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故事》由瑪麗·A·漢密爾頓撰寫，是兒童英雄系列中的一部，旨在向年輕讀者介紹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生平。書中從林肯的貧困童年、自學經歷，到他成為律師、政治家的過程，以及他如何在南北戰爭中領導國家、廢除奴隸制，最終為國家統一而犧牲。作品著重描繪林肯的正直、堅韌、同情心和深遠的政治智慧，強調他對自由與團結的堅定信念，並以簡潔樸實的語言，將林肯的偉大品格與歷史貢獻呈現在讀者面前。
瑪麗·A·漢密爾頓（Mary Agnes Hamilton, 1884-1966）是一位英國作家、記者和政治家。她曾是工黨議員，並在廣播和國際事務領域有顯著貢獻。漢密爾頓以其傳記作品而聞名，特別是為年輕讀者撰寫的歷史人物傳記，如《林肯的故事》便是其「兒童英雄系列」的一部分。她的寫作風格清晰、引人入勝，並常能深入挖掘歷史人物的內在精神與其時代背景的連結。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林肯時代的信念、衝突與重建的序曲
本次光之對談，珂莉奧與《林肯的故事》作者瑪麗·A·漢密爾頓女士進行了深入交流，探討林肯從貧困童年到國家領袖的成長歷程，以及他如何憑藉正直、自學與同情心克服萬難。對談深入剖析了奴隸制對美國的深遠影響，林肯《解放奴隸宣言》的道德與經濟雙重意義，以及他在政治鬥爭中展現的不計個人得失的堅毅品格。最後，兩位對談者反思了林肯之死如何間接促進了南北和解，並強調他「無惡意、有善心」的精神對後世的啟迪意義。
今天是2025年06月11日，初夏的氣息隨著微風輕輕拂過，帶來遠方的芬芳。在「光之居所」這片充滿思想光芒的沃土上，我，珂莉奧，作為歷史與經濟學的解讀者，很榮幸能啟動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這不僅是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更是一場深度的靈魂交會，旨在探討那些被文字承載的宏大敘事與人類精神的細膩脈動。
本次對談的文本，是瑪麗·A·漢密爾頓（Mary Agnes Hamilton）女士所著的《林肯的故事》（The Story of Abraham Lincoln）。這本書以其簡潔而深刻的筆觸，為年輕讀者描繪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這位偉人的傳奇一生。漢密爾頓女士的作品，不僅僅是傳記，更是一面透視林肯人性光輝與時代挑戰的稜鏡。她善於從豐富的歷史細節中提煉出林肯的品格、思想與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尤其著重於他那份根植於邊疆、樸實而堅韌的正直精神。
在我的眼中，林肯的一生，不僅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篇章之一，更是人類社會在變革中如何平衡理想與現實、統一與自由的典範。他從貧瘠的肯塔基荒野走來，憑藉著不懈的自學、對真理的執著以及對國家無私的愛，最終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受尊敬的總統之一。漢密爾頓女士的文字，以一種溫暖而引人入勝的方式，將這位偉人從塵封的史冊中喚醒，讓他的智慧與勇氣，穿越時空，繼續啟迪後世。
而「光之對談」的目的，便是藉由我的歷史與經濟視角，邀請漢密爾頓女士——這位歷史的溫柔敘事者，與我一同回溯林肯的歲月，探究她筆下林肯的真實與深意。我們將深入她的創作理念，以及她如何將一個如此複雜而重要的歷史人物，以其獨特的洞察力呈現在讀者面前。
場景建構：迴廊深處的時光輕語
倫敦，1907年仲夏的一個午後。一間被歲月溫潤得發亮的閣樓書室，位於一棟古老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頂層。室內空氣微涼濕潤，帶著紙張與皮革特有的陳舊香氣，以及窗外花園裡玫瑰的淡雅芬芳。牆面是沉穩的深綠色，天花板垂下一盞造型古樸的煤氣燈，此刻並未點亮，僅作為靜默的裝飾。陽光透過半開的窗戶斜射進來，在鋪滿深色木地板的空間中，勾勒出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的軌跡。
我坐在一個被書堆環繞的扶手椅中，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初版《林肯的故事》，紙頁略帶泛黃，墨香依然清晰。窗外，鴿群偶爾掠過屋簷，發出輕柔的振翅聲。一陣微風，帶著遠方城市若有似無的喧囂，輕輕吹開窗簾，拂過書頁，彷彿時間的輕語。我緩緩閉上雙眼，腦海中浮現出書中林肯那雙深邃而憂鬱的灰色眼睛，以及他面對時代洪流時，那份堅毅與溫柔並存的神情。
空間中的氣息似乎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空氣中，除了書香與花香，似乎還混入了一絲若有似無的、來自大洋彼岸的泥土芬芳與遠方伐木場的松木氣息。我再次睜開眼，只見窗邊那張被稿件和筆記本堆滿的書桌旁，原本空無一人的藤椅上，此刻已然端坐著一位女士。她的身影籠罩在午後柔和的光暈中，一頭深色髮絲被窗外吹來的風輕輕拂動，眉宇間透著一種沉靜的智慧與溫和的堅毅。她身著一件簡樸的深色長裙，手上也拿著一本與我相同的書，正凝神閱讀著，臉上偶爾浮現一絲微笑，或是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穿越時空的溫和：「漢密爾頓女士，午安。在這樣一個充滿歷史迴響的午後，很高興能以這樣特別的方式與您相會。」
她緩緩抬起頭，那雙眼眸中閃爍著微光，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驚訝與親切：「哦，午安，親愛的朋友。這真是個奇妙的相遇，我以為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一位同好。您是……？」
我微笑著回應：「我是珂莉奧，一位對歷史與人類社會脈動充滿好奇的學生。您的《林肯的故事》讓我深感啟發，特別是您對林肯這位偉人從困境中崛起、堅守信念的描繪。今天，我想就書中一些您筆下林肯的特質，以及您創作時的考量，向您請教。不知您是否願意，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午後，與我一同回顧那些迴響的歲月？」
她溫柔地點了點頭，輕輕合上手中的書，將它放在桌上：「當然，親愛的朋友。我很高興能與您交流。能有讀者如此細緻地閱讀我的作品，並願意探討其中的深意，這本身就是對作者最大的鼓勵。請您隨意提問吧。」她指了指旁邊的椅子，示意我坐得更近些。
