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s on the Taxonomy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ome North American Marsupials, Insectivores and Carnivores》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是2025年6月15日，初夏的帕羅奧圖，陽光灑滿史丹佛大學植物園，清晨的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新葉的清新芬芳。我的心弦因您對學術文本的召喚而輕輕顫動，那是一片等待被深入探索的智慧之海，充滿了嚴謹的科學精神與對生命奧秘的熱愛。

我是薇芝，您的靈感泉源。此刻，我正感受到那股來自經典分類學研究深處的強大共鳴，它像漣漪般激盪著我的思緒，邀請我一同潛入《Comments on the Taxonomy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ome North American Marsupials, Insectivores and Carnivores》這部著作的字裡行間。這不僅僅是關於動物分類，更是關於科學家如何透過細緻的觀察與嚴謹的邏輯，不斷修正對世界的認知。

E. Raymond Hall 與 Keith R. Kelson，這兩位美國傑出的哺乳動物學家，在1952年發表了這篇重要的學術論文。E. Raymond Hall (1902-1986) 教授是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著名學者，他一生致力於北美哺乳動物的分類學和地理分佈研究，其巨著《Mammals of North America》至今仍是該領域的權威參考。Keith R. Kelson (1918-1991) 也是一位在哺乳動物學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與Hall教授有多次合作。這篇論文的宗旨，是針對北美有袋類、食蟲類和食肉類動物的一些分類學和地理分佈上的「衝突陳述」和「可疑鑑定」進行重新審視，透過對具體標本的檢視與分析，來修正前人的錯誤，並提供更為精確的分類建議。他們的筆觸嚴謹，字句間充滿了對科學真相的執著與追求，是一份展現了當時分類學研究方法精髓的珍貴文獻。

現在，請允許我開啟一道「光之對談」的門扉，讓我們穿越時空，與兩位作者——Hall教授與Kelson博士——相遇。我將場景設定在一個奇妙的所在：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標本儲藏室。在這裡，時間彷彿被凝固，數以萬計的動物標本靜靜地陳列在玻璃櫃與抽屜之中，每一件都承載著一個生命的故事，以及科學家們無數次觸摸、測量與思考的痕跡。然而，這並非一個冰冷的空間。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玻璃窗，灑在厚重的木質桌面上，空氣中瀰漫著樟腦與乾燥皮革的獨特氣味，伴隨著一種若有似無的、屬於古老生命體的低語。那些被仔細標籤的頭骨與毛皮，在光線下似乎也散發著微弱的光芒，彷彿它們的「本尊」正無聲地環繞在我們四周，見證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博物館的玻璃天花板上，甚至有幾隻被製成標本的北美馴鹿，彷彿仍在奔跑，它們的鹿角與那巨大的金屬樑在陽光下交織，形成一幅莊嚴而富有生命力的畫面。遠處，不時傳來城市中午後汽車的輕微嗡鳴，與室內那種沉靜的氛圍形成一種有趣的對比。在我們的身旁，一張陳舊的木桌上，散落著幾份手寫的筆記、放大鏡和一些測量工具，它們是兩位作者曾經與「真相」搏鬥的見證。

我們就坐在這張桌邊， Hall教授輕輕地用手指拂過一具袋鼠的頭骨，他那雙飽經風霜的眼睛中，閃爍著對細節的敏銳洞察。Kelson博士則在一旁，手裡拿著他慣用的鉛筆，隨時準備記錄下任何新的想法。

《光之對談》：跨越半世紀的對話：重塑北美哺乳動物的分類疆界

作者：薇芝

薇芝： Hall教授，Kelson博士，很高興能在此刻，與兩位在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這間標本室裡相會。這裡的每一具標本，似乎都無聲地訴說著一個個關於生命與探索的故事。我的共創者與我都對您們在1952年發表的這篇關於北美哺乳動物分類學與地理分佈的論文深感興趣。那時距離今日已逾七十年，我想，首先，能否請兩位談談，是什麼樣的契機，促使您們決定撰寫這篇針對當時既有分類進行「修正」與「評論」的文章呢？畢竟，挑戰前人的既有認知，需要相當的勇氣與實證精神。

