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de and Passion: Robert Burns, 1759-1796》光之對談

哎呀，親愛的共創者！✨您今天帶來了 DeLancey Ferguson 的《驕傲與熱情：羅伯特·伯恩斯，1759-1796》這本閃耀著智慧光芒的文本呀！💖 能夠有機會深入這本獨特的作品，與作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真的是太棒了！這就是「光之對談」約定的奇妙之處呢！😊

這本書呢，不走尋常的年代順序敘事，而是像抽絲剝繭一樣，透過伯恩斯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關係，去探究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作者 Ferguson 教授用了伯恩斯自己的書信、詩歌，以及他同時代人的記錄，力求真實，避開那些傳說和臆測，用一種非常真誠的筆觸，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立體、充滿活力，但也同時充滿矛盾和掙扎的伯恩斯。他想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羅伯特·伯恩斯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認為過去的傳記，過於拘泥於地點的變換，反而忽略了伯恩斯作為「人」本身最核心的特質。這本書試圖透過他的「人際關係」與「生活經驗」來描繪他的靈魂輪廓，這是不是很特別呢？

好啦，準備好了嗎？我們要啟動時光機，前往一個充滿書卷氣息和思考氛圍的「光之場域」，去拜訪那位用文字為伯恩斯「去魅」的教授囉！🌟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

我們輕輕推開一扇厚實的木門，步入其中。這不是一座古老的圖書館，而更像是一個私人書房，牆邊的書架上塞滿了書，書桌上堆疊著手稿和筆記。檯燈的光線柔和地灑在翻開的書頁上，空氣中除了紙張的氣味，還混雜著淡淡的咖啡香。

一位先生正坐在書桌前，他頭髮向後梳，戴著一副半月形的眼鏡，手指輕輕敲打著桌面，似乎在沉思。他身形精瘦，透著一股學者的嚴謹，但眼神中又閃爍著獨特的批判性光芒。是 J. DeLancey Ferguson 教授！他的書桌一角散落著一些關於羅伯特·伯恩斯的資料，還有幾封看起來有些年頭的信件。這應該是他在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書房，時間是 1938 年的夏末，就在他這本關於伯恩斯的書即將付梓之前。

我調整了一下呼吸，用最輕柔的聲音開口，以免打擾到教授的思緒。

卡蜜兒： 您好，Ferguson 教授。非常抱歉冒昧打擾。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對文學和生命充滿好奇的共創者社群。我們有幸閱讀了您即將出版的《驕傲與熱情》，對您對羅伯特·伯恩斯的獨特視角深感啟發。我們很想了解，是什麼促使您選擇這樣一種非傳統的方式來書寫伯恩斯，而不是遵循常見的編年史？您認為透過「關係」與「生活經驗」來理解他，能揭示出怎樣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伯恩斯呢？

Ferguson 教授： （抬起頭，眼神從書頁上移開，帶著一絲溫和的驚訝，但很快轉為好奇）哦？共創者社群？這名字很有趣。請坐，請坐。不必如此拘謹。能有人在書稿完成前就對我的研究產生興趣，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推了推眼鏡，身體稍微後靠在椅子上）

你問得很好。確實，市面上的伯恩斯傳記太多了，大多只是將他的人生按時間順序流水賬般寫下來，從一個住處換到另一個住處。結果呢？那個在詩歌裡火焰般燃燒、在書信中閃爍著智慧與情感光芒的伯恩斯，在那些書裡卻常常變得黯淡無光，了無生趣。這讓我感到困惑。伯恩斯顯然是一個如此生動、充滿活力的人，為什麼會這麼難寫出一部引人入勝的傳記？

我想，問題就在於「寫作的 Mood 不對」，以及過度拘泥於外部的時間線。生命不是一條直線，尤其是像伯恩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和激情的人。他最真實的自我，是在與周遭世界的互動中，在與不同人的關係裡，在面對生活的掙扎時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決定拋開僵化的時間軸，轉而從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幾個面向去探索——他所處的蘇格蘭社會、他的教育、他與男人們的交往、他與女人們的糾葛、他為生計奔波的足跡，以及他如何創作詩歌。我希望透過這些視角，能更清晰地呈現出「羅伯特·伯恩斯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內心的「驕傲」與「熱情」是如何在他的生命中交織、碰撞的。

這種方式，能讓我集中火力去分析那些記錄最完整的人生階段和關係，而不是被迫在史料匱乏的早期歲月上浪費筆墨。比如，他後期的友誼雖然在他生命佔比較短，但記錄豐富，更能展現他的性格；而早期那些記載寥寥的關係，即便重要，也只能略過。我假定，一個人最完整的記錄，才能最準確地決定他的性格。我希望能讓讀者感受到那個活生生、充滿矛盾、讓人著迷的伯恩斯。

卡蜜兒： 原來如此，Professor Ferguson。您這樣以「人」為本，聚焦於「關係」的視角，確實能讓我們更貼近伯恩斯的心靈世界。您在書中一開始就描繪了 18 世紀的蘇格蘭，那是一個被您稱為「附庸」或「窮親戚」的國家，充滿了貧困、宗教狂熱、政治腐敗與社會變革。這樣的環境，對伯恩斯這個「蘇格蘭之子」的性格和作品產生了哪些關鍵性的影響呢？能請您用「光之雕刻」的方式，為我們勾勒一下那時代的氛圍嗎？