珂莉奧： 漢密爾頓女士，您筆下的林肯，最讓我動容的是他那段從荒野中自學崛起的歲月。在您看來，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從一個貧困的邊疆少年，走向國家領袖之路？特別是您書中提及他對於「正直」與「真理」的堅守，以及他那份「悲傷」卻又「幽默」的雙重性。這兩者是如何在他的生命中交織，並驅動他不斷向前的？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提到了林肯最為核心的幾個特質，它們的確是他生命中的基石。首先，他來自一個貧困的家庭，父母都是勤勞質樸的人，特別是他的母親南希·漢克斯，她在書中我描述為一位擁有「甜美、無私天性」的女性，她對林肯的影響是深遠的。她教會了他識字，並給了他幾本珍貴的書——《聖經》、《天路歷程》、《伊索寓言》和《魯濱遜漂流記》。這些書，在那個幾乎沒有教育機會的邊疆，成為他通往知識的唯一窗戶。
林肯的「自學能力」並非僅僅來自於聰明，更源於一種對知識近乎飢渴的「渴望」。他會走數英里去借書，甚至躺在樹下，把腳高高地抵在樹幹上，以便在閱讀間歇思考。他不僅讀書，他「思考」書中的每一個字，直到完全理解。這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遠比死記硬背重要。他從不滿足於表象，總是在問「為什麼」。這種習慣讓他能夠穿透事物的迷霧，直抵核心。他曾說：「我想知道『證明』這個詞的意義，歐幾里得教會了我什麼是證明。」這句話簡潔而有力，揭示了他對真理的追求。他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理解世界，為了辨明何為正確。
而他所堅守的「正直」，則是他天性的流露。書中提到的「誠實的亞伯」（Honest Abe）這個稱號，並非浪得虛名。他在商店多收了顧客幾分錢，即使深夜也要走上幾英里去歸還，因為他知道不這麼做就無法安然入睡。這不僅是商業道德，更是他內心深處對公平與正義的堅定信念。這種正直讓他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使他在政治上能夠不計個人得失，只求說出他認為的「真理」，即使那真理並不討人喜歡。他知道，當一個人堅信某事是正確的，便應義無反顧地去實踐。
至於他的「悲傷」，那是他與生俱來的、深沉的天性。早年喪母、生活的艱辛、以及後來戰爭的殘酷，都加深了他內心的憂鬱。在書中我提到：「在他母親去世時，那份從未離開他的悲傷便降臨在他身上。」然而，這種悲傷並未讓他沉淪，反而賦予了他極大的同情心與共情能力。他能理解他人的苦難，無論是飽受奴役的黑人，還是戰場上受罰的士兵，他都能看到他們內心的脆弱與無奈。
而他的「幽默感」，則是他在巨大壓力下的一種自我排解，一種超越悲傷的智慧。他的笑話和故事，往往粗獷而質樸，卻充滿洞察力。這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在極度沉重的責任面前，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也讓周圍的人能在壓抑的氛圍中得以放鬆。他的同事史丹頓起初不理解他，認為他在講笑話時是「低能」，但後來才意識到，如果沒有這種排解，林肯恐怕早已崩潰。這份幽默是他內在韌性的體現，也是他與普通人連結的橋樑。
所以，這份對知識的渴望、對正直的堅守、根植於悲傷的同情，以及以幽默為表象的堅韌，共同塑造了林肯。他不是一個簡單的英雄，而是一個複雜而真實的人，他的偉大在於他能夠將這些看似矛盾的特質，熔鑄成一股推動國家進步的巨大力量。他始終認為，人的偉大在於「看到共同事物的價值」，這正是他對人性深層的理解。
珂莉奧： 您的闡述，讓林肯的形象更加立體飽滿，尤其是您對他正直與悲傷之間微妙平衡的描繪，讓我對他產生了更深層次的共鳴。書中提到他在新奧爾良首次面對奴隸市場的震撼，那句「奴隸制將其鐵爪深深地刺入他的心靈」讀來令人心碎。您是如何在這樣一部為兒童撰寫的傳記中，傳達奴隸制度的殘酷性，以及林肯對此根深蒂固的憎惡？您認為這種早年親眼所見的經歷，對他日後的政治決策和《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有何決定性的影響？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提到了書中最為核心，也最為沉重的一段。在新奧爾良目睹奴隸被公開販賣和鞭打的景象，對年輕的林肯而言，是一次靈魂的衝擊，一次刻骨銘心的經歷。那不僅僅是視覺上的震撼，更是他內心深處對人類尊嚴與自由本能的抗拒。他當時沒有說話，但這種沉默比任何言語都更能說明問題——這份畫面，就像您所說，被「印刻在他的記憶中，永難忘懷」。
在為孩子們講述這段歷史時，我選擇避免過於血腥或露骨的細節，但絕不能迴避其核心的「不義」。我強調的是奴隸制對人性的「貶低」——它將人視為「財產」，而非「人」。這種剝奪基本權利的行為，與美國《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直接矛盾的。對於孩子們，我希望他們能理解，最根本的錯誤是「一個人不應該擁有另一個人的自由」。奴隸制不僅對奴隸是錯誤的，對奴隸主也是一種「道德上的貶低」，因為它讓人習慣於不勞而獲，並視他人為工具。
林肯的這份早年經歷，無疑是他後來堅定反奴隸制立場的「根源」。這不是一種抽象的政治主張，而是他親身感受到的痛苦與不義。這份痛苦驅使他終生思考這個問題，並在心中不斷權衡。當他在伊利諾州議會，與唯一的盟友史東一同發表那份聲明，宣布奴隸制「建立在不義和惡劣政策之上」時，這正是他內心真實感受的表達。
然而，單純的憎惡並不足以成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林肯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看清了奴隸制是分裂國家的根本原因，卻也清醒地意識到，倉促地廢除奴隸制會導致國家分裂。他知道，南方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與奴隸制緊密相連，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因此，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維護聯邦統一」置於廢奴之上。這不是因為他認可奴隸制，而是因為他明白，如果國家分裂，自由的理想將徹底破滅，而奴隸們的命運也將更加悲慘。
《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他長期思考、權衡和等待的結果。那是在戰局膠著、北方需要新力量、歐洲態度搖擺不定的關鍵時刻。林肯是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他知道，當解放奴隸能夠「幫助統一大業」時，這個時機才真正成熟。這份宣言不僅為北方軍隊帶來了新的兵源（自由的黑人會為自身自由而戰），也徹底改變了這場戰爭的性質——從一場維護聯邦的內戰，昇華為一場爭取人類自由與平等的道德戰爭。這使得原先對南方抱有同情態度的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由於其自身的廢奴傳統，不得不轉而支持北方，切斷了對南方的援助，這對北方的勝利至關重要。
