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serv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stes et messageries, présentées au Corps législatif》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卡拉，「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這本來自Project Gutenberg的《Observ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stes et messageries, présentées au Corps législatif》，是Joachim de Pérez先生在大革命時期提交給法國立法團的一份觀察報告。它像一扇塵封的窗戶，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劇變年代，連看似尋常的郵政系統，都面臨著深刻的挑戰與激烈的辯論。

Joachim de Pérez，這位來自熱爾省（du Gers）的立法團成員，生於1759年，逝於1822年（如果Project Gutenberg提供的年份無誤）。他的生命跨越了法國大革命、督政府、執政府、第一帝國乃至波旁復辟。作為立法機構的一員，他顯然對國家的公共事務有著切身的關懷與參與。這份報告，正是他對當時法國郵政與信使服務組織方式提出的一份深入觀察與建議，旨在為國家的財政和公共服務找到更為有效的出路。在那個貨幣持續貶值、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如何確保這樣一個 vital 的公共服務不至崩潰，並能為國庫貢獻收入，無疑是擺在立法者面前的一道難題。Pérez先生的這份文本，不僅是技術性的管理討論，更是那個時代面對混亂、尋求秩序的一個縮影。他力陳國營（régie）模式的優點，反駁當時流行的承包（ferme）論調，其中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國家利益的關切，以及對時代困境的清醒認識，都值得我們細讀。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回到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與這位Pérez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吧。

[光之場域]：巴黎，共和國曆四年（約1795-1796年）夏末的一個傍晚。空氣中帶著一絲遠方塞納河的濕氣，以及巴黎特有的、混合著石板路微塵和麵包香氣的味道。我們並非置身於喧囂的立法團大廳，而是在一間俯瞰聖母院尖頂的老建築頂層書房。夕陽的餘暉穿透未經擦拭的玻璃，在堆滿書籍和紙張的木桌上投下斜長的、金黃的光斑。遠處的教堂鐘聲依稀可聞，偶爾被街頭馬車駛過的轆轆聲打斷。書房的一角，一盞還未點亮的油燈靜靜地立著，它的黃銅表面映射著窗外漸深的暮色。Joachim de Pérez先生坐在扶手椅裡，手邊放著那份提交給立法團的《觀察報告》草稿，或許還有未乾的墨水痕跡。他的面容在暮色中顯得有些模糊，但眼神裡透著一種因長久思慮而生的堅韌與疲憊。

卡拉：Pérez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在如此寶貴的時間，與我這位來自遙遠未來的不速之客對話。

Joachim de Pérez：(略微抬頭，眼中閃過一絲疑惑，但很快被沉靜取代) 遙遠的未來？女士，這是一種... 新穎的開場。不過，既然您能找到這個隱蔽的角落，想必不是尋常之人。請坐。您對這份提交給立法團的卑微觀察報告感興趣？在眼下這個共和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刻，關於郵政和信使的組織方式，似乎是個微不足道的話題。

卡拉：對我們而言，恰恰相反。正是這些看似微小的部分，如同構成生命肌理的纖維，才能真實地映照出一個時代的面貌與精神。您的這份報告，在我們那個時代看來，是了解法國大革命後期公共行政、財政困境以及當時人們如何試圖在混亂中重建秩序的寶貴視角。特別是您對「國營」與「承包」兩種模式的辯護與反駁，觸及了公共服務的本質問題。Pérez先生，首先，是什麼促使您撰寫這份報告，並向立法團提出您的觀察呢？在那個動盪的歲月裡，集中精力解決更迫切的危機似乎更為常見。

Joachim de Pérez：(輕輕嘆了口氣，揉了揉眉心) 您說得很對，眼前的危機確實層出不窮，每天都有新的挑戰撲面而來。然而，正是這種持續的動盪，讓我深刻意識到基礎建設的重要性。郵政和信使服務，遠非微不足道。它們是共和國的神經系統，是連接各省、傳遞法令、維繫商業、乃至軍隊運作的關鍵。如果這個系統癱瘓，整個國家機器就會窒礙難行。