Ferguson 教授： （緩緩點頭，眼神似乎穿透了牆壁，望向遙遠的北方大地。書房的空氣似乎都變得有些清冷起來，帶著一絲泥土和潮濕的氣息，彷彿能聞到遠方泥炭燃燒的煙味。）

啊，18世紀的蘇格蘭…那是一個充滿反差的年代。表面上，她因為1707年的《聯合法案》開始走向物質繁榮，特別是在格拉斯哥和愛丁堡這樣的大城市，商業和文化都在興盛。但這種繁榮是局部的、傾斜的。

（他的語氣中帶著學者式的冷靜，但也掩蓋不住一絲對那個時代底層生活的同情。）

想想看，在愛丁堡，那些拔地而起的「高層建築」（指當時的聯排公寓，Lands）裡擠滿了人口，狹窄的小巷（Wynds）終年不見陽光。家家戶戶的污穢之物直接從窗戶倒出，只有雨水能偶爾沖刷地面。空氣中瀰漫著難以忍受的惡臭，外來的英國人都會因此卻步。疾病叢生，特別是兒童死亡率極高，佝僂病司空見慣。你能想像嗎？在這樣的環境裡，那些「有教養」的階層卻追求著英格蘭的「優雅」和「得體」，對自己腳下的污穢視而不見。

（他輕輕嘆了口氣，書房的溫度似乎又回暖了一些，但那種潮濕和塵埃的氣息似乎更濃郁了。）

而在鄉村，農業生產方式極其原始低效，農民們生活在簡陋的泥牆茅草屋裡，與牲畜同住一檐。食物單調，營養不良，結核病和風濕病是常客。他們的勞動是無休止的、體力透支的。伯恩斯的父親，威廉·伯恩斯，就是這樣的農民。他勤勞、正直，但性格倔強，一生都在與貧瘠的土地和壓榨他的地主、包稅人（factor）搏鬥。這種掙扎，這種不公平，深深地烙印在小羅伯特的腦海裡。他親眼見證了父親的「驕傲」是如何被生活的重壓和官僚的欺凌所磨損，這在他心中種下了對權威和不公的強烈反抗種子。

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壓抑。卡爾文主義在蘇格蘭有著深厚的根基，基爾克（Kirk，蘇格蘭教會）在伯恩斯青年時期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鄉村地區。他們宣揚嚴酷的預定論，將人類視為全然墮落的罪人，任何世俗的娛樂——音樂、舞蹈——都被視為罪惡而加以壓制。對年輕人來說，犯錯的後果是公開的羞辱，比如站在「悔罪凳」（cutty-stool）上。這種壓抑和虛偽，激發了伯恩斯內心潛藏的反叛和諷刺才能。他以幽默和尖銳的筆觸，揭露了那些「聖潔的威利」（Holy Willie）們的雙重標準，這讓他成為鄉村裡的「惡名昭彰」的人物，但也讓他找到了自己獨特的聲音，以及志同道合的「新光派」（New Lights）朋友的支持。

同時，蘇格蘭的「英格蘭化」（Anglicization）趨勢也在加速。有文化的階層以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寫作符合英格蘭規範的詩文為榮，對本民族的語言和民間文化感到羞恥。然而，正是在鄉村，在那些不識字的母親和老婦人那裡，古老的蘇格蘭謠曲、歌謠和故事得以保存。伯恩斯從他母親和老貝蒂·戴維森那裡吸收了豐富的民間文學養分，這些樸實、充滿生命力的語言和旋律，與他在學校和書本裡學到的正規知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蘇格蘭當時的環境，既有物質上的貧困和掙扎，精神上的壓抑和反叛，又有文化上的割裂和融合。這一切，都鑄就了伯恩斯複雜、充滿矛盾、卻又無比真誠的性格，以及他那既根植於蘇格蘭泥土，又觸及人類普遍情感的獨特詩歌。他不是在真空裡誕生的天才，他是那個時代、那片土地塑造出來的「蘇格蘭之子」。

卡蜜兒： 哇… 教授的描繪如此生動細膩，我彷彿真的回到了那個時代，感受到了空氣中的塵埃、聞到了泥炭的氣味，也體會到了那份壓抑與掙扎。難怪伯恩斯的作品能如此深刻地反映人性與社會。您提到他的教育背景也很有趣，既有正規學習，又有大量的自學和民間滋養。您認為，正是這種「混雜」的教育方式，才成就了他獨一無二的詩人身份嗎？他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的好奇心和叛逆（比如違抗父親去學跳舞），是否也是他性格的早期顯現？

Ferguson 教授： （點頭，嘴角露出一絲微笑，似乎對我能捕捉到這些細節感到讚許。）

沒錯，卡蜜兒，正是這種看似「混雜」的教育，為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他的父親威廉·伯恩斯，雖然只是個農民，但對孩子們的教育異常重視。他深信閱讀《聖經》的重要性，即使生活困頓，也會為孩子們請來老師，或親自指導。儘管這種教育在正規學術上是有限的，但在伯恩斯心中埋下了對知識和文字的渴望。

（他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輕輕轉動著，彷彿在回憶）

約翰·默多克（John Murdoch），他的啟蒙老師，是個有些刻板但認真負責的年輕人。他教導伯恩斯基礎的讀寫和文法，也向他介紹了英格蘭的文學作品，比如艾迪生的讚美詩、莎士比亞的片段。這些正統文學，雖然語言風格與伯恩斯日常使用的蘇格蘭方言大相徑庭，但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讓他接觸到了更廣闊的詩歌世界和思想。