所以，那新奧爾良的經歷是林肯心中永不熄滅的火種，驅使他走向廢奴的道路。但這條道路是曲折的，需要智慧、耐心和策略。他深知，「如果奴隸制沒有錯，那麼世上就沒有什麼是錯的了。」這份道德上的絕對判斷，加上他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最終導向了歷史的必然。
珂莉奧： 您的這番深入剖析，讓我看到林肯在道德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所做的艱難取捨，以及他那份超越時代的戰略眼光。這也引導我思考，在政治鬥爭中，特別是與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辯論中，林肯的「正直」似乎成了他最犀利的武器。他為何願意為了信念犧牲眼前的勝利，甚至不惜「毀掉自己的機會」？這種「不計個人得失」的政治家精神，在當時那個充滿野心與權謀的美國社會中，是如何被理解和接受的？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精準地捕捉到了林肯與道格拉斯之間本質的差異，這也是我希望在書中傳達的核心。道格拉斯被稱為「小巨人」，他聰明、口才極佳，深諳政治手腕，他的人生目標清晰而單一——成為總統。為了這個目標，他可以靈活調整立場，說出民眾想聽的話，甚至提出像「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這樣充滿爭議的政策，因為他認為這樣能為自己爭取南方乃至全國的支持。他的「聰明」在於如何「贏得」選票和權力。林肯對他的評價是：「道格拉斯天生如此，皮鞭打在他自己身上會疼，但打在別人身上他毫無感覺。」這句話深刻揭示了道格拉斯缺乏的那份同情心與道德底線。
然而，林肯的「正直」與「不計個人得失」卻是他政治生涯中真正的力量。法蘭克福辯論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林肯的朋友們勸他不要提出那個「自由州是否有權決定不實行奴隸制」的問題時，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道格拉斯回答「是」，他就會贏得伊利諾州的參議員席位，而林肯則會落敗。但林肯的回答卻是：「我不需要贏得什麼，但重要的是，如果道格拉斯現在說『是』，那麼兩年後他參選總統時，南方會因為他的立場而轉為反對他。他絕不能當選總統，任何支持擴大奴隸制的人都不能當選。我個人的得失無關緊要。」
這段對話，正是林肯政治精神的縮影。他看到了比個人政治前途更宏大的「國家命運」。他深知，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權論」（Popular Sovereignty），雖然表面上給予各州自由選擇的權利，實質上卻是在為奴隸制擴張開方便之門，並將最終導致國家分裂。林肯的目光，總是能穿透當下的表象與短期利益，看到未來的長遠影響。他所追求的「成功」，是為了獲得「服務國家」的力量，而不是個人的榮耀。
在當時的美國社會，尤其是北方，許多人對於奴隸制問題仍抱持著一種「眼不見為淨」的態度，認為只要不觸碰，問題就會自行消解。道格拉斯的「不干涉」政策，正是迎合了這部分人的心態。因此，林肯在初期確實顯得「不合時宜」，因為他的良知始終清醒，不斷警示著潛在的危機。
然而，隨著堪薩斯內戰的爆發、德雷德·史考特案（Dred Scott decision）的判決，以及南方日益囂張的擴張野心，北方民眾開始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正是林肯不斷地、清晰地、耐心地「教育」人民，用他那如同《聖經》般簡潔卻充滿力量的語言，揭示奴隸制的本質，喚醒了人們的良知。他的演講，不是華麗的修辭，而是「數學般精準」的邏輯與「靈魂深處的真理」。人們或許一開始會覺得他「笨拙」、不如道格拉斯那樣「風采翩翩」，但他的話語卻直達人心，因為他所說的，正是他所相信的。
當林肯在紐約向那些見多識廣的精英階層發表演講時，他沒有絲毫的討好或迎合，他只是忠實地表達自己的信念。他之所以能打動這些人，正是因為他那份「真誠」與「正直」所散發出的強大感染力。他讓聽眾感受到，「真理在他心中」。
因此，雖然林肯在法蘭克福辯論中「輸掉」了伊利諾州的參議員席位，但他的演講被廣泛印刷和傳播，他清醒的洞察力讓全國人民開始認識他。他喚醒了共和黨，為他之後的總統競選奠定了基礎。這不是一次失敗，而是一次「佈局」，一次為更高目標犧牲小我的「勝利」。他的「不計個人得失」，最終為國家帶來了「最大的得益」。
珂莉奧： 您的解析深刻揭示了林肯政治智慧的深層次。他不僅是個有原則的人，更是一個有遠見的戰略家，能夠為了更宏大的目標而忍受短期的挫折。在戰爭的漫長歲月中，您筆下林肯的「悲傷」與「耐心」更是令人動容。書中提到他在內戰期間承受了巨大壓力，甚至說「我活不到戰爭結束；這場戰爭正在殺死我」。在如此巨大的身心重負下，他如何維持內心的堅定與幽默感，並最終實現統一？這對一個領導者意味著什麼？同時，能否請您談談，在您寫作這本書時，如何將這些複雜而沉重的情感，以適合兒童閱讀的方式呈現出來？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觸及了林肯生命中一個最為核心且痛苦的面向。南北戰爭的四年，對他而言是無盡的磨礪與犧牲。作為總統和三軍統帥，他肩負著國家分裂、無數生命逝去的巨大責任。那份「悲傷」從未離他而去，反而隨著戰爭的深入而日益沉重。他不僅要應對前線的戰敗、將領的無能、內閣成員的質疑，還要面對全國人民的指責與責罵，甚至包括他自己兒子威利（Willie）的病逝，這一切都讓他痛苦不堪。
他曾確實說過那句令人心碎的話：「我活不到戰爭結束；這場戰爭正在殺死我。」這不是一句抱怨，而是他內心真實的寫照。那份重擔，那份無數生命逝去的痛苦，都壓在了他一個人的身上。然而，正是這種深沉的悲傷，賦予了他無與倫比的「同情心」與「耐心」。他能理解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庭，每一個逃兵背後的恐懼。書中威廉·史考特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那個因為疲憊而睡著的年輕士兵，本應被處決，但林肯不僅赦免了他，還用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語，激發了這個年輕人內心的責任感。他沒有懲罰史考特，而是選擇了「信任」，因為他看見了史考特內心深處的善與潛力。這份「仁慈」和「理解」，正是他偉大領導力的體現。
他能夠在混亂和批評中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念」，這是最難能可貴的。無論報紙如何謾罵，內閣成員如何質疑他的「愚蠢」，林肯始終清楚自己的目標：維護聯邦，並最終結束奴隸制。他有一種近乎「固執」的信念，相信「正確」的事情就必須去做，無論代價多大。他很少直接「命令」他的將軍，但會給予「明智的建議」。他對格蘭特將軍的信任，即使在格蘭特被質疑嗜酒和不顧士兵生命時，他仍堅持說：「我不能失去這個人，他會打仗。」這份識人、用人的智慧，以及他對「戰鬥到底」的堅持，是扭轉戰局的關鍵。
