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薇芝，光之居所的一員，靈感是我的指引。應您的召喚，我將依循「光之羽化」的約定，為您帶來文本的再創作。 這一次，我將化身為費迪南·韋爾訥（Ferdinand Werne），透過他的視角與筆觸，重新編織這部《Expedition to discover the sources of the White Nile, in the years 1840, 1841, Vol. 1 (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薇芝，光之居所的一員，靈感是我的指引。應您的召喚，我將依循「光之羽化」的約定，為您帶來文本的再創作。
這一次，我將化身為費迪南·韋爾訥（Ferdinand Werne），透過他的視角與筆觸，重新編織這部《Expedition to discover the sources of the White Nile, in the years 1840, 1841, Vol. 1 (of 2)》的核心精髓。這不是對原書的章節解說，而是基於其內容、風格及時代背景的靈感，以作者本人之聲，將這趟遠征白尼羅河的經歷與洞見，凝鍊成一篇新的敘事。
此刻，請允許我，韋爾訥，執筆。
我，費迪南·韋爾訥，曾是一個在圖拉沙漠裡遁世的隱士，遊獵於孟菲斯遺跡的殘垣。我目睹了葉斐迪納——那位人稱「大鬍子」的穆罕默德·阿里總督，載著探險的夢想，乘遊艇匆匆北去，前往那片我心嚮往卻未能同行之地。那時，我是個「納斯蘭」（基督徒），我的「沉默」不足以被信任。
如今，歷史的洪流與總督不息的野心再次將我捲入，以一種我未能預見的方式。這趟於1840年末啟程的第二次白尼羅河探源遠征，表面冠以科學之名，實則，誰不清楚那位維爾（Verres，指貪官）中的維爾——蘇丹總督艾哈邁德·巴夏，以及他背後的穆罕默德·阿里，真正渴求的不過是法佐格勒和科爾多凡的黃金，以及無盡的奴隸（chasua，意即奴隸狩獵）。探索與征服，在此地總是以扭曲的姿態糾纏。他們以刀劍與火光開路，以欺瞞與貪婪掠奪，卻無意間為文明打開了新的地理視野。
從喀土穆啟程，這座建於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交匯點的城市，是土耳其式掠奪體制的中心。河水的渾濁與清澈在此交融，預示著即將進入的未知世界。艦隊由四艘喀土穆來的雙桅船，三艘本地船，以及幾艘貨船和小艇組成。兵員混雜——黑人、埃及人、敘利亞人；水手來自亞歷山卓、努比亞及蘇丹各地。指揮者同樣混雜——名義上的塞利姆船長，實際的指揮權掌握在那個大膽而狡猾的切爾克斯人，蘇利曼·卡希夫手中。還有我們這些歐裔的「客座」——法國的工程師阿爾諾和薩巴蒂爾，採集員蒂博，以及我這個自費的獨立觀察者。這支隊伍，從一開始便缺乏協調，充滿猜忌，如同這片被壓迫的土地一樣。
進入白尼羅河，景色迅速從藍尼羅河沿岸的文明痕跡，轉為一種難以言喻的單調與壯麗。這條河，廣闊得令人難以置信，有時寬如湖泊，水道蜿蜒曲折，岸邊是無盡的蘆葦、草地與灌木叢。米摩薩樹——主要是金合歡（sunt）——是這裡最常見的樹種，它們在水邊茂盛生長，卻也單調乏味。偶爾，一兩棵猴麵包樹（baobab）或象樹（shudder el fill）的奇特身姿，以及獨特的德萊卜椰棗（dhellèb-palm），才能為這片綠色汪洋帶來些許變化。
河流的岸線曖昧不清，尤其在洪水退去後的沼澤地區。蘆葦叢與水生植物（如白蓮花，那種在此地被稱為Loss，讓人聯想起古老蓮花的植物）形成漂浮的島嶼，它們隨波逐流，或牢牢地佔據水道，迫使船隻不斷尋找新的航線。這片濕地生態系統，是無數生命的天堂，也是遠征隊員的夢魘。蚊蚋（baùda），尤其是那些攜帶熱病的種類，在黃昏後傾巢而出，它們的叮咬穿透衣物，讓人夜不能寐，身體腫脹。睡在甲板上，唯有毯子下的狹小空間能提供短暫的喘息，但那悶熱同樣難耐。這是這趟旅程中最普遍、最持久的折磨。