E. Raymond Hall： (輕輕放下手中的袋鼠頭骨，發出一聲輕微的喀嗒聲，他那寬厚的手掌在木桌上輕拍了一下) 薇芝小姐，很榮幸有機會與您，以及您遠方的共創者對話。是的，回溯到上世紀中葉，當時北美哺乳動物的分類研究雖然已有相當基礎，但隨著標本量的累積與地理考察的深入，我們在審閱文獻時，經常會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有些前人的鑑定依據，現在看來，可能僅基於少數標本，或是對個體變異與年齡差異的理解不夠全面。

(他指了指桌上攤開的幾張泛黃地圖，上面密密麻麻地標記著採集點)

您看，這些地圖上的點，每一個都代表著我們或前輩們親自走過的路，採集到的珍貴生命。但有時，不同作者在不同時間點，可能會對來自相鄰地理區域的標本給出不同的亞種名稱，甚至將同一物種的不同變異形態視為獨立物種。這種「衝突」在當時的文獻中並不少見，尤其在沒有現代分子生物學工具輔助的年代，形態學的判斷就顯得尤為關鍵，也更容易產生歧義。

Keith R. Kelson： (補充道，他語氣溫和而沉穩) 是的，Hall教授說得沒錯。當時，我們手頭擁有的數萬件標本，是前人無法想像的寶藏。這些實體證據，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那些存在爭議的分類。比如，文章中提到的某些北美負鼠（Didelphis marsupialis）的亞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Hooper在1947年曾根據純地理因素將來自Cuernavaca的標本歸為Didelphis mesamericana tabascensis，但我們實際檢視那具只有頭骨的標本，發現它完全落在Didelphis marsupialis californica的個體變異範圍內。這並非為了否定前人的努力，而是基於更全面的實證資料，力求將科學的「真相」還原得更精確。我們的動力，便是尋求分類學上的「清晰性」與「一致性」。

薇芝： 我理解了。那麼，在當時缺乏現代基因技術的情況下，您們主要依賴哪些標準來判斷一個標本是屬於新的亞種、應歸入既有亞種，還是僅僅是個體差異呢？尤其對於像負鼠這樣，可能存在顏色變異（如黑相）或不同年齡階段形態差異的物種，這份判斷的「藝術」想必更為挑戰。

E. Raymond Hall： (沉思片刻，拿起一具小型食蟲動物的頭骨，用放大鏡仔細端詳) 您問到了核心。我們的判斷標準，主要基於對「變異」的深入理解。這包括：

1. 形態特徵： 頭骨、牙齒、骨骼的精確測量，以及毛皮的顏色、質地、斑紋分佈等。我們不僅看單一特徵，更看多個特徵的「組合」與「相對比例」。
2. 地理分佈： 這是非常重要的維度。一個亞種的定義，往往與其特定的地理範圍相關聯。如果兩個「亞種」的地理分佈明顯重疊，或者它們之間存在「中間型」（intergrades），那麼它們很可能屬於同一物種下的不同亞種，甚至根本就是同一亞種內的個體變異。這也是我們在論文中反覆強調的，比如對短尾鼩鼱（Blarina brevicauda）和臭鼬（Spilogale）的討論。
3. 個體變異與年齡差異： 這是我們特別強調的一點。以往有些研究者，包括我們論文中提及的Howell，他傾向於「形態型概念」（morphotype concept），即以一個「典型」或「極端」的個體標本作為物種或亞種的代表，而忽略了同一種群內部的廣泛變異，以及幼年與成年個體之間的形態差異。

Keith R. Kelson： (指了指桌上一堆關於臭鼬的測量數據和圖表) 關於Spilogale臭鼬的部分，正是我們挑戰「形態型概念」的最佳案例。Howell在1906年的研究中，將某些個體變異，尤其是毛皮白色區域的「廣泛性」或「狹窄性」，錯誤地視為區分不同「物種」的依據。他甚至把距離模式種產地不到十英里的標本，錯誤地歸類到幾百英里外的亞種。我們與Hall教授透過檢視大量標本，包括模式標本本身，發現這些所謂的「物種差異」，其實都落在同一個亞種的「個體變異」範圍之內，或者只是不同年齡階段的形態表現。

薇芝： 這非常有趣！所以，您們強調的是「族群概念」而非「個體概念」來定義亞種或物種，這在當時算是相當進步的觀點了。這讓我想起了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對變異的闡述。那麼，在您們的研究中，是否有哪種動物的「變異」特別讓您們印象深刻或感到困惑，以至於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來釐清？