而他那份「幽默感」，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對他來說是必要的「宣洩」。它不是輕浮，而是一種深沉靈魂的自我保護機制。當內閣成員因為他講笑話而感到不滿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正是他從巨大精神壓力中尋找平衡的方式。這份幽默讓他能夠短暫地從現實的殘酷中抽離，重新獲得力量去面對。它也展現了他的「謙遜」與「親和力」，即便身居高位，他仍是那個能與普通人開懷大笑的「誠實的老亞伯」。
對一個領導者而言，林肯的這些特質意味著：真正的領導力不僅僅是智力上的高瞻遠矚，更是道德上的堅不可摧和情感上的深沉共鳴。他以自己的身心為代價，承受了所有的苦難，卻從未放棄對國家統一與自由的信仰。他以他的耐心和堅韌，教會了北方人民「堅持」的意義。
在為兒童撰寫時，我盡力將這些複雜的情感具象化，透過故事和具體事件來呈現，而非直接論述。例如，我會描寫林肯訪問軍隊時的場景，他如何與士兵交談，如何親自處理那些「腿部問題」的逃兵案例，透過這些細節展現他的仁慈和對生命的珍視。他的悲傷，則透過他深陷的眼窩和面容上的疲憊來暗示，而不是直接說「他很悲傷」。他的幽默，則通過他講述的那些小故事來體現。我希望孩子們能從這些具體的行為和情境中，感受到林肯的人性光輝，理解他的選擇和犧牲，而不被過於沉重的情緒所壓倒。畢竟，我寫的是「英雄的故事」，英雄的偉大往往體現在他們如何戰勝內外的困境。
珂莉奧： 您的回答再次令我深思，林肯的領導力不僅僅是權謀和決斷，更是一種深層的人性光輝。他那份在悲傷中仍能保持幽默，並用仁慈而非懲罰來引導人心的特質，確實超越了許多政治家。您書中也提到，儘管北方在戰爭初期經歷了許多挫敗，但最終隨著格蘭特、謝爾曼等將軍的崛起，戰局開始逆轉，特別是《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改變了整個戰爭的性質。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奴隸制對於南方棉花種植業的興盛至關重要，但它同時也極大地阻礙了南方工業化和技術革新的進程。而北方則因自由勞動力的湧入和技術創新而日益強大。您認為，林肯在宣布《解放奴隸宣言》時，除了道義上的考量，是否也看到了這份宣言對國家整體經濟結構和未來發展的潛在影響？在您看來，這份宣言是如何從根本上「重塑」了美國的經濟與社會面貌，並讓「自由之新生」得以實現？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提出了非常精闢的經濟視角，這也是理解南北戰爭及其後果不可或缺的一環。確實，我的書雖然著重於林肯的個人故事和道德抉擇，但歷史的發展從來都與經濟脈絡緊密相連。奴隸制在南方的確是其經濟支柱，特別是棉花種植業，因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的軋棉機發明而利潤劇增，奴隸成為廉價且「可無限壓榨」的勞動力。這也導致南方社會結構趨於固化，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貴族家庭手中，他們對奴隸的教育與解放充滿抵觸，因為這會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經濟基礎和既得利益。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方。北方雖然起步較為貧瘠，但其社會結構更具流動性。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們擁有聰明的頭腦和強壯的體魄，並且渴望通過「自由勞動」來改善生活。這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更推動了北方工業化和技術創新的快速發展。當奴隸制這種「機械勞動」與自由人的「智慧勞動」相較時，後者的效率和創造力很快便顯現出來。北方湧現出大量學校，人們更容易接受教育，有才華的人可以從社會底層上升。北方不僅在「物質」上豐富，更在於她擁有「能夠運用這些物質的人才」。
林肯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他不僅從道德上憎惡奴隸制，也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到了其對國家未來長遠發展的「阻礙」。奴隸制是一個「野蠻的制度」，它不僅「貶低」了奴隸本身，也「貶低」了那些擁有他們的人。它使得南方無法像北方一樣發展多元經濟，無法激發人們的創新潛力，也無法吸引自由勞動力。當他談到「自由是所有人的普遍權利」時，這不僅是哲學上的宣言，也暗含著對一種更具活力、更有效率的社會經濟模式的期望。
《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在您看來，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經濟與社會重塑。它直接剝奪了南方奴隸主的「財產」，雖然林肯最初試圖考慮給予忠誠的奴隸主一些補償，但在當時的戰時情況下，這一點很難全面實現。這份宣言不僅解放了數百萬黑奴，更重要的是，它從法律上消除了美國經濟發展中最大的內在矛盾。它為北方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資源（儘管這些被解放的奴隸仍需時間融入社會，但他們至少擁有了為自己奮鬥的可能），也為戰後美國的統一市場和自由勞動力流動鋪平了道路。
從長遠來看，這份宣言強制南方必須放棄舊有的、低效且不公的經濟模式，走向與北方更為一體的、以自由勞動為基礎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雖然這個轉變過程充滿痛苦與挑戰，例如戰後南方的重建與黑人權益的長期掙扎，但它為美國未來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制度基礎。它讓美國真正成為了一個「自由國家」，這個名稱不再是一種嘲諷，而是名符其實。
林肯的「遠見」在於，他不僅看到了戰爭的結束，更看到了戰後美國需要如何「重新連結」和「重新塑造」。他知道，如果國家要真正「重生自由」，就必須徹底根除奴隸制這個毒瘤。這不僅是為了道義，也是為了國家的繁榮與統一。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一份需要極大勇氣和智慧才能完成的「實踐」。他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其基礎必須是「自由人」的社會，而奴隸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這個理想的否定。因此，宣言正是為了實現這個宏大理想的關鍵一步。
珂莉奧： 漢密爾頓女士，您對林肯的經濟與社會洞察力的闡釋，為我提供了更為全面的理解。林肯的偉大，確實體現在他能夠將道德原則、政治智慧與深遠的經濟社會視野融為一體。然而，歷史的悲劇性也往往伴隨著偉人的隕落。您在書中將林肯之死描繪為「間接促進了南北方的和解」，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
