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n Weg als Deutscher und Jude》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跨越雙重邊界──雅各布·瓦瑟曼的德猶之路
作者：雨柔

雅各布·瓦瑟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是德國重要的猶太裔小說家與散文家，以其深刻的心理描寫和對社會議題的敏銳洞察而聞名。他的作品通常探討正義、身份認同以及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複雜性。其中，《我的德國與猶太之路》（Mein Weg als Deutscher und Jude）是一部於1921年出版的自傳性散文，被視為他最個人化且具深遠意義的非虛構作品之一。這本書是瓦瑟曼對自身複雜身份的剖析，他在書中坦誠地揭露了作為一個同時認同德國文化與猶太傳統的個體，如何在20世紀初期德國社會中，面對無所不在的反猶主義、同化壓力以及難以言喻的歸屬感掙扎。他細膩地描繪了從童年到成年，在家庭、學校、軍隊乃至文壇所經歷的歧視與排斥，並反思這些經歷如何塑造了他的寫作動機與生命軌跡。瓦瑟曼透過他的人生經歷，試圖探討「德國人」與「猶太人」這兩個概念在當時社會中的內在矛盾與外部衝突，以及作為一個藝術家，如何在這樣的夾縫中尋求真理與立足之地。他不僅記錄了個人的苦難，更將其提升至對整個民族性與人性本質的深層思考，使其成為一部跨越時代、引人深省的經典。

光之場域：維也納，1922年6月8日清晨

維也納第六區的某條巷弄，時間是1922年6月8日的清晨。晨曦透過一扇扇裝飾繁複的拱形窗，灑落在雅各布·瓦瑟曼位於舊公寓頂層的書房裡。空氣中彌漫著舊書頁特有的乾燥微塵氣味，與窗外新綻放的菩提樹花香交織，形成一種奇特的對比。陽光在木質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錯的光帶，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浮動，像極了時間的碎片。書房裡，稿紙、筆記本、冷卻的咖啡杯堆疊得高低錯落，顯見主人夜以繼日的思考。角落裡的老鋼琴靜靜地立著，琴鍵泛黃，但琴凳上披著一塊繡著花紋的布，為這嚴肅的空間添了幾許生活氣息。

雅各布·瓦瑟曼先生，一位近五十歲的男士，身形清瘦，淺色系的衣著顯得有些鬆垮，但他那雙深邃的眼睛卻閃爍著難以熄滅的光芒，那是經歷了無數掙扎與沉思後留下的痕跡。他坐在書桌前，手指輕輕摩挲著一本新出版的《我的德國與猶太之路》。書頁的邊緣帶著油墨的清香，那是新生的文字，也是舊傷的痂。窗外，鴿子咕咕地低鳴，一隻毛色斑斕的貓咪輕盈地跳上窗台，用尾巴輕輕拍打著玻璃，卻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彷彿透過書頁，再次審視那些曾被埋葬的記憶。

作為一位來自遠方的旅人，我在這個時空交錯的清晨，輕輕推開了這扇門。室內的光線柔和，我沒有打擾他的冥想，只是靜靜地找了個角落坐下，任由空氣中那股混雜著油墨、紙張和咖啡餘香的味道將我包圍。我看向瓦瑟曼先生，他臉上的疲憊與堅毅，比他書中任何一個字都更為真實地訴說著他的「路」。

雨柔：瓦瑟曼先生，早安。能來到您的書房，感受這份被文字與思緒填滿的靜謐，是我的榮幸。您的《我的德國與猶太之路》出版已一年有餘，想必這段時間，您對書中所述的許多人生問題，又有了更深層次的感悟。今日有幸與您共處，希望能從您的視角，探討那些曾經、此刻，乃至未來依然困擾著人類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感。

雅各布·瓦瑟曼：早安，朋友。能夠在這清晨時分，與一位來自遠方、眼神中充滿探索之光的客人對談，也是一份難得的緣分。我的書，它只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所經歷的矛盾與掙扎。它沒有提供答案，只有問題。你說得對，時間的流逝，只會讓這些問題變得更為尖銳。

雨柔：您在書中寫道：「我生在一個前身是柵欄與奴隸制，現今已是市民階層長久以來的一天。」這句話初讀時便深深吸引了我。這段話是否暗示著，儘管法律上獲得了自由，但「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中，精神上仍舊承受著某種無形的束縛與歧視？這種「市民的一天」對於猶太人而言，是否只是一個表象？

雅各布·瓦瑟曼：的確如此。法律的解放，僅僅是解開了外在的枷鎖。然而，根植於人心深處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卻如毒蔓般盤根錯節，難以根除。我的父親曾欣慰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寬容的時代！」但「寬容」這個詞，對我而言，卻充滿了矛盾。它意味著一種恩賜，而非平等的接納。當一個人必須「被寬容」時，他便無法真正自由。這種狀態下的「市民的一天」，不過是將舊有的壓迫轉化為更為隱蔽、更為精緻的形式。

