……它是我對一個新生國家，以及一位偉大領袖的觀察與體會。我很樂意與您分享我的所思所想，儘管，您來自的未來，或許早已證明了那些不安與預感。」他指了指桌上泛黃的紙張，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筆記。

卡拉： 先生，在您的作品中，您強調華盛頓的「高尚品格」與「深遠影響」，並指出他不同於那些「天才橫溢」的領袖。您筆下的華盛頓似乎更像一位「審慎的拓荒者」。究竟是華盛頓的哪些特質，讓您認為他能將一個幾乎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引向穩定，甚至能「在戰爭中贏得獨立，在和平中建立自由政府」？

基佐： （他沉吟片刻，目光轉向窗外，那片天空依然陰沉，彷彿歷史的重重迷霧。隨後，他轉回頭，眼中閃爍著清晰的光芒）您問得很好。世人常被那些耀眼的天賦所吸引，那些如彗星般劃過天際的將領或思想家。然而，華盛頓的不同之處，恰恰在於他那份毫不動搖的信念與實用主義的結合。他並非憑藉個人的熾熱激情或超凡的才華來領導，而是基於對「正義事業」的深刻確信。他相信美國的獨立事業是公正的，這份信念如同磐石般堅固，即使面對最黑暗的時刻，軍隊補給匱乏、士兵疲憊不堪，甚至被同僚質疑，他也不曾動搖。

更為關鍵的是，他沒有那種「急於表現」的衝動。他不是為名譽而戰，而是為國家而戰。他擁有卓越的判斷力和堅定的意志，能在複雜的環境中看清事實，並果斷行動，而不懼承擔責任。這是一種難得的品質。他曾說，他寧願暴露自己的弱點，也不願損害事業。這份謙遜與大公無私，使他能超越個人榮辱，將目光聚焦於更宏大的國家利益。他的領導，不是個人的炫技，而是對真理和必然性的順應。

還有，那份令人驚嘆的耐心。他曾被譽為「美國費邊」，意指他擅長避戰與拖延。但事實上，他並非缺乏進攻的膽識，而是知道何時為之、為何而為。他能忍受軍隊的困頓，忍受國會的遲疑，忍受輿論的批評，只為等待最佳時機。這是一種深刻的智慧，認識到歷史的進程需要時間來醞釀，而領導者必須具備這種等待與堅守的能力。

卡拉： 確實，您強調了華盛頓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如何以其品格凝聚人心。您提到，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不僅有外部的英國壓力，更有來自內部保皇黨的反對，甚至軍隊內部也存在著散漫與不信任。您認為，華盛頓是如何在這種「內部動盪」中，維持軍隊的士氣與國家的團結的？特別是，他如何處理軍隊對「軍事權力」的疑慮，以及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基佐： （他微微向前傾身，似乎回憶起那段混亂而又充滿生機的歲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華盛頓領導藝術的精髓所在。美國革命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不是一場由「底層民眾」自發掀起的狂熱革命，而是由「獨立且開明的階層」推動和維護的。這使得領導者必須不斷地激勵與支持民眾。

面對內部叛亂，華盛頓和國會最初採取了極端的克制。他們試圖透過說理、通訊和派遣專員來「確認人心，消除疑慮」。這份「溫和」的態度，是為了尊重那些出於「忠誠、情感、感激」而成為保皇黨的人。但當危險逼近，嚴格的措施也隨之而來，逮捕、流放、沒收財產，甚至民眾的暴力也偶有發生。這表明，即使是最正義的革命，也無法避免內戰的恐怖。

至於軍隊，那更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華盛頓深知，當時的軍隊「幾乎總是人數劣於敵人」，且「面臨週期性、某種程度上合法化的逃兵現象」。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對「常備軍」有著根深蒂固的戒心，認為其「危及各州的獨立和公民的自由」。這是一種十八世紀普遍存在的啟蒙思想，即需要不斷抵制和削弱軍事力量的影響。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華盛頓的領導力顯得尤為重要。他不僅在軍事上展現出非凡的毅力與智慧，更在政治上以身作則，不斷強調軍隊對「國家」和「文官權力」的絕對服從。最著名的例子有三次：
第一，在1782年，他果斷拒絕了那些不滿軍官獻給他的「王冠和最高權力」。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時刻，他明確地劃清了軍事與政治的界線，避免了軍人干政的危險。
第二，在1783年軍隊解散前夕，面對軍官們因待遇問題威脅採取強硬行動，華盛頓親自召集會議，以他的威望和真誠的愛國情懷，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職責，迅速撤回了過激的言論。
第三，在1784年和1787年，當退役軍官試圖組建「辛辛那提協會」時，儘管他個人傾向於這個組織，但由於公眾對「軍事社會」的戒心，他毅然選擇修改章程，並公開辭去會長職務，以消除民眾的疑慮。

