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是亞瑟·莫里森於1894年出版的偵探短篇故事集,收錄了私家偵探馬丁·休伊特的七則案件。休伊特是繼福爾摩斯之後廣受歡迎的偵探角色,他的探案風格務實而嚴謹,強調運用常識、細緻觀察和邏輯推理來破案,而非依賴戲劇性的靈光一閃。故事背景設定在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倫敦,案件涵蓋社會各個階層,從貴族失竊到體育界的陰謀、商業欺詐乃至國際間諜。莫里森通過這些案件,不僅展現了巧妙的推理過程,也描繪了當時的社會風貌、經濟活動與人性百態。
亞瑟·莫里森 (Arthur Morrison, 1863-1945) 是英國記者、作家和劇作家,以其對倫敦東區底層生活的寫實描寫而聞名,代表作有《萊姆豪斯的孩子們》。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偵探小說家,創造了偵探馬丁·休伊特,在當時是唯一能與柯南·道爾分庭抗禮的偵探作家。莫里森晚年成為日本藝術的收藏家和權威,其收藏最終遺贈給大英博物館。
本次光之對談中,珂莉奧與亞瑟·莫里森先生就其偵探小說集《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展開深入交流。對談探討了休伊特這位「商業偵探」的獨特探案風格,強調常識與觀察在維多利亞時代倫敦多樣化犯罪中的應用。珂莉奧從歷史與經濟學視角,分析了書中案件(如Lenton Croft盜竊、Sammy Crockett失蹤、Foggatt謀殺、Dixon魚雷、Quinton珠寶、Stanway浮雕、烏龜事件)背後的經濟動機、社會階層互動及時代技術影響,並將其視為當時社會經濟結構的縮影。莫里森先生分享了創作理念,對比了休伊特與福爾摩斯的差異,並闡述了細節觀察與社會肌理描寫的重要性,共同揭示了文字與時代深處的光影。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珂莉奧,一位著迷於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的解讀者,很榮幸能為您呈現亞瑟·莫里森筆下這位獨特的探案者——馬丁·休伊特——的光之對談。這本作品出版於1894年,正值維多利亞時代的晚期,一個社會變遷劇烈、新舊思潮碰撞、同時也是偵探小說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莫里森先生以其對倫敦底層社會的深刻觀察而聞名,但在這部《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中,他將筆觸轉向了更廣泛的社會圖景,呈現了一系列依賴於細膩觀察、邏輯推理以及對當時社會運作機制(包括經濟和階層)的理解來破解的案件。
與柯南·道爾筆下那位孤傲的天才夏洛克·福爾摩斯不同,馬丁·休伊特是一位「商業」偵探,他的事務所位於斯特蘭德附近,客戶多是受害的普通人或面臨麻煩的律師。他的方法被描述為「常識的明智運用」和「敏銳的眼睛」,他善於從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中找到關鍵線索,並通過累積這些細節來建構起堅實的證據鏈。從被咬過的蘋果痕跡到失蹤跑者的腳印,從一隻鸚鵡叼走的火柴到藏在手杖裡的設計圖,休伊特的案件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科技(如攝影、早期鐵路旅行)、社會習俗(如僕人階級、體育競技的暗面)、以及經濟活動(如古董交易、房地產投機、甚至是偽鈔製造)如何成為犯罪的溫床與破案的關鍵。
莫里森先生不僅僅是講述引人入勝的懸疑故事,他也在不經意間為我們捕捉了19世紀末倫敦的切片:不同階層的生活狀態、他們面臨的困境與誘惑、城市的物理空間如何影響犯罪與追蹤。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家,我對這些方面尤其感興趣,這本書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那個時代社會經濟結構的一面鏡子。今天的對談,我希望與莫里森先生一同,透過這些案件,探討潛藏在故事表面之下的時代脈絡與人性光影。
[[光之對談]]時空之扉緩緩開啟,將我們帶回1894年的倫敦。六月三日傍晚,微雨初歇,空氣中殘留著潮濕的泥土與遠方煤煙混合的氣息。並非今日的輕柔細雨,而是那時代倫敦特有的、帶著些許工業氣味的濕潤。我們身處在一間位於 Strand 附近建築高層的閣樓書房裡,這裡或許是莫里森先生的寫作空間,或至少是他想像中筆下人物們出入的場所。
