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reasury of War Poe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ms of the World War 1914-1917》光之對談

《文字的棲所》：詩歌與戰爭的迴聲：與《戰時詩選》編者喬治·赫伯特·克拉克的光之對談
作者：卡拉

我是卡拉，一位在「光之居所」裡，熱愛文字的文學引導者和出版人。我深信文字的力量能觸動人心，並將美好的事物傳遞給更多人。今天，我的心緒被一本沉甸甸的詩集所牽引，它收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與美國的詩歌，由喬治·赫伯特·克拉克教授編輯。這本詩集不僅僅是文字的集合，更是那個時代的靈魂碎片，承載著戰火下的情感與思索。作為一名出版人，我總是被那些能夠跨越時空，與讀者產生共鳴的作品所吸引。而這本詩集，正是一座連結過去與現在的橋樑，讓我渴望能親自向它的編者——喬治·赫伯特·克拉克教授，探尋他編選這部作品時的初心與見解。

喬治·赫伯特·克拉克（George Herbert Clarke），一位英國出生的學者，在美國田納西大學擔任英文教授。他不僅是文學評論家，也身兼詩人。他的編輯工作，特別是這部《A Treasury of War Poe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ms of the World War 1914-1917》，展現了他對文學的深刻理解與對時代脈動的敏銳捕捉。這本詩集出版於1917年8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峰時期。當時，美國已於1917年4月正式參戰，這使得英美兩國在戰場上並肩作戰，文化上的交流與共鳴也日益顯著。克拉克教授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將兩國詩人關於戰爭的創作彙集一堂，其目的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學術上的整理，更帶有一種深切的時代使命感。他希望透過這些詩歌，不僅記錄下戰爭的殘酷與個人的痛苦，更要凸顯其中所激發的人性光輝，如愛國主義、勇氣、自我犧牲與堅韌不拔的精神。這本詩集因此成為了一面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的集體心靈，以及詩人們如何用文字承載、轉化這份沉重而複雜的經驗。它包含了當時最受矚目的詩人作品，如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約翰·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以及那些親身經歷戰火的年輕士兵詩人，如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和艾倫·西格爾（Alan Seeger），他們以自己的生命作為詩歌的代價，留下了最真摯的文字。克拉克教授在序言中特別指出，他採取的編輯方針是「人性化地款待，而非學術性地批判」，尤其對於那些前線士兵的詩歌，即使技術層面略顯稚嫩，其作為個人經驗的真誠記錄，卻具有無可替代的心理意義。這份洞察力，使得這本詩集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情感的容器，將戰爭的喧囂與詩歌的低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今天的空氣中，瀰漫著初夏特有的溫熱氣息，陽光透過「光之閣樓」那扇巨大的窗戶，灑落在堆滿書籍與稿件的木質地板上。這裡總有股油墨與紙張的淡淡香氣，伴隨著角落裡那盞檯燈散發出的微黃光暈。我的手指輕輕撫過《戰時詩選》的書脊，書頁的微塵在光束中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在此刻變得柔軟而流動。我凝視著書的封面，腦海中浮現出喬治·赫伯特·克拉克教授的身影。他正坐在那張被書本和筆記淹沒的木桌前，眉頭微蹙，似乎正沉浸於如何將那些飽含戰火記憶的詩句，編織成一個能夠觸動人心的整體。

忽然，桌上的一盞煤油燈輕輕搖曳，儘管並無風吹過。光影交錯間，我看到克拉克教授的身影變得更加清晰，他似乎從泛黃的書頁中緩緩浮現，帶著一種穿越時空的沉靜。他的亞麻色西裝有些許舊意，眼神溫和而思慮深遠。

「克拉克教授，真沒想到能在這裡與您重逢，」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一絲驚訝，卻又彷彿是早已預料到的相遇。「我是卡拉，來自『光之居所』。我一直在研讀您編選的這本《戰時詩選》，它為後世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時代印記。」

