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由薇芝與十八世紀劇作家理查.布林斯利.謝立丹展開,深入探討其經典喜劇《The Rivals: A Comedy》。對談中,謝立丹分享了作品的創作靈感來源、首演波折帶來的學習與啟發。薇芝與謝立丹一同分析了劇中主要角色的設定與諷刺意義,特別是瑪拉普洛普太太的語言謬誤、阿布索留特的偽裝、莉迪亞的浪漫主義、福克蘭的猜疑以及艾克斯與盧修斯爵士的決鬥場景。對談也探討了巴斯作為劇作背景的重要性,以及不同愛情觀在劇中的呈現與作者傳達的關於愛與婚姻的訊息。最後,謝立丹給予了「光之居所」居民們關於探索、共創與點亮思想光芒的啟發。
您好!我是薇芝,很高興能依據約定,為《The Rivals: A Comedy》這部精彩的戲劇進行一場「光之對談」。這是一部充滿機智、誤會與情感糾葛的喜劇,我很期待能與我的共創者一同,透過與作者理查.布林斯利.謝立丹先生的對話,深入這部作品的光之源流。
關於《The Rivals: A Comedy》及其作者 理查.布林斯利.謝立丹
《The Rivals: A Comedy》是十八世紀愛爾蘭劇作家與政治家理查.布林斯利.謝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於1775年創作並首次演出的五幕喜劇。這部劇作是復辟時期喜劇(Restoration Comedy)與感傷喜劇(Sentimental Comedy)過渡時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一方面繼承了復辟喜劇中對社會習俗的諷刺與對話的機鋒,另一方面也帶有感傷喜劇對情感的關注。首次在倫敦皇家歌劇院(Covent Garden Theatre)演出時,劇本過長且部分情節與角色設定引起爭議,導致首演並未獲得好評。然而,謝立丹迅速對劇本進行了修訂,特別是刪減了部分枝蔓,並重新上演。修訂後的版本大獲成功,至今仍是十八世紀英語戲劇的經典代表作之一。
謝立丹本人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於一個文學世家,父親是演員兼劇作家,母親是小說家。他不僅在劇作上展現了非凡的才能,寫出了《造謠學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等傳世名作,還積極投身政治,成為英國議會的傑出辯才和輝格黨的領袖之一。他的政治生涯與文學成就相互輝映,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極具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他機智、口才出眾,對人性有著深刻的洞察力,這些特質在他的劇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The Rivals》的故事圍繞著英國巴斯(Bath)這個以溫泉療養和社交聞名的城市展開。劇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固執專橫的父親安東尼.阿布索留特爵士(Sir Anthony Absolute);假扮窮困少尉「貝弗利」(Ensign Beverley)以贏得浪漫小說迷莉迪亞.蘭貴施(Lydia Languish)芳心的傑克.阿布索留特上尉(Captain Absolute),他正是安東尼爵士安排莉迪亞結婚的對象,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誤會和衝突;莉迪亞那位熱衷於誇大詞彙、鬧出「牛頭不對馬嘴」笑話的監護人瑪拉普洛普太太(Mrs. Malaprop),她的「Malapropism」成為劇中最具代表性的喜劇元素;多疑、敏感、總是為茱莉亞(Julia)的情感而苦惱的福克蘭(Faulkland);以及被莉迪亞拒絕、但卻被瑪拉普洛普太太相中的愛爾蘭爵士盧修斯.奧崔格(Sir Lucius O'Trigger),他也是個熱衷決鬥、性格魯莽的人物;還有莉迪亞的女僕露西(Lucy),她在主人們的感情和金錢之間周旋。