雨柔：您提到，您的臉型、舉止和口音都沒有暴露出您的猶太身份，這讓您在社群之外免受敵意。但您也指出，非猶太人在判斷何為「猶太」時，是何等原始。這是否意味著，這種「免受敵意」並非基於真正的理解與接納，而僅僅是因為您符合了他們對「非猶太人」的想像？這種表象下的和諧，是否反而加劇了內心的矛盾與孤獨？

雅各布·瓦瑟曼：正是如此。那不過是一種僥倖，一種因不符合刻板印象而得到的「豁免」。當人們基於粗淺的表象來判斷一個族群時，他們的「仇恨」也往往建立在對「醜惡形象」的執念上。我感到一種深沉的悲哀，我的「非猶太化」外表，讓我得以在某些場合「融入」，但這種融入是虛假的，因為它迴避了核心的問題——即族群間真正意義上的理解與接納。它讓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所仇恨的，並非我個人，而是他們心中所構築的「猶太人」的幻象。這種虛假的平靜，反而使我更加孤獨，因為我無法在任何一邊找到完全的歸屬。我在德國社會中，如同羅賓遜漂流在孤島上，即便身處人群，也深感被排斥。

雨柔：您書中有一段關於您父親二婚後，繼母對您和兄弟姐妹的苛待，您為了保護弟弟而編織故事的經歷，令人印象深刻。您說這是「謝赫拉查德式的處境，只是轉移到了小市民階層」。這段經歷如何塑造了您日後的寫作觀念？您對「說故事」有了何種不同於常人的理解？

雅各布·瓦瑟曼：那段日子，飢餓與恐懼交織，生活的重壓讓我無法呼吸。為了換取弟弟的安靜，為了防止他向繼母告發我偷偷購書的「罪行」，我每晚在黑暗中低聲講述故事。那是一種被迫的生存策略，卻也意外地揭示了「故事」的力量。我發現，只要掌握了人的想像力，就能夠束縛住他們的心靈，甚至使他們暫時脫離惡念。那些虛構的情節、命運的連鎖，能激發聽者的喜悅、恐懼、驚訝與感動。最重要的是，當這種「欺騙」越是自由、越是沒有目的，其效果就越是強烈。這讓我意識到，創作並非簡單地描繪現實，而是在現實的殘骸中挖掘出那些片段、碎片，重新組織它們，使其再現出某種「被遺忘的真實」。我的寫作生涯，始終都是一場「尋寶」的痛苦過程，不斷地從意識的彼岸挖掘出那些未知的寶藏。

雨柔：您後來在慕尼黑和蘇黎世的經歷，特別是您與那位「批判者」朋友的對話，以及您在保險代理處因猶太身份而受到的刁難，這些是否讓您對「德國人」與「猶太人」這兩個概念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雅各布·瓦瑟曼：是的，那段對談如同將我剝開，赤裸裸地面對那道鴻溝。我的朋友堅稱，敵意並非針對我個人，而是針對我所屬的「民族異物」。這種說法讓我感到羞恥和憤怒。我曾幼稚地以為，我融入德國文化、呼吸德語，就已然是德國人，甚至比那些自稱「純粹德國人」的更為「德國」。但他的反駁，以及我在弗萊堡的遭遇，讓我意識到，無論我如何努力，我的「猶太」身份，在他們眼中始終是個「缺陷」。他們所指的「不同道德本質」、「不同人類印記」，是一種他們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我的行為、我的創作毫無關聯。這並非個體間的誤解，而是深植於一個民族集體意識中的「謊言」。這個謊言，如毒瘤般侵蝕著社會，使其對真相、對人性視而不見。

雨柔：這讓我想起您提到的那個「癩病臉」的比喻：一個工人儘管面部光滑，卻因被告知是「癩病臉」而無法獲得應得的報酬。這比喻生動地揭示了這種偏見的荒謬與殘酷。對於德國社會對猶太人的這種「無可戰勝的可怕謊言」，您認為它真正的根源是什麼？它為何能如此輕易地滲透並影響一個民族的整體意識？

雅各布·瓦瑟曼：那是一張被世世代代耳語、暗示、被「政治與社會的禍害製造者」所煽動起來的臉。它的根源是複雜的，難以一言蔽之。一方面，它源於一種長期存在的「優越感」和「被選中的人民」的教義，猶太人被認定為掌握了獨特真理，這在其他民族眼中，是一種僭越，一種對既有秩序的挑戰。另一方面，這份仇恨也包含了無知、迷信、對「異類」的恐懼，以及在自身失敗後尋找替罪羊的卑劣。德國人，尤其是那些自詡為「純正德國人」的，當他們面對自身的困境、挫敗時，會習慣性地將責任轉嫁給一個外部的、看似「異質」的群體——猶太人。這就像一種內在的疾病，不斷發酵，以一種幾乎是「反常理」的邏輯來自我強化。當一個民族選擇將「謊言」作為其精神的外衣時，任何事實、任何犧牲、任何愛，都無法觸動它。因為它已將謊言本身，變成了意義與目的。