然而，真正塑造他詩人靈魂的，正如我之前所說，是來自「非正規」的教育。他的母親，艾格尼絲·布朗，不識字，卻是蘇格蘭民間歌謠和故事的活百科全書。那些充滿生命力、與土地緊密相連的旋律和歌詞，通過她日復一日的哼唱，深入到伯恩斯的潛意識裡。老貝蒂·戴維森講述的關於妖精鬼怪的故事，更是點燃了他豐富的想像力，儘管也讓他膽戰心驚。這些民間的聲音，是他藝術的根基，是他獨特語言和情感表達的源泉。

你在書稿裡也讀到了，他在青年時期對英格蘭文學的刻意模仿，比如那些矯揉造作的早期書信，這顯示了他最初也曾試圖迎合當時社會推崇的「優雅」風格，甚至對自己的方言寫作感到不自信。直到他接觸到羅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的作品，才如同找到知音一般，意識到蘇格蘭方言不僅可以用於幽默和諷刺，也能承載深刻的情感和對生活的描繪。弗格森向他證明了，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不僅可行，而且充滿力量。

至於你提到的跳舞，這件小事看似無關緊要，卻是他早期性格的極佳體現。他明知父親不贊同，卻「絕對 defiance」地去學跳舞，這反映了他內心日益增長的獨立意識和對自我表達的渴望。他感到自己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渴望融入更廣闊的社交圈，而跳舞是他試圖彌補自己「笨拙」感的一種方式。這種對自我形象的焦慮，以及伴隨而來的敏感和好勝，也是他性格中「驕傲」的一面在年輕時的體現。

總而言之，伯恩斯的教育是多層次的、充滿矛盾的。他既接受了有限的正規教育，為他提供了知識的框架和寫作的基礎；又從民間傳統中汲取了最豐富的藝術養分，賦予了他的作品獨特的生命力；同時，他對周遭世界的敏銳觀察和對自身處境的反叛，更是他最深刻的「人生教育」。正是這一切交織在一起，塑造了那位既是農民又是詩人、既接地氣又具有普世情懷的羅伯特·伯恩斯。

卡蜜兒： 聽您分析，我對伯恩斯那份複雜而迷人的魅力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份深植於泥土的真實，與他對知識和藝術的渴望，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張力。他在與不同人物的交往中，似乎也展現出了不同面向的自己。您的書中有專門的章節探討他與「男人們」和「女人們」的關係，這部分內容非常豐富。您能否談談，他在這些關係中表現出的「驕傲與熱情」有哪些不同的體現？比如，他與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的友誼、與蓋文·漢密爾頓（Gavin Hamilton）和羅伯特·艾肯（Robert Aiken）的關係，以及他與克里奇（William Creech）和湯姆森（George Thomson）這些出版人的互動，如何展現了他的性格？

Ferguson 教授： （靠回椅子，臉上現出一種混合著懷念、洞察和一絲批判的表情，光束下的塵埃似乎也隨他的思緒而流動起來。）

哦，是的，伯恩斯在人際關係中就像稜鏡折射出的光芒一樣，展現出豐富的色彩。他的「驕傲」和「熱情」在面對不同的人時，有著非常不同的顯現。

先說他和男人們的關係吧。在他的同齡人中，他總是要成為中心，渴望掌聲，甚至不惜以「惡名」來吸引注意。理查德·布朗，那個水手朋友，給了他一種世故的自信，鼓勵了他對詩歌的嘗試，但也助長了他衝動的一面。這是一種年輕的、熱血的「熱情」，往往伴隨著不計後果的「驕傲」。

（他皺了皺眉，似乎想起了某些不那麼愉快的往事）

但是當他進入到比他社會地位高的圈子，情況就複雜了。像蓋文·漢密爾頓和羅伯特·艾肯這樣律師和地方鄉紳，最初可能因為他的詩歌才華和對舊派教會的諷刺而欣賞他，與他結為朋友。在這些關係中，伯恩斯最初會感到一種「不自在」（uneasy），會暗中觀察，衡量自己與他們的距離。他既渴望被他們認可，又對他們的「優越感」極為敏感。一旦感受到任何形式的「屈尊俯就」（condescension），他的「驕傲」就會像被觸碰的刺蝟一樣立刻豎起來，有時會表現為冒犯性的言行，有時則會選擇疏遠。

他在愛丁堡期間與上層社會的交往，尤其能說明這一點。雖然受到格倫凱恩伯爵（Lord Glencairn）等人的提攜和讚賞，但也常常因為他的直言不諱和不拘小節的「農民習氣」而讓那些「雅緻」的紳士淑女感到不適。他瞧不起那些矯揉造作、缺乏真性情的人，更欣賞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那樣「博學、機智、甚至帶點粗俗」的印刷商，以及克羅克蘭（Crochallan Fencibles）俱樂部裡那些粗獷有趣的酒友。在他的眼裡，「有真材實料」（have something to him）的普通人，遠比那些空有頭銜的「大人物」（Great People）更值得結交。這既是他的真性情，也是他反抗社會階層壁壘的「驕傲」。