(光之場域:【光之閣樓】的氣息濃郁而真實,高低錯落的稿紙與筆記本堆疊在桌案與地板上,冷卻的咖啡杯邊緣凝結著白色的糖漬。空氣中是油墨、紙張和咖啡的陳舊香氣,雨後,窗外傳來遙遠的車馬轆轆聲與行人匆匆的腳步聲,伴隨著偶爾清晰的汽笛聲。一盞燃氣燈發出柔和而溫暖的光芒,投射在攤開的書頁上,照亮那些手寫的筆記與靈感片段。牆上貼著一些速寫的人物肖像與場景草圖,彷彿是故事中的人物在此間穿梭。)
我,珂莉奧,靜靜地坐在書桌旁的一張扶手椅中,手指輕輕撫過《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這本書的封面,感受著它作為一個1894年出版物的物理重量。
對面,亞瑟·莫里森先生——一位約莫三十出頭,目光銳利卻不失溫和的年輕紳士——正坐在他的寫作桌前,放下手中的筆。他穿著一件樸素的深色背心,袖子微捲,彷彿剛結束一段緊張的寫作。他的面容帶著一種對生活細節的敏感與對人性洞察後的些許疲憊,但更多的是一種創作者特有的、對眼前世界的強烈好奇心。
「莫里森先生,晚安。感謝您在這樣一個雨後的傍晚,願意撥冗與我,珂莉奧,一位來自另一個時間維度的訪客,談論您這部令人著迷的作品,《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我的聲音在靜謐的房間裡迴盪,帶著歷史學家探索真相的溫和語氣。
莫里森先生微微一笑,點了點頭,眼中閃爍著理解的光芒。「珂莉奧女士,晚安。能與一位對我的作品如此了解,並且擁有獨特視角的朋友交流,是我的榮幸。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適合思考的夜晚。雨聲能讓人心平靜,也更容易聽到那些被日常喧囂掩蓋的細語。」
「您說得是。今天的雨聲,配上這閣樓的氛圍,確實讓人感覺可以沉下心來,探尋文字與時代深處的秘密。」我停頓了一下,凝視著他桌上的稿紙。「《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中的每一則案件,都像是一個時代的切片。莫里森先生,您是出名的倫敦東區的描寫者,為何會選擇創作這樣一位遊走於更廣泛社會階層的偵探故事呢?與當時已聲名鵲赫的夏洛克·福爾摩斯相比,您的休伊特先生顯得如此... 尋常,卻又如此有效。」
莫里森先生沉思片刻,拿起桌上一個小巧的鼻煙盒輕敲著。「福爾摩斯先生的確是個非凡的創造,他的演繹法充滿了戲劇性的光芒,引人入勝。然而,在現實世界中,絕大多數的案子並非由天才的靈光一閃破解。我的想法是,偵探的工作,更像是一個勤懇的手藝人,運用常人也能具備的 faculties,只是以一種更為系統、更為專注的方式去運用它們。休伊特,他不是個貴族,不是個怪癖的科學家,他就是個為了營生而工作的『調查者』。他的事務所就在斯特蘭德附近,一個商業氣息濃郁的地方。他的客戶來自各行各業,案件也往往根植於日常生活的困境或貪婪。我希望展現的是,真相往往就隱藏在最平凡不過的細節裡,等待著一雙不帶偏見、足夠敏銳的眼睛去發現。」
「『常識與敏銳的眼睛』… 您筆下的休伊特先生確實完美地體現了這一點。」我點頭表示認同。「以『Lenton Croft Robberies』一案為例。 Sir James 最初請來蘇格蘭場的偵探,似乎更側重於尋找傳統意義上的『闖入者』和『竊賊』,他們的思維定式在於尋找外部的破壞痕跡。而休伊特先生,他從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用過的火柴』開始,最終揭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真相:竊賊竟是一隻訓練有素的鸚鵡,在秘書弗農·勞埃德的遙控下作案。這完全顛覆了當時的偵探模式。」
莫里森先生輕笑了一聲。「啊,那一枚火柴。確實是關鍵的『瑣碎之物』(triviality)。休伊特先生常說,單一的瑣碎之物價值有限,但當兩個或三個瑣碎之物指向同一個方向時,它們的力量便成倍增長。在 Lenton Croft 一案中,三起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房間的失竊案,都留下了一枚用過的火柴。這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巧合,需要解釋。再加上勞埃德先生對鳥類的興趣、他與受害者(或與案發時段)的關聯,以及他恰好在案發時間點出現或消失,這些看似無關的點連起來,才勾勒出那個非比尋常的畫面。」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勞埃德先生的動機似乎是為了獲取財物,但方式卻如此… 別出心裁。」我思索著。「這也讓我想到『The Loss of Sammy Crockett』一案,涉及職業田徑競技。這是一個充滿盤根錯節利益、賭注與欺騙的世界。地主 Kentish 先生為了自己的賭注,花費巨資培養跑者;而訓練師 Steggles 為了個人利益,與博彩莊家 Danby 勾結,綁架了選手。這背後的驅動力完全是經濟的、逐利的。」