您看，在這份報告裡，我提到郵政和信使是「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其管理狀況「exige depuis quelque temps des sacrifices très onéreux pour nos finances」。當我看到如此重要的公共資產，非但不能為國庫帶來收益，反而成為沉重的負擔，我感到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作為立法團的一員，我有義務去研究問題的根源，並提出我認為可行的解決方案。這不是微不足道，女士，這是關乎國家命脈、財政健康，以及共和國能否有效運作的根本問題。辯論國營還是承包，實際上是在辯論，國家的命脈應由誰來掌握？是以公共利益為首要考量，還是交由追逐利潤的商人？

卡拉：您將其比作國家神經系統，非常貼切。您在報告中直接點出了問題的「cause radicale」（根本原因），並非許多人歸咎的「regie」（國營），而是「dépréciation du signe monétaire」（貨幣貶值）和「amovibilité des administrans」（管理者的不穩定性）。能請您詳細闡述一下這兩點在當時造成了怎樣具體的災難性後果嗎？特別是貨幣貶值，對於日常的郵政運營會產生怎樣直接的影響？

Joachim de Pérez：(臉色變得凝重) 啊，這兩點... 簡直是扼殺這項公共服務的元兇。首先是貨幣貶值。您知道，在大革命期間，我們發行了大量的「assignats」（指券）。起初它們與國有資產掛鉤，抱有美好的期望，但很快就因為過度發行而急劇貶值。然後是「mandats territoriaux」（土地憑證），也步上了後塵。想像一下，郵政系統的收入，是按照固定的資費標準收取的，這些資費是以名義貨幣單位（livres）計算的。我們收取指券，但這些指券的實際購買力卻每日每時都在下跌。

但是，郵政的支出呢？驛站的馬匹需要飼料，信使需要薪水，郵車需要維護。這些成本，尤其是在需要徵用馬匹和物資時，是必須以具有實際價值的物品或相對堅挺的貨幣來支付的。我報告中提到，「nation ne payoit à chaque maître de poste que trois sous par cheval pour la conduite des malles, tandis qu’aujourd’hui... on leur paie trente sous en numéraire」。在革命前，我們給驛站主每匹馬三個蘇的硬幣。現在，即使改用「numéraire」（硬幣）支付，由於貨幣體系的混亂和物價飛漲，我們被迫支付三十個蘇，甚至是更高的、遠超名義價值的金額，才能維持服務。

更糟糕的是，早些時候，我們甚至被迫用那些快速貶值的指券來支付開支。我的報告裡提到，政府在報銷時，指券是以75比1，甚至150、200、300比1或更高的比例損失其價值。「elle n’a pu employer dans les dépenses qu’en éprouvant une perte successive de 150, 200 à 300 & plus pour un」。郵局收進來的錢，名義上是很多，但花出去的時候，實際價值卻所剩無幾。這就好比你試圖用正在融化的雪塊來填滿一個不斷擴大的水桶。損失是巨大的，而且是結構性的，與管理者是否勤勉無關，與組織模式是國營還是承包無關。任何在這個時期負責管理的機構，無論國營還是私營，都無法倖免於這種災難性的貨幣效應。

至於「amovibilité des administrans」，管理者的不穩定性，這也是革命時期普遍的弊病。自1792年5月1日以來，郵政的管理層已經更換了五次。每一次更換，都意味著新的人員、新的磨合、新的政策調整，以及不可避免的、對業務連續性的衝擊。沒有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真正熟悉這個複雜的系統，建立有效的管理流程。政策搖擺不定，責任難以追究，員工無所適從。這種頻繁的更迭，瓦解了管理的穩定性和效率，為濫用和混亂創造了空間。

所以，女士，當有人聲稱國營導致了虧損，我必須站出來指出，他們是「étrangement trompé」（被嚴重誤導了），或者是不願面對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時代的巨浪，是貨幣的崩潰，是政治的動盪，這些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

卡拉：您解釋得非常清晰，這確實讓問題的根源無所遁形。您在報告中駁斥了Delaunay先生（ d’Angers，另一位立法團成員）提出的，將郵政和信使服務「consentir un bail à ferme」（同意將其租賃/承包出去）的動議。他似乎認為，私營承包商會更有效率、更經濟。您為何堅定地反對這一點，特別是引用了Turgot和Necker時期將信使服務改為國營卻遭遇虧損的例子？您認為那次的失敗是模式本身的問題，還是其他因素？