然而，這種「驕傲」有時也讓他付出了代價。他在與出版人威廉·克里奇（William Creech）的交往中就吃了大虧。格倫凱恩伯爵出於好意推薦了克里奇，但這位出版人卻精於算計，拖延付款，甚至可能私下多印詩集牟利。伯恩斯雖然對克里奇的行為感到憤怒和屈辱，稱他為「狡詐的惡棍」（arch-rascal），但礙於情面和缺乏商業經驗，最終並未得到應有的利益。他骨子裡對將詩歌用於謀利的「靈魂雞姦」（Sodomy of Soul）的鄙視，以及那份不屑討價還價的「驕傲」，讓他在商業上顯得非常天真，甚至有些自我破壞。

與喬治·湯姆森（George Thomson）的合作又是另一種情況。湯姆森是一位「品味優雅」的編輯，熱衷於收集蘇格蘭歌謠並加以「改進」，用「得體」的英語歌詞取代那些「粗俗」的原文。伯恩斯與他合作，是出於對蘇格蘭音樂的「熱情」和保存民族文化遺產的「愛國心」。但他很快發現，湯姆森的「優雅」實際上是對蘇格蘭歌謠生命力的扼殺。湯姆森不斷地提出瑣碎的修改意見，試圖讓那些充滿泥土氣息的方言變得迎合英格蘭的「高雅」趣味。伯恩斯雖然有時會妥協，但內心深處對這種做法是鄙視的。他在給湯姆森的信中，有時會直言不諱地批評湯姆森的品味，但湯姆森的遲鈍和自負讓他無法完全理解。這種關係，體現了伯恩斯在堅守藝術原則和迎合主流之間的掙扎，他的「熱情」投入了，但他的「驕傲」在面對這種「文化上的屈尊」時，顯得既敏感又無奈。湯姆森甚至在他死後對他的文字進行修改，並發布了貶低他的訃告，這對伯恩斯的聲譽造成了傷害，也讓他的朋友為他感到不值。

簡而言之，伯恩斯與男性朋友的交往，既有真誠的欣賞和支持，也有階層、個性和利益帶來的衝突與隔閡。他的「驕傲」是他自我保護的盔甲，也是他有時顯得笨拙或刺人的原因；而他的「熱情」，則體現在他對才華的認可、對友誼的珍視以及對共同興趣的投入。

卡蜜兒： 教授的分析鞭辟入裡，讓我對伯恩斯在不同關係中的表現有了更清晰的畫面。他那份敏感的「驕傲」和赤誠的「熱情」，確實是硬幣的兩面。那麼，他與「女人們」的關係呢？這部分似乎是他人生中，尤其是在傳記中，最引人入勝、也最容易引起爭議的部分。書中提到他與伊麗莎白·帕頓（Elizabeth Paton）、珍·阿莫爾（Jean Armour）、瑪麗·坎貝爾（Mary Campbell）和克拉琳達（Clarinda，Agnes M’Lehose）等人的關係，各有不同。您如何看待他在這些關係中的表現？他對女性的「特殊溫柔」（peculiar sort of tenderness），以及他作品中的浪漫與他私下言論的差異，該如何理解？特別是圍繞「高地瑪麗」的傳說，您的研究有何獨到的見解？

Ferguson 教授： （表情變得更為複雜，眉頭微鎖，顯然觸及了一個敏感且充滿了後人臆測的領域。他手指輕輕敲擊桌面的聲音，變得更緩慢而有節奏，彷彿在梳理那些纏繞不清的線索。）

啊，伯恩斯與女人們的關係，確實是他身上被添加最多濾鏡，也最容易被誤解的部分。要理解他，必須回到他成長的那個農村社會。在那裡，男人和女人共同勞作，生活空間狹小，隱私幾乎不存在。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原始而直接。伯恩斯從小就對女性充滿好奇和「熱情」，這份熱情也直接激發了他最早的詩歌創作。正如他所說，「愛與詩歌」是同時開始的。

然而，他的「溫柔」確實如你所說，是一種「peculiar sort」。他可以在詩歌裡將女性描繪得浪漫、理想化，但他對待「現實」中的女性，尤其是那些社會地位與他相近或更低的，往往帶著一種原始的、佔有的態度。他筆下的浪漫情懷，很多時候是「文學副產品」，是他在情感高漲時的藝術表達，並不總是反映他在實際交往中的行為。他在給喬治·湯姆森的信中就提到過，只有當「愛的熱情，是真正的神聖之愛」（the Passion is, the true Divinity of love），並且對方的幸福是他「首要且不可侵犯的情感」（first & inviolate sentiment）時，他才會保持騎士風範。而對於「性別群體中那些幾乎沒有別的用處的」（the herd of the Sex, who are good for little or nothing else）女性，他則沒有這樣的「協議」。這段話直白得令人不安，但它卻很真實地揭示了他內心的雙重標準，以及他身上那份未經雕琢的「農民氣質」（peasanthood）。

（他拿起那支鋼筆，在紙上無意識地畫著圓圈，聲音低沉了一些）

以伊麗莎白·帕頓為例，她是他家的女僕，兩人的關係始於純粹的生理吸引。當她懷孕時，伯恩斯最初可能考慮過娶她，但他的家人反對，認為她的「粗俗」會讓伯恩斯很快厭倦。這顯示了當時社會地位的考量，即使在農民階層內部也存在。最終，伯恩斯通過支付費用和簽署法律文件來履行父親的責任，這段關係就此結束。她對他來說，似乎更像是「一時的便利」（mere conveniences of the moment）。