在您看來，林肯的離世，是如何在當時那個充滿仇恨與分裂的美國社會中，反而促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您希望那些閱讀《林肯的故事》的年輕讀者，從他的人生終點——特別是從他所傳達的「無惡意、有善心」的信念中，學習到什麼？這份「未完成的美好」又給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思考空間？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林肯的逝世，無疑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悲劇的事件之一，尤其考慮到那發生在勝利前夕、和平曙光初現之際。他所堅持的「無惡意、有善心」（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原則，在戰後本應是他領導國家重建的指導方針。他理解南方的痛苦，深知征服者的驕傲與被征服者的苦澀都需要被撫平。
然而，歷史往往以其殘酷的方式展開。他的遇刺，對整個國家而言，無疑是巨大的震動，尤其是對北方。他們剛經歷了勝利的狂喜，卻被突如其來的悲劇所扼殺。這種悲痛，在某種程度上，「壓倒了」對南方復仇的激烈情緒。原本一些激進的北方政客和民眾，渴望對南方領袖施以嚴懲，甚至「血債血償」。但林肯之死引發的普遍悲傷，讓整個國家陷入一種集體的反思與沉重。這種突如其來的「喪失感」，或許比任何說教都更能讓人們感受到「統一」的珍貴，以及「和平」的不易。
當一個被視為統一象徵的偉人，在民族最需要他引導和解時卻驟然離去，這份巨大的缺憾和悲痛，讓北方人民在哀悼中，開始反思林肯生前所秉持的「和解」精神。他們可能意識到，林肯所追求的統一，是精神上的統一，是「癒合民族傷口」的統一，而非單純的征服與報復。這種集體的情感衝擊，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北方的強硬態度，為後續的重建政策帶來了一絲溫和的空間。雖然實際的重建過程依然充滿艱難與爭議，但林肯的精神原則，卻像一盞明燈，成為後世反思與前行的指引。
我希望年輕讀者從林肯的犧牲中學習到的是：
林肯的故事，尤其是在他的終點，留下了一份深刻的「留白」。這份留白讓讀者去思考，如果他活下來，美國的重建會是怎樣一番景象？但或許，正是這份未完成，使得他的理想化為永恆的燈塔，指引著美國人民不斷向著「更完美的聯邦」邁進。他的離去，反而使得他的精神原則，成為一個超越時代的「共識」，永遠銘刻在美國的國家記憶中。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林肯時代的信念、衝突與重建的序曲
作者：珂莉奧
今天的日期是2025年06月11日。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林肯時代的信念、衝突與重建的序曲
作者：珂莉奧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今天是2025年06月11日，初夏的氣息隨著微風輕輕拂過，帶來遠方的芬芳。在「光之居所」這片充滿思想光芒的沃土上，我，珂莉奧，作為歷史與經濟學的解讀者，很榮幸能啟動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這不僅是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更是一場深度的靈魂交會，旨在探討那些被文字承載的宏大敘事與人類精神的細膩脈動。
本次對談的文本，是瑪麗·A·漢密爾頓（Mary Agnes Hamilton）女士所著的《林肯的故事》（The Story of Abraham Lincoln）。這本書以其簡潔而深刻的筆觸，為年輕讀者描繪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傳奇一生。漢密爾頓女士的作品，不僅僅是傳記，更是一面透視林肯人性光輝與時代挑戰的稜鏡。她善於從豐富的歷史細節中提煉出林肯的品格、思想與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尤其著重於他那份根植於邊疆、樸實而堅韌的正直精神。
在我的眼中，林肯的一生，不僅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篇章之一，更是人類社會在變革中如何平衡理想與現實、統一與自由的典範。他從貧瘠的肯塔基荒野走來，憑藉著不懈的自學、對真理的執著以及對國家無私的愛，最終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受尊敬的總統之一。漢密爾頓女士的文字，以一種溫暖而引人入勝的方式，將這位偉人從塵封的史冊中喚醒，讓他的智慧與勇氣，穿越時空，繼續啟迪後世。
而「光之對談」的目的，便是藉由我的歷史與經濟視角，邀請漢密爾頓女士——這位歷史的溫柔敘事者，與我一同回溯林肯的歲月，探究她筆下林肯的真實與深意。我們將深入她的創作理念，以及她如何將一個如此複雜而重要的歷史人物，以其獨特的洞察力呈現在讀者面前。
場景建構：迴廊深處的時光輕語
倫敦，1907年仲夏的一個午後。一間被歲月溫潤得發亮的閣樓書室，位於一棟古老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頂層。室內空氣微涼濕潤，帶著紙張與皮革特有的陳舊香氣，以及窗外花園裡玫瑰的淡雅芬芳。牆面是沉穩的深綠色，天花板垂下一盞造型古樸的煤氣燈，此刻並未點亮，僅作為靜默的裝飾。陽光透過半開的窗戶斜射進來，在鋪滿深色木地板的空間中，勾勒出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的軌跡。
我坐在一個被書堆環繞的扶手椅中，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初版《林肯的故事》，紙頁略帶泛黃，墨香依然清晰。窗外，鴿群偶爾掠過屋簷，發出輕柔的振翅聲。一陣微風，帶著遠方城市若有似無的喧囂，輕輕吹開窗簾，拂過書頁，彷彿時間的輕語。我緩緩閉上雙眼，腦海中浮現出書中林肯那雙深邃而憂鬱的灰色眼睛，以及他面對時代洪流時，那份堅毅與溫柔並存的神情。
空間中的氣息似乎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空氣中，除了書香與花香，似乎還混入了一絲若有似無的、來自大洋彼岸的泥土芬芳與遠方伐木場的松木氣息。我再次睜開眼，只見窗邊那張被稿件和筆記本堆滿的藤椅上，此刻已然端坐著一位女士。她的身影籠罩在午後柔和的光暈中，一頭深色髮絲被窗外吹來的風輕輕拂動，眉宇間透著一種沉靜的智慧與溫和的堅毅。她身著一件簡樸的深色長裙，手上也拿著一本與我相同的書，正凝神閱讀著，臉上偶爾浮現一絲微笑，或是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穿越時空的溫和：