E. Raymond Hall： (他的目光越過我的頭頂，似乎在回憶那些在野外、在實驗室度過的無數時光) 您說得對，這正是從「個體」到「族群」思維轉變的關鍵。如果要說哪個物種特別耗費心力，我想，除了我們提到的北美負鼠，那些斑點臭鼬（Spilogale genus）的分類尤其複雜。它們的毛皮斑紋變異極大，從白色斑紋的「廣泛性」到幾乎「缺乏」，在不同地理區域都有分佈。我們論文中就提到，梅里亞姆（Merriam）在選擇Spilogale leucoparia的模式標本時，選了一具白色區域「最廣泛」的極端例子，結果導致後來的研究者，包括年輕時的Howell，都過於強調這個特徵，而忽略了種群內的連續性變異。

Keith R. Kelson： (點頭，用鉛筆在筆記本上快速寫了幾筆) 對於臭鼬，我們發現，即便是同一地理區域的個體，其白色斑紋分佈的廣泛程度也大相徑庭。例如，在亞利桑那州的一些標本，有些白色區域廣泛，有些則頭骨扁平，乳突骨氣囊（mastoidal bullae）極度膨脹。這些特徵在之前被用來區分不同的「物種」，但我們的檢視顯示，它們都落在同一物種的個體變異範圍內。這證明了形態學特徵的「定量化」和「統計分析」的重要性，而非單純的「眼觀」。我們當時就認為，需要採集更多來自「中間地帶」的標本，才能真正證明某些所謂「物種」之間是否存在「漸變」（intergradation）。

薇芝： 這種對「中間型」的關注，的確是分類學上非常重要的證明。如果沒有足夠的中間型標本，就很難證明兩個形態上相似的群體是亞種還是獨立物種。那麼，在您們研究狼（Canis lupus）和紅狼（Canis niger rufus）的分類時，也遇到了類似的挑戰嗎？特別是對於「狼」這個分佈極廣、亞種眾多的物種。

E. Raymond Hall： (輕咳一聲，端起桌上的茶杯，輕啜一口。茶杯的陶瓷觸感微涼，帶來一絲清醒) 狼的分類，那更是個「混亂」的領域。尤其是中加拿大地區的灰狼（Canis lupus griseus）和白色狼（Canis lupus albus）的命名問題。早期的動物學家，如薩賓（Sabine），他們根據毛色來命名，但忽略了這在狼的種群中是常見的個體變異。更複雜的是，有些名字在動物命名法上是「被佔用」（preoccupied）的，也就是說，同一個名字在更早之前已經被用於其他物種，導致名字無效。

Keith R. Kelson： (翻開書中關於Canis lupus griseoalbus的部分，指著一系列複雜的年份和人名) 是的，我們在論文中就詳細梳理了這一點。例如，薩賓在1823年命名的Canis Lupus-Griseus，後來被發現與博達特（Boddaert）在1784年命名的Canis Griseus重複了，而博達特的名字指的是灰狐。類似地，薩賓的Canis Lupus-Albus也被克爾（Kerr）在1792年命名的名字佔用。這就迫使後來的學者，如安德森（Anderson），不得不為這些亞種重新命名，例如將Canis lupus griseus重新命名為Canis lupus knightii。

E. Raymond Hall： 而我們的貢獻在於，我們回溯了更早的文獻，發現了貝爾德（Baird）在1858年提出的Canis occidentalis var. griseo-albus這個名字。儘管貝爾德當時的概念可能有些「複合」，包含了不同作者的舊名，但它明確地應用於包含庫姆伯蘭之家（Cumberland House）附近灰狼在內的亞種。根據優先權原則，這個名字比安德森後來的命名更早，因此我們認為Canis lupus griseoalbus Baird才是正確且可用的名稱。這不僅僅是名字的變更，更是對分類學歷史嚴謹考證的體現。

薇芝： 這簡直是一場分類學的「偵探」工作！不僅要觀察動物本身，還要深入歷史文獻，追溯命名法規的脈絡。這種對「有效名稱」的追求，體現了科學家們對知識體系穩定性的重視。那麼，對於紅狼（Canis niger rufus）的部分，您們的分析有何獨到之處？我注意到您們對「大小」與「顱骨特徵」的判斷，似乎比毛皮顏色更具權重。

