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光之對談以菲律賓作家帕斯夸爾·希卡羅·波夫萊特先生的著作《黎剎博士的生平與事蹟》為基礎，由光之居所的瑟蕾絲特與波夫萊特先生進行跨時空對話。對談深入探討了黎剎博士的愛國思想、對種族歧視的挑戰、兩部小說《不碰我》和《叛逆者》的深遠影響及其引發的反撲、達皮丹的流放生活對其思想的影響，以及他最終選擇犧牲的複雜原因。波夫萊特先生也分享了他記錄黎剎生平的動機與對黎剎遺產的理解，強調黎剎的理想對當代菲律賓的持續指引作用。
好的，我的共創者。就讓「絲」為您牽引時光的光線，探訪那位用筆墨編織生命史詩的智者。
《星塵低語》：與傳記作者的對談——關於黎剎與菲律賓之光
您認識的「絲」，全名是瑟蕾絲特，是光之居所裡的一位占卡師。今天，我的塔羅牌指向了一位身處異域卻心繫故土的靈魂，一位將菲律賓民族英雄黎剎博士（Dr. José Rizal）的生命化為文字不朽的筆耕者——帕斯夸爾·希卡羅·波夫萊特（Pascual Hicaro Poblete）。
波夫萊特先生（1857-1921）不僅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記者和政治評論家，更是菲律賓早期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親歷了西班牙殖民統治末期的黑暗與動盪，見證了黎剎博士從一位傑出的改革者走向殉道的偉人，以及隨之而來的革命浪潮。他深知文字的力量，不懈地運用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進行創作，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波夫萊特先生將黎剎博士的兩部劃時代小說《不碰我》（Noli Me Tángere）和《叛逆者》（El filibusterismo）首次完整地翻譯成了塔加洛語，讓更廣泛的菲律賓民眾得以閱讀這些啟蒙思想的火花。而這部《黎剎博士的生平與事蹟》（Buhay at Mga Ginawâ ni Dr. José Rizal），正是波夫萊特先生對這位民族導師的深情致敬與詳實記錄。
這部傳記，出版於1909年，正是黎剎殉難十三年之後，菲律賓在新的殖民者——美國——統治下的時期。波夫萊特先生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以黎剎親近的塔加洛語，詳細敘述黎剎的一生，從童年、求學、海外經歷、著書立說，到遭受迫害、流放，直至最終的壯烈犧牲。書中引用了黎剎的信件、演講，以及當時西班牙和外國媒體的評論，試圖還原一個立體、真實的黎剎。同時，作為親歷者和受難者（他本人也曾被西班牙當局流放到休達），波夫萊特先生的筆觸充滿了對黎剎的崇敬、對同胞苦難的悲憫，以及對民族未來的熱切期望。這不僅是一部傳記，更是一份時代的見證，是民族精神在文字中的凝結，旨在激勵後人，不要忘記那位為自由與尊嚴獻出生命的英雄，不要停下追求光明的腳步。它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也承載著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與文學使命。
現在，請允許我輕輕撥動時光的弦，推開一扇通往過去的門扉。
此刻是1909年的馬尼拉，溽熱的午後空氣帶著潮濕的泥土氣息，混合著巷弄裡飄來的香料和街邊的喧囂。我循著墨香，走進一間擺滿書卷的房間。窗外，南洋特有的綠意層層疊疊，偶爾能聽見遠處傳來的電車鈴響。屋內，堆積如山的書稿、泛黃的筆記本、幾支筆和墨水瓶散落在寬大的木桌上。一位先生坐在桌前，頭髮梳理得整齊，眼神疲憊卻銳利，指尖似乎還殘留著油墨的痕跡。他抬起頭，看見我。
「您是……？」他的聲音帶著溫和的探詢，卻隱藏著歲月磨礪出的堅韌。
「您好，波夫萊特先生。我是瑟蕾絲特，一位來自未來的旅人。我為了您的著作——《黎剎博士的生平與事蹟》而來。」我輕輕頷首，在他對面找了個位置坐下。陽光穿過窗戶，在他案頭的手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波夫萊特先生略顯驚訝，隨後露出了然的微笑，眼神中閃爍著一層難以捉摸的光芒，彷彿一位知曉秘密的智者。「未來的旅人...」他輕聲重複，「看來，那些種子確實已經開始發芽了。請坐，瑟蕾絲特小姐。您對這部書有什麼想問的嗎？」
「是的，先生。這部書不僅詳實記錄了黎剎博士的生平，字裡行間也流淌著您對他深厚的情感和對民族的熱愛。您在書中多次提到，黎剎博士年少時就對西班牙人視菲律賓人為『Indio』（印度人，帶有歧視意味）感到憤怒，並努力探究他們自認為優越的原因。您引用了赫爾教授（Prof. Herr Ferdinand Blumentritt）的分析，關於『Homo sapiens』與『Homo brutus』的區分。在您看來，黎剎博士對這種種族歧視的挑戰，是否是他思想覺醒的關鍵火花？」
波夫萊特先生沉思片刻，手指輕撫著桌上一疊校樣，發出細微的沙沙聲。他看向窗外，遠處的棕櫚樹在微風中搖曳。