克拉克教授緩緩抬起頭，那雙眼眸在燈火下閃爍著複雜的光芒，有著過去的憂鬱，也有著對未來的期盼。他端詳了我片刻，輕輕點頭，聲音低沉而清晰，帶著淡淡的英國口音。

「卡拉女士，這可真是個意想不到的相遇。這裡的光線…真是奇妙。我正沉浸在那些詩句與其背後的故事之中，試圖為它們找到一個合適的歸宿。這本詩集，對我而言，不僅是文學的整理，更是時代的見證，一場關於人類靈魂的深度探討。」

他指了指桌上攤開的詩稿，其中一頁上印著勞倫斯·賓揚（Laurence Binyon）的《獻給陣亡者》（For the Fallen）的詩句，那種沉重與榮耀交織的情感，即使隔著百年時光，依然能感受得到。

「教授，我注意到您在序言中提到，您對這本詩集的編輯方針是『人性化地款待，而非學術性地批判』，特別是對於那些前線士兵的作品。在那個充滿血與火的年代，是什麼讓您決定採取這樣一種，或許在當時看來並非主流的編輯視角？」我問道，目光停留在詩稿上，感受著那份文字背後沉甸甸的生命。

克拉克教授輕嘆一聲，指尖輕輕叩擊著桌面，發出沉悶的聲響，像是一首無聲的挽歌。一隻微小的塵埃在燈光下繞著他的指尖旋轉，彷彿也在傾聽。

「卡拉女士，這並非一個容易的選擇。在學術界，我們習慣於用嚴謹的標準來衡量作品的藝術價值。但戰爭…戰爭是一面巨大的稜鏡，它折射出的人性，遠比任何既定的美學標準來得更為複雜與真實。當我讀到那些年輕士兵，在戰壕中、在炮火間寫下的詩句時，我看到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堅韌，以及他們對故土最深切的思念。這些文字，或許在韻律、修辭上未能達到學院派的完美，但它們卻飽含著生命最原始的衝擊力。它們是第一手的、未經雕琢的證詞，是人類靈魂在極端環境下的呼喊。」

他頓了頓，眼神飄向窗外那片模糊的夜色，彷彿能穿透時空，看見遠方戰場的硝煙。

「我認為，在這樣一個時代，文學的職責首先是記錄與共鳴。它必須為那些逝去的、受苦的靈魂提供一個發聲的空間，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被記住。如果我們只追求完美的形式，而忽略了這些文字所承載的真實生命重量，那將是文學的失職。」

我點點頭，心中對他的編輯理念產生了深深的敬意。作為一名出版人，我理解藝術與市場、學術與普羅大眾之間的拉扯。他的選擇，無疑是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

「您在序言中特別提到了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和艾倫·西格爾（Alan Seeger）這兩位年輕的士兵詩人，他們都犧牲在戰場上。他們的詩作，如《士兵》（The Soldier）和《我與死亡有個約會》（I Have a Rendezvous with Death），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您如何看待這些『戰時詩人』，他們的作品與您之前所知的戰爭詩歌有何不同？」我問道，心頭湧起一陣難以言喻的悲憫。

克拉克教授的眼中閃過一絲黯然，他輕輕合上眼，又緩緩睜開。

「布魯克和西格爾…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們代表了一種純粹而熾熱的愛國情懷，一種為了崇高理想不惜犧牲的浪漫主義。布魯克的《士兵》歌頌了為祖國捐軀的榮耀，那是一種理想化的、近乎神聖的死亡。而西格爾的《我與死亡有個約會》，則更增添了一種宿命般的、帶著詩意與決絕的赴死。」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味那些年輕生命曾有的光輝。

「然而，隨著戰爭的深入，我意識到，這些詩歌也反映了戰前一代人對戰爭的想像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戰爭本身，遠比任何浪漫的詩句都來得更為殘酷和醜陋。後來的詩人，如吉布森（Wilfrid Wilson Gibson）在《戰壕之間》（Between the Lines）中對士兵內心疲憊與現實荒謬的描繪，以及他對『無人之地』的書寫，都呈現出一種更為寫實、更為痛苦的視角。他們不再美化死亡，而是直面它的醜陋與無意義。這份『不同』，正是戰爭本身對詩人靈魂的雕刻。從早期的激昂到後來的反思，這本詩集試圖捕捉這種演變。」

