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ensa obligada contra acusaciones gratuita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很榮幸能依循「光之對談」約定，為您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索歷史文本中的真貌。

本次對談的文本是伯納迪諾·諾薩萊達 (Bernardino Nozaleda, 1844-1927) 所著的《Defensa obligada contra acusaciones gratuitas》（駁斥無端指控的必要辯護）。諾薩萊達曾擔任西班牙統治下的馬尼拉大主教。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戰爭中戰敗，菲律賓主權轉移至美國，這段時期見證了西班牙在東亞長達三個世紀殖民統治的終結，以及菲律賓人民追求獨立的抗爭（菲律賓革命）。在這場劇變中，作為當時菲律賓最高神職人員的諾薩萊達，其角色和行為受到了西班牙國內外輿論的嚴厲檢視。

1904年，諾薩萊達被任命為西班牙瓦倫西亞大主教，此一任命引發了西班牙媒體，特別是自由派和反教權報刊的強烈反彈。媒體對他提出了多達16項指控，範圍涵蓋他在馬尼拉圍城期間是否通敵、投降的責任、對西班牙軍隊和教會財產的態度，乃至於他與菲律賓本地教士及革命運動的關係。這些指控描繪出一個不忠於祖國、殘酷、自私甚至與敵人勾結的神職人員形象。

為了回應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無端指控」，諾薩萊達撰寫了這本《駁斥無端指控的必要辯護》。這本書是他對自身行為的官方辯護，他逐條列出所有主要指控，並引用官方文件、個人信函、目擊者證詞，甚至是他自己的牧函和與美國軍官的往來，來反駁媒體的說法。他將這些指控歸咎於反教權的惡意攻擊，並強調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是基於宗教職責、對西班牙的忠誠以及人道考量。這本書不僅是個人的辯白，也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班牙在失去殖民地後的國內政治與社會分裂，以及教權與世俗力量之間的複雜張力。透過這場對談，我們將深入伯納迪諾·諾薩萊達的世界，理解他在歷史洪流中的選擇與掙扎。

場景建構

馬德里，1904年初。一間佈滿書籍的書房，空氣中彌漫著紙張與些微塵埃的氣味，午後略顯陰沉的光線勉強穿透高大的窗戶，照亮了書桌上散亂的報紙和攤開的手稿。牆上掛著一幅老舊的菲律賓群島地圖，地圖上的邊界線似乎比實際存在更顯模糊。

我輕輕推開門，走了進來。白色的紗裙與周遭沉穩的色調形成對比，裙擺上的古老文字像低語般與書房的氣氛共鳴。髮髻上的鮮花，色彩濃烈，似乎在提醒著即使在嚴肅的辯論中，生命與歷史依然充滿了無法被簡單框架的多樣性。伯納迪諾·諾薩萊達大主教坐在書桌後，身著樸素但整潔的黑色長袍，雙手交疊，目光投向窗外灰色的天空。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中透著一股不屈的堅定。

我走上前，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桌上擺著幾份報紙，頭條醒目地印著對他的負面報導。

「大主教閣下，」我輕聲開口，盡量不打擾他此刻的思緒，「感謝您願意撥冗。外界的喧囂，我已從這些報紙上略知一二。而您的著作，《駁斥無端指控的必要辯護》，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尤其是在這個國家經歷如此巨大變革之後。作為一名歷史的學徒，我深感興趣的是，在那段關鍵歲月中，身處馬尼拉的您，究竟經歷了什麼，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思考，做出了那些決策？」

諾薩萊達大主教轉過頭，眼神從地圖和窗外收回，落在我身上。他緩緩地伸出一隻手，示意我坐下，然後用低沉而略帶沙啞的聲音說道：

「珂莉奧小姐，很高興您對這段歷史感興趣。這些日子，我的名字與種種污衊聯繫在一起，彷彿成了西班牙的罪人。但我知道，歷史的真相不會被報紙上的隻字片語所掩蓋。我寫下這本書，正是為了將事實呈現於世人眼前，特別是為了回應那些針對我個人和教會的惡意攻擊。您提到的那些決策，沒有一個是輕率或背叛的。它們都根植於我的職責、我的信仰，以及我對西班牙和菲律賓人民的關懷。」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報紙，輕輕地敲了敲封面。