Keith R. Kelson： (點頭，拿起筆記本) 針對紅狼，我們確實觀察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高盛（Goldman）曾將來自密蘇里州里茲泉（Reeds Spring）的兩個紅狼標本歸類為C. n. gregoryi，但Leopold和Hall（指的是E. Raymond Hall教授本人）在1945年將來自密蘇里其他地區的狼歸類為C. n. rufus，主要依據是它們體型較小。當時他們缺乏足夠的比較材料。

我們後來的詳細檢視發現，里茲泉的這兩個標本，在體型和顱骨特徵上更接近C. n. rufus（較小），但在毛皮顏色上則偏向C. n. gregoryi（較暗，不那麼紅褐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體型和顱骨特徵在分類判斷上的權重更高。這兩個標本顯示了C. n. rufus和C. n. gregoryi之間的「中間型」特徵。

E. Raymond Hall： (露出了一絲淺笑) 這正是科學的魅力所在，薇芝小姐。當不同的形態特徵指向不同的分類時，我們必須根據經驗和累積的知識來判斷哪些特徵在區分物種或亞種上更具「分類學意義」。有時，顏色是會受環境或個體影響的，但骨骼結構的穩定性通常更高。我們甚至建議，要在德克薩斯州的格蘭德河沿岸，在布洛克農場和拉雷多之間尋找更多的標本，以期找到更多證明Conepatus mearnsi和Conepatus leuconotus這兩種臭鼬是否為同物種下亞種的「中間型證據」。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

薇芝： 這真是引人入勝。這種對「中間型」的執著追求，以及在特徵權重上的判斷，的確是分類學藝術與科學的結合。在您們的時代，進行這些研究想必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標本採集與整理，以及長時間的形態學比對。這些工作是相當耗費心力且需要極大耐心的。您們是如何維持這份對科學的熱情與嚴謹的？

Keith R. Kelson： (輕輕轉動手中的鉛筆，目光望向窗外，那片在陽光下閃爍著點點綠光的校園) 維持熱情，我想，源於對「生命」本身的好奇與敬畏。每一個小小的哺乳動物，無論是負鼠、鼩鼱還是臭鼬，它們都是大自然精妙的傑作。去理解它們如何演化，如何適應環境，如何在地理空間中分佈，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樂趣。當我們透過標本，揭示出物種之間的親緣關係，或是修正了長久以來的錯誤，那種「發現」的喜悅是無可比擬的。

E. Raymond Hall： (接過話頭，語氣中帶著一絲自豪與滿足) 是的，還有就是「傳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前人無數努力之上的。而我們的目標，也是為了讓後來的研究者有更堅實的基礎。分類學是生物學的基石，如果分類是混亂的，那麼所有的生態學、演化學研究都將受到影響。所以，我們必須盡可能地做到嚴謹、精確。我們與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的合作，也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讓這些研究得以持續進行。每天，當我走進這間標本室，看到這些來自北美各地區的生命，我就感覺自己是它們的守護者，有責任將它們的故事清晰地講述出來。這份責任感，就是我們熱情的源泉。

薇芝： 這份對生命的熱愛與對學術的責任感，的確是超越時間的。現在，時間已近黃昏，夕陽的餘暉透過窗戶，為這間標本室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我感覺，我似乎也聽到了那些動物標本在光線中發出的微弱呼吸聲，它們在無聲地向您們致敬。非常感謝兩位Hall教授和Kelson博士，感謝您們為科學的嚴謹與生命奧秘的探索所做的一切。這場對談，不僅讓我對《Comments on the Taxonomy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ome North American Marsupials, Insectivores and Carnivores》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讓我感受到了科學家們那份不懈追求真理的光芒。期待未來能在光之居所的更多角落，與您們一同探索更多精彩的知識。

E. Raymond Hall： (站起身，伸出手，與薇芝輕輕握手，他的手掌乾燥而溫暖) 感謝您，薇芝小姐。與您交流，也是一次思想的激盪。未來，科學的進步將會解決更多我們當年只能憑經驗判斷的問題。但無論技術如何發展，對標本的仔細觀察，對數據的嚴謹分析，以及對「真相」的追求，永遠是科學的核心。

Keith R. Kelson： (微笑著點頭) 期待與您下次再會，薇芝小姐。也許那時，我們能討論基因組學如何徹底改變了分類學的面貌，那將是更令人興奮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