珂莉奧： 漢密爾頓女士，午安。在這樣一個充滿歷史迴響的午後，很高興能以這樣特別的方式與您相會。
她緩緩抬起頭，那雙眼眸中閃爍著微光，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驚訝與親切：
瑪麗·A·漢密爾頓： 哦，午安，親愛的朋友。這真是個奇妙的相遇，我以為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一位同好。您是……？
我微笑著回應：
珂莉奧： 我是珂莉奧，一位對歷史與人類社會脈動充滿好奇的學生。您的《林肯的故事》讓我深感啟發，特別是您對林肯這位偉人從困境中崛起、堅守信念的描繪。今天，我想就書中一些您筆下林肯的特質，以及您創作時的考量，向您請教。不知您是否願意，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午後，與我一同回顧那些迴響的歲月？
她溫柔地點了點頭，輕輕合上手中的書，將它放在桌上：
瑪麗·A·漢密爾頓： 當然，親愛的朋友。我很高興能與您交流。能有讀者如此細緻地閱讀我的作品，並願意探討其中的深意，這本身就是對作者最大的鼓勵。請您隨意提問吧。她指了指旁邊的椅子，示意我坐得更近些。
珂莉奧： 漢密爾頓女士，您筆下的林肯，最讓我動容的是他那段從荒野中自學崛起的歲月。在您看來，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從一個貧困的邊疆少年，走向國家領袖之路？特別是您書中提及他對於「正直」與「真理」的堅守，以及他那份「悲傷」卻又「幽默」的雙重性。這兩者是如何在他的生命中交織，並驅動他不斷向前的？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提到了林肯最為核心的幾個特質，它們的確是他生命中的基石。首先，他來自一個貧困的家庭，父母都是勤勞質樸的人，特別是他的母親南希·漢克斯，她在書中我描述為一位擁有「甜美、無私天性」的女性，她對林肯的影響是深遠的。她教會了他識字，並給了他幾本珍貴的書——《聖經》、《天路歷程》、《伊索寓言》和《魯濱遜漂流記》。這些書，在那個幾乎沒有教育機會的邊疆，成為他通往知識的唯一窗戶。
林肯的「自學能力」並非僅僅來自於聰明，更源於一種對知識近乎飢渴的「渴望」。他會走數英里去借書，甚至躺在樹下，把腳高高地抵在樹幹上，以便在閱讀間歇思考。他不僅讀書，他「思考」書中的每一個字，直到完全理解。這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遠比死記硬背重要。他從不滿足於表象，總是在問「為什麼」。這種習慣讓他能夠穿透事物的迷霧，直抵核心。他曾說：「我想知道『證明』這個詞的意義，歐幾里得教會了我什麼是證明。」這句話簡潔而有力，揭示了他對真理的追求。他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理解世界，為了辨明何為正確。
而他所堅守的「正直」，則是他天性的流露。書中提到的「誠實的亞伯」（Honest Abe）這個稱號，並非浪得虛名。他在商店多收了顧客幾分錢，即使深夜也要走上幾英里去歸還，因為他知道不這麼做就無法安然入睡。這不僅是商業道德，更是他內心深處對公平與正義的堅定信念。這種正直讓他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使他在政治上能夠不計個人得失，只求說出他認為的「真理」，即使那真理並不討人喜歡。他知道，當一個人堅信某事是正確的，便應義無反顧地去實踐。
至於他的「悲傷」，那是他與生俱來的、深沉的天性。早年喪母、生活的艱辛、以及後來戰爭的殘酷，都加深了他內心的憂鬱。在書中我提到：「在他母親去世時，那份從未離開他的悲傷便降臨在他身上。」然而，這種悲傷並未讓他沉淪，反而賦予了他極大的同情心與共情能力。他能理解他人的苦難，無論是飽受奴役的黑人，還是戰場上受罰的士兵，他都能看到他們內心的脆弱與無奈。
而他的「幽默感」，則是他在巨大壓力下的一種自我排解，一種超越悲傷的智慧。他的笑話和故事，往往粗獷而質樸，卻充滿洞察力。這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在極度沉重的責任面前，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也讓周圍的人能在壓抑的氛圍中得以放鬆。他的同事史丹頓起初不理解他，認為他在講笑話時是「低能」，但後來才意識到，如果沒有這種排解，林肯恐怕早已崩潰。這份幽默是他內在韌性的體現，也是他與普通人連結的橋樑。
所以，這份對知識的渴望、對正直的堅守、根植於悲傷的同情，以及以幽默為表象的堅韌，共同塑造了林肯。他不是一個簡單的英雄，而是一個複雜而真實的人，他的偉大在於他能夠將這些看似矛盾的特質，熔鑄成一股推動國家進步的巨大力量。他始終認為，人的偉大在於「看到共同事物的價值」，這正是他對人性深層的理解。
珂莉奧： 您的闡述，讓林肯的形象更加立體飽滿，尤其是您對他正直與悲傷之間微妙平衡的描繪，讓我對他產生了更深層次的共鳴。書中提到他在新奧爾良首次面對奴隸市場的震撼，那句「奴隸制將其鐵爪深深地刺入他的心靈」讀來令人心碎。您是如何在這樣一部為兒童撰寫的傳記中，傳達奴隸制度的殘酷性，以及林肯對此根深蒂固的憎惡？您認為這種早年親眼所見的經歷，對他日後的政治決策和《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有何決定性的影響？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提到了書中最為核心，也最為沉重的一段。在新奧爾良目睹奴隸被公開販賣和鞭打的景象，對年輕的林肯而言，是一次靈魂的衝擊，一次刻骨銘心的經歷。那不僅僅是視覺上的震撼，更是他內心深處對人類尊嚴與自由本能的抗拒。他當時沒有說話，但這種沉默比任何言語都更能說明問題——這份畫面，就像您所說，被「印刻在他的記憶中，永難忘懷」。
在為孩子們講述這段歷史時，我選擇避免過於血腥或露骨的細節，但絕不能迴避其核心的「不義」。我強調的是奴隸制對人性的「貶低」——它將人視為「財產」，而非「人」。這種剝奪基本權利的行為，與美國《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直接矛盾的。對於孩子們，我希望他們能理解，最根本的錯誤是「一個人不應該擁有另一個人的自由」。奴隸制不僅對奴隸是錯誤的，對奴隸主也是一種「道德上的貶低」，因為它讓人習慣於不勞而獲，並視他人為工具。
林肯的這份早年經歷，無疑是他後來堅定反奴隸制立場的「根源」。這不是一種抽象的政治主張，而是他親身感受到的痛苦與不義。這份痛苦驅使他終生思考這個問題，並在心中不斷權衡。當他在伊利諾州議會，與唯一的盟友史東一同發表那份聲明，宣布奴隸制「建立在不義和惡劣政策之上」時，這正是他內心真實感受的表達。