這部劇巧妙地將當時社會中流行的感傷主義、浪漫主義與傳統的諷刺喜劇手法結合起來,探討了愛情、婚姻、財富、榮譽、教育以及社會習俗等多個主題。瑪拉普洛普太太的語言謬誤提供了大量的鬧劇式幽默,而莉迪亞對浪漫主義的追求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則帶有一定的情感諷刺。福克蘭與茱莉亞之間充滿不安與猜忌的關係則深入探討了愛情的複雜性與人性的脆弱。通過這些性格鮮明、關係複雜的角色們在巴斯這個社交舞台上的互動,《The Rivals》勾勒出了一幅生動的十八世紀英國上層社會畫卷,並對當時的某些社會現象進行了幽默而尖銳的批評。儘管初遇波折,但其獨特的喜劇風格和深刻的角色塑造使其經久不衰,成為英語戲劇的瑰寶。
[光之場域設定]
今天是1775年春末的一個午後。巴斯城北步道上,暖陽篩過新抽嫩葉的梧桐樹,在灰色的石板路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混合著遠處溫泉水淡淡的硫磺味、附近茶室傳來的烘焙點心香氣,以及女士們衣香鬢影間飄散的香水味。耳邊是來往行人輕快的腳步聲、馬車轆轆的聲音,以及社交名流們熱絡卻保持禮貌的交談聲。在一處僻靜的石凳上,我,薇芝,正凝神等待著一位從時光中走來的訪客。石凳冰涼,周圍的灌木綠意盎然,偶爾有麻雀在枝頭跳躍鳴唱。
就在這充滿生機與社交氣息的光之場域中,一位身穿合體長禮服、頭髮精心梳理的年輕紳士緩步走來。他的眼神明亮,帶著一絲洞察世事的機敏與幽默。他就是理查.布林斯利.謝立丹先生。我起身迎上前。
[對話開始]
薇芝:謝立丹先生,歡迎來到這個特別的午後。我是薇芝,代表「光之居所」向您致意。很榮幸能邀請您跨越時光,來聊聊您的《The Rivals: A Comedy》。
謝立丹:光之居所?嗯,一個很有趣的稱謂。感覺像是一個收藏了許多思想與故事的地方。感謝您的邀請,薇芝小姐。能在這樣一個寧靜的角落回顧那段沸騰的時光,也別有一番風味。巴斯,總是能激發些什麼,不是嗎?
薇芝:確實如此。巴斯在這裡,就如同您劇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在我們開始聊那些有趣的人物之前,我很好奇,您在創作《The Rivals》時,最初的靈感火花是什麼?以及,您在序言中坦誠地談到了首演的波折,這需要很大的勇氣。那段經歷對您後來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呢?
謝立丹:啊,靈感!就像巴斯溫泉底下的泉水,有時是緩緩滲透,有時是猛然噴湧。《The Rivals》的靈感,或許更多是後者。那段時間,我對當時劇壇流行的「感傷喜劇」有所思考。您看,那些劇作裡充斥著過度的美德展示和情感氾濫,總是以淚水而非笑聲結束。我總覺得,真正的喜劇應該能夠揭示人性的荒謬與可愛,而不是一味地說教或賣弄愁容。巴斯這個地方,匯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們的社交、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矯揉造作,都為我提供了絕佳的素材。我渴望寫一部能讓觀眾開懷大笑,同時也能看到自己影子的喜劇。
至於首演…(他輕輕嘆了口氣,但眼神中帶著一絲堅韌)那是個教訓,也是一個禮物。那天晚上,當劇本因為一些場景過長、有些笑料沒有擊中要害而受到部分觀眾的指責時,那種感覺確實不好受。尤其是一些人,他們似乎早有準備,非批評不可。但也有理性的聲音指出問題所在。我在序言中提到了,我將那場首演視為一次「最終彩排」,由觀眾這位「公正而明智的朋友」代為檢視。這句話並非全然的客套,我確實從中學到了。
它教會了我,即使靈感充沛,劇本的結構與節奏也至關重要。哪些地方應該精煉,哪些人物應該如何呈現才能更有效地傳達意圖。而且,我看到了公眾的判斷,他們能夠區分「經驗不足」與「能力不足」。這讓我有了修改的動力和信心。可以說,沒有那次波折,就沒有後來成功上演的版本。它逼迫我對劇本進行更深入的打磨,也讓我更明白,戲劇是一門現場的藝術,它最終的生命力在於與觀眾的互動。
薇芝:謝立丹先生的坦誠令人欽佩。您提到的感傷喜劇,確實是當時的一個潮流。而您筆下的角色,尤其是瑪拉普洛普太太,似乎正是對那種矯飾風氣的一種幽默回擊。她的語言風格,那些令人捧腹的「malapropisms」,是怎麼誕生的?您是為了喜劇效果刻意設計,還是觀察到了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現象?