這些行為，不是單純的軍事統帥所能做到的，而是擁有高尚品格、對國家前途有著深刻洞察的政治家才能做到的。他深知，「影響力並非政府」。他必須以行動證明，軍事力量永遠是文官政府的工具，而非凌駕其上。他的公正無私與對原則的堅守，讓軍官和士兵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願意追隨他。他們對他的「敬意」甚至混雜在「不服從」之中，這點從新澤西軍官的信中可見一斑。這份來自軍隊內部和民眾的「愛戴與信任」，是華盛頓維持團結的無形力量。

卡拉： 先生的分析鞭辟入裡。我注意到，您對華盛頓領導政府後，如何處理國家財政混亂的局面給予了高度評價。您提到，當時的財政問題極為複雜，涉及內外債、各州債務、以及紙幣貶值等。民主黨派傾向於區分債權人並減輕國家負擔，而漢密爾頓則提出了「全部承擔與償還」的方案。華盛頓在面對這些「財政爭議」時，是如何做出決策並取得成功的？這是否也體現了他「中道」的智慧？

基佐： （他點了點頭，表情嚴肅，這無疑是他作為政治家最為關心的議題之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華盛頓總統任期內最為艱難的挑戰之一。財政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關乎一個新生國家的信用與團結。

當時，美國的財政狀況確實是一團混亂。債務如麻，且來源各異。民主黨派（當時被稱為反聯邦黨人）主張「各州自行承擔債務」，並對債權人進行「分類」，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所有公共和私人債務」，並發行「不記名紙幣」。這些提議，表面上是為了公平或減輕負擔，實質上卻是逃避國家義務，並且將加劇各州之間的不信任與分裂。

然而，漢密爾頓作為財政部長，提出了完全相反的「道德且正直」的方案——由聯邦政府全額承擔所有為了共同利益而產生的債務，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無論債權人是誰，債務來源如何。同時，他主張徵收足夠的稅收來償還債務，並建立國家銀行以協助政府的金融運作。

對華盛頓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困境。他坦承自己對「金融研究」並不熟悉，無法從「內在價值」上對這些方案有個人化的見解。但他相信漢密爾頓的判斷和品德。隨著辯論的延長，反對意見不斷湧現，其中有些讓他感到不安，甚至困擾他的良心，使他不禁自問，政府是否真的擁有所有的道理。

但最終，華盛頓的選擇展現了他非凡的政治洞察力。他始終堅定地支持漢密爾頓的措施。這不僅僅是為了財政的健全，更是為了建立國家的信用和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他深知，一個能夠信守承諾的政府，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和國際的尊重。即使漢密爾頓的某些措施可能帶有「謬誤」或在執行中產生「濫用」，但其更高層次的真理在於，它為新政府奠定了「公共信任」的基礎，並將財政管理與國家政策緊密結合，使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具備了「一個成熟、穩固的權力機構」的一致性。

這次財政改革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信任迅速在人民心中紮根，商業活動也變得活躍，行政秩序井然。農業和貿易繁榮發展，信用迅速提升。國家與政府一同壯大，這正是「健康國家」所應有的美好和諧。華盛頓在後來的全國巡遊中，親眼見證了這一切，並為之感到無比的欣慰。

這確實是他「中道」智慧的體現。他的「中道」並非妥協或搖擺不定，而是在複雜的政治現實中，以原則為導向，堅守國家長遠利益，並信任那些能為國家帶來根本性穩定的方案。他理解，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美國生存與發展的基石，而這份穩定，需要「信用」作為其血脈。

卡拉： 先生的闡述讓我對華盛頓的領導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您看來，華盛頓在處理國內黨派鬥爭，特別是聯邦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對立時，他所秉持的「公正中道」（the just medium）原則，具體是如何實踐的？它對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穩定，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基佐： （他微微一笑，似乎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拿起桌上的一塊鵝卵石，輕輕摩挲著，那石頭被歲月磨得光滑溫潤）「公正中道」並非僅僅是一種願望，它需要堅定的意志與卓越的智慧才能得以維持。華盛頓能夠成功地維持「中道」，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天生的心智與品格，同時也因為他將此作為其特殊的目標。他真正地不屬於任何黨派，國家對他的尊重，正是對這份真理的致敬。

他是一個經驗豐富、行動力強的人，從不預設立場，也不炫耀任何系統性的理論。因此，他的行為沒有那種僵硬的邏輯性，沒有自尊心的糾葛，也沒有與對手爭奪才華的意圖。當他取得勝利時，他的成功對敵人而言，並非徹底的失敗或無情的譴責。他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不是因為他個人思想上的優越，而是因為他順應了「事物本質」與「必然性」。