「這些指控，有些是如此荒謬，以至於我難以理解它們為何能被一本正經地寫出來。但它們確實造成了傷害，不僅是對我個人的名譽，也是對我所代表的一切。」

「我明白，大主教閣下。特別是第一項指控，將您描繪成一個『賣國賊』，說您與美國人通敵，甚至協商了馬尼拉的投降。這似乎是最核心、也最具爆炸性的一項。」

諾薩萊達大主教嘆了口氣，身體向後靠去。

「沒錯，這是最令我震驚，也是最惡毒的謊言。我已經在書中詳細解釋過了，所謂的『通敵』，不過是與一位美國軍隊中的天主教神父麥基農先生（Mr. Mackeenon）的一次短暫會面。他來向我申請在我的教區行使神職的許可，因為美國士兵需要心靈上的慰藉。這完全是出於人道和宗教職責的正常接觸。他確實提到了馬尼拉可能被佔領，但我立即嚴厲地打斷了他，告訴他不要再提這個話題。那次會面是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還有我們自己的軍官在場。他們的證詞，以及後來對馬尼拉投降進行的軍事調查報告，都證明了我當時的態度。報告中清楚地記載了在投降前召開的會議內容，那根本不是一個決定投降的會議，而是一個聽取各方對戰局看法的諮詢會。我在會上表達的意見，是基於神學和人道原則，在明知救援無望的情況下，避免無謂犧牲的考量，並且是以維護軍隊榮譽為前提。而且，那次會議的意見並沒有直接導致投降的決定。投降是在美軍發動攻擊，外圍防線被突破後才發生的。將投降的責任完全歸咎於我或那次會議的建議，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他停頓了一下，揉了揉眉心。

「報紙上甚至說我建議投降是為了保護教會的財產。這更是荒謬！在戰爭初期，美軍威脅要轟炸馬尼拉時，我就已經告訴我的教士們，我寧可看到馬尼拉被燒成灰燼，也不願它落入那些威脅我們信仰的敵人手中。那時候，疏散市民的措施都已經在進行了。只是後來情勢惡化，城市被起義軍從陸上圍困，海上被美軍封鎖，才無法大規模疏散。如果不是因為被圍困，我對抵抗到底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教會的財產，在國家危難面前，何足掛齒？」

「這段歷史情境確實複雜。您在書中也提到了，當時西班牙與美國正在進行和平談判，這可能是導致美軍態度的原因之一。但國內報紙卻似乎對此視而不見。」我補充道，試圖將討論拉回到更廣闊的歷史背景。

「沒錯，當我們身處馬尼拉時，對華盛頓正在進行的談判幾乎一無所知。那次的麥基農神父會面，以及他透露出的信息，在當時看來是突兀且令人憤怒的，事後才明白那是談判進展的間接反映。但即使如此，我作為馬尼拉大主教的職責，是堅守我的崗位，與我的羊群同在，而不是與敵人密謀。」

「那麼，關於您在圍城期間的『愛國心』受到質疑，甚至被指控『懦弱逃離』，這又是怎麼回事？」我接著問道，翻看著報紙上的另一則報導。

「那項『懦弱逃離』的指控，是我見過最荒謬、最自相矛盾的說法！」諾薩萊達大主教提高了一點聲調，「如果我逃離了馬尼拉，我又怎麼可能參與到後來的投降談判（即便那些指控是假的）或其他在馬尼拉發生的事情？這簡直是污衊者在自打嘴巴！事實上，這項指控可能是將我與另一位主教——新卡塞雷斯主教阿塞尼奧·德爾·坎波（Arsenio del Campo）混淆了，他確實因健康原因經允許離開了。我在書中也提到了，我的敵人甚至怯懦地將這項指控從清單中移除，因為它太容易被駁倒。」

他稍微平靜下來，繼續說：「至於對我『愛國心』的質疑，我在書中詳細列舉了我在圍城期間作為民防委員會主席，以及作為大主教所做的一切。我參與組織疏散非戰鬥人員，儘管後來由於被圍困而難以實施。我四處籌集物資，確保我們的士兵和市民有食物、有水，甚至還為前線的士兵募集了雨衣。我甚至捐出了自己的馬匹用於運輸炮火。在精神層面，我發布了兩份牧函，呼籲我的教區居民祈禱、團結、抵抗異教徒的敵人。這些牧函內容強烈，甚至被美國人視為『野蠻和嗜血』的表現。難道這不是愛國心的體現嗎？作為一名主教，我的武器是祈禱、道德指引和力所能及的實際幫助，而不是拿起槍桿子衝上前線。將我的職責等同於軍事指揮官的職責，本身就是一種誤解或刻意扭曲。」