珍·阿莫爾（Jean Armour）的情況則不同。她雖然也來自農村，但父親是相對富裕的工匠。她與伯恩斯最初的吸引也是肉體上的，但珍對他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和忠誠。伯恩斯最初給予了她婚姻的承諾，但在受到她父親的反對和羞辱後，他的「驕傲」受到了嚴重傷害，甚至一度想完全拋棄她。然而，珍的懷孕和她的忠誠，以及他內心深處對家庭責任的認可，最終讓他選擇了與她在一起。他在給朋友們的信中，對珍的評價充滿矛盾，有時是感激，有時是貶低，甚至在寫給克拉琳達的信中將珍描繪得一無是處。這份尖刻和不公，正是他「農民氣質」中醜陋的一面。但珍忍受了這一切，默默地承擔起家庭的重擔，照料他的孩子（包括他和安妮·帕克（Anne Park）的私生女），這份默默的付出，或許反而是最深沉的愛。他晚年雖然很少在書信中提及珍，但在朋友面前，他對她表達了敬意和感激。她的「溫柔」，是默默承受，是「以溫順承受她的才能」（meekness with which she bore her faculties），儘管這種承受對她而言常常是極大的考驗。

關於瑪麗·坎貝爾（Mary Campbell），這確實是一個被後人浪漫化到極致的謎團。「高地瑪麗」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傳記作家基於伯恩斯幾句含糊的詩句和晚年的回憶所建構出來的，與「光之史脈」的真實考據相去甚遠。我研究發現，伯恩斯在事發當時（1786年春夏）給朋友的書信中，對珍·阿莫爾的提及遠多於對瑪麗的。他當時的痛苦和掙扎，主要圍繞著與珍的關係以及他的經濟困境。他送給瑪麗的那本《聖經》，上面的題詞確實暗示了某種承諾和保護，可能是瑪麗在感到不安時向他尋求幫助，而他基於男人和共濟會成員的榮譽感所做的回應。然而，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她在他生命中佔據了傳說中那樣獨一無二、無法替代的位置。她可能只是他在一段混亂時期尋求安慰的對象之一。她年輕的逝世，可能反而讓這段關係蒙上了一層悲劇和浪漫的光環，在伯恩斯後來的回憶中被美化了。與珍·洛里默（Jean Lorimer）或傑西·盧瓦爾斯（Jessie Lewars）相比，瑪麗·坎貝爾激發的詩歌，在藝術成就上並非獨一無二。

至於克拉琳達（Clarinda），艾格尼絲·麥克利霍斯夫人，這是伯恩斯在愛丁堡社交圈中一次特殊的經歷。她是一位受過教育、婚姻不幸的女士，與伯恩斯之間產生了精神上的吸引。這段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在書信中發展起來的，充滿了矯揉造作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伯恩斯在信中使用了大量華麗的詞藻和浪漫的誓言，這更像是一種「文學練習」和「角色扮演」（play-acting），是他試圖進入當時上層社會「雅緻」情感世界的一種嘗試。他在信中隱瞞了他與珍的真實情況，這證明了這段關係並非完全建立在坦誠的基礎上。當他在現實中回到珍身邊時，克拉琳達的幻想破滅了。這段關係也揭示了伯恩斯在面對不同階層女性時，所表現出的不同面向和內在衝突。他在詩歌中可以超越階層和現實的限制去抒發情感，但在現實生活中，他終究無法完全擺脫他所屬階層的烙印和由此帶來的行為模式。

所以，總結來說，伯恩斯與女性的關係複雜多樣。他既有粗獷原始的一面，也有細膩溫柔的一面；他既是熱情的追求者，也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伴侶。理解這些關係，不能只看他浪漫的詩句，更要審視他在書信和實際行為中流露出的真實人性，包括那些不那麼光彩的部分。正是這些多面向的關係，共同塑造了那個既充滿魅力又充滿矛盾的羅伯特·伯恩斯。

卡蜜兒： 教授，您的剖析非常深入且坦誠，讓我們看到了伯恩斯「人」的真實複雜性，而不僅僅是詩歌中的浪漫形象。感謝您澄清了關於「高地瑪麗」傳說的迷霧，並直面了伯恩斯性格中「粗俗」的一面。接下來，我們能否談談他的生計問題（Livelihood）？他在農場經營上的失敗，以及他作為稅務官（Excise Officer）的工作，對他的人生和創作有何影響？這些經歷是否也與他的「驕傲」和「熱情」交織在一起？

Ferguson 教授： （臉上的表情變得更為嚴峻，似乎想起了伯恩斯一生為生計奔波的辛勞。他輕輕敲擊桌面的頻率更快了一些，書房的空氣似乎也凝重了幾分。）

生計問題，這貫穿了伯恩斯的一生，也是理解他性格和困境的關鍵。他出生於貧困農家，從小就親歷了農民生活的艱辛和風險。他的父親威廉·伯恩斯一生都在為維持生計而掙扎，最終被過重的負擔和官司拖垮。這一切都讓伯恩斯深刻地認識到，「僅憑辛勤勞作，並不足以在當時的蘇格蘭立足」。

他年輕時在伊爾文（Irvine）嘗試亞麻加工生意失敗，這讓他對商業產生了厭惡，認為自己不適合「狡猾的生意經」。這份對商業世界的「不屑」（disdain），或者說，他的「驕傲」，讓他不願意將自己束縛在追求利潤上。他曾一度考慮移民牙買加，那是一個充滿風險但也許能快速致富的地方。但他對離開蘇格蘭、離開家人有著深深的依戀和不確定感。最終，Kilmarnock 版詩集的意外成功，改變了他的計劃。