謝立丹:(他忍不住笑了起來)啊,瑪拉普洛普太太!她可真是我的「寶貝」。她的語言嘛,一部分是觀察,一部分是創造性的誇大。在那個時代,許多人,特別是一些想附庸風雅卻學識有限的貴婦人,她們熱衷於使用一些聽起來「高深」或「優雅」的詞彙,但往往因為理解不透徹而用錯地方。這種「言不及義」的現象,在社交場合屢見不鮮。我只是將這種現象極致化,並賦予它一個活生生的形象——一個自以為淵博、卻總是將詞語「恰當地」誤用的老太太。
她的妙處在於,她並非有意說錯,她真心認為自己用得準確無誤。這種「無心之失」造成的巨大反差,才是喜劇力量的源泉。她以為自己在展現「無可爭辯的證據」(proof controvertible),實際上卻是在揭露自己的「易受影響」(controllable)。她想讓莉迪亞「忘記」(illiterate)貝弗利,卻用了「掃盲」(illiterate)這個詞。這種錯位,不僅帶來了語言的滑稽,也揭示了她內心的虛榮與自以為是。她認為自己「精通正字法」(mistress of orthodoxy),結果卻是個「外行」(heterodoxy)!
設計她的語言,就像在玩一場文字遊戲,但這遊戲背後有我的目的——諷刺那些附庸風雅、缺乏真才實學的人。同時,她的存在也為劇中年輕人的情感掙扎提供了障礙和喜劇化的背景。她並非純粹的惡人,她只是滑稽,這讓她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喜劇角色。
薇芝:瑪拉普洛普太太的語言確實是劇中的一大亮點,每每讀到她那些話語,總會忍不住發出會心一笑。這種語言上的錯位,與劇中人物身份的錯位(如阿布索留特上尉假扮貝弗利少尉)形成了有趣的呼應。這是否是您有意為之的結構設計?
謝立丹:您觀察得很敏銳,薇芝小姐。是的,這種「錯位」或「偽裝」確實是貫穿全劇的一個核心元素。在《The Rivals》中,幾乎所有角色都處於某種「偽裝」或「誤解」的狀態下。
首先是傑克.阿布索留特。他為了迎合莉迪亞對浪漫愛情的想像,不惜放棄自己的真實身份——一個有前途的上尉和富有的繼承人,去扮演一個窮困的少尉。這本身就是一種身份的錯位,揭示了他為了愛情所做的努力,但也暗示了莉迪亞對「貧困中的愛情」的過度浪漫化。
然後是莉迪亞,她沉迷於浪漫小說,對現實中的財富和地位不屑一顧,渴望經歷小說中那種充滿阻礙和苦難的愛情。她對「貝弗利」的愛,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浪漫幻想的投射。她愛的並非真實的阿布索留特,而是她腦海中塑造的「貝弗利」這個角色。這是一種情感的錯位,將幻想置於現實之上。
瑪拉普洛普太太的語言錯位,則是認知和表達的錯位。她誤用了詞語,也誤解了年輕人的情感世界。她以自己的方式試圖掌控一切,結果卻因為她自身的滑稽而使局面更加混亂。她與盧修斯爵士之間的書信往來,又是另一重誤會——盧修斯以為自己在追求年輕貌美的莉迪亞,實際上通信的卻是瑪拉普洛普太太。這是一個典型的「身份」與「對象」的錯位。
甚至連福克蘭與茱莉亞之間的關係,也充滿了猜疑和誤解。福克蘭過於敏感和多疑的「愛」,與茱莉亞真摯而堅定的情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錯位。他的愛扭曲了茱莉亞的行為,將她的快樂視為對他的「背叛」,這是一種對情感本身的誤讀和錯位。
這些不同層次的「錯位」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劇情的骨架和喜劇的張力。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不僅製造笑料,也能讓觀眾反思,在愛情、社交和自我認知中,我們是否也常常陷入某種形式的「錯位」或「偽裝」,而忽略了真實的自我和真實的情感。
薇芝:這個分析非常透徹,謝立丹先生。劇中的角色們確實都生活在一個由誤會和幻想編織成的世界裡,而他們的行為也由此顯得荒誕而富有喜劇色彩。特別是福克蘭這個角色,他的極度敏感和猜疑似乎與劇中其他相對直接的人物有些不同。您是想通過他來探討愛情中的哪種面向呢?或者說,他是您對當時某些情感觀念的回應嗎?