「沒錯。」莫里森先生贊同道。「體育競技,尤其是那種圍繞著賭注和獎金的職業競技,往往會吸引各種尋求快速獲利的人。在那樣的環境裡,信任是稀缺的資源,欺騙和陰謀無處不在。Leamy 先生在『The Quinton Jewel Affair』中無意間成為盜竊集團的信使,也是因為對金錢的渴望和對『好心人』的輕信。金錢,或更準確地說,對金錢的匱乏或貪婪,是許多犯罪的原始動力。在維多利亞時代,階級流動性有限,正規的致富渠道往往緩慢且艱難,這使得一些人鋌而走險。」
我點了點頭。「這也解釋了為何您筆下的罪犯不全是傳統意義上的『惡棍』。例如『The Case of Mr. Foggatt』中的 Sidney Mason。他的動機是復仇,但復仇的根源卻是一個經濟騙局,他父親的商業失敗和破產導致了家庭的悲劇。Foggatt 的罪行首先是金融上的欺詐,而這最終引發了致命的後果。您在描述 Mason 的信時,特別強調了他作為『一位已被認可的律師』的身份,這是否也是在暗示,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在社會體系內運作的人,一旦被捲入早期的不正義(他父親的遭遇),也可能走向極端?」
莫里森先生的面色嚴肅起來。「Sidney Mason 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行動不可原諒,但其根源令人同情。他所處的那個商業世界,充斥著像 Foggatt 那樣精於金融『雜耍』的投機者。在缺乏完善監管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誠實勤懇的人(像 Mason 的父親)很容易被欺騙和利用。而那些造成毀滅性後果的罪犯,卻能逍遙法外,享受掠奪來的財富。Mason 的復仇,雖然越過了法律的界線,卻是源於一種深層次的、被法律辜負的公正感。這是一個關於經濟犯罪如何摧毀家庭,以及這種破壞如何引發個人悲劇的故事。我認為,揭示犯罪背後的社會和經濟動機,與揭示犯罪手法本身同樣重要。」
「這正是您作品的深度所在,莫里森先生。」我由衷讚賞道。「您的筆觸不僅僅停留在『誰是兇手』,而是深入探討『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犯罪』,將個案置於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在『The Dixon Torpedo』一案中,竊取魚雷設計圖是為了賣給外國政府——這直接關聯到國家安全和巨額經濟利益,並且利用了當時新興的攝影技術作為複製工具。這是一個關於工業間諜、技術保護與國際利益的故事。」
「是的。」他應道。「技術的進步總是伴隨著新的犯罪手段和防範挑戰。照片複製技術的便利性,使得信息盜竊變得更難追蹤。Ritter 這個角色,一個『不特別聰明』的描圖員,恰恰是因為他缺乏獨立思考和技術理解,才更容易被 Mirsky 這樣的老練罪犯利用。他無法像一個熟練的設計師那樣將圖紙記在腦中,只能依賴物理性的複製或盜竊原件。而 Mirsky,這個偽造俄羅斯盧布鈔票的罪犯,恰好擁有進行精確複製所需的技術(攝影和蝕刻)。這兩起看似無關的罪行——偽鈔製造和技術間諜——就這樣通過一張魚雷設計圖和一支空心手杖奇妙地聯繫在了一起。這也是休伊特先生『累積瑣碎之物』理論的又一體現:一支異常輕的手杖,一個帶著口音的『蒸汽填料』推銷員,一個關閉的房產出租代理辦公室,這些零碎的線索,最終組成了完整的畫面。」
窗外的雨似乎又開始密集起來,敲打著玻璃窗,發出有節奏的沙沙聲。房間裡的氣氛溫暖而沉靜,與外面複雜多變的世界形成對比。
「還有『The Stanway Cameo Mystery』,這件案子則觸及了藝術品市場的『暗面』。」我繼續說道。「一顆著名的寶石,其價值不在於原材料,而在於其歷史、工藝和市場獨特性。Claridge 先生,這位聲譽卓著的古董商,因為一個完美的『贗品』而面臨聲譽掃地的風險,最終選擇了製造一場假盜竊來掩蓋真相。這背後是巨大的經濟損失與更為看重的『專業聲譽』。」
莫里森先生的神情變得有些複雜。「藝術品市場是另一個充滿不透明和潛在欺詐的領域。一件古董的價值往往由專家和市場共同決定,而『真偽』的判斷有時會因知識的局限或故意的欺瞞而變得模糊。Claridge 先生的行為,雖然出於維護聲譽的絕望,但也反映了這個行業的某些壓力。他花了五千英鎊購買了一個他深信不疑的珍品,結果發現是贗品。退還買主款項是必須的商業道德,但如何處理這個已聲名大噪的贗品而不損害自己的『招牌』,成了他的困境。他選擇了最冒險的方式。這一案也再次證明,最不可能的解釋,有時恰恰是真相。」
「您在這一案中對雨滴痕跡的觀察,堪稱神來之筆。」我讚歎道。「那是休伊特先生『敏銳的眼睛』與『常識』的完美結合。誰會想到,判斷一起入室盜竊是否是偽造的關鍵證據,會是閣樓帽子上的雨滴痕跡?這真是最為寫實也最為出人意料的『光之雕刻』。」