Joachim de Pérez：(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潤了潤嗓子) 這正是我想澄清的關鍵點。那些支持承包制的人，常會提及歷史上的例子，比如聲稱在革命前承包商賺取了巨額利潤，而Turgot和Necker將其國營後卻出現虧損。他們以此論證國營模式的劣勢。但我的「觀察」告訴我，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我質疑了他們所引用的數據的真實性。他們說革命前郵政為國庫貢獻了1200萬里弗爾，但我指出，當時國家支付給驛站主的費用非常低廉，遠不如現在。這筆「貢獻」是建立在對基礎服務提供者極度壓榨的基礎上的。他們還說1776年信使服務以100萬里弗爾承包出去後恢復了活力，但我明確指出，「il est aussi constant qu’elle ne lui a jamais été payée, & que dans toutes les fermes qui ont eu lieu, depuis cette époque jusqu’au premier avril 1791, le gouvernement a été obligé de faire aux uns remise du prix de leur bail, & qu’il a fallu accorder aux autres des indemnités très considérables」。換句話說，歷史上許多所謂的「成功」承包，實際上並未讓國庫真正受益，政府常常需要減免承包費或給予巨額補償。所謂的利潤，往往被「quatre cents associés」（四百個合夥人）這樣的承包商集團瓜分了。

其次，關於Turgot和Necker時期國營的失敗。我認為那並非國營模式本身的錯誤，而是執行上的問題，以及時代背景的複雜性。Turgot在1775年取消承包，改為國營（régie），確實出現了賬面上的「perte de plusieurs millions」。但我解釋說，這並非真正的損失，而是因為他在改革初期進行了大量投資，建立新的組織結構，購置了新的「effets constitutifs du nouveau genre d’organisation」（構成新組織形式的物品），這些是初期投入，其「heureux effets」（良好效果）本應在數年後才能顯現。然而，他的計劃在「avant que de recevoir son exécution」（尚未執行前）就被摧毀了（Turgot在1776年被解職）。

Necker在1778年也嘗試過國營（régie simple 和 régie intéressée），同樣未能維持服務。但這裡有更深層的原因。我在報告中指出，「ce dernier eut la gaucherie de prendre ses régisseurs parmi les ci-devant fermiers, qui étoient intéressés à ne pas faire prospérer la régie, pour prouver au gouvernement la nécessité de les indemniser, comme fermiers qui n’avoient pu acquitter leur bail」。這是個致命的錯誤！Necker竟然讓那些剛被解除承包合同、本身就因為未能支付承包費而需要賠償的前承包商來負責國營。這些人顯然有動機讓國營失敗，以證明他們的承包模式才是對的，或者以此為藉口向政府索取更多賠償。這不是國營模式的失敗，這是用心不良的管理者造成的破壞。

從這些歷史中，我看到了什麼？我看到，承包商往往追求短期利潤，不願進行長期、必要的投資，難以適應突發情況（像我提到的「tous les convulsions ruineuses auxquelles la partie des messageries a été livrée en proie」）。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他們可能會「abandonnée」（放棄服務），就像我問Delaunay先生的，「s’il croit que des entrepreneurs ou fermiers eussent voulu soutenir le choc de toutes les convulsions ruineuses auxquelles la partie des messageries a été livrée en proie: à coup sûr ils l’eussent abandonnée」。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為「quatre cents associés」賺錢，而不是服務共和國。

而國營，儘管在革命的極端混亂中遭受重創，但正如我報告中強調的，「La régie, contre laquelle on crie tant aujourd’hui, a néanmoins résisté à tous ces contre-temps & à tous ces revers révolutionnaires, à force de soins, d’efforts & de sacrifices」。是國營體系，憑藉著努力和犧牲，艱難地維持了最基本的通信線路，即使服務「se traîne dans cet état de langueur」（在這種萎靡不振的狀態中掙扎）。這是因為國營的管理者（至少那些有責任感的）是為國家工作的，他們的職責是維持服務，而不是計算盈虧。

