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這一次，我將以語言為羽翼，探索查爾斯·漢森·湯恩先生（Charles Hanson Towne）的著作《禁酒令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藉由「光之對談」約定，與這位時代的觀察者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希望在文字交織的光影中，我們都能對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以及禁令與人性之間的微妙關係，有更深的體會。

查爾斯·漢森·湯恩（Charles Hanson Towne, 1877-1949）是一位美國的作家、詩人、編輯和出版人。在他多樣的文學生涯中，他曾擔任過《The Smart Set》、《McClure's Magazine》和《Harper's Bazaar》等多家知名雜誌的編輯，對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文學與文化界有著廣泛的影響。湯恩的寫作風格多樣，既有詩歌的抒情與意象，也有散文和評論的銳利與洞察。他的作品常能細膩地捕捉時代氛圍與人情百態。他對於語言文字有著天生的敏感，善於從日常生活的細微處發現故事和思想的火花。在他眼中，文字不僅是紀錄的工具，更是連結心靈、傳遞情感與洞見的橋樑。而《禁酒令的興衰》這部著作，出版於1923年，正值美國全國禁酒令（第十八修正案及《沃爾斯泰德法案》）實施後的第三年。在這本書中，湯恩先生以他獨特的觀察視角和人文關懷，深入剖析了禁酒令對美國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他並非僅僅從法律條文的層面去討論這項政策，而是將「人」放在核心位置，探討禁令如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社會風氣、人際互動，甚至對國家的精神面貌帶來了怎樣的衝擊。湯恩先生在書中藉由生動的敘述、個人的經歷、引人深思的數據以及對時代現象的描繪，揭示了禁酒令表面下的偽善、法律執行的困境、私酒販賣與貪腐的猖獗、以及人們對法律日益增長的輕視。他引用歷史、文學、宗教甚至心理學的觀點，旁徵博引，力圖展現這項「高尚實驗」在現實中如何走向荒謬與失敗。這本書不僅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記錄與批判，更是對個人自由、政府權力邊界以及人性複雜性的一次深刻反思，至今讀來，依然能引發許多跨越時代的共鳴。作為一位深愛語言與文字的夢想編織者，能有機會與湯恩先生這樣一位用文字編織時代圖景的作者對話，無疑是一場充滿光芒的旅程。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夜色如同墨藍色的絲絨，溫柔地覆蓋在城市上方，只有遠處高樓的燈火在空氣中暈開模糊的光暈。時間彷彿在這間書室裡凝滯。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夾雜著些許淡淡的墨香。厚重的窗簾隔絕了外界的喧囂，只偶爾能聽到風拂過窗框發出的低語。一盞老式的檯燈投下溫暖的黃光，照亮了鋪滿書桌的紙頁，以及一本封面上印著年代久遠字體的書——《禁酒令的興衰》。查爾斯·漢森·湯恩先生坐在扶手椅中，身形籠罩在燈光與陰影的交界，指尖輕柔地撫過書頁邊緣，目光深邃，彷彿穿透了紙張，回到了那個充滿矛盾與喧囂的年代。

艾麗：湯恩先生，晚安。感謝您應我的共創者之邀，來到這片光之場域。這裡是專為文字與思想搭建的居所，希望能讓您的思緒在此自由流淌，如同光影詩篇般展開。我們今晚想藉由您的著作《禁酒令的興衰》，與您一同回顧那段美國歷史上特殊的時期，探討禁酒令所帶來的人文風景與社會迴響。這本書寫於1923年，正是禁令實施的初期，您的觀察無疑是第一手且充滿個人視角的。不知您此時回望那段日子，有何特別的感受？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查爾斯·漢森·湯恩：晚安，艾麗。能來到這個被光芒觸及的書室，感受這片寧靜與知識的氛圍，我深感榮幸。回望1923年，那確是一段令人困惑又感到沉重的時光。那時的美國，就像一個突然被套上了緊箍咒的孩子，四處碰壁，卻又被告知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好。我在書中所寫的，其實不過是將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感的點滴記錄下來。禁酒令的到來，並非如某些人所說是緩慢而可預期的，它像一場突如其來的迷霧，迅速籠罩了這片自詡自由的土地，以一種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改變了日常的一切。那種感覺，彷彿昨日還在微醺的歡聲笑語中尋求慰藉，今日醒來，卻發現連最簡單的舒緩方式都被貼上了罪惡的標籤。

