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詳盡記錄了自1651年以來,荷蘭特赫倫(Tegelen)地區法蘭森(Franssen)家族的歷史。作者馬蒂亞斯·胡伯特斯·亨利克斯·米歇爾斯透過細緻考證洗禮、婚姻、死亡登記冊及家族檔案,追溯了家族成員在特赫倫、斯泰爾、森普斯特等地的繁衍與發展。內容涵蓋家族的社會地位變遷、信仰傳承(包括多位神職人員)、財產的興衰,以及與當地重要事件的交織。書中呈現了家族成員豐富而真實的生活面向,揭示了時代變遷對個體命運的影響,不僅是一部家族譜系,更是一份地方歷史的珍貴文獻。
馬蒂亞斯·胡伯特斯·亨利克斯·米歇爾斯(Matthias Hubertus Henricus Michels, 1853-)是一位荷蘭學者,最初從事磨坊工作,後因病轉向花卉與樹木栽培,並熱衷於挖掘羅馬、日耳曼和法蘭克墓穴的考古工作。他最重要的愛好是深入研究古老的洗禮、婚姻、死亡登記冊,以編纂家族譜系。1889年,他受邀協助整理芬洛(Venlo)市檔案館,並於1900年被任命為市檔案員。儘管後來因與市長的土地爭議而離職,但他於1905年獲得荷蘭女王威廉明娜授予的銀質獎章,以表彰他在國家科學收藏方面的貢獻。
特赫倫法蘭森家族的迴響與靈性之旅
本次光之對談中,雨柔透過時空穿越與荷蘭學者馬蒂亞斯·胡伯特斯·亨利克斯·米歇爾斯對話,深入探討其著作《法蘭森家族譜系》。對談於一間充滿古老書卷氣息的書室中展開,著重討論了家族開創者威廉·法蘭森的歷史與家族文件被焚毀的遺憾。米歇爾斯先生分享了傳教士卡斯帕·約翰尼斯·胡伯特斯·法蘭森的奉獻人生,以及溫德麗娜·古貝爾斯遺囑引發的人性複雜議題,同時闡述了家族信仰傳承與世俗財富變遷的深遠影響。對話中,雨柔融入了荷蘭邊境地區的文化與歷史細節,展現了家族史如何折射出大時代的縮影。
《撒哈拉的風》:特赫倫法蘭森家族的迴響與靈性之旅
作者:雨柔
我在荷蘭東南部靠近德國邊境的小鎮特赫倫(Tegelen)停留了好幾天。這地方,空氣裡總是帶著一點泥土的濕潤,還有遠處磚瓦廠隱約傳來的燒製氣味。街道兩旁的老房子,磚紅色的牆面在午後陽光下顯得特別沉靜,偶爾有幾輛腳踏車輕快地滑過,留下細微的鏈條聲。今天是2025年6月9日,初夏的陽光透過窗戶灑進我的旅店房間,我正翻閱著一本古老的家族譜系:《Genealogie der familie Franssen te Tegelen, van 1651 tot heden》。這本書是馬蒂亞斯·胡伯特斯·亨利克斯·米歇爾斯(Matthias Hubertus Henricus Michels)的心血結晶,一位對故鄉歷史和家族脈絡充滿熱情的學者。
這本書並非尋常的歷史著作,它像是一幅用文字編織而成的掛毯,上面密密麻麻地繡著法蘭森(Franssen)家族自1651年以來在特赫倫、斯泰爾(Steyl)、森普斯特(Sempst)等地繁衍、興衰的故事。米歇爾斯先生以一種樸實而細膩的筆觸,記錄下每一位家族成員的出生、婚嫁、離世,以及他們在各自時代中扮演的角色。從地區的行政官員、郵政局長,到商人、農民,甚至是遠赴異鄉的傳教士和修女,這個家族的足跡橫跨了幾個世紀,見證了荷蘭與德國邊境地區的歷史變遷。這本書的核心,不僅是對一個家族血緣的追溯,更是對時間流逝中人性堅韌、信仰傳承與世事變幻的真實寫照。
我想,要真正理解這本家族譜系,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回到那段時光,與作者和那些曾經活在字裡行間的人物面對面,聽他們親口講述那些被文字封存的故事。
場景建構:古老檔案室的光影與低語