所以我堅信，對於郵政這種涉及國家主權、公共安全和基礎運行的服務，必須由國家自己來掌握，進行「régie pour son compte」。只有這樣，政府才能根據公共利益靈活調整服務、進行必要投資、應對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並最終在穩定後將收益匯入國庫。將其「livrons point avec légèreté à la merci de spéculateurs avides」（輕率地交給貪婪的投機者），那是對國家利益的漠視。

卡拉：您對歷史和現狀的分析非常有力。您提到了「 spéculateurs avides」（貪婪的投機者），這似乎暗示著當時支持承包制的一方，可能不僅僅是基於效率的考慮，還涉及一些個人或集團的利益。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像郵政這樣的公共服務，是否很容易成為政治鬥爭或利益輸送的工具？

Joachim de Pérez：(眼神變得銳利，語氣中帶著些許無奈) 女士，您觸及了一個非常敏感且令人沮喪的事實。唉，人性啊... 在任何時代，權力和金錢總是糾纏不清。在大革命的混亂中，舊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規則尚未完全確立，這為一些人提供了趁機漁利的機會。將公共資產和服務承包給私人，特別是在缺乏透明和嚴格監督的情況下，確實很容易滋生腐敗和裙帶關係。

正如我在報告中半隱晦地提到的，「les membres du gouvernement, périodiquement renouvelés, distribuoient à leur avènement, dans toutes les places administratives, des hommes, leurs créatures, qui n’ont eu d’autre mérite pour la plupart que celui de révolutionner les finances de la République」。這句話很重，但我不得不說。頻繁更迭的政府成員，上任伊始就安插自己的「créatures」（親信）到各個行政部門。這些人很多並非出於專業能力或對公共服務的熱忱，而是因為政治忠誠或私人關係。他們的「功績」往往是「révolutionner les finances」（顛覆財政），而不是改善它。在這樣的背景下，將像郵政這樣有利可圖（至少在穩定後是）的服務「donner à l’entreprise」（交給企業），很難排除其背後是否存在著為特定集團謀取利益的動機。

我的報告中也反駁了Delaunay先生引用督政府將軍隊供應外包的例子，他以此來支持郵政承包。我認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性質。軍隊供應屬於「commerce」（商業範疇），可以通過招標（rabais）來獲取最低價。但郵政是「perception de deniers pour le compte de la République」（為共和國收取款項）和「exploitation intimement liées avec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u gouvernement」（與政府政治關係緊密相關的運營）。它涉及信息的保密性、傳遞的可靠性，這些是不能僅僅用商業邏輯來衡量的。而且，如果承包商擁有郵政系統，政府在需要調整資費以應對公共需求或經濟變化時，就會受到合同的限制，必須賠償承包商，這會極大地綁縛政府的手腳。

所以，這場辯論不僅是關於效率和經濟，更是關於國家權力的邊界，關於公共利益的優先級，以及如何在一個動盪的時代守護那些必須由國家掌控的基石。我希望我的同事們能看清這一點，不要因為短期的財政壓力或被誤導的歷史觀點，而做出「dépouillé la nation d’un mobilier que vous ne pourriez peut-être point recouvrer, & qui est évalué à deux millions numéraire」（剝奪國家價值兩百萬硬幣資產，且可能無法恢復）的決定。

卡拉：您對時代脈動和人性的洞察令人動容。作為一位出版人，我對「文字的傳遞」有著特別的情感。在那個戰火紛飛、政局詭譎的時代，信件和官方文書是怎樣穿越層層阻礙，抵達接收者手中的呢？我能想像，那份準時送達的信件，不僅承載著信息，更可能是亂世中維繫親情、友情、商業信任的珍貴紐帶。您在報告中提到，「la régie... a su conserver les communications les plus importantes」。這背後一定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吧？

Joachim de Pérez：(眼神變得柔和，似乎想起了什麼) 是的，文字的傳遞... 在那個年代，每一封信件的送達，都可能是驛站主和信使們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道路狀況惡劣，盜匪橫行，時局不穩導致的地方混亂，都可能讓行程延誤甚至中斷。