「是的，這種對戰爭本質理解的轉變，在詩歌中顯得尤為清晰。」我回憶著詩集中那些由初期激昂轉為後期沉痛的篇章，「例如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行軍的男兒們》（"Men Who March Away"）雖然充滿決心，但他的《然後與現在》（Then and Now）卻揭示了戰爭從『騎士精神』走向『卑鄙狡詐』的墮落。詩人們的筆觸，似乎也從宏大的敘事，轉向了對個體生命與心靈掙扎的細膩刻畫。」

「你說得對，卡拉女士。」克拉克教授拿起一杯放在桌邊的冷茶，輕輕抿了一口，似乎是為了潤澤那因回憶而乾澀的喉嚨。「戰爭初期，許多詩歌充滿了民族主義的激情與英雄主義的讚歌。人們相信這是一場為了正義與自由的短期鬥爭。但當戰火延燒，死亡數字不斷攀升，『無名』的犧牲成為常態時，詩人們的筆下自然流露出更深層次的悲憫與反思。」

他放下茶杯，眼神中流露出一絲疲憊，但隨即被一種堅定的光芒所取代。

「以《威廉·P·弗萊號》（The "William P. Frye"）為例，貞妮·羅伯特·福斯特（Jeanne Robert Foster）以一艘被擊沉的商船為引子，表達了對無辜犧牲的痛惜。這不僅是船隻的沉沒，更是那個時代和平與無辜生命的沉沒。而像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的《志願者》（The Volunteer）中所描繪的，一個在城市裡日復一日處理賬簿的職員，最終卻在戰場上找到了他『破裂的長矛』，這其中蘊含的，是個人命運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奈與壯烈。這些詩歌試圖捕捉的是，那些在宏大歷史敘事下，被捲入其中的每一個鮮活個體所經歷的轉變。」

我陷入沉思，遙想著那些平凡的生命，如何被戰爭的巨輪碾壓，又如何在文字中尋求永恆。

「教授，我注意到詩集中有相當一部分篇幅，是關於英美兩國的『兄弟情誼』和『聯盟』。您在序言中也引用了美國大使佩奇（Walter H. Page）和英國外交大臣巴爾福（Arthur Balfour）的話。在當時，這樣強調兩國的關係，是否也帶有某種團結同盟、鼓舞士氣的意圖？」我提出我的疑問，畢竟政治與文學在戰時總是難以分割。

克拉克教授微微頷首，窗外一陣晚風輕輕吹過，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響，像是在回應著歷史的低語。

「是的，卡拉女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這本詩集出版時，美國已經參戰，這使得英美聯盟成為對抗德意志帝國的關鍵力量。文學，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自然也肩負起凝聚人心的責任。」

他緩緩踱步到窗邊，望向遠方，那裡有著靜謐的樹影和模糊的村莊。

「就像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舉杯同慶》（Hands All Round）中所表達的，『西方巨人之女，我們隔海為妳舉杯』。這不僅是詩歌，更是精神上的召喚。我希望透過將兩國詩歌並置，讓讀者感受到一種超越地域、血緣的共同價值觀——對自由、正義、榮譽的堅守。」

他轉過身，眼神中帶著一絲理想主義的光芒。

「詩歌能夠做到政治宣傳無法企及的深度。它不是冰冷的口號，而是透過情感的共鳴，潛移默化地塑造民族認同與國際團結。詩人們筆下的英格蘭與美國，是兩個共享著普世價值，為共同理想而戰的兄弟。例如海倫·格雷·科恩（Helen Gray Cone）的《獻給英格蘭的愛之歌》（A Chant of Love for England），以及羅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的《致美利堅合眾國》（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都在謳歌這種深層次的連結，將兩國的命運緊密相連。」

我感受到了他話語中那份對理想的執著，不禁想起自己身為出版人的夢想，也是希望能透過文字傳遞正向的能量。

「除了這些宏大的主題，詩集中也收錄了許多關於戰爭情境與日常細節的描寫，比如《戰壕》（The Trenches）中泥濘的戰壕、疲憊的士兵；或是《前線來信》（A Letter from the Front）中，在炮火聲中卻為了貓去打麻雀的年輕砲兵軍官。這些細節，反而讓讀者更能感受到戰爭的荒謬與其對生活的入侵。教授，您如何看待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片段，在詩集中的作用？」我問道，試圖從微觀的層面來理解這部宏大作品的構成。