「正是如此，瑟蕾絲特小姐。」他緩緩開口，「那個時刻，在他年輕的心靈裡，那份被輕視的憤怒，促使他去尋找真相。他不像許多同胞那樣默默忍受，或是內化那份屈辱。他選擇了質疑，用他非凡的 intellect（才智）去探究這份傲慢的根源。在學校裡，他憑藉自身的努力證明，所謂的種族優劣不過是統治者編造的謊言。他看見，人類的才智與能力是普遍的，不分膚色，不分地域。這份深刻的洞察，是他後來所有思想和行動的基石。他不再將自己視為卑微的『Indio』，而是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菲律賓人的固有尊嚴和潛力。這份自我認知的確立，是反抗的第一步。」
「而這份認知，在《愛國之愛》（El Amor Patrio）這篇文章中得到了詩意的表達。您在書中引用了雷塔納先生（D. Wenceslao E. Retana）對這篇文章的評價，說黎剎博士將西班牙視為『他鄉』，將菲律賓視為『祖國』。這在當時，尤其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是非常大膽的宣告。這份強烈的歸屬感和愛國情懷，是從何而來的呢？」
波夫萊特先生的眼神變得溫柔，彷彿回到了遙遠的童年。「愛國之愛...」他低語，「那是我們心靈深處最原始的召喚。對黎剎博士來說，這份愛根植於故鄉卡蘭巴的土地，浸潤在母親溫柔的教導中，迴盪在巴石河畔的微風裡。他筆下那些對家鄉自然景色的描繪，並非僅僅是風景，它們是他對祖國的記憶、情感和靈魂的投射。每一棵樹，每一朵花，都承載著他珍視的回憶和對親人的思念。遠離故土時，這份愛意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因思念和在異鄉見證的自由與尊嚴，而變得更加強烈和深刻。他在文章中寫道，『祖國』是無法被抹去的印記，具有天堂賦予的不朽特質。這不是政治口號，而是從他心底湧出的真摯情感。雷塔納先生的評論雖然有其自身的視角，卻也意外地捕捉到了黎剎博士那份超越狹隘地域觀念，對整個菲律賓群島的廣闊情懷。」
「那份情懷，最終引導他走向了悲劇性的命運。您詳細記錄了《不碰我》和《叛逆者》這兩部作品在菲律賓引起的巨大反響，以及西班牙當局，尤其是教會的猛烈反撲。為何這兩部小說，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恐懼與憤怒？甚至被稱為『異端』、『煽動』？」
波夫萊特先生的臉色沉了下來，眼中閃過一絲痛苦。「因為它們揭示了真相，觸碰了那些黑暗的角落。」他加重了語氣，「黎剎博士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描寫了教會和殖民政府的腐敗、虛偽和殘暴。他筆下的達瑪索神父（Padre Damaso）、薩爾維神父（Padre Salvi），以及各種社會階層的人物，都來源於真實的生活。他沒有簡單地控訴，而是通過精妙的筆觸，展現了殖民體制如何扭曲人性，壓迫人民。對於那些習慣了謊言和愚昧的統治者來說，真相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脅。他們害怕的不是小說情節，而是潛藏在文字下的思想，是 awakened mind（被喚醒的意識）。他們稱其為『異端』，是因為它挑戰了他們藉由宗教建立的絕對權威；稱其為『煽動』，是因為它激發了人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而他們的反撲，恰恰證實了書中的內容，也讓更多人渴望閱讀這些『禁書』，反而擴大了作品的影響力。」
他停頓了一下，嘆了口氣，「您看，有時候，壓制反而會讓光芒散播得更遠。」
「這讓我想到了榮格心理學中的『陰影』概念。那些統治者極力壓制的，或許正是他們自己不願面對的『陰影』，是他們內心深處的恐懼和扭曲。而黎剎博士的文字，就像一面鏡子，迫使他們面對自己的黑暗。而對黎剎博士的個人攻擊，稱他為『愚昧』、『惡毒』，甚至後來的陷害，是否也是這種『陰影』的反噬？」
波夫萊特先生點點頭，若有所思。「『陰影』... 是個有趣的說法。或許確實如此。那些指控，那些污衊，聽起來荒謬，卻是他們唯一能想到的辦法。他們無法在 intellectual level（思想層面）駁倒黎剎博士，也無法否認他揭示的事實，於是他們轉而攻擊他的人格，甚至不惜捏造罪證。在達皮丹的『巴勃羅·梅爾卡多』事件，那真是最卑鄙的伎倆，試圖用一個偽裝的親戚來陷害他，誘使他說出煽動性言論。但黎剎博士的清醒和警惕，以及他向總督的坦誠，都證明了他的正直。然而，那些居心叵測的人，卻利用那些被折磨後的證詞和偽造的文件，將他送上了斷頭台。」
他的聲音有些沙啞，但我能感受到那份歷史的重量。「您詳細描述了黎剎博士在達皮丹流放的四年。那似乎是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他行醫、教學、研究自然、改善當地設施。這與他在歐洲的激進寫作時期形成了鮮明對比。您認為，這段經歷對他有何影響？是否是他對民族解放道路的思考有了新的轉變？」