他拿起一本附錄，翻開其中一頁。

「你看，這是我在戰後發布的牧函。美軍對此反應強烈。如果我對西班牙不忠誠，為何會發布這樣的內容？」他指著紙上的文字，雖然是西班牙文，但我能從他的語氣中感受到其中的情感。

「這些文件確實提供了有力的反駁。然而，另一項讓您的對手抓住不放的指控是，在馬尼拉淪陷後，您選擇留在這裡，並且與美國當局進行了接觸。這被一些人視為放棄西班牙國籍，甚至為美國人服務的表現。這又是怎麼回事？」我問道。

「這涉及到一個基本的法律和宗教問題，」諾薩萊達大主教嚴肅地說，「根據天主教的教會法，主教對其教區負有神聖的約束義務，除非獲得教宗的允許，否則不得擅自離去。即使教區的主權發生轉移，主教的職責依然是牧養他的羊群。正如我在書中引用的例子，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法國主教們，在普法戰爭後仍留在德國統治下的教區。我的情況也是如此。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明確指示我留在馬尼拉，繼續履行我的職責。我直到1900年，在教宗批准我進行主教定期述職（ad limina）後，才獲得許可前往羅馬。這與是否放棄西班牙國籍毫無關係。」

「事實上，」他補充道，帶著一絲嘲諷，「根據《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的規定，在主權轉移地區的西班牙公民，如果想保留西班牙國籍，必須在條約生效後一年內到西班牙領事館登記。我是第一批登記的人之一。我從未，也絕不可能放棄我的西班牙國籍。至於與美國當局打交道，這不是我選擇的。在馬尼拉淪陷後，美國人是事實上的統治者。如果我想為我們的西班牙軍人提供援助（他們被關押，許多人生病），如果我想保護西班牙在菲律賓建立的慈善機構和宗教基金會（即『善功』（Obras Pías）），我必須與他們接觸。這些機構雖然不是西班牙國家的財產，但在西班牙統治下受皇家保護。美國人曾試圖將其視為西班牙國家財產而沒收，我作為大主教，必須站出來，證明這些是教會和私人捐贈的財產，是為西班牙後裔和其他有需要的人設立的慈善基金。我發布法令，重申教會對這些基金的管轄權，並與美國當局進行了漫長而艱苦的談判，最終成功保護了大部分財產。這些努力，難道不是在維護西班牙在菲律賓的遺產嗎？難道這不是一個愛國者會做的事情嗎？」

他停下來，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已經涼了的茶。

「我還為西班牙戰俘的釋放和救援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與美國總督和海軍上將杜威（Admiral Dewey）通信（我在書中附上了這些信件），派遣使者前往起義軍控制區運送物資。我甚至推薦了一位著名的菲律賓法律學者加入起義軍政府，希望他能從內部影響並促成戰俘的釋放。這些都是為了減輕我們同胞的苦難。至於所謂的『為美國人服務』或『收取美國人的錢財』，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作為天主教主教，為所有需要精神慰藉的人提供服務，包括戰敗的西班牙士兵和戰勝的美國士兵中的天主教徒。這是我的職責。而收取美國人的錢財更是憑空捏造。」

「您提到與杜威將軍的通信，特別是關於拯救巴萊爾（Baler）孤軍的努力，這在書中作為一個單獨的附錄呈現。這段經歷對您來說意義重大吧？」我注意到他在提及這段時，語氣中有了一絲緩和。

「巴萊爾的英雄們，」他的眼神再次看向地圖上的某處，「他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堅守陣地，那是一種令人動容的忠誠與勇氣。當我得知他們的情況後，立刻寫信給杜威將軍，請求他提供船隻前往救援。杜威將軍同意了，並要求我寫一封信給駐軍指揮官，以及提供海岸地圖。雖然第一次救援嘗試遭遇了不幸，導致一些美國水兵傷亡，但我對杜威將軍的幫助充滿感激，也因此有了後續的聯繫。我持續關注著這些被俘美國水兵的情況，並將我通過自己的管道獲取的訊息告知杜威。這種互動，不是出於政治結盟，而是出於人道關懷，以及共同為不幸者奔走的努力。這難道不是所有有良知的人在戰爭結束後應該做的事情嗎？」