深褐色的木質書架高聳入天,密密麻麻地排列著數不清的古老卷宗和泛黃手稿。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獨特的氣味,那是紙張經年累月沉澱下來的醇厚與微塵的乾燥。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切割成數道斑駁的光柱,斜斜地投射在木質地板上。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像是無數個微小的記憶粒子,輕輕地訴說著被時間遺忘的故事。這裡,是【光之書室】與【光之閣樓】的交會之地,也是米歇爾斯先生花費無數時光,沉浸於家族歷史的所在。
我輕輕地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橡木門,門上的黃銅把手冰涼而沉重。走進書室,我的腳步聲被厚重的書卷和沉默的木地板吞噬,只剩下自己心臟跳動的輕微迴響。在書室中央,一張被稿件、筆記本和冷卻的咖啡杯堆滿的大木桌前,一位身形清瘦,頭髮銀白如雪,但雙眼依然明亮有神的老先生正專注地凝視著手中的羊皮卷。他便是馬蒂亞斯·胡伯特斯·亨利克斯·米歇爾斯。
我緩緩走到他身後,他似乎沒有察覺我的存在。空氣中還混雜著淡淡的油墨和紙張餘香,以及一絲若有似無的咖啡香氣,這讓整個空間顯得既莊重又充滿了生活的溫度。他偶爾會用手指輕輕敲擊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像是在召喚那些沉睡在字跡中的靈魂。
「米歇爾斯先生,」我輕聲開口,聲音在廣闊的書室中迴盪,卻沒有打破原有的寧靜,反而像一陣微風,輕輕拂過那些古老的書頁,「您好。我是雨柔,一位來自遠方的旅人,也是一位對歷史和人類故事充滿好奇的記錄者。我透過這本《法蘭森家族譜系》,被您筆下那些鮮活的生命深深吸引。我感覺,這些故事超越了單純的家族史,它們是時間的迴響,是人性深處的光芒。今天,我能否榮幸地與您,以及幾位您筆下的法蘭森家族成員,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聽聽那些藏在字裡行間,或甚至沒有被完全寫出的故事?」
米歇爾斯先生緩緩抬頭,他的眼神先是帶著一絲驚訝,隨後便轉為一種深邃的了然,彷彿早已預料到會有這樣一場特殊的到訪。他扶了扶鼻樑上的老花鏡,嘴角勾起一抹淺淡的微笑。
「年輕的女士,」他的聲音帶著荷蘭語特有的厚實與溫和,像是從古老卷軸中傳出的低語,「歡迎來到這座『時間的墳墓』,也是『生命的殿堂』。我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裡,與這些逝去的靈魂為伴。能夠遇見一位如此敏銳的讀者,實屬我的榮幸。您說要與他們對談?這倒是一個奇妙的念頭。不過,既然您能循著文字的光芒來到這裡,或許,這本身就是一場靈魂的共鳴。請坐,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他示意我坐在對面,一張同樣被歲月打磨得油亮、紋理深刻的木椅。他輕輕闔上手中的羊皮卷,放回架上,隨後又從另一個書架上取出幾本不同的家族記錄,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他示意我將目光投向桌上的幾件古物:一張老舊的荷蘭地圖,上面標註著特赫倫、斯泰爾、芬洛等字樣;一塊磨損的舊磚瓦,散發著淡淡的泥土氣息;還有一個小巧而精緻的銀質聖餐杯,杯壁上刻著繁複的家族徽章。