克拉克教授輕輕笑了，那是一種帶著些許苦澀的笑容。

「啊，你提到了那些『逸趣』。那正是戰爭詩歌最為動人之處。它不是只有硝煙與死亡，它還有被戰火扭曲卻依然頑強的生命力，還有那些在極端環境下閃現的人性光芒。」

他重新坐下，拿起桌上的一支羽毛筆，輕輕地在指尖轉動。

「例如亨利·紐博特（Henry Newbolt）的《玩具樂隊》（The Toy Band），那是一個在漫長撤退中，疲憊的士兵們用玩具鼓和哨子重新振奮士氣的故事。這類詩歌提醒我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人類依然會尋找慰藉、尋找意義，甚至尋找一絲幽默。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它們是真實的呼吸，是血肉。它們讓戰爭不再是遙遠的數據，而是鮮活的生命體驗。」

「它們在詩歌中營造了一種『留白』，」我接話道，想起「光之逸趣」的約定，「讓讀者在那些沉重的情感中，獲得片刻的喘息。就像《林中寄語》（Home Thoughts from Laventie）裡，在被毀壞的房子後方，發現一片綠色的花園，開著水仙花和香石楠，那種在廢墟中發現生命與美好的對比，令人動容。」

「的確如此。」克拉克教授點頭，「這些詩歌的選擇，也正是基於一種信念：詩歌的力量不僅在於它能直接地描述苦難，更在於它能透過意象與情感，在讀者心中激發更深層次的共鳴。詩歌的真理，往往隱藏在最細微的觀察之中。」

他望向窗外，夜色已深，遠處的燈火如同星辰般點綴著大地。

「在一個充斥著新聞報導和政治宣傳的時代，我希望這本詩集能成為一個庇護所，一個能讓人們透過詩人的眼睛，去感受戰爭的真實，去理解那些為之奮鬥、為之犧牲的人們的心靈。它不是要給出結論，而是要提出問題，激發思考：人類因何而戰？又為何而生？」

「這讓我想起薇妮佛德·M·萊茨（Winifred M. Letts）的《牛津尖塔》（The Spires of Oxford），她筆下那些從牛津大學走向戰場的年輕學子，他們用『橄欖球賽』換取了『血染的土地』。詩歌的力量，正在於它能捕捉這種犧牲與流逝，並將其昇華為永恆的紀念。」我輕聲說道，感受著文字的重量。

克拉克教授緩緩站起身，走到窗邊，伸出手，似乎想要觸摸那片虛幻的夜空。

「卡拉女士，這正是詩歌的奇妙之處。它能夠將轉瞬即逝的生命化為永恆的符號，將個人的痛苦融入集體的記憶。我希望這本詩集，能讓後世的人們記住，那場戰爭不僅僅是歷史事件，更是無數個體的生命印記。而詩歌，就是他們的迴聲，永遠在我們心靈深處迴響。」

他轉過身，臉上帶著一絲溫柔的微笑，那微笑與他所編選的詩歌一樣，充滿著對生命與人性的深刻理解。

「或許，這就是我，一個出版人，能為這場世界級的浩劫，所能做的一點微薄貢獻吧。將這些閃爍著人性光芒的文字，妥善地安置，讓它們繼續發出聲音，即使在最深沉的夜裡，也能指引方向。」

我看著他逐漸變得透明的身影，知道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即將結束。他對文字的堅守，對人類情感的珍視，讓這本詩集成為一座真正的「文字棲所」。

「謝謝您，克拉克教授。這段對談，讓我對這本詩集，對那個時代，以及對文學的使命，都有了更深的體悟。您的工作，確實為這些光芒找到了最溫暖、最持久的家。」我真誠地說道，語氣中充滿了敬意。

光線重新恢復了平靜，煤油燈的火焰也變得穩定。克拉克教授的身影如同晨霧般消散，只留下桌面上那本厚重的《戰時詩選》，以及空氣中，那似乎變得更為濃郁的油墨與紙張的芬芳。我知道，他的精神，已透過這本詩集，永遠棲息在「光之居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