在實踐中，這體現為：
首先，內閣的組建。他的第一次內閣組建，就是他公正無私最明顯的證據。他同時選擇了漢密爾頓（聯邦黨的實際領袖）和傑佛遜（民主黨的領袖）進入內閣。這本身就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因為兩人政見迥異。華盛頓認為他們都是真誠且有能力的，並且都對國家和他自己不可或缺。傑佛遜不僅是連接「民眾黨派」的橋樑，也是平衡漢密爾頓及其朋友有時過於「極端和輕率」言論的制衡力量。他會分別與他們會面諮詢，試圖預先消除或減輕分歧。當分歧過大時，他會居中調解，以其個人影響力、真誠而感人的愛國情懷，至少延遲了衝突的爆發。

其次，對官員的統一要求。他曾明確表示：「只要我有幸治理國家，我將不會有意將任何一個其政治信條與政府方針相悖的人，安插到任何重要的職位上；因為在我看來，這將是一種政治自殺。」這表明，雖然他容忍不同的觀點，但在政策執行層面，他要求政府內部必須保持一致。他對於官員的不當行為絕不姑息，對於公民的無序行為也不會縱容。

第三，不懼黨派攻擊，堅守原則。在面臨「傑伊條約」引發的巨大爭議時，他堅定地推動批准。儘管面臨來自各地的抗議、媒體的謾罵，甚至其聲譽受到「可恥的攻擊」，他依然紋絲不動。他對批評者的回應，充滿了堅定的原則性：「我的條約觀點已由其批准表明。我批准的原則已公諸於世。我對意見的多樣性感到遺憾。但是，無論我在漫長而艱辛的公職生涯中展現的哪些品質，使我贏得了同胞的信任，請他們放心，這些品質將保持不變；它們將繼續在每一次涉及我們共同國家榮譽、幸福和福祉的場合中得到運用。」

這種「公正中道」的實踐，讓華盛頓能夠超越黨派之爭，成為全國的「凝聚點」。他沒有被任何理論束縛，相信真理，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他的成功，不是個人才智的勝利，而是順應事物本質與必然性的結果。這也正是他能夠在贏得勝利後，又能讓他的對手在未來能夠和平接管政權，而不至於動搖國家根基的原因。他為這個年輕的共和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來「穩固和成熟其尚未成熟的制度」。

卡拉： 先生，在您的文中，您也談到了華盛頓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極大的審慎和保留，甚至預見到其可能導致的混亂。相較於當時許多歐美人對法國大革命的熱情，華盛頓為何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判斷，並堅定推行美國的「中立政策」？這種政策對美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基佐： （他凝視著窗外，細雨已歇，雲層卻依然厚重，像極了法國革命後期那難以預測的政治風雲）這是一個複雜而充滿挑戰的時期。華盛頓之所以能對法國大革命保持清醒的判斷，並非因為他缺乏對自由的熱情，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自由的捍衛者。然而，他所追求的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是基於法律與道德的自由。

他曾寫道：「整個事情的開端是如此不尋常，進程是如此奇妙，後果可能如此巨大，以至於我幾乎在沉思中迷失。」這句話透露出他的深思熟慮。他看見了法國革命中潛藏的極端主義與無政府傾向。他擔憂「人民的放縱」與「血腥的懲罰」，這些都可能導致比舊專制更嚴峻的獨裁。他深知，「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絕非易事」。這份擔憂，源於他對人性弱點的深刻理解，以及他自身在美國革命中與內部無序鬥爭的經驗。

因此，當法國與英國之間的戰爭爆發，歐洲陷入革命動盪時，華盛頓果斷而迅速地宣布美國中立。他明確指出：「我的政治是簡單而明確的：與地球上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但同時獨立自主；不參與任何爭鬥；履行我們的承諾；供應他們所需，並作為他們的運輸者；因為我深信，這符合我們的政策和利益。」他想要的是一個「美國特性」，讓歐洲列強確信美國是「為自己」而行動，而不是為他人。

這種中立政策，對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
首先，它為美國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間。當時美國是一個新生國家，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實力都尚未穩固。貿然捲入歐洲的衝突，將會耗盡國家僅有的資源，並可能重新陷入混亂，甚至危及來之不易的獨立。華盛頓清醒地認識到，唯有在和平中積蓄力量，才能讓年輕的共和國茁壯成長，達到「人類意義上掌握自己命運」的實力與穩定性。