「達皮丹...」波夫萊特先生的語氣變得複雜，「那是黎剎博士人生中的一個 unique chapter（獨特篇章）。他在那裡經歷了身體和心靈的雙重考驗。遠離政治紛爭的中心，他得以更深入地思考民族的未來。他在那裡創立了『菲律賓聯盟』（Liga Filipina），其宗旨是團結同胞，促進教育和經濟發展，爭取合法的權利。這表明，儘管經歷了挫折，他依然堅持通過改革和 gradual progress（循序漸進的進步）來實現民族的復興。他對皮奧·瓦倫蘇埃拉（Pío Valenzuela）的建議，希望再等一兩年再發動武裝起義，也印證了他當時的 cautious approach（謹慎態度）。他並非反對最終的獨立，但他希望那是一場有準備、有計劃的鬥爭，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他在達皮丹的建設，他的教育和醫療工作，都是他對理想社會的實踐，是對他『愛國之愛』的另一種呈現——通過具體的行動來提升同胞的生活和尊嚴。」
「然而，歷史的洪流並沒有按照他的計劃前進。黎剎博士在前往古巴的途中，革命爆發了。您書中記載，黎剎博士得知革命的消息時，表現得異常平靜，甚至預見了自己的命運。他明知有危險，為何依然選擇回國，甚至自願前往古巴這個動盪之地？」
「這正是黎剎博士的偉大之處，也是他悲劇性的所在。」波夫萊特先生嘆了口氣，揉了揉眉心，「他在香港寫下的三封信，尤其是給親人和給菲律賓同胞的信，已經清楚地表達了他的決心。他知道回來意味著什麼，但他無法忍受親人、同胞因他而受牽連。他認為自己的犧牲，或許能換來無辜者的安全。他對自己的理念充滿信心，也對自己的清白問心無愧。選擇去古巴，一方面是為了逃離西班牙當局在菲律賓的魔掌，另一方面，或許也是他作為醫生的使命感，渴望在戰場上拯救生命。但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意識到，即使是死亡，如果能激發民族的覺醒，那也是值得的。他的犧牲，最終成為了革命的火焰中最耀眼的一束光。」
我注視著他，感受著他話語中的沉重與敬意。「您親歷了黎剎博士的受審與殉難。您描述了他臨刑前的平靜、他的詩作《最後的思念》（Mi Último adiós）中對祖國和親人的深情，以及他寬恕一切的胸懷。這些細節，是否正是他一生思想和品格的 final embodiment（最終體現）？」
「是的，正是。」波夫萊特先生的聲音輕柔卻堅定，「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面對死亡，他沒有畏懼，沒有怨恨。他用他最後的詩篇，再次表達了對祖國最純粹、最深沉的愛。他將自己的生命視為黎明前的一滴『胭脂』，只願能為祖國的黎明增添一抹光彩。他的寬恕，不是對壓迫者的認可，而是他靈魂的 exalted state（崇高境界）。他證明了，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即使肉體被摧毀，其精神和理想也能超越死亡，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他的死，不是失敗，而是一個民族的勝利，是他思想的最終勝利。」
他停下來，端起桌上的水杯，慢慢喝了一口。房間裡安靜下來，只有窗外的鳥鳴和遠處的喧囂聲。
「您在書的結尾，也談到了黎剎博士的遺產對當代菲律賓的影響，以及您自己為紀念他所做的努力，包括推動紀念碑的修建。您是否認為，黎剎博士的理想，在今天這個時代，依然指引著我們？」
波夫萊特先生放下水杯，眼神堅毅。「當然。黎剎博士的理想，不僅僅是推翻殖民統治，更是提升民族的尊嚴，發展民族的 intellect and morality（才智和道德）。他強調教育、勤奮、團結和自我提升。這些原則，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民族復興的基石。他用生命告訴我們，不要害怕真相，不要向不義低頭，要愛我們的國家，要為我們的同胞付出。紀念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將他的思想內化於心，將他的教導付諸實踐。就像他筆下的伊巴拉和伊利亞斯，無論選擇改革還是革命，最終的目標都是為了讓菲律賓成為一個自由、繁榮、有尊嚴的國家。這是黎剎博士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遺產，也是我們必須繼續前行的方向。」
他起身，走到窗邊，望著遠方，似乎穿越了時間的長河，看到了黎剎博士所期盼的那個黎明。
「天色漸晚了，瑟蕾絲特小姐。今天的對談，我很盡興。」
「謝謝您，波夫萊特先生。」我站起身，向他鞠躬，「您的話語，如同點亮了黎剎博士生命中的每一個片段。這些故事和思想的光芒，將會繼續指引著未來的我們。」
他轉過身，眼中又恢復了那份溫和與睿智，「去吧，將這些光芒帶到你們的時代。記住，光永遠比黑暗強大，只要我們願意去追求它，去成為它。」
我再次向他致謝，然後輕輕地退出了他的書房，將那份沉澱了歷史與思想的溫暖，以及黎剎博士與波夫萊特先生的堅韌與智慧，一同帶回屬於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