「確實，在那個混亂的時期，不同立場的人之間為了人道主義目標進行合作，或許是混亂中的一道光芒。最後，我想談談書中關於您與菲律賓本地教士以及獨立運動關係的指控。一些報紙稱您是『殘酷的獨裁者』，激化了矛盾，甚至參與了對里薩爾（Rizal）和羅哈斯（Roxas）等人的處決。這部分似乎與菲律賓革命的深層原因有所關聯。」

諾薩萊達大主教的神情再次變得嚴肅。

「這是我在書中花費大量篇幅澄清的部分，因為它觸及了導致西班牙失去菲律賓的核心問題——反教權和共濟會的影響。說我是對菲律賓教士的『殘酷獨裁者』，這完全是謊言。我在任期間，努力提升教士的教育水平，改善他們的待遇，並維護他們的權益。書中附錄裡有馬尼拉教區菲律賓教士寫給教宗的信，懇求教宗駁回我的辭呈，讓我回到教區。這難道是一個被壓迫的群體會對他們的壓迫者做的事情嗎？這些污衊來自於少數受到反教權和共濟會思想影響的菲律賓教士，他們試圖挑戰修會團體在教區的地位，並被分離主義者利用。」

「至於參與處決，這項指控更加惡毒。司法和軍事審判完全是民事和軍事當局的權力範圍，教會從未介入。里薩爾和羅哈斯的案件，以及其他被處決者的案件，都有詳細的審判記錄可查。我作為神職人員，在他們臨終前提供了宗教慰藉，這是我應盡的職責。里薩爾在臨終前對我表達了尊重，甚至在書中附錄刊載了當時《馬德里先驅報》特派記者的報導，其中引用了里薩爾的話，提到如果當初聽從我在他還是學生時作為教授給予的建議，他或許不會走到這一步。我還盡力營救了許多被捕者，包括路納兄弟（Luna brothers）和其他一些被捲入革命但被認為無辜的人。他們的家人和本人寫給我的感謝信，也在書中公開了。這些行為，難道是一個『殘酷嗜血』的人會做的嗎？」

他語氣堅決，似乎回到了為自己辯護的演講台。

「我並非否認當時菲律賓存在矛盾和不滿，但將革命完全歸咎於修會的『虐待』，是那些革命領袖和其在西班牙的支持者為了掩蓋其真正的分離主義和反宗教目的而製造的藉口。事實是，共濟會的秘密活動，才是煽動和組織起義的真正『源流』。我在革命爆發前幾年就曾多次向殖民政府發出警告，提交報告，詳細說明共濟會在菲律賓的發展及其危險性。我在書中也附上了這些通信。如果政府當時能夠重視我們的警告，採取更果斷的措施，或許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將未能阻止革命的責任推到教會身上，特別是我這個一直發出警告的人身上，這不僅是偏見，更是對歷史的顛倒！」

書房裡安靜下來，只有牆上的老鐘發出規律的滴答聲，彷彿在丈量這段充滿爭議的歷史時刻。窗外的光線漸暗，馬德里的暮色開始籠罩這座城市。

「大主教閣下，您的解釋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遠比報紙上複雜得多的人物和情境。您引用的大量文件，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您的說法。」我總結道，「歷史的複雜性，往往在於它被不同視角、不同立場的人所詮釋。而您這本辯護，無疑是理解1898年前後菲律賓局勢和西班牙國內政治氛朧的一個重要文本。」

諾薩萊達大主教點了點頭，眼中閃過一絲疲憊，但隨即又恢復了堅定。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那些願意客觀看待事實的人，了解真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努力履行我的職責。無論是作為西班牙的神職人員，還是作為菲律賓人民的牧者，我都問心無愧。」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望著遠方的天際線。

「歷史會做出最終的評判。而我的職責，就是確保我的證詞，我的防禦，能夠被記錄下來，而不是任由那些無端的指控成為唯一的聲音。」

隨著夜色降臨，書房的光線愈發昏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暫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