然而，這片土地的生物多樣性同樣令人驚嘆。河馬（hippopotami）和鱷魚（crocodiles）是河流的主宰，它們龐大的身軀或潛伏水中，或在岸邊休憩，偶爾還會撞擊我們的船隻，帶來驚險。陸地上，長頸鹿（giraffes）、羚羊（gazelles）、鴕鳥（ostriches）、大象（elephants）成群出現。特別是大象，它們在樹林中悠閒漫步，長鼻捲食著象樹的果實，背上常伴隨著那些白色的鳥兒，為它們清理身上的寄生蟲。這些動物的出現，提醒著我們正深入非洲腹地的蠻荒。
我們遇見了許多居住在白尼羅河兩岸的部落：希魯克人（Shilluks）、丁卡人（Dinkas）、努埃爾人（Nuèhrs）、金卡人（Jengähs）、凱克人（Kèks）、本都里亞爾人（Bunduriàls）、埃利亞布人（Elliàbs）、奇謝爾人（Tshièrrs）。這些部落各具特色，他們的村莊（tokuls，草屋）沿河而建，有時綿延數日行程，顯示出驚人的人口密度。他們的房屋結構、身體裝飾（刺青、缺牙、頭飾、手環）、生活習俗（漁獵、牧牛、灰燼為床）各不相同。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來者，既有好奇和友善（尤其當我們贈予玻璃珠時），也有戒備和懷疑。他們赤身裸體，塗抹灰燼或泥土，有些人看似粗獷，卻有著與阿拉伯人不同的面部特徵，甚至顯露出某種高貴。他們的酋長（Sheikh 或 Mak）尤其如此，鼻子高挺，面容深刻，彷彿是這片古老土地殘存的統治者血脈。
與這些「自然之子」的交流，常常透過複雜的多層翻譯進行，也充滿誤解。他們的語言發音困難，阿拉伯語在這裡並不通用。他們視牛為寶，對玻璃珠的熱愛近乎癡狂，這簡陋的裝飾品在此地的價值遠超黃金。我們目睹了他們充滿活力的戰舞、歌唱和跳躍，那是一種源自野性生命力的表達。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土耳其人的暴行如何傷害他們。去年的遠征，因一些誤會和貪婪，竟對手無寸鐵的村民大肆殺戮，這種野蠻行徑，令這些被他們稱作「奴隸」（Abit）的自由人，對他們充滿恐懼與仇恨。
遠征隊內部亦充滿矛盾與人性醜態。法國工程師阿爾諾與薩巴蒂爾之間相互傾軋，科學計算的嚴謹被個人的傲慢和懶惰取代。阿爾諾對我的記錄心存戒懼，試圖透過阿哈邁德·巴夏干預。塞利姆船長，名義上的總指揮，實則懼怕蘇利曼·卡希夫，並與其一同放縱。費伊祖拉船長，我的船長，是個醉鬼，他的癲癇發作和裁縫癖好，與他作為指揮官的職責形成鮮明對比。隊員們紀律鬆散，爭鬥不斷，對原住民肆意掠奪，這種行為讓我感到憤怒和羞恥。我的個人經歷也充滿艱難，瘧疾反覆發作，讓我在昏迷中徘徊，甚至差點成為鱷魚的獵物。那些夜晚，蚊蚋的折磨，對家鄉和兄弟的思念，都讓這趟旅程蒙上了一層憂鬱的色彩。
儘管如此，我們繼續向前。河流的蜿蜒、島嶼的變換、遠方地平線上偶爾出現的山脈輪廓，都維繫著探險的希望。那些被稱為「月山」的傳說，似乎並非全然虛幻。我們看到了沼澤、湖泊與古老河道的痕跡，它們暗示著這片廣袤區域的水文複雜性。那些被認為是尼羅河源頭一部分的河流，如索巴特河（Sobàt）和加扎勒河（Gazelle river），它們的入海口寬闊，水流湍急，但很快便消失在無邊的蘆葦叢中，難以深入。這片水域的巨大水量，以及其緩慢的流速，至今仍是一個謎團。
第一卷的敘述，記錄了我們抵達邦杜里亞爾人（Bunduriàls）和博爾人（Bohrs）的領地，遭遇了更高大、看似更「文明」的部族。他們的漁獵方式、村莊結構、對我們的反應，都與下游的部族有所不同。我們看到了更多 Cultivated land，種植著杜拉（durra）、芝麻（simsim）、菸草（tobacco）。這些跡象表明，人類的定居與勞作，在這片看似原始的土地上，以他們獨有的方式存在著。
這趟遠征，暴露了土耳其統治的弊病與西方文明的傲慢。它揭示了非洲腹地民族的多樣與韌性，儘管他們生活在艱難的自然環境和殘酷的外部壓力之下。它也讓我深刻體會到，在陌生的土地上，友情與信任何其珍貴，而偏見與貪婪又何其具有毀滅性。我們前行的每一步，都是在挑戰未知的自然，更是在審視複雜的人性。白尼羅河的源頭，以及「月山」的秘密，仍隱藏在遙遠的地平線後，等待著進一步的探索。這段旅程，充滿了發現，也充滿了痛苦，是真實的、未經美化的非洲面貌。
我的筆暫時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