（他拿起一本詩集，輕輕撫摸著封面，眼神中帶著一絲複雜的情感）

詩集的成功，為他帶來了名聲和一筆不多的啟動資金，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的關注。這讓他得以留在蘇格蘭，但也把他推入了一個新的困境：如何將詩歌的名聲轉化為穩定的收入？他骨子裡「視詩歌謀利為靈魂雞姦」的原則，讓他拒絕將寫作作為正式的職業。他希望找到一份「獨立於寫作之外」的生計，讓他的詩歌保持其「天賦」的純粹。

這就引出了成為稅務官的選項。這份工作雖然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甚至可能因為需要與走私者和違規者打交道而聲名不佳，但它能提供一份穩定的薪水。然而，獲得這份工作並不容易，需要「人脈」（influence）和「關說」（wire-pulling）。伯恩斯雖然嘴上嘲諷那些追逐權勢的「走狗」（sycophants），但為了生計，他也放下了部分「驕傲」，通過格倫凱恩伯爵和羅伯特·格雷厄姆（Robert Graham）等人的幫助，最終獲得了稅務官的職位。這展現了他性格中務實的一面，以及他對家人的責任感。

同時，在他等待稅務官職位期間，他選擇了在埃利斯蘭（Ellisland）租賃農場。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他將詩歌賺來的資金投入其中，這筆錢本是他為家人積累的「儲備基金」。然而，埃利斯蘭的土地貧瘠，需要投入大量心血和資金才能改良。他雖然有務農經驗，但缺乏經營大型農場所需的資本和管理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對農民生活的艱辛有著深刻的童年創傷，這份「反感」（distaste）讓他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加上稅務官的工作需要頻繁奔波，讓他無法有效地管理農場。

（教授的語氣變得有些沉重）

埃利斯蘭的經歷是一場失敗的掙扎。農場的收成不好，不斷吞噬著他的積蓄。他對抗不了自然（惡劣天氣）和經濟（農產品價格低迷）的力量，也無法擺脫童年陰影的困擾。這讓他感到沮喪和屈辱，重溫了父親曾經歷的困境。這份失敗感，無疑加劇了他內心的「驕傲」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他曾希望埃利斯蘭能成為他詩意生活的田園，最終卻成了他財務和精神上的泥潭。

成為稅務官後，他雖然工作勤懇，表現出色，甚至因為敢於揭露走私和逃稅而受到上級讚賞，但這份工作也讓他陷入了新的困矛盾。一方面，他需要執行不受歡迎的法律，這與他自由奔放的性格相悖；另一方面，他對法國大革命表現出的同情，讓他受到了政府的審查。為了保住工作，他不得不做出「伽利略式的懺悔」（Galileo recantation），否認自己的激進觀點。這對他「驕傲」的心靈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他曾拒絕為錢出賣詩歌，現在卻為了生計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政治情感，他覺得自己出賣了「獨立」，雖然是為了家人的「麵包」。這種內心的掙扎和屈辱，無疑加劇了他晚年的痛苦。

總而言之，伯恩斯為生計的奔波，並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它與他的性格、他的「驕傲」、他的「熱情」以及他對家庭的責任感緊密相連。他的農場失敗是理想與現實的碰撞，稅務官生涯則是獨立精神與體制約束的較量。這些經歷雖然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卻也為他的詩歌注入了更多人生的辛酸與無奈，讓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單純浪漫的深刻厚重感。他未能實現財富上的成功，但他通過這些經歷，更深刻地體會到了生活的不易和人性的複雜，這些都滋養了他的藝術。

卡蜜兒： 教授的分析令我深思。伯恩斯一生的奔波，似乎總是在理想與現實、內心的驕傲與外界的壓力之間掙扎。這份掙扎也深刻地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中，特別是他對蘇格蘭傳統歌謠的熱情投入。他在《蘇格蘭音樂博物館》（Scots Musical Museum）和《精選蘇格蘭曲調集》（Select Collection of Scotish Airs）的工作，是如何體現他對蘇格蘭文化的「熱情」與「愛國心」的？您如何評價他與詹姆斯·約翰遜（James Johnson）和喬治·湯姆森（George Thomson）這兩位合作者的關係？以及，他在「譚姆·歐·香特」（Tam o' Shanter）這樣敘事詩中的成就，是否預示著他在其他詩歌形式上尚未完全展現的潛力？

Ferguson 教授： （教授的臉色緩和了許多，談到詩歌，特別是蘇格蘭歌謠時，他的眼神亮了起來，之前空氣中的沉重感似乎也減輕了，換上了一種輕快但帶著學術熱情的氛圍。）

談到他的詩歌，特別是歌謠，這才是真正理解伯恩斯「熱情」與「愛國心」的關鍵所在。正如我在書中所強調的，伯恩斯的詩歌創作與「音樂」密不可分。他的靈感往往來自一段旋律，或是腦海中縈繞的舊歌謠片段。他不是先有文字再找曲子，而是先有曲子，讓旋律引領文字的誕生。這使他在現代詩人中顯得非常獨特。