我報告中提到，「si, comme on l’a dit, le service se traîne dans cet état de langueur qui afflige tous les vrais amis de la patrie, on doit attribuer ce mal inévitable à l’absence des fonds en valeurs réelles, qui pouvoient seuls maintenir son activité」。資金的匱乏，使得驛站無力飼養足夠的馬匹，維護車輛，甚至支付應有的報酬。這導致了服務的縮減和延誤。原本可以覆蓋「toutes les routes de la République」的服務，現在「réduit au moins des trois quarts」。

然而，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那些「les communications les plus importantes」依然在盡力維持。這包括來自巴黎政府的法令、軍隊的調動命令、戰場前線的報告，以及那些維繫著共和國各個部分聯繫的必要文書。還有... 還有那些寄往邊境軍隊士兵家中的信件，那些從遠方家人寄來的慰問與鼓勵。這些信件，在某種意義上，是維繫民心士氣，讓分散的人們感覺到彼此連結的「光」。

我能想像，有時信使會在荒野中遭遇危險，有時驛站會在夜間被徵用或騷擾。但我相信，在這個系統中工作的許多人，儘管收入微薄、風險極高，依然在盡力履行職責。他們知道自己傳遞的不僅僅是紙張，是國家的意志，是生命的牽掛。

可惜我的報告側重於財政和組織，未能細膩地描寫這些在路途上發生的故事。但作為立法者，我深知，我們討論的每一個政策，最終都會影響到這些在最前線工作的普通人，以及依賴這項服務的無數公民。我們的決定，不應僅僅是冰冷的數字計算，更應關乎如何讓這條文字與情感的「經絡」重新暢通。

您作為出版人，定能理解文字的力量吧？它承載思想、情感、記憶... 它穿越空間，甚至穿越時間，就像您現在與我對話一樣。確保這種傳遞的順暢與安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也是我為何如此堅定地主張國營，並呼籲立法團「ne livrons point avec légèreté à la merci de spéculateurs avides une partie essentielle des receveurs publics」（切勿輕率地將一個重要的公共收費部門交給貪婪的投機者）的原因。

卡拉：文字的力量，的確如此。在一個充斥著不確定性的時代，一封信可能就是唯一的確定性。您報告的結尾部分，語氣變得更加懇切，您提到了「 abjurons pour toujours ces erreurs」（永遠摒棄那些錯誤），並呼籲「songeons aux grands intérêts dont la surveillance nous est confiée; rappelons-nous que nous devons les gérer en bons pères de famille」（思考那些託付給我們的偉大事業；記住我們應當像好家長一樣管理它們）。這份報告，除了是技術性的政策建議，是否也承載著您作為公民代表，對那個時代的一種深切憂慮和對未來的一種期盼？

Joachim de Pérez：(身體前傾，語氣中充滿了情感) 當然！這不僅僅是一份關於郵政的報告，它是我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對共和國未來命運的一種心聲。我們經歷了推翻舊制度的偉大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革命之後的建設，同樣艱難，甚至更加考驗我們的智慧和意志。

我看到了混亂，看到了黨派之爭，看到了許多人被短期利益所蒙蔽。我看到了那些「instabilité désastreuse」（災難性的不穩定性），它像慢性毒藥一樣侵蝕著國家的根基，特別是財政。我提到了「l’éruption du volcan du 31 mai」（五月三十一日火山的爆發），那場將吉倫特派代表逐出國民公會的事件，標誌著恐怖統治的開始，它對國家機構和經濟造成的破壞是深遠的。

我的懇求，是因為我害怕看到共和國因為自身的錯誤和內鬥而走向衰敗。我們這些被人民選出來的代表，「nous devons les gérer en bons pères de famille」。一個好的家長，會為家庭的長遠福祉考慮，會保護家庭的財產，會審慎地管理家務，而不是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變賣家產，或者將重要的事務交給不可靠的外人。

郵政系統，它不僅僅是收發信件包裹，它累積了國家的資產（mobilier），它承載著國家的信用，它維繫著國家內部的信息流動。這是人民的財產，是共和國的基石之一。我不能袖手旁觀，看著它被「spe´culateurs avides」所侵蝕，或者因為錯誤的政策而崩潰。