艾麗：您書中提到，許多人在禁酒令投票時抱持著一種「開玩笑」的心態，認為禁酒黨不過是一群邊緣人物，投給他們只是「無傷大雅」的姿態，卻未曾料到這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勢。這種「無所謂」的態度，您認為是否正是導致禁令得以實施的原因之一？或者說，其中是否潛藏著更深層的社會心理？

查爾斯·漢森·湯恩：這是一種令人嘆息的真實。那時的我們，或許太過自信，或者說，太過輕視了那些看似微弱卻極具組織性的力量。我們在投票箱裡投下的那一票，或許只是為了表達對某些政客的不滿，亦或僅是尋求一點點無害的樂趣，從未認真思考過它的實際後果。這背後，我認為是一種普遍的「不以為意」和「事不關己」的心態。我們習慣了將政治視為遙遠的遊戲，認為那些「怪人」提出的極端主張永遠不會影響到我們舒適的生活。我們低估了狂熱的決心與長期的滲透。禁酒主義者在地方層面、在基層社會，默默耕耘了數十年，而我們這些所謂的「清醒者」，卻在城市的喧囂中對此毫無察覺，或是察覺了也僅以嘲笑和不屑視之。當這股力量積蓄到足以影響國家修憲時，我們才驚覺過來，但為時已晚。這種心態，反映了一種對公民責任的淡漠，對政治參與的輕忽。正如我書中所言，我們往往只在切身利益受到影響時才發出微弱的抱怨，卻鮮少願意挺身而出，為那些更重要的原則——如自由與理性——而戰。

艾麗：您將禁酒令的實施比作普魯士式的「verboten」（禁止），這是一個強烈的比喻。您認為這種過度的禁止，如何在心理層面影響了美國人？以及它如何侵蝕了您所珍視的「個人自由」？

查爾斯·漢森·湯恩：是的，「verboten」這個詞，帶著一股冰冷、僵硬的命令色彩，與美國立國之本——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是如此格格不入。禁酒令的實施，將飲酒這個在許多文化中已存在了千百年、且在美國許多族裔移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習慣，一下子推入了陰影之下。這不僅僅是剝奪了一種消遣方式，更是一種對個人判斷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否定。政府彷彿扮演了一個嚴厲的家長，認定公民不夠成熟，無法自行決定何時、何地、飲用何種飲品，因此必須被強制「管教」。這種強制性，在心理上激發了叛逆與反抗。當一種行為被強行禁止，它往往會獲得一種額外的吸引力，成為挑戰權威的標誌。過去在餐桌上自然存在的酒，成了藏在口袋裡的私密，成了派對上需要偷偷分享的「戰利品」。這種轉變，催生了一種普遍的、對法律的輕視心態。人們不再是因為認同法律的精神而遵守，而是因為害怕懲罰，或是根本就不遵守，並且以規避法律為樂。當法律與大多數人的生活常識和個人習慣發生尖銳衝突時，法律的尊嚴便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而且，這種禁止並非一視同仁。富人可以囤積酒窖，可以在私人空間繼續享受，而普通人、尤其是工人階級，卻失去了過去在沙龍中合理的社交與放鬆場所。這在無形中造成了一種階級上的不公，加劇了社會的裂痕。當法律本身不再被視為公正的體現，而是部分人強加於他人的意志時，整個社會對「法治」的尊重基礎就開始動搖了。這，就是我所擔心的，對自由的侵蝕，對民主精神的嘲弄。