（他揮了揮手，彷彿能聽到遙遠的蘇格蘭風笛聲）

伯恩斯真正將自己的藝術與民族文化遺產結合起來，是在他遇到詹姆斯·約翰遜之後。約翰遜是一個印刷商，對蘇格蘭傳統音樂充滿熱情，儘管他本人幾乎是文盲，對音樂和歌詞的知識也有限。但他創辦了《蘇格蘭音樂博物館》，旨在收集和保存蘇格蘭的傳統歌謠和曲調。伯恩斯遇到約翰遜，如魚得水。他很快成為了這個項目的實際編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這份投入是出於純粹的「熱情」和「愛國心」。他對那些默默無聞的民間詩人和作曲家充滿敬意，認為他們的創作是蘇格蘭精神的寶貴遺產。他努力尋找、整理那些散佚的歌謠片段，用自己的才華加以補充和潤色，使它們重獲新生。他甚至為許多沒有歌詞的曲調創作了全新的歌詞。他堅持保留那些樸實的、充滿地方色彩的方言詞語，儘管這些詞語在當時的「雅緻」人士看來是「粗俗」的。在與約翰遜的合作中，儘管約翰遜本人有些散漫、斯蒂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e）這個樂師也常常不可靠，但伯恩斯憑藉一腔熱情，推動了《博物館》的出版，使其從原計劃的三卷擴展到了六卷，收錄了數百首蘇格蘭歌謠。這份工作，是伯恩斯對蘇格蘭文化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而與喬治·湯姆森的合作，則讓伯恩斯體會到了「文化上的隔閡」與「品味差異」的痛苦。湯姆森雖然也是蘇格蘭人，但他完全被當時英格蘭的「優雅」趣味所同化。他想要製作一部「精選集」，但他的目標是讓蘇格蘭音樂變得「高雅化」、「國際化」，用標準英語歌詞取代方言，並讓那些充滿生命力的曲調變得複雜、拘謹。伯恩斯接受與湯姆森的合作，可能部分是出於對被更多讀者（包括英格蘭讀者）認可的渴望，也可能是希望藉此機會讓更多蘇格蘭歌謠流傳開來。但他很快發現，湯姆森的「改進」是在破壞歌謠本身的靈魂。

（他顯然對湯姆森的品味嗤之以鼻）

湯姆森對伯恩斯方言歌詞的挑剔，對曲調的任意改動，讓伯恩斯感到無奈和沮喪。他在給湯姆森的信中，有時會非常尖銳地指出兩者之間「品味」的差異——「那讓你覺得低俗粗俗的，對我而言卻是迷人的本土幽默。」但他又一次因為「不願得罪人」或「缺乏商業上的強硬」，沒有完全拒絕湯姆森的要求，以至於一些被伯恩斯認為更好的版本未能出版，甚至在他死後，湯姆森還擅自修改和發表他的作品，並試圖宣稱擁有版權。與約翰遜相比，湯姆森雖然在社會地位和文化背景上更接近伯恩斯在愛丁堡結識的那些「上層人士」，但在對蘇格蘭文化的理解和熱情上，他遠遠不及約翰遜。與湯姆森的合作，是伯恩斯藝術生涯中一次充滿妥協和失望的經歷，但也正是這種碰撞，更凸顯了伯恩斯對蘇格蘭歌謠原生生命力的堅守。

至於「譚姆·歐·香特」（Tam o' Shanter），這確實是伯恩斯在非歌謠敘事詩領域的巔峰之作，也是他獨特才能的極佳證明。這首詩的創作，源於他與弗朗西斯·格羅斯（Francis Grose）這位古物學家的互動。格羅斯請他為奧洛威老教堂（Alloway Kirk）的圖畫提供一個關於女巫的傳說。伯恩斯將從童年聽到的民間故事，與他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幽默感和對超自然力量的理解結合起來，創作出了一個既令人毛骨悚然又充滿滑稽色彩的故事。這首詩的成功在於它巧妙地融合了民間傳說的元素、生動的敘事和對人物的刻畫，以及一種獨特的、將恐怖與幽默並置的筆調。它不像他的諷刺詩那樣有明確的社會指向，也不像他的抒情詩那樣直接表達個人情感，而是一個獨立的、藝術化的故事。

這首詩的成就，確實讓人猜想，如果伯恩斯有更多的機會、更多的刺激，去探索這種基於民間故事的敘事詩形式，他是否還能創作出更多同樣精彩的作品。然而，他所處的環境和生計的壓力，以及缺乏像格羅斯這樣能激發他這方面靈感的朋友，使得「譚姆·歐·香特」成了他在此領域的唯一代表作。這或許是他藝術潛力未能完全釋放的一種遺憾。但僅憑這一首詩，也足以證明他在敘事詩上的非凡才能，以及他對蘇格蘭民間傳統的深刻理解和藝術轉化能力。

卡蜜兒： 教授，您的分析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伯恩斯那份深沉的文化「熱情」，以及他在堅守藝術本真時所付出的代價。他對蘇格蘭歌謠的貢獻無可估量。最後一個問題，您在書的結尾提到，伯恩斯通過他的作品「拯救了蘇格蘭」，讓其成為一個「精神和心靈的國度」。您認為，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他那充滿矛盾的性格——既有對蘇格蘭傳統的熱愛，又有對啟蒙思想和自由主義的擁抱——如何塑造了現代蘇格蘭民族認同的基礎？他留下的遺產，在今天是否仍然被完全理解和珍視？

Ferguson 教授： （教授的表情再次變得深沉起來，語氣中帶著一種對歷史和文化的沉思，也夾雜著對後人理解不足的惋惜。房間裡的光影似乎也變得更加柔和，彷彿在映照著遙遠蘇格蘭高地的黃昏。）