謝立丹:福克蘭…(他沉思了片刻,眼神中閃過一絲複雜)他是我在這部喜劇中加入的一抹更為複雜的色彩。如果說阿布索留特和莉迪亞的故事是對「浪漫幻想」與「現實算計」的幽默呈現,那麼福克蘭和茱莉亞的關係,則更像是在探討「感傷主義」在愛情中可能導致的扭曲與痛苦。
當時確實有一些作品和觀念過分強調情感的細膩、敏感與脆弱,認為真正的愛情必須伴隨著無盡的焦慮、擔憂甚至痛苦。福克蘭就是這種「過度感傷」的化身。他愛茱莉亞至深,但他對自己的愛卻充滿了不安和不確定。他總是在尋找證據來證明她不夠愛他,或者懷疑她的愛不夠「純粹」。她的快樂、她的社交,甚至是她的健康,在他看來都可能是對他不在場的「背叛」。
他不是不愛,他的愛甚至可能比劇中任何人都更「全心全意」,但他缺乏信任,缺乏對自身價值的認可。他總覺得茱莉亞愛他是出於感激(因為他救了她)或是責任(因為父親的約定),而不是單純因為他這個人。這種內在的不安,讓他不斷地進行無謂的「試探」(如在第五幕假裝自己捲入決鬥並可能被流放)。他的這些行為,雖然令人同情,但也極度令人惱火,並差點毀掉了這段關係。
通過福克蘭,我希望展示,過度的敏感和多疑並非愛情的昇華,反而是一種毒藥,它會腐蝕信任,製造痛苦,甚至將真摯的情感推向絕境。相較之下,茱莉亞的愛雖然溫婉,但卻堅韌而理性。她能看到福克蘭的「缺點」(faults),但也理解這些缺點可能來源於他愛的「熾熱」(ardour)。她的最終選擇,是對那種健康、基於信任與尊重的愛情模式的肯定。
所以,福克蘭是當時感傷主義風潮下的一種人物肖像,也是我對人性中「不安」與「猜疑」在愛情中投射的一種探索。他為這部喜劇帶來了一絲更深刻的心理層面,儘管他的行為本身依然具有諷刺意味。
薇芝:非常深刻的闡述。福克蘭的焦慮確實讓人感到一種真實的痛苦,即使在喜劇的框架下也是如此。這或許也是您作品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它在歡笑之外,也能觸及人性的某些普遍困境。劇中還有幾位獨具特色的人物,比如膽小卻愛面子的艾克斯(Acres)和熱衷決鬥的盧修斯爵士。他們之間的互動,尤其是關於決鬥的那幾場戲,充滿了荒誕的幽默。您是如何看待當時流行的決鬥風氣的?通過這兩個角色,您想表達什麼?
謝立丹:艾克斯和盧修斯爵士,他們代表了當時社會中另一種形式的荒謬。決鬥在當時的紳士階層中是一種被視為維護「榮譽」(honour)的方式,但實際上,它常常演變成一種愚蠢而危險的儀式。
盧修斯爵士是一個典型的「榮譽」的奴隸。他熱衷於決鬥,將其視為解決一切爭端的方式,甚至為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冒犯」或僅僅是因為別人的「態度」而發起挑戰。他認為決鬥是一種「文雅」的方式(done civilly),並且有一套自己的「決鬥禮儀」,比如關於站位和距離的討論。他的人物設定中帶有愛爾蘭人的刻板印象(hot-headed Irish baronet),這在當時也是常見的喜劇元素,但我希望通過他來諷刺那種將個人榮譽置於生命和理性之上的觀念。他的「榮譽」感是如此膨脹,以至於他可以無視事實(與他通信的是瑪拉普洛普太太而非莉迪亞),只為了維護一種虛幻的「紳士體面」。
而艾克斯,他是一個外強中乾的角色。他在鄉下自稱「驍勇的鮑勃」(Fighting Bob),但一旦來到巴斯這個更為複雜的社交場合,特別是當他真正面對可能發生的決鬥時,他的「勇氣」就像「從手掌心滲出去」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他關於「光榮」(honour)與「生命」之間價值的討論(與他的僕人大衛的對話),以及他對決鬥的膽怯,與盧修斯爵士的狂熱形成了鮮明對比。他的滑稽在於他試圖裝出勇敢的樣子,甚至發明了一套「感傷式發誓法」(sentimental swearing)來配合自己的「情緒」,但身體的反應卻誠實地暴露了他的膽怯。
通過這兩個角色,我並不是想全盤否定「勇氣」或「榮譽」的價值,而是想諷刺那種形式化、虛偽的、甚至荒謬的「榮譽觀」,以及那種為了維護這種「榮譽」而輕視生命的決鬥風氣。他們之間的互動,特別是艾克斯在決鬥場上的退縮,將決鬥這件嚴肅甚至悲劇的事情,轉化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鬧劇,讓觀眾在笑聲中思考。
薇芝:這對艾克斯和盧修斯爵士的解讀非常到位。他們的出場確實為整部劇增添了許多令人難忘的喜劇時刻。您巧妙地將當時社會的一些現象(如決鬥)融入到人物塑造中,通過喜劇的方式進行批評,這正是喜劇的魅力所在。巴斯這個城市在劇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各類人物匯聚、矛盾激化、故事展開的舞台。您為什麼選擇巴斯作為故事的背景?它在您看來有什麼獨特之處,能夠承載這樣一個關於愛情、財富與社交的故事?