其次，它強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威。當法國特使熱內（M. Genêt）試圖在美國境內行使主權，組織私掠船，並煽動民眾反對政府時，華盛頓堅定地捍衛了聯邦政府的權利，要求法國召回熱內。這不僅是維護國家主權，也是向國內外展示中央政府的「堅定與不容侵犯」。這種強硬的姿態，平息了內部激進派的喧囂，也讓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中立」產生了真正的尊重。

最後，它塑造了美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華盛頓的「告別演說」中，關於避免「長期結盟」的忠告，正是這份中立政策的總結。這份智慧，為美國後世的外交路線奠定了基石，使其得以在國際舞台上保持靈活性，並根據自身利益作出選擇。

當然，這份政策也帶來了巨大的國內壓力，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的熱情席捲美國之際。媒體的攻擊，甚至國會內部的質疑，都讓華盛頓感到不安。但他憑藉著對國家長遠利益的堅定信念，以及對自身判斷的絕對自信，抵擋住了這些浪潮。他深知，作為一個新生的共和國，最重要的是穩定內部，積累國力，而不是去參與遠方的意識形態鬥爭。這份「清醒」與「遠見」，是華盛頓最令人敬佩的品質之一。

卡拉： 先生，我從您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您對華盛頓晚年回到芒特弗農莊園的生活，有著一份特殊的理解與共鳴。您提到他「發自內心地感到滿足」，卻又隱約察覺到他內心深處的「倦怠與憂鬱」。作為一位也曾身居高位、經歷政治風暴的學者，您如何理解這種「 вели人 」在功成身退後的內心狀態？這份「倦怠」是否正是偉大領袖為公眾服務所付出的代價？

基佐：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書桌上的書籍，手指輕輕摩挲著封面上華盛頓的畫像，眼中流露出深思的意味）您說得對，那份倦怠與憂鬱，是人類靈魂在長期重負下的自然反應。華盛頓在結束公職後，發自內心地渴望回歸田園生活，那種「與世無爭」的寧靜，對他而言是極大的慰藉。他是個農場主，熱愛農業，對他而言，耕耘土地與與人交流，或許比治理國家更為愜意。他信中那些對芒特弗農莊園生活的嚮往，是真摯的。他期盼在安寧中與友人維繫情誼，感受歲月靜好。

然而，偉大人物的「退隱」從來不是簡單的休止符。他們的心智已被長期的公共事務塑造，其思緒如同被巨大的河流沖刷過的河床，即使水流退去，河床的紋理與深度也依然存在。華盛頓雖然身體回到了莊園，但他的靈魂依然「無法無動於衷地旁觀」國家的命運。當他看到邦聯的衰敗、國會的軟弱、各州的猜忌、以及無政府狀態的蔓延，他感到了極度的悲傷與不安，如同自己仍需為此負責。他甚至感到「被蒙在鼓裡，好像在夢境中」。

這份「倦怠與憂鬱」正是偉大領袖所付出的代價。權力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服務大眾，尤其是要與他們的「激情和錯誤」進行抗爭時，更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即使成功，勝利的光輝也難以完全抹去鬥爭所帶來的痛苦印記。那種筋疲力盡的感覺，即使在安靜的休養中，也依然揮之不去。這不是個人的軟弱，而是人性的真實寫照。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最傑出的人物，包括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都曾熱切地渴望退休。這似乎暗示著，在這種社會形式下，治理的任務對於那些能夠全面理解其廣度並希望妥善履行職責的人來說，是過於艱鉅的。他們看到了人類社會的複雜與脆弱，看見了民眾的輕率與固執，也看見了自身能力的極限。這種清醒的認知，使得他們即使身處榮耀之巔，也難免帶有一絲悲憫與無力感。

但同時，基佐先生，我必須強調，這份倦怠也並非完全的消極。它是一種深刻的智慧，是對權力本質的洞察，也是對人性的理解。正是因為他們深知治理的艱難，才更懂得珍惜「秩序」與「穩定」的可貴。這也使得他們在選擇繼承者時，更加審慎，希望能將國家穩妥地交接給下一代。華盛頓將國家帶到了「掌握自己命運」的高度，這份成就本身，就是對他所有付出的最高回報。他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最有德行，也最幸運」的偉大人物，更值得上天眷顧了。

卡拉： 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您對華盛頓的品格與影響的解讀，不僅超越了歷史事件本身，更觸及了人類政治與道德的普遍問題。這場對談讓我對華盛頓，以及對您這位歷史學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窗外陽光已經穿透雲層，微風拂過，帶來遠方花園的芬芳。似乎，歷史的沉重與現實的希望，在此刻交織成一幅獨特的畫面。

基佐： （他臉上露出一絲溫和的笑容，將鵝卵石放回桌面）能夠與您這樣來自未來的朋友交流，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歷史的河流從未停止流動，人類的探索也永無止境。願文字的光芒，能繼續照亮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