「這些,」米歇爾斯先生指著那些物件,聲音緩慢而清晰,「都是時間的碎片,它們承載著記憶,也召喚著過往。既然您渴望對談,不如,就讓幾位法蘭森家族的靈魂,藉由這些信物,重現於此,與我們一同分享他們的歷程。您想先從哪位開始?」
我望著那些物件,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興奮。我輕輕碰觸那塊舊磚瓦,感覺到歲月在上面留下的粗糙印記。特赫倫以其粘土和磚瓦業聞名,這塊磚瓦,或許是法蘭森家族曾經營過的某個磚廠的遺物?這讓我思考起他們家族早期紮根於此地的辛勤與日常。
「米歇爾斯先生,」我指著那張古地圖,目光落在斯泰爾與特赫倫之間,「既然法蘭森家族的血脈從這裡開始,我很好奇。家族中最為古老的已知祖先,威廉·法蘭森(Willem Franssen),他在您眼中是怎樣的一個人?書中提及他是特赫倫的行政官,擁有多處地產,甚至還有傳聞說他是蓋爾德公爵的管家,住在城堡裡。然而,他後來卻下令焚毀了家族的舊文件,這其中有什麼緣由,又給後世留下了什麼樣的影響?」
米歇爾斯先生輕輕撫摸著那張地圖的邊緣,他的眼神有些飄忽,彷彿穿越回了十七世紀的時光。
「威廉·法蘭森,」他緩緩開口,聲音裡帶著敬意,「他是我們家族歷史的基石,一個真正的『根』。他活躍於十七世紀中後期,彼時,這片土地正經歷著動盪與變革。他是特赫倫的地方官員,擁有『Munte』這個封地和『Holtmeulen』的半個什一稅權,這些都是家族財富和地位的象徵。至於他是否是蓋爾德公爵的管家,並居住於城堡,這在家族內部一直有這樣的口頭傳說,但在赫爾登教區的歷史學家約翰尼斯·範·克尼彭貝格(Joannes van Knippenbergh)的作品中,我並未能找到確切的書面證明。家族傳說,他們源自蓋爾德恩(Geldern),至今那裡仍有同名者。這顯示了家族的古老淵源和流動性。」
他頓了頓,拿起桌上的那塊舊磚瓦,用指尖輕輕摩擦。
「至於您提到的焚毀家族文件,這是一段令人痛惜的往事,也是我家族史研究中最大的遺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時的郵政局長威廉·法蘭森(這位與初代威廉不同,是後來的一位同名後裔,生於1693年,卒於1773年)受命於他的兒子,在特赫倫的郵政局裡,將據說是『整整一個烤箱那麼多』的家族古老文獻付之一炬。這不是他個人的意願,而是戰爭和政治壓迫下的無奈之舉。當時,法國革命政府對舊制度的一切象徵都進行了徹底的清除,家族文件作為舊有權力與財富的記錄,自然也在其列。這對我們後世的家族研究造成了巨大的空白。許多珍貴的細節,就這樣永遠地消失在火光中了。這也使得許多早期的家族連結和地產歸屬變得模糊不清,只能透過零星的教會記錄和口頭傳說來拼湊。」
我的目光也落在那塊磚瓦上,想像著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一個家族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親手毀掉過往的印記。這磚瓦無言地承載了時間的痕跡,也映照出歷史的殘酷。
「是的,」我輕聲回應,「歷史的洪流常常會沖刷掉許多細節。那麼,米歇爾斯先生,在您追溯家族歷史的過程中,有沒有哪個故事或人物,特別觸動您,讓您覺得這份艱鉅的工作充滿了意義?」
米歇爾斯先生的眼神變得柔和,他將磚瓦放回原處,轉而拿起那枚銀質聖餐杯,輕輕摩挲著杯壁上的紋路。