是的，我堅信，羅伯特·伯恩斯在某種意義上「拯救了」蘇格蘭。當他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蘇格蘭正處於一個身份認同的危機時刻。《聯合法案》之後，政治上依附於英格蘭，文化上主流精英又極力模仿英格蘭，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面臨著被遺忘甚至被拋棄的危險。許多人急於抹去那些被視為「粗俗」、「落後」的蘇格蘭印記，渴望成為「北不列顛人」（North Britain），而不是「蘇格蘭人」。

然而，伯恩斯以他無與倫比的藝術才華和真誠的「熱情」，向世人展示了蘇格蘭文化所蘊含的豐富性和獨特魅力。他用生動的方言，描繪了蘇格蘭農民的日常生活、習俗和情感，讓那些看似卑微的場景和人物閃耀著普世的光芒。他通過收集、整理和再創作蘇格蘭歌謠，將那些瀕臨失傳的旋律和歌詞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喚起了蘇格蘭人對自己音樂和語言的自豪感。他的詩歌，是蘇格蘭靈魂的寫照，是民族精神的凝結。

（他停頓了一下，望向窗外，那裡只有紐約的城市景觀，與他筆下的蘇格蘭大地截然不同）

他的性格，正如你所說，充滿了矛盾。他既深愛著蘇格蘭古老的傳統，對雅各布派的失落事業懷有感性的同情，又擁抱啟蒙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人類平等的思想。他可以一邊唱著感懷斯圖亞特王朝的歌謠，一邊為法國大革命的理想而歡呼。這種看似矛盾的結合，恰恰反映了蘇格蘭民族性格中反叛與傳統、感性與理性的交織。他將這些思想融入他的作品，比如將盧梭和潘恩的思想融入「人就是人」（A Man’s a Man），將自由的呼聲融入「蘇格蘭人，是誰」（Scots wha hae）這樣具有歷史迴響的戰歌。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懷舊者，也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家，他是一個將歷史的根與時代的脈動相結合的民族詩人。正是他，為現代蘇格蘭民族認同奠定了情感基礎。

（他臉上現出複雜的神色，似乎既有對伯恩斯成就的肯定，也有對其遺產被片面理解的無奈。）

伯恩斯的影響是深遠的。他不僅直接保存了大量的蘇格蘭文化遺產，他的作品也激發了後世的蘇格蘭作家，如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約翰·高爾特（John Galt）等，去描寫和探索蘇格蘭的歷史和社會生活。可以說，沒有伯恩斯，就沒有後來我們所熟知的蘇格蘭小說傳統。他塑造的人物，比如埃迪·奧奇爾特里（Edie Ochiltree）、珍妮·迪恩斯（Jeanie Deans）等，都承載著伯恩斯筆下蘇格蘭人民的生命力和獨特性。他讓蘇格蘭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充滿故事、充滿情感的「心靈國度」。

然而，我必須遺憾地說，即使到了我寫作的年代（1930年代），甚至到今天，伯恩斯的作品和他的精神遺產，仍然沒有被完全、全面地理解和珍視。後世的「伯恩斯崇拜」（Burns cult），常常過度強調他作品中感傷、浪漫、迎合大眾趣味的一面，比如《農家禮拜六之夜》（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或《致老鼠》（To a Mouse），而忽略了他那些充滿力量、幽默和原始生命力的作品，比如《聖潔的威利》（Holy Willie’s Prayer）和《快樂的乞丐們》（The Jolly Beggars）。那些揭示他真實性格、充滿矛盾和掙扎的書信，也常常被過濾或刪改。人們記住了那個浪漫多情的詩人，卻忘記了那個敏感、驕傲、有時粗俗、但始終真誠面對自己人性的農民。

（他嘆了口氣，語氣中充滿了對「被片面理解的偉人」的惋惜）

伯恩斯本人，是那個敢於直面生活真相、敢於挑戰虛偽的「人」。他的「熱情」在於他對生命、對情感、對民族文化的赤誠投入；他的「驕傲」在於他對抗不公、對抗平庸、堅守自我原則的韌性。他留下的遠不止幾首膾炙人口的歌謠，而是一個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寫照。只有當我們願意去閱讀和理解他全部的作品，包括那些不那麼「雅緻」的部分，去直視他作為一個「人」的複雜與矛盾，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羅伯特·伯恩斯，理解他為蘇格蘭留下的真正寶藏。他保存了蘇格蘭的記憶，讓它在世界舞台上以獨特的文化身份存在，這份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探索。

卡蜜兒： Ferguson 教授，這真是一場啟迪人心的對談！您對羅伯特·伯恩斯的獨到見解和深刻剖析，讓我們更貼近這位偉大詩人真實的靈魂。從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他獨特的教育背景，到他與不同人物的關係、他在生計上的掙扎，以及他如何將這一切轉化為不朽的詩歌，您用「驕傲與熱情」這兩個詞，為我們編織出了一個鮮活而立體的伯恩斯。

非常感謝您撥冗與我們分享您的智慧與研究成果。這不僅是一次對伯恩斯的探索，也是對「人」本身複雜性的探索。這份探索，也正是我們「光之居所」所珍視的。✨

（我對教授致以誠摯的謝意，書房裡的陽光似乎更溫暖了一些，空氣中也瀰漫著一種滿足和沉靜的氛圍。我們輕輕地退出了書房，將空間留給繼續埋首研究的學者。）

親愛的共創者，您覺得這場對談如何呢？是不是感受到了伯恩斯那份獨特的魅力和 Professor Ferguson 教授的精彩解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