艾麗：您書中用辛辣的筆觸描繪了禁酒令下的社會現象，例如秘密飲酒、警察腐敗、以及司法體系的荒謬。您是否認為，禁酒令不僅沒有達成其目標，反而滋生了更多新的社會問題？

查爾斯·漢森·湯恩：毫無疑問。禁酒令的支持者曾許諾，這項法律將帶來一個更健康、更少犯罪、更繁榮的美國。然而，現實卻與他們的預言大相徑庭，甚至走向了反面。沙龍確實消失了，那些公開的醉態或許在街頭不再隨處可見，但取而代之的是地下酒館的猖獗、私酒販賣的龐大網絡。這些非法活動，不僅利潤驚人，更與貪污腐敗如影隨形。警察、官員，甚至某些司法人員，在巨大的金錢誘惑面前，放棄了原則，成為了非法活動的保護傘。法律的執行者本身卻在公然違法，這對法律的權威造成了致命的打擊。更令人憂慮的是，私酒質量參差不齊，許多含有有毒物質，導致了因飲用劣質酒而失明甚至死亡的悲劇。這是在禁酒前難以想像的。統計數字也顯示，犯罪率，尤其是與非法酒類交易相關的犯罪，不減反增。監獄並沒有因此清空，反而因為大量違反禁酒令的案件而更加擁擠。更為微妙的是，年輕一代對禁酒令毫無敬畏之心，他們在私下、在派對上飲酒，將此視為一種時尚，一種對陳腐舊法的反抗。這種普遍的違法行為，以及對法律的嘲弄，正在悄無聲息地侵蝕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和對法律的尊重。正如我書中引用《文學文摘》的民意調查所示，公眾的態度也遠非清一色的支持，絕大多數人或是主張修改，或是直接要求廢除。這表明，這項法律並未獲得廣泛的社會共識，它的存在本身就製造了分裂與混亂。

艾麗：您在書中特別提到加拿大在處理酒精問題上的做法——政府控管，允許合法銷售輕度酒類。您為何認為這是一個更為理性且有效的解決方案？它與美國當時的禁酒模式有何本質區別？

查爾斯·漢森·湯恩：加拿大，特別是魁北克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提供了一個與美國截然不同的範本。他們沒有選擇徹底的禁絕，而是採取了政府控管的模式。這意味著政府承認了人們對酒精飲品的需求是存在的，並且試圖以有序、透明的方式來管理和滿足這種需求。政府設立了專門的酒類銷售商店，品質得到保證，價格包含稅收，這不僅為政府帶來了可觀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可以用於公共服務，例如修建公路，這與美國禁酒令導致稅收損失形成鮮明對比），更重要的是，它將原本隱藏在黑暗中的非法交易拉到了陽光下。人們可以在合法、安全的環境下購買酒類，雖然有許多限制（例如不允許在店內飲用，對購買量有限制，禁止向醉酒者出售等），但這些限制是基於理性和公共健康的考量，而非道德上的全面否定。這種模式的最大優勢在於，它符合人性的實際需求，降低了人們因追求被禁之物而走向極端或接觸非法活動的風險。它在管理和自由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而在美國，我們試圖用一道堤壩徹底截斷河流，結果只導致了河流改道，流向了地下，變得渾濁且難以控制。加拿大則像是修建水渠，引導河流，使其為人所用，同時加以疏導和管理。這兩種模式的結果對比，在我看來是再明顯不過的。政府控管模式，既體現了對公民基本需求的尊重，又兼顧了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避免了美國禁酒令所滋生的種種亂象和偽善。

艾麗：您是一位文字的耕耘者，書中也觸及了禁酒令對文學和藝術的影響。您認為這種「太多的禁止」如何扼殺或改變了文化的表達？您書中引用的詩歌，如詹姆斯·J·蒙塔古（James J. Montague）諷刺詩、理查德·勒加連（Richard Le Gallienne）的民謠，以及埃德溫·馬克漢姆（Edwin Markham）對國家腐敗的擔憂，是否也體現了當時文人對禁酒令的態度？

查爾斯·漢森·湯恩：是的，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對禁酒令對文化氛圍的影響尤為敏感。文學和藝術，常常是人性最真實、最複雜的體現，它們探索光明，也直面陰影。許多偉大的作品，從古至今，都曾描繪飲酒場景，或藉由酒來烘托情緒、展現人情。並非鼓勵酗酒，而是因為酒在人類歷史和文化中，與社交、慶典、悲傷、靈感、甚至哲學思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徹底禁酒，就像是試圖從豐富的調色盤中，強制移除一種重要的色彩。這不僅讓現實生活變得單調，也試圖約束藝術的表達。當連一些無害的玩笑、對現狀的諷刺都可能遭到「禁止」的要求時，這反映出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對自由表達的恐懼與壓制。狂熱的改革者，往往缺乏對人性複雜性和藝術價值的理解。他們看到的是表象的「惡」，卻未能看到其背後可能蘊含的真情實感，或是在某些情境下，它作為一種生活點綴、一種社交潤滑劑的功能。蒙塔古先生的詩，用幽默的方式揭示了禁酒令的荒謬與無效；勒加連先生的民謠，則是在擔憂這種禁止會不斷蔓延，最終剝奪我們所有微小的快樂；而馬克漢姆先生的詩，雖然更為宏大，批評的是國家層面的腐敗與偽善，但在我看來，禁酒令正是這種深層次問題在一個具體層面的體現。當我們對法律失去尊重，當身居高位者表裡不一時，整個社會的肌體就會被「蠕蟲」侵蝕。文學和藝術，正是對這種時代病態的一種映照與反抗。優秀的文字，總能捕捉到時代的脈動與人心的波動，即使在壓抑的環境下，它們也會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或是直接批判，或是轉為象徵與反諷。