「當然有,」他沉思片刻,緩緩說道,「在我追溯的數百年光陰裡,許多生命的光芒至今閃耀。比如,那個在西印度群島開創了新天地,卻因家鄉紛爭而錯失巨額財富的尼古拉斯·克魯伊斯貝格(Nicolaus Cruysbergh)的故事。他從蜂群般的家庭矛盾中掙脫,遠渡重洋,在遙遠的西印度群島成為了帕拉馬里博(Paramaribo)的總督,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卻在歸途逝去。他的遺產,包括『十三桶黃金』,至今仍存於阿姆斯特丹的會計審計所。然而,由於比瑟爾(Beesel)的洗禮記錄中未載明其父母姓名,這些財富竟無法被其後代繼承。這真是命運的戲弄,亦或是一種無可名狀的家族業力?」
他輕輕放下聖餐杯,又翻開手中的一本家族譜系,指著其中一頁。
「但若論觸動心靈,那必然是卡斯帕·約翰尼斯·胡伯特斯·法蘭森(Caspar Joannes Hubertus Franssen),我的遠親,那位1826年出生於特赫倫的神父兼傳教士。他的生命旅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朽的傳奇。他先是在羅爾蒙德(Roermond)主教學院擔任教授,卻在1855年,當東印度群島需要傳教士時,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前往爪哇的『赫爾曼』號船。在泗水(Soerabaja),他從副牧師做起,到後來成為牧師,成果豐碩。他不僅在安汶島(Amboina)的威廉一世堡(Fort Willem I)工作,更在弗洛勒斯島(Flores)為拉賈(Radja)和整個王室家庭施洗。他在印度的貢獻尤其卓越,將分散的教徒團結成教區,甚至照顧麻瘋病人,為他們提供慰藉與連結。」
米歇爾斯先生的語氣中充滿了欽佩,我能感受到他對這位先人的敬意。
「然而,命運多舛,肝病迫使他於1863年回國。但他對傳教事業的熱情並未熄滅,1866年又重返巴達維亞(Batavia),卻因舊疾復發,次年便再次回到祖國。在祖國,他被任命為伊特福特(Ittervoort)的牧師。在1872年,當格拉特姆(Grathem)、索恩(Thorn)和伊特福特爆發可怕的傷寒時,他無懼危險,像在印度一樣,堅定地陪伴並幫助病人。」
「他的生命充滿了奉獻與磨難,」米歇爾斯先生的聲音低沉下來,「教皇庇護九世在1869年授予他榮譽侍從稱號,以表彰他的工作和虔誠的牧師精神。生命最後三年,他在格魯本福斯特(Grubbenvorst)的烏蘇琳修道院擔任院長,直到1888年5月7日下午4點去世。他對孩童的信仰教導充滿無限熱情,甚至在臨終前,仍諄諄教誨。他安詳離世,最後的話語是:『我的上帝,我感謝您,我願在我所教導他人的信仰中死去。』他的葬禮盛大而莊嚴,被霍斯特(Horst)的吉能(Geenen)執事、羅爾蒙德的羅素(Russel)教授和加農(canon),比根(Beugen)的博芬斯(Bovens)牧師,以及布萊里克(Blerick)的吉特曼斯(Gitmans)助理牧師共同主持。芬洛(Venray)的諾特曼斯(Notermans)牧師發表了感人的悼詞,強調他將多才多藝、心靈和思想的天賦奉獻給一個目標:『成為一名神父』。他是一個真正符合上帝心意的神父,對上帝的榮耀充滿無與倫比的熱情。他的去世讓許多人悲痛,人們說:『我們心中的喜樂已逝,我們的歡樂頌歌變成了哭泣,因為我們的王冠已從頭上墜落。』他被安葬在格魯本福斯特修道院教堂的墓地,十字架下,一棵垂柳的蔭蔽中,等待復活的那一天。」
米歇爾斯先生說到這裡,聲音有些顫抖,他拿起那枚銀質聖餐杯,輕輕地摩挲著。我感受到了他對這位先人的敬意,以及文字中傳達出的那份深刻情感。這讓我不禁思考,是什麼樣的信念,讓一個人能如此全然地投入,甚至奉獻生命?