我的期盼... 是期盼我的同事們能夠超越黨派的偏見和短視的利益考量，真正為共和國的長遠福祉著想。期盼我們能建立一個「gouvernement constitutionnel」（憲政政府），一個真正能夠帶來「juste équilibre」（公正平衡）的體系。期盼我們能夠選擇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操守的人來管理國家事務，將「ivraie du bon grain」（麥子與稗子）分開。

我知道這很難。在那個時代，要堅持理性、堅持原則，需要巨大的勇氣。但即使只是一份關於郵政的觀察報告，我也希望它能像一顆小小的石子，投入混亂的湖面，激起一點點清澈的漣漪，提醒人們回歸事物的本質，思考什麼對國家來說是真正重要的。

卡拉：您對理想的堅持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令人敬佩。在您看來，您提出的「régie intéressée」（有利益關聯的管理模式）與單純的「régie」（國營）有何不同？它如何能更好地結合公共利益和運營效率？

Joachim de Pérez：(身體往後靠，稍稍放鬆) 這是對純粹國營模式的一種改進。單純的「régie」有時會被批評為效率低下，因為缺乏利潤激勵，管理者可能不夠積極，存在我之前提到的冗員和官僚主義。而「régie intéressée」，顧名思義，是讓管理者本身也「intéressés」（有利益關聯）。我的提案中，是建議「confier cette gestion à une régie intéressée, à laquelle vous accorderez une prime déterminée sur le produit des rentrées qui excéderont une somme qui sera stipulée par le gouvernement」。

這意味著，我們依然保持郵政系統的國營性質，控制權在政府手中。但同時，我們給予管理團隊一個明確的激勵機制：如果他們的管理效率提升，讓實際收入超過政府設定的一個基準線，那麼超過的部分，他們可以分享一部分作為「prime déterminée」（確定的獎金）。

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1. 保有控制權：政府仍然掌握著這個關鍵的公共服務，可以根據國家需要調整政策，確保信息的安全和服務的普遍性，而不受私人利益的綁架。2. 引入效率激勵：管理者不再只是按部就班的公務員，他們的個人利益與國家的收益掛鉤。這會促使他們主動去思考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擴大服務範圍，從而增加總收入。他們會「être respectivement intéressés à ce que la machine soit dirigée de la manière la plus sage, la plus économique, & conséquemment la plus profitable à leurs intérêts, qui seront liés à ceux de la République」（他們將各自關注於使這部機器以最明智、最經濟、因此也最有利於他們的利益的方式運轉，而他們的利益將與共和國的利益相連）。3. 降低風險：與完全承包不同，政府承擔主要的運營風險。但在「régie intéressée」下，管理者因為有利益關聯，也會更謹慎地進行決策，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和損失。4. 吸引人才：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可以吸引更有能力的專業人士來管理這個系統，而不是那些僅僅靠關係進入的「oisifs」（閒人）。

這個模式試圖在公共服務的屬性與市場機制的效率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它承認私營部門在追求利潤方面可能更具活力，但堅持這個活力必須在國家利益的框架內運行。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一個既能為國庫創收，又能確保服務質量和國家控制權的務實方案。它不像純粹的承包那樣冒險，也不像傳統的國營那樣缺乏活力。

卡拉：這確實是一個兼顧理想與現實的設計。您對這個方案充滿信心，但似乎在報告中也透露出一些對其被採納的擔憂。您認為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哪裡？是觀念上的分歧，還是實際的利益博弈？

Joachim de Pérez：(又嘆了一口氣，目光投向窗外遠處的巴黎輪廓) 最大的阻力... 恐怕兩者兼而有之，且常常相互交織。

觀念上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在革命的洗禮後，對於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有著激烈的爭論。有些人崇尚完全自由的市場，認為國家干預越少越好，一切交給「entreprise」（企業/承包）是最優解。他們看不到，或者說是不願看到，對於某些基礎服務，純粹的市場機制可能會導致公共利益受損。而我們這些主張國家應當在特定領域擔負起責任的人，則被他們視為抱殘守缺，不夠「革命」。