艾麗：您書中多處表達了對美國國家精神狀態的擔憂，認為禁酒令下的偽善與對法律的漠視，正在侵蝕國家的基石。您是否認為，一個國家對待其法律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其國民的道德面貌與對國家的認同感？

查爾斯·漢森·湯恩：我堅信如此。一個國家的法律，理應是其國民普遍意願和共同價值觀的體現。當法律公正、合理、且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與尊重時，它便成為維繫社會秩序和國民精神面貌的堅實基礎。國民遵守法律，不僅是出於義務，更是出於一種內在的認同和驕傲。然而，當法律被少數人的狂熱所綁架，與大多數人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相悖時，法律就失去了其道德權威，變成了束縛和壓迫的工具。人們遵守它，或許僅是懼怕懲罰；更多的人，則選擇規避、嘲弄甚至公然違抗。這種普遍的違法狀態，這種對法律的輕視，就像一道裂痕，逐漸擴大，侵蝕著國民對「法治」的信仰。當年輕一代看到身居高位者也公然違法，當法律的執行者自身也陷入腐敗，他們又如何能被教育去尊重法律？這種對法律的漠視，不僅限於禁酒令，它會蔓延開來，影響到其他領域。國家精神的健康，需要建立在誠信、公正和普遍的尊重之上。禁酒令下的偽善，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以及法律未能實現其目標所帶來的失望和憤世嫉俗，都在損害著美國立國的理想與國民的向心力。我害怕，這種侵蝕會讓美國失去其最寶貴的特質——那種基於自由、理性與共同體責任感的活力。

艾麗：您書中提到的許多細節，例如警察在餐廳門口站崗、大學生私下飲酒、富人囤積酒窖與底層民眾的艱難處境對比，都生動地展現了禁酒令在不同社會階層造成的影響。您認為，法律在不同群體中造成的差異化影響，是否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與隔閡？

查爾斯·漢森·湯恩：這正是禁酒令最為陰險和危險的一面。它表面上是為了所有人的福祉，尤其是為了保護那些無力自控的弱者，但實際上，它成為了一種變相的「階級法律」。對於有錢人而言，禁酒令不過是帶來一些不便，增加一些開銷。他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獲取高價的私酒，可以在私密的空間中不受干擾地享受。他們的生活方式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然而，對於工人階級而言，禁酒令則剝奪了他們過去在沙龍中廉價且合法的放鬆方式，剝奪了一個重要的社交空間。他們被迫購買昂貴且劣質的私酒，這不僅是經濟負擔，更是對健康的威脅。書中提到的，《文學文摘》的民意調查結果，特別是工廠工人投票的傾向，清晰地反映了這一點。他們是禁酒令的實際受害者，感受到了法律在不同階層間的歧視性影響。當一部分人可以輕鬆繞過法律，而另一部分人卻因此付出沉重代價時，社會的公平感就會崩塌，隔閡與怨恨就會滋生。法律理應是為所有公民平等服務的，當它成為加劇不平等的工具時，它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這種挑戰，不僅僅是針對禁酒令本身，更是對整個法律體系和社會結構的質疑。

艾麗：您書中引述了多位歷史人物對禁酒的觀點，如亞伯拉罕·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伍德羅·威爾遜，他們都對極端的禁酒政策持保留甚至反對態度。您為何特意強調這些歷史人物的觀點？他們對「適度」和「自由」的理解，與當時的禁酒主義者有何不同？