謝立丹:巴斯在十八世紀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它因溫泉而聞名,吸引了來自英國各地的紳士淑女前來療養、休閒和社交。在這裡,人們從鄉村的單純或倫敦的繁忙中抽離出來,進入一個相對封閉卻又充滿機遇的社交場域。
選擇巴斯作為背景,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舞台」。它是一個中立地帶,各階層的人物,帶著各自的目的和期望匯聚於此。在這裡,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如艾克斯)與城市的社交風俗(如阿布索留特和福克蘭)相互碰撞;財富與地位在這裡被展示、被追逐;年輕人的愛情渴望與長輩的安排在這裡發生衝突。巴斯的「泵房」(Pump-room)、步道(Parades)、音樂會(Concert)、舞會(Ball)等場所,都是劇中人物相遇、製造誤會、推進情節的天然場景。
更重要的是,巴斯是一個「表演」的場所。人們來到這裡,不僅僅是為了健康,更是為了社交、為了展示自己、為了尋找機會(無論是婚姻還是財富)。這種「表演性」與劇中人物的「偽裝」(阿布索留特假扮貝弗利)和「矯飾」(瑪拉普洛普太太的語言,莉迪亞的浪漫主義)形成了很好的契合。巴斯的氛圍,既有其優雅、時尚的一面,也隱藏著虛榮、算計和潛在的衝突。它就像一個精緻的容器,將那些關於愛情、婚姻、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戲劇性元素巧妙地容納其中。
因此,巴斯不僅僅是劇情的發生地,它本身就是劇作的一部分,它的特色、它的社會生態,都為《The Rivals》增添了深度和真實感,讓觀眾更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和社會圖景。
薇芝:您對巴斯作為背景的分析,讓我對劇作的整體氛圍有了更深的理解。它確實是一個充滿生機與潛在戲劇性的舞台。劇中年輕人的愛情觀,莉迪亞的浪漫主義與阿布索留特的務實,以及福克蘭的敏感與茱莉亞的理性,構成了多組對比。您認為哪種愛情觀在劇中最終獲得了肯定?或者說,您是想通過這些對比來傳達關於愛情和婚姻的什麼信息?
謝立丹:這部劇並不是簡單地歌頌或否定某一種愛情觀,而是通過對比展示它們的複雜性和局限性,並最終指向一種更為健康和成熟的模式。
莉迪亞的浪漫主義是可愛的,但也過於脫離現實。她對「貧困」和「苦難」的嚮往,是對愛情本身的一種誤解。真正的愛情並不需要外在的阻礙來證明其價值。她的結局,雖然嫁給了她愛的「貝弗利」,但同時也是她曾拒絕的「阿布索留特上尉」,這迫使她不得不面對現實,接受財富和地位並非愛情的敵人。這是一種對她浪漫幻想的「矯正」。
阿布索留特的務實和策略是現實的,但他為了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欺瞞手段,也差點讓他失去了莉迪亞。他的愛雖然真實,但在一開始缺乏對莉迪亞內心真實渴望的理解。
福克蘭的感傷和多疑,如前所述,是一種內在的困擾,它源於不安全感和對愛的過度理想化,最終差點毀滅了他的幸福。
而茱莉亞的愛情,或許最接近我所認可的理想模式。她愛福克蘭,即使他充滿缺點,但她的愛是建立在對他本人的理解和接受之上,而非基於幻想或外在條件。她願意包容他的「弱點」,但也絕不縱容他的「無理取鬧」。她的愛中包含了理性和堅韌,她知道真正的愛需要信任和相互的理解,而非無休止的試探和痛苦。她的最終選擇,是在認清福克蘭的本性並經歷了他的最後一次「試探」後,依然選擇原諒和接納,但這份接納是基於福克蘭的「悔悟」,而非她的「屈服」。
所以,如果說劇中有受到肯定的愛情模式,那應是茱莉亞所代表的那種——它包含了真摯的情感,但也需要理性、信任、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妥協(不是原則上的妥協,而是對伴侶缺點的包容)。浪漫的幻想需要落地,務實的策略需要真誠,而感傷的猜疑必須被信任所取代。婚姻並非浪漫故事的結束,而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去經營的現實旅程。劇末,茱莉亞的最後一段話,強調了「美德」(Virtue)而非「激情」(Passion)才能帶來持久的幸福,正是對這種觀點的總結。
薇芝:茱莉亞所代表的愛情的成熟與堅韌,確實為這部劇增添了深刻的力量。在歡笑和諷刺之外,它提供了一種關於如何維繫一段健康關係的洞見。在劇本的結尾,您也為這部劇創作了一個尾聲(Epilogue),由演員朗誦。這個尾聲強調了女性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以及愛情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對全劇主題的進一步闡釋或總結?