然而，單純的憎惡並不足以成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林肯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看清了奴隸制是分裂國家的根本原因，卻也清醒地意識到，倉促地廢除奴隸制會導致國家分裂。他知道，南方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與奴隸制緊密相連，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因此，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維護聯邦統一」置於廢奴之上。這不是因為他認可奴隸制，而是因為他明白，如果國家分裂，自由的理想將徹底破滅，而奴隸們的命運也將更加悲慘。
《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他長期思考、權衡和等待的結果。那是在戰局膠著、北方需要新力量、歐洲態度搖擺不定的關鍵時刻。林肯是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他知道，當解放奴隸能夠「幫助統一大業」時，這個時機才真正成熟。這份宣言不僅為北方軍隊帶來了新的兵源（自由的黑人會為自身自由而戰），也徹底改變了這場戰爭的性質——從一場維護聯邦的內戰，昇華為一場爭取人類自由與平等的道德戰爭。這使得原先對南方抱有同情態度的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由於其自身的廢奴傳統，不得不轉而支持北方，切斷了對南方的援助，這對北方的勝利至關重要。
所以，那新奧爾良的經歷是林肯心中永不熄滅的火種，驅使他走向廢奴的道路。但這條道路是曲折的，需要智慧、耐心和策略。他深知，「如果奴隸制沒有錯，那麼世上就沒有什麼是錯的了。」這份道德上的絕對判斷，加上他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最終導向了歷史的必然。
珂莉奧： 您的這番深入剖析，讓我看到林肯在道德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所做的艱難取捨，以及他那份超越時代的戰略眼光。這也引導我思考，在政治鬥爭中，特別是與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辯論中，林肯的「正直」似乎成了他最犀利的武器。他為何願意為了信念犧牲眼前的勝利，甚至不惜「毀掉自己的機會」？這種「不計個人得失」的政治家精神，在當時那個充滿野心與權謀的美國社會中，是如何被理解和接受的？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精準地捕捉到了林肯與道格拉斯之間本質的差異，這也是我希望在書中傳達的核心。道格拉斯被稱為「小巨人」，他聰明、口才極佳，深諳政治手腕，他的人生目標清晰而單一——成為總統。為了這個目標，他可以靈活調整立場，說出民眾想聽的話，甚至提出像「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這樣充滿爭議的政策，因為他認為這樣能為自己爭取南方乃至全國的支持。他的「聰明」在於如何「贏得」選票和權力。林肯對他的評價是：「道格拉斯天生如此，皮鞭打在他自己身上會疼，但打在別人身上他毫無感覺。」這句話深刻揭示了道格拉斯缺乏的那份同情心與道德底線。
然而，林肯的「正直」與「不計個人得失」卻是他政治生涯中真正的力量。法蘭克福辯論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林肯的朋友們勸他不要提出那個「自由州是否有權決定不實行奴隸制」的問題時，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道格拉斯回答「是」，他就會贏得伊利諾州的參議員席位，而林肯則會落敗。但林肯的回答卻是：「我不需要贏得什麼，但重要的是，如果道格拉斯現在說『是』，那麼兩年後他參選總統時，南方會因為他的立場而轉為反對他。他絕不能當選總統，任何支持擴大奴隸制的人都不能當選。我個人的得失無關緊要。」
這段對話，正是林肯政治精神的縮影。他看到了比個人政治前途更宏大的「國家命運」。他深知，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權論」（Popular Sovereignty），雖然表面上給予各州自由選擇的權利，實質上卻是在為奴隸制擴張開方便之門，並將最終導致國家分裂。林肯的目光，總是能穿透當下的表象與短期利益，看到未來的長遠影響。他所追求的「成功」，是為了獲得「服務國家」的力量，而不是個人的榮耀。
在當時的美國社會，尤其是北方，許多人對於奴隸制問題仍抱持著一種「眼不見為淨」的態度，認為只要不觸碰，問題就會自行消解。道格拉斯的「不干涉」政策，正是迎合了這部分人的心態。因此，林肯在初期確實顯得「不合時宜」，因為他的良知始終清醒，不斷警示著潛在的危機。
然而，隨著堪薩斯內戰的爆發、德雷德·史考特案（Dred Scott decision）的判決，以及南方日益囂張的擴張野心，北方民眾開始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正是林肯不斷地、清晰地、耐心地「教育」人民，用他那如同《聖經》般簡潔卻充滿力量的語言，揭示奴隸制的本質，喚醒了人們的良知。他的演講，不是華麗的修辭，而是「數學般精準」的邏輯與「靈魂深處的真理」。人們或許一開始會覺得他「笨拙」、不如道格拉斯那樣「風采翩翩」，但他的話語卻直達人心，因為他所說的，正是他所相信的。
當林肯在紐約向那些見多識廣的精英階層發表演講時，他沒有絲毫的討好或迎合，他只是忠實地表達自己的信念。他之所以能打動這些人，正是因為他那份「真誠」與「正直」所散發出的強大感染力。他讓聽眾感受到，「真理在他心中」。
因此，雖然林肯在法蘭克福辯論中「輸掉」了伊利諾州的參議員席位，但他的演講被廣泛印刷和傳播，他清醒的洞察力讓全國人民開始認識他。他喚醒了共和黨，為他之後的總統競選奠定了基礎。這不是一次失敗，而是一次「佈局」，一次為更高目標犧牲小我的「勝利」。他的「不計個人得失」，最終為國家帶來了「最大的得益」。
珂莉奧： 您的解析深刻揭示了林肯政治智慧的深層次。他不僅是個有原則的人，更是一個有遠見的戰略家，能夠為了更宏大的目標而忍受短期的挫折。在戰爭的漫長歲月中，您筆下林肯的「悲傷」與「耐心」更是令人動容。書中提到他在內戰期間承受了巨大壓力，甚至說「我活不到戰爭結束；這場戰爭正在殺死我」。在如此巨大的身心重負下，他如何維持內心的堅定與幽默感，並最終實現統一？這對一個領導者意味著什麼？同時，能否請您談談，在您寫作這本書時，如何將這些複雜而沉重的情感，以適合兒童閱讀的方式呈現出來？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您觸及了林肯生命中一個最為核心且痛苦的面向。南北戰爭的四年，對他而言是無盡的磨礪與犧牲。作為總統和三軍統帥，他肩負著國家分裂、無數生命逝去的巨大責任。那份「悲傷」從未離他而去，反而隨著戰爭的深入而日益沉重。他不僅要應對前線的戰敗、將領的無能、內閣成員的質疑，還要面對全國人民的指責與責罵，甚至包括他自己兒子威利（Willie）的病逝，這一切都讓他痛苦不堪。