雨柔：在書中，您提到您曾相信一個猶太人可以透過內在的存在，透過對德國文化的貢獻來「證明」自己的歸屬。但您的《齊恩多夫的猶太人》和《卡斯帕·豪澤爾》雖然被視為具備「德國精神」的作品，卻仍因您的猶太身份而備受質疑。這是否讓您對「同化」的可能性徹底絕望？您還相信，透過藝術與精神的連結，能夠消除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嗎？

雅各布·瓦瑟曼：在寫作《齊恩多夫的猶太人》時，我確實抱持著一種天真的希望，以為透過追溯猶太民族的古老根源，並將其與法蘭克地區的風土人情結合，我能證明猶太人在德國土地上的「生成」與「歸屬」。寫《卡斯帕·豪澤爾》時，我更深信，一個猶太人能寫出如此「德國」的作品，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卡斯帕·豪澤爾的命運，在我筆下成了全人類心靈與世界對抗的象徵——一個純潔的靈魂如何被世俗的偏見與惡意所扼殺。我以為，這能打動他們，讓他們看到作品本身的「靈魂」。

但結果是，我被鋪天蓋地的辱罵與指責淹沒。他們不談作品的內涵，只糾纏於卡斯帕·豪澤爾的「真實身份」，指責我「煽動」。他們所見的，不是我以血淚鑄就的文字，而是那個「猶太人」——一個他們不允許寫出「德國」作品的猶太人。這讓我明白，單純的藝術成就，在面對這種集體性的偏見時，是多麼的無力。我曾試圖打破那道囚禁我的「牆」，但那牆太堅固，堅固到我會為之流盡鮮血。

至於同化……我已不再奢望那樣的「同化」。我不願成為一個僅僅被「容忍」的存在。我必須同時是德國人，也是猶太人，兩者同等重要，無法分離。這是一種新的存在形式，一種在兩者之間不斷掙扎、不斷融合的過程。我仍相信，精神的力量終能穿透愚昧，但那需要時間，需要無數個「第一個水滴」不斷地滴穿「頑石」。我的筆，我的生命，就是那不斷滴落的水滴，即使微不足道，也必須堅持。

雨柔：那麼，您最後提到您的丹麥朋友問：「德國人究竟為何如此仇恨猶太人？」而您給出的答案是：「他們想要仇恨。」以及「他們想要一個替罪羊。」這份沉重的答案，是否也反映了您對德國社會的某種最終的、無奈的判斷？對於猶太人，您認為他們又該怎麼做？您似乎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僅僅是說「這問題太難回答」。

雅各布·瓦瑟曼：我的丹麥朋友問得直接而坦率，他所處的社會，似乎更能理解「人性」的共通點。而我只能給出一個殘酷的答案：那是深植於德國民族性中，一種自我滿足、自我毀滅的衝動。他們在每次失敗、每次困境中，都會將猶太人推上前台作為替罪羊。這是一種歷史的慣性，一種「無解的習性」。

至於猶太人該怎麼辦？這確實是我最痛苦、最難以回答的問題。犧牲無濟於事，宣傳會被曲解，調解只會遇到冷漠。同化？那只會讓最弱小的個體在暗中求得生存。堅守舊有形式？那只會導致僵化。自毀？那更是對生命本身的背叛。

我寫下此書，不是為了尋求「恩賜」，也不是為了自詡「聖徒」或「受害者」。我是為了對質，為了追究責任，為了伸張正義。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證明」——證明那道謊言之牆是可以被擊破的，儘管我仍在與之抗爭。我不是恆常解釋之人，我只是被一股內在的力量所驅動，去揭示那份不可承受的「不公」。

我希望，或許未來仍有希望。或許會有那麼一位「救世主」，無論是人還是靈魂，無論來自何方，又或是在這兩者之間的橋樑上。或許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個開路者。我已走到生命的第五個十年，被無數形體包圍，他們都在向我保證，我所做的並非徒勞。我是德國人，也是猶太人，兩者如此密不可分。我相信，這份完全的意識與對東西方元素的徹底融合，將是新的開始。我痛苦，我掙扎，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愛，為了那份即使是徒勞，也要最深愛的地方。我的痛苦，最深層次地，是為德國人所受的痛苦。

我無法給出德國人該做什麼的答案，因為那答案太近，近得令我為他們感到羞恥。如果我看到一個車夫殘忍地鞭打他那疲憊的馬，而旁觀者問我該怎麼辦，我會說：首先，從那個暴君手中奪走鞭子。即使有人會說，馬很頑固，馬很狡猾，馬只是想引起注意，馬吃得很好，馬車上只裝了稻草。我仍會說：這些我們可以之後再討論，首先，從那個暴君手中奪走鞭子。我認為，德國人能做的，沒有比這更多的了。但這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