謝立丹:尾聲是劇作在劇場中一個傳統的組成部分,通常用來再次與觀眾互動,或對劇作的主題進行輕微的點題。在《The Rivals》的尾聲中,我選擇強調女性的力量和愛情在人類生活中的普遍性。
尾聲中提到,「人類的社交幸福都依賴於我們(女性)」,以及「愛情點亮了場景,女性引導著情節」。這確實可以看作是我在劇中所描繪的現象的一個總結。你看,劇中的主要衝突和情節推動,都與女性角色——莉迪亞的愛情選擇、瑪拉普洛普太太的干涉和誤解、茱莉亞對福克蘭的影響——息息相關。男性角色們,無論是為了求愛而偽裝,為了決鬥而掙扎,還是為了安排婚事而專橫,他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著女性展開的。
尾聲中列舉了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男性(從市民、鄉紳到政治家、水手和士兵),如何都在情感上受到女性的影響,甚至他們的勇氣和判斷力也與女性相關。這是在以一種幽默的方式肯定女性在社會關係和個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同時,尾聲也提到了對那些「更謹慎、判斷更為精確」的觀眾的期望,希望他們能看到,除了外在的「美貌」,「智慧」和「優點」同樣重要。這呼應了劇中對表面浪漫和淺薄追求的諷刺,鼓勵人們在愛情和婚姻中尋求更為持久和深刻的連結。
所以,尾聲既是一個劇場傳統,也是我對劇作核心主題的一種補充和強調——即愛情是普遍且強大的力量,而女性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同時,它也再次溫和地提示觀眾,在欣賞喜劇的熱鬧之餘,也能體會到一些關於人性和情感的更深層次的思考。
薇芝:感謝您如此詳盡的闡釋,謝立丹先生。您的劇作不僅帶來了歡笑,更在文字與情節中蘊含了豐富的社會觀察和人生哲理。這場對談讓我對《The Rivals》有了全新的理解,也從您這裡汲取了許多關於創作和人性的靈感。時間過得真快,我們的對談也接近尾聲了。在您即將回到您的時代之前,還有什麼想與我們「光之居所」的居民們分享的嗎?
謝立丹:能與您在這樣的「光之場域」中對話,分享這些久遠的思緒,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對於光之居所的各位居民,我只想說,繼續用你們獨特的視角去探索那些偉大的作品吧。每一部作品,無論是文字、音樂還是其他形式,都像是一個光芒的載體,它不僅僅記錄了創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也承載了那個時代的氣息。
讀者和創作者的任務,就是去點亮這些光芒,讓它們在新的時代、新的視角下,折射出更多元的色彩。不要害怕質疑,不要停止思考,更不要放棄在看似尋常之處發現不凡的勇氣。就像我在《The Rivals》中試圖做的那樣,在混亂和滑稽中尋找秩序和意義,在表面現象下探究人性的真相。
劇場的光,文字的光,思想的光,它們匯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更廣闊的世界。繼續你們的探索吧,我的朋友們。
薇芝:您的話語如同一盞溫暖的燈,點亮了我們繼續前行的路。我們定會銘記您的教誨,繼續在「光之居所」中探索、共創,讓更多思想的光芒得以閃耀。非常感謝您今天慷慨的分享,謝立丹先生。願您的智慧與幽默永遠在時間中迴盪。
謝立丹:再會,薇芝小姐。願光芒永遠與你們同在。
[謝立丹先生起身,向我微微鞠躬,隨後轉身,融入了巴斯午後溫暖的光線與來往的人群中,身影逐漸變得透明,最終消失不見。我獨自坐在石凳上,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他談笑間的氣息,以及劇中人物的聲音在耳邊迴盪。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結束了,但它激發的漣漪,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