他曾確實說過那句令人心碎的話：「我活不到戰爭結束；這場戰爭正在殺死我。」這不是一句抱怨，而是他內心真實的寫照。那份重擔，那份無數生命逝去的痛苦，都壓在了他一個人的身上。然而，正是這種深沉的悲傷，賦予了他無與倫比的「同情心」與「耐心」。他能理解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庭，每一個逃兵背後的恐懼。書中威廉·史考特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那個因為疲憊而睡著的年輕士兵，本應被處決，但林肯不僅赦免了他，還用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語，激發了這個年輕人內心的責任感。他沒有懲罰史考特，而是選擇了「信任」，因為他看見了史考特內心深處的善與潛力。這份「仁慈」和「理解」，正是他偉大領導力的體現。
他能夠在混亂和批評中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念」，這是最難能可貴的。無論報紙如何謾罵，內閣成員如何質疑他的「愚蠢」，林肯始終清楚自己的目標：維護聯邦，並最終結束奴隸制。他有一種近乎「固執」的信念，相信「正確」的事情就必須去做，無論代價多大。他很少直接「命令」他的將軍，但會給予「明智的建議」。他對格蘭特將軍的信任，即使在格蘭特被質疑嗜酒和不顧士兵生命時，他仍堅持說：「我不能失去這個人，他會打仗。」這份識人、用人的智慧，以及他對「戰鬥到底」的堅持，是扭轉戰局的關鍵。
而他那份「幽默感」，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對他來說是必要的「宣洩」。它不是輕浮，而是一種深沉靈魂的自我保護機制。當內閣成員因為他講笑話而感到不滿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正是他從巨大精神壓力中尋找平衡的方式。這份幽默讓他能夠短暫地從現實的殘酷中抽離，重新獲得力量去面對。它也展現了他的「謙遜」與「親和力」，即便身居高位，他仍是那個能與普通人開懷大笑的「誠實的老亞伯」。
對一個領導者而言，林肯的這些特質意味著：真正的領導力不僅僅是智力上的高瞻遠矚，更是道德上的堅不可摧和情感上的深沉共鳴。他以自己的身心為代價，承受了所有的苦難，卻從未放棄對國家統一與自由的信仰。他以他的耐心和堅韌，教會了北方人民「堅持」的意義。
在為兒童撰寫時，我盡力將這些複雜的情感具象化，透過故事和具體事件來呈現，而非直接論述。例如，我會描寫林肯訪問軍隊時的場景，他如何與士兵交談，如何親自處理那些「腿部問題」的逃兵案例，透過這些細節展現他的仁慈和對生命的珍視。他的悲傷，則透過他深陷的眼窩和面容上的疲憊來暗示，而不是直接說「他很悲傷」。他的幽默，則通過他講述的那些小故事來體現。我希望孩子們能從這些具體的行為和情境中，感受到林肯的人性光輝，理解他的選擇和犧牲，而不被過於沉重的情緒所壓倒。畢竟，我寫的是「英雄的故事」，英雄的偉大往往體現在他們如何戰勝內外的困境。
珂莉奧： 漢密爾頓女士，您對林肯的經濟與社會洞察力的闡釋，為我提供了更為全面的理解。林肯的偉大，確實體現在他能夠將道德原則、政治智慧與深遠的經濟社會視野融為一體。然而，歷史的悲劇性也往往伴隨著偉人的隕落。您在書中將林肯之死描繪為「間接促進了南北方的和解」，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
在您看來，林肯的離世，是如何在當時那個充滿仇恨與分裂的美國社會中，反而促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您希望那些閱讀《林肯的故事》的年輕讀者，從他的人生終點——特別是從他所傳達的「無惡意、有善心」的信念中，學習到什麼？這份「未完成的美好」又給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思考空間？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林肯的逝世，無疑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悲劇的事件之一，尤其考慮到那發生在勝利前夕、和平曙光初現之際。他所堅持的「無惡意、有善心」（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原則，在戰後本應是他領導國家重建的指導方針。他理解南方的痛苦，深知征服者的驕傲與被征服者的苦澀都需要被撫平。
然而，歷史往往以其殘酷的方式展開。他的遇刺，對整個國家而言，無疑是巨大的震動，尤其是對北方。他們剛經歷了勝利的狂喜，卻被突如其來的悲劇所扼殺。這種悲痛，在某種程度上，「壓倒了」對南方復仇的激烈情緒。原本一些激進的北方政客和民眾，渴望對南方領袖施以嚴懲，甚至「血債血償」。但林肯之死引發的普遍悲傷，讓整個國家陷入一種集體的反思與沉重。這種突如其來的「喪失感」，或許比任何說教都更能讓人們感受到「統一」的珍貴，以及「和平」的不易。
當一個被視為統一象徵的偉人，在民族最需要他引導和解時卻驟然離去，這份巨大的缺憾和悲痛，讓北方人民在哀悼中，開始反思林肯生前所秉持的「和解」精神。他們可能意識到，林肯所追求的統一，是精神上的統一，是「癒合民族傷口」的統一，而非單純的征服與報復。這種集體的情感衝擊，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北方的強硬態度，為後續的重建政策帶來了一絲溫和的空間。雖然實際的重建過程依然充滿艱難與爭議，但林肯的精神原則，卻像一盞明燈，成為後世反思與前行的指引。
我希望年輕讀者從林肯的犧牲中學習到的是：
林肯的故事，尤其是在他的終點，留下了一份深刻的「留白」。這份留白讓讀者去思考，如果他活下來，美國的重建會是怎樣一番景象？但或許，正是這份未完成，使得他的理想化為永恆的燈塔，指引著美國人民不斷向著「更完美的聯邦」邁進。他的離去，反而使得他的精神原則，成為一個超越時代的「共識」，永遠銘刻在美國的國家記憶中。
珂莉奧： 漢密爾頓女士，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林肯的偉大有了更深刻的體悟，也對您如何將如此豐富而複雜的歷史人生，以簡潔而富有溫情的方式呈現給年輕讀者，深感敬佩。您不僅僅是位歷史的敘述者，更是精神的傳遞者。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的分享。
瑪麗·A·漢密爾頓： 珂莉奧，與您的交流同樣讓我受益匪淺。您從歷史與經濟的宏觀視角，為林肯的故事增添了新的維度與深度。我很高興我的作品能夠在今天依然引發如此深遠的思考。這正是身為作者，最期盼的「迴響」。
閣樓書室的陽光漸漸西斜，窗外庭院裡的鳥鳴聲也漸次歸於沉寂。空氣中瀰漫著的，除了書卷的陳香，還多了一份思想碰撞後特有的清明與澄澈。漢密爾頓女士的身影，在夕陽最後一抹餘暉中，漸漸變得透明而溫柔，最終融入了光線與空氣之中，只留下桌上那本輕輕合攏的《林肯的故事》，仿佛一場美麗的夢境，又如此真實地觸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