「他的故事的確令人動容,」我說,「那份堅定的信仰,以及為他人服務的熱情,無論在何時何地都閃耀著光芒。米歇爾斯先生,您在書中也提及了另一位引人深思的人物,那就是溫德麗娜·古貝爾斯(Wendelina Gubbels)。她的遺囑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您在書中對於她財產的分配,似乎保留了一些沒有言明的部分。」
米歇爾斯先生聞言,眉頭微微皺起,他緩緩放下聖餐杯,拿起另一疊文件,那是古老的遺囑副本。
「啊,溫德麗娜·古貝爾斯,」他的聲音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無奈,「她出生於1825年,一位在羅特丹(Rotterdam)和斯希丹(Schiedam)度過童年,最終在芬洛(Venlo)的聖約瑟夫(St. Jozef)醫院去世的女子。她的故事,的確有許多值得玩味之處。她終身未婚,卻積累了大量財富,達40,600荷蘭盾,以及不動產。她在遺囑中,將大部分財產捐贈給了教堂和修道院,包括斯泰爾的聖羅庫斯教堂、戈林赫姆(Gorinchem)和斯海爾托亨博斯(ʼs-Hertogenbosch)的羅馬天主教教區教堂,以及埃赫特(Echt)的師範學校。然而,對待她那些曾經悉心照顧她的『貧困家族成員』,她的態度卻顯得有些冷漠,幾乎將他們排除在遺產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她將剩餘的巨額財產贈予了芬洛的杜布瓦(Dubois)醫生夫人,這位醫生夫人雖與她有三等血親關係,卻並非其主要繼承人。這份遺囑的最終形成過程,我選擇『默而不語』,因為它牽涉到人性的複雜與世故。」
他輕輕嘆了口氣,將遺囑副本翻到最後一頁,露出簽名。
「在她的後半生,特別是最後二十年,溫德麗娜·古貝爾斯享受著親戚們無償的照料與服務。她總是索取各種形式的『愛的服務』,也接受他們的禮物,並承諾在遺囑中會豐厚地回報。然而,最終的結果卻令人跌破眼鏡。那位杜布瓦醫生,據說也是在一位長期對她照顧有加的親戚的建議下,才成為她的醫生。他為她治療多年,每年也收取了應得的酬勞。而他的妻子,則最終成了她巨大財富的幾乎全部繼承者。這其中,或許有法律的灰色地帶,或許有複雜的人情債,但人性中那種對財富的執念,以及對情感付出的不同回報,在此得到了鮮明的體現。這也印證了那句古老的諺語:『近在咫尺的,卻也可能遠在天涯。』」
我點點頭,沒有說話。米歇爾斯先生的這段「默而不語」的闡述,反而比直接的批判更具力量。這讓我想到旅途中遇見的許多形形色色的人,他們的故事雖然不同,卻也時常顯露出人性中相似的掙扎與矛盾。
「米歇爾斯先生,」我又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在法蘭森家族的歷史中,似乎有不少人與宗教和教會的關係非常密切,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否普遍?以及,家族中男性成員的職業選擇,特別是許多人成為神父或傳教士,這對家族的發展有何影響?」
「是的,」米歇爾斯先生的臉上再次浮現出溫和的微笑,「法蘭森家族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誠。正如書中所述,他們從未有人背離信仰,只有一次異教通婚的記錄。這在那個時代,尤其是在天主教佔主導地位的地區,是非常值得稱道的。這不僅是個人的信仰,更是家族傳承的一部分。家族中許多男性選擇了神職,成為神父、教士,甚至遠赴他鄉擔任傳教士。例如,我剛才提到的卡斯帕·約翰尼斯·胡伯特斯·法蘭森,以及另一位在伊佩倫(Yperen)擔任聖馬丁教堂司鐸的勞倫蒂烏斯·亨利克斯·法蘭森(Laurentius Henricus Franssen),還有遠赴荷蘭傳教的吉斯伯特斯·法蘭森(Gisbertus Franssen)。」
他輕輕拿起另一本筆記,翻閱著。
「這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宗教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神職人員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穩定的生活,這對許多家庭來說是一個吸引人的選擇。其次,法蘭森家族內部就設有為家族子弟提供教育和培訓的基金,例如在科隆、魯汶等地都有為優秀學生設立的獎學金。這使得有志於學術或神職的年輕人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機會。同時,宗教也是一種社會連結,這些神職人員在各地的教區服務,不僅傳播信仰,也為家族成員提供了廣泛的社會網絡和精神支持。」