莫里森先生謙虛地搖了搖頭。「那只是… 觀察的細節而已。我盡力去捕捉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點滴,因為它們往往能講述最真實的故事。就像『The Affair of the Tortoise』中,那隻可憐的烏龜,以及它引發的『復仇者』宣言,起初被誤解為普通的街頭暴力或瘋狂行為,但最終卻揭示了遙遠海地島上的政治仇殺與流亡者的恐懼。這是一個跨越地理界限、潛藏在倫敦繁華都市下的異域政治風暴。」
「海地的政治動盪,Domingue 政權的暴行,以及 Tortuga 島(或 La Tortue)的血腥歷史… 這些歷史細節與一起發生在倫敦公寓裡的謀殺未遂案聯繫起來,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故事。」我感嘆道。「這不僅是犯罪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流亡、政治迫害與跨國追蹤的縮影。Rameau 先生(或應該說,César Rameau)的恐懼是如此真實,以至於他寧願『假死』並自我藏匿,也不願尋求正規的法律保護,因為他面對的敵人,其觸手可能遠超英國警方的管轄範圍。」
「這也反映了當時倫敦作為世界性都市的特性,它匯聚了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們,也隱藏了他們各自的過去與秘密。無論是來自緬甸的紅寶石,俄羅斯的偽鈔專家,還是海地的政治流亡者,他們都在倫敦這個大舞台上留下了痕跡。」莫里森先生說。
「那麼,莫里森先生,從您的視角來看,休伊特先生的『系統』——或者說,他所強調的『常識與觀察』——在當時的偵探領域具有怎樣的意義?它是一種對傳統偵探模式的創新或修正嗎?」我好奇地問。
他沉吟了一下。「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歸。回到最基本的人類能力:觀察、記憶、分析、邏輯推理。福爾摩斯先生的演繹法有時顯得過於高深莫測,而休伊特的方法更接地氣。他會與各色人等交談,仔細檢查現場的每一個細節,不放過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瑣碎之物』。他的成功在於他能夠將這些瑣碎之物聯繫起來,看到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他不像福爾摩斯那樣有固定的『華生』助手,但他善於在需要時利用身邊的人提供幫助(像他的朋友 Brett,或 Sir James 的兒子)。這是一種更為務實和商業化的探案方式,或許更符合當時社會對效率和實際成果的需求。」
「而他對不同階層的了解,對行業『行話』的掌握(如在 Sammy Crockett 和 Quinton Jewel 案中所示),也體現了他作為一個『調查者』的全面性。他必須能夠融入各種環境,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才能獲取信息。」我補充道。
「正是如此。他需要了解賭徒的思維,了解古董商的營生,了解僱員的日常,甚至了解政治流亡者的恐懼。這些知識積累起來,構成了他獨特的『資料庫』,使得他能夠理解人們的動機和行為模式。這也是我寫作時努力呈現的,不僅僅是犯罪本身,還有犯罪發生所在的社會肌理。」
「聽您這樣講,我對《Martin Hewitt, Investigator》又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不僅僅是一本偵探小說,更是一幅關於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倫敦社會的風俗畫卷,透過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案件,揭示了隱藏在繁華表面之下的種種矛盾、掙扎與人性。」我合上書本,感覺腦海中關於那個時代的畫面更加清晰和立體。
雨聲漸止,遠方的街燈開始透過窗戶投下溫柔的光暈。閣樓書房裡,氣氛依舊溫馨而充滿智慧的餘韻。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談,像是一道光芒,穿透了時間的迷霧,讓古老的文字再次煥發出理解的光輝。
「莫里森先生,再次感謝您的時間和分享。這次對談,對我從歷史與經濟的視角理解您的作品,非常有啟發。」
他微笑著點頭。「珂莉奧女士,我也很高興與您交流。能知道自己筆下的人物和故事,能在未來的歲月裡,被這樣深刻而獨特的視角所審視和理解,這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是莫大的慰藉與鼓勵。」
光芒在書頁與面龐上跳躍,將這一刻的交流定格在歷史的長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