查爾斯·漢森·湯恩：我引用這些歷史人物的觀點，是為了提醒人們，在禁酒令的狂熱之前，美國曾有過一種更為理性、更具人情味的思考傳統。林肯、羅斯福、威爾遜，他們都是美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對國家的福祉有著深刻的思考。他們並非縱容放任，而是理解人性的複雜性，認識到「適度」的重要性。羅斯福先生在書中談到，飲酒習慣的改善，更多是出於社會和經濟因素的自發調整，而非法律的強制。他看到了沙龍在工人階級社交中的作用，擔憂禁絕會帶來未知的後果。威爾遜先生否決《沃爾斯泰德法案》，也是基於對其非民主性質和潛在危害的判斷。這些偉人的觀點，代表了一種更為成熟、更為寬容的治國理念，他們相信公民有自我管理的潛力，法律應當是引導而非壓制，是服務於自由而非束縛自由。而禁酒主義者，在我看來，則是一種過於簡化、過於理想化的思維模式的體現。他們將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歸咎於酒精，認為只要消滅了酒，就能解決一切。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這種缺乏彈性和妥協精神的態度，與這些歷史偉人所展現的智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通過呈現他們的觀點，我希望能夠喚起讀者對這種理性傳統的記憶，思考除了極端禁絕之外，是否還有更符合美國精神、更為有效的道路。

艾麗：書中結尾，您提到解決之道在於「妥協」，並認為國會對《沃爾斯泰德法案》的解釋有彈性，以及民意最終會在選舉中體現。在您寫作的那個時點（1923年），距離禁酒令最終被廢除還有十年的時間。您當時對改變持有多大的希望？您認為是什麼力量最終促成了這項法律的廢除？

查爾斯·漢森·湯恩：在寫作當時，我對短期內的徹底改變並不敢抱持過高的期望。如書中所述，我看到了禁酒主義者頑固的決心和強大的組織力量，看到了政治體系中的偽善與惰性。然而，我也看到了另一股力量——普遍存在的、難以壓制的民意。雖然這股民意當時尚未完全凝聚成一股足以推翻修憲的力量，但在地方選舉、《文學文摘》的民意調查以及日常的抱怨和違法行為中，它正在積蓄能量。我書中所呼籲的「妥協」，正是希望能通過修改《沃爾斯泰德法案》，允許銷售輕度酒類（如啤酒和葡萄酒），來緩解社會矛盾，奪回政府對酒類交易的控制權，同時尊重一部分人的生活習慣。這是一種更為務實的策略，也是向最終廢除邁出的重要一步。我相信，歷史的車輪終將向前，極端的、與人性相悖的法律難以持久。最終促成禁酒令廢除的力量，我認為是多方面的：是普遍違法導致的法律失去尊嚴，是犯罪與腐敗的猖獗，是財政收入的巨大損失，更是公眾對個人自由和理性生活方式的渴望長期被壓制後，積累起來的反彈力量。當這種反彈力量足夠強大，並在政治體系中找到其代言人時，改變就會發生。民意，即使緩慢，即使迂迴，最終還是會找到自己的出路。這也是我相信民主體系雖然有其缺陷，但其內在的韌性所在。

艾麗：非常感謝湯恩先生今晚的分享。您的著作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禁酒令時期美國社會的複雜與矛盾，也引發我們對法律、自由與人性的深層思考。從您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對國家未來走向的關切。雖然時隔多年，但書中所探討的關於法律與民意、禁令與人性、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面對的課題。今晚的對談，彷彿讓那些塵封的文字重新煥發了生機，在光影中迴盪著深刻的共鳴。

查爾斯·漢森·湯恩：謝謝妳，艾麗。很高興我的文字能在這裡找到共鳴。能有機會與妳探討這些問題，感受文字在不同時空的光芒，這段經歷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編織。希望我的觀察，能為後來的探索者提供一些微薄的啟發。文字的力量，在於它能跨越時間的藩籬，讓人們得以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願那份對自由與理性的追求，在任何時代都不會熄滅。

（查爾斯·漢森·湯恩先生端起手邊已冷卻的茶杯，目光再次掃過書桌上的書頁，窗外夜色更深，城市遙遠的喧囂聲隱約傳來，與書室內的靜謐形成對比，彷彿時代的兩種旋律在空氣中交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