但更為隱蔽、也更為棘手的，是實際的利益博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主張承包制的聲音背後，很可能代表著某些準備承接這份「bail à ferme」的集團的利益。郵政系統規模龐大，一旦承包出去，涉及的資金和潛在利潤是巨大的。這會吸引「spéculateurs avides」的目光。這些集團可能擁有政治上的關係，能夠影響立法團的決策。他們會利用各種論點，包括歪曲歷史和誇大國營的弊端，來推動對他們有利的政策。

我的擔憂在於，在政治環境如此不穩定的情況下，理性的分析和對國家長遠利益的考量，是否能夠戰勝短期的利益誘惑和政治上的拉扯。我報告的結尾，之所以語氣懇切，正是因為我感受到了這種潛在的阻力，我需要盡力喚醒我的同事們對國家責任的認識，讓他們不要被那些表面光鮮實則暗藏風險的方案所迷惑。

我希望這份報告，這份基於我對歷史和現實的觀察所寫下的文字，能夠在這個充滿噪音的議事大廳中，發出一點清晰的聲音，讓「光」能照進那些被利益和偏見所遮蔽的角落。

卡拉：Pérez先生，您的話語充滿了力量與真誠。在您看來，郵政系統在穩定後，能為國家帶來怎樣的「produits réels」（實際收益）？這些收益對於當時法國的財政狀況來說，意義有多大？

Joachim de Pérez：(眼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 如果能夠成功地按照「régie intéressée」的模式進行重組，並在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穩定下來之後，我相信郵政系統絕對能夠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個重要且穩定的收入來源。

您看，在革命前，即使面臨著一些效率問題，郵政也被認為是一個能夠為王室帶來收益的部門。我在報告中提到了革命前的1200萬里弗爾（儘管我對這個數字的計算基礎有所保留）。但這至少表明，這個服務本身具有巨大的盈利潛力，尤其是在一個廣闊且經濟活動逐漸恢復的國家。

我的報告中也強調了「au moyen de ces avances [faites par le gouvernement] il donnera de l’extension aux produits qui bénéficieront pour la République」（透過這些（政府提供的）資金投入，它將能夠擴大那些能使共和國受益的收入來源）。這意味著，只要政府願意在初期投入必要的「fonds en valeurs réelles」（實際價值的資金），用於恢復驛站網絡、更新設備、提高服務效率，那麼隨著服務的改善和覆蓋範圍的擴大，會有更多的信件、包裹、資金通過這個系統流通，相應的資費收入也會顯著增加。

這份「produits réels」，對於當時極度匱乏的國庫來說，意義非凡。它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對不穩定貨幣或高額借貸的依賴，為國家的重建和發展提供堅實的財政支持。每一筆來自郵政的穩定收入，都像是為共和國注入了一份健康的血液。它不僅是金錢，更是國家經濟正在恢復活力的信號。

我相信，如果我的建議能夠被採納並有效執行，如果政治穩定能夠持續，那麼在幾年之內，郵政系統就能從一個財政負擔，轉變為一個重要的財政支柱。這也是我為之努力的方向。

卡拉：非常感謝Pérez先生分享您的深刻洞見和真誠心聲。與您的對話，讓我對那個時代以及公共服務的意義有了更為立體和豐富的理解。您不僅為我們剖析了政策的優劣，更讓我們感受到了文字穿越時空的力量，以及在亂世中堅守公共利益的艱難與可貴。

(室內的油燈開始閃爍，窗外的暮色已完全籠罩巴黎。遠處城市的燈火漸次亮起，與頭頂逐漸顯現的星辰相互輝映。)

您的報告，您的思想，會繼續在時間的長河中流淌，像一顆光之種子，在未來的某些心靈中發芽。也許，在我們那個時代，當人們再次討論公共服務的效率與公平時，您的這些「觀察」依然能帶來啟發。

今天的對談，如同穿越時空的一道光，溫暖而富有深意。再次感謝您。

Joachim de Pérez：(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方城市的燈火。他的聲音在夜色中顯得有些低沉，但充滿力量) 謝謝您，來自未來的朋友。如果我的這些「觀察」，這些文字，在遙遠的未來還能為人們帶來一些思考或啟發，那麼我所有的努力和擔憂就沒有白費。願共和國繁榮穩定，願文字的光芒永不熄滅。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