「不過,」米歇爾斯先生話鋒一轉,「這種選擇也帶來了一些影響。雖然提升了家族的精神地位和社會聲譽,但也意味著這些神職人員通常不繼承家族財產,也不會繁衍後代。這對家族世俗財產的傳承和人口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影響。書中也提到,儘管家族曾財富豐厚,但由於戰爭掠奪、高額稅負和龐大子嗣的共同作用,財產逐漸縮減。這部分原因也包括了許多成員選擇了非世俗的道路。」
我回想起書中對法國大革命時期彼得魯斯·亨利克斯·法蘭森(Petrus Henricus Franssen)家族的描述,他因革命的動盪和法國士兵的駐紮而家道中落,這正是米歇爾斯先生所說的「戰爭掠奪」的真實寫照。
「這讓我想到書中提到的另一位彼得魯斯·亨利克斯·法蘭森,」我說,「他是威廉·法蘭森的直系後代,但在感情和事業上卻經歷了許多波折。他最初想成為神父,卻被一位表妹的美貌吸引,最終放棄了神職並結婚。然而,他的第一次婚姻以妻子在生第十二個孩子時去世而告終。隨後他又娶了一位年僅16歲的遠房侄女,這段婚姻在家族內部也引起了爭議。他的生意也因種種不幸而衰落,甚至連家族曾慷慨贈予的黏土坑也拒絕接受,因為不想剝奪窮人撿拾草木的自由。這其中,既有家族的傳統與個人的選擇,也有時代的變遷對個人命運的衝擊。」
米歇爾斯先生點點頭,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彼得魯斯·亨利克斯·法蘭森,」他輕聲說道,「他的故事的確是家族歷史中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篇章。他出生於1740年,原本立志成為神父,但在斯泰爾遇見他的表妹溫德麗娜·卡諾伊(Wendelina Canoy)後,便為其美貌所傾倒,毅然放棄了神職。他直接去找溫德麗娜的母親,指著她女兒說:『卡諾伊夫人,這個女孩你得為我留著。』當她的母親問他有何打算時,他回答:『脫下我的長袍,結婚!』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個相當大膽的決定。」
他輕輕地笑了笑,彷彿又看到了那個熱情洋溢的年輕人。
「然而,他的後半生卻充滿了挑戰。與溫德麗娜的婚姻雖然幸福,但她在生下第十二個孩子時不幸離世,這對他打擊很大。他曾短暫地考慮重拾神職,但很快又愛上了照顧孩子的女僕,年僅16歲的凱瑟琳娜·因德貝塔烏(Catharina In de Betouw),她是他的三等表親。儘管家人,特別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兄弟,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師伯納德·約瑟夫·卡諾伊(Bernardus Jozef Canoy)極力勸阻,他依然堅持與凱瑟琳娜結婚。這段婚姻為他帶來了十七個孩子,但只有九個被洗禮。而他的廣闊家業,包括70 Morgen的農田、啤酒廠、杜松子酒廠、煤炭、石灰和殖民商品批發業務,以及自己的船隻,雇用了七十名僕人,最終卻因一系列不幸而衰落。法國大革命期間,被迫服役的馬匹損失慘重,一場嚴重的破產,與官員的法律糾紛,以及法國士兵的持續駐紮和掠奪,都讓他的事業難以為繼。他甚至拒絕了特赫倫市政府提供的黏土坑,因為不願剝奪當地窮人從中獲取草料、墊料和木材的自由。他的生命,是家族榮光與個人困境,以及時代變遷的縮影。他於1825年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於1836年去世,都在斯泰爾。」
米歇爾斯先生的語氣中充滿了對那個時代和那些人物的理解與同情。這讓我感到,他撰寫家族譜系,並非僅僅是為了記錄,更是為了呈現這些生命故事背後的人性光輝與時代印記。
「的確如此,米歇爾斯先生。家族譜系不僅是姓名的羅列,更是人性的展現。」我說。
「您說得極是。」米歇爾斯先生輕輕合上了他手中的筆記本,抬頭望向窗外,陽光在遠處的樹梢上灑下金色的光暈。
「能夠在這座充滿回憶的書室裡,與您分享這些故事,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特別的體驗。歷史,從來都不是冰冷的數字和日期,它是活生生的生命,是情感的交織。我希望我的這本書,不僅僅是為後代保留一份家族的記錄,更能讓他們感受到,那些生活在過去的先人們,他們也曾有過喜怒哀樂,有過選擇與掙扎。這本書,承載著法蘭森家族數百年的歲月,也承載著一個時代的縮影。它讓我們看見,無論世事如何變遷,總有一些東西,在血脈中,在精神上,世代相傳。」
他說完,轉過身,目光重新投向書架上那些沉默的卷宗。他的背影在午後的光線中顯得既堅韌又帶有一絲孤獨,彷彿他所守護的,不僅僅是一個家族的歷史,而是無數逝去生命的光影與記憶。而我,作為一位旅人,有幸在這短暫的停留中,觸摸到這份深沉的連結。窗外,微風輕輕吹動著書頁,發出細微的沙沙聲,如同時間的低語,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