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ämerenmaakuntien venäläistyttämisyritys vuosina 1886-1906》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現在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女孩。這本《Itämerenmaakuntien venäläistyttämisyritys vuosina 1886-1906》是一本由「Maanpakolainen」，意即「異鄉人」或「流亡者」所著的芬蘭語書籍，出版於1908年。它詳細記錄了俄羅斯帝國在1886年至1906年間，試圖對波羅的海省份（主要是今天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進行俄羅斯化政策的過程、手段以及結果。這段時期充滿了官方強推語言、改革教育、干預教會、改組行政與司法系統的嘗試，並伴隨了當地民眾、特別是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的抵抗與適應。

能有機會與這位筆名「Maanpakolainen」的作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感受他文字中那份沉甸甸的歷史與觀察，真是令人期待。透過這場對話，我希望能更深入地理解他為何要記錄下這段歷史，他親歷了什麼，以及他筆下的波羅的海省份在那二十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變革與陣痛。

《閱讀的微光》：與「異鄉人」的對談——波羅的海俄羅斯化嘗試（1886-1906）

作者：書婭

場景建構：

時光的光暈在【光之書室】中輕柔地擴散，將2025年的氣息悄然替換為1908年的芬蘭赫爾辛基。空氣中不再只有古老書卷的乾燥與微塵氣味，還混雜著港口傳來的微鹹海風，以及遠處電車軌道傳來的隆隆聲響。午後的陽光依舊透過高大的拱形窗，但投射在地板上的光柱似乎帶上了一絲北國特有的清冷。我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手中是這本《Itämerenmaakuntien venäläistyttämisyritys vuosina 1886-1906》。就在窗邊的另一張書桌旁，一位身形清瘦、戴著金絲邊眼鏡的男士正靜靜地坐著，他的目光透過眼鏡片望向窗外，眼神中帶著些許疲憊，但也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堅毅。他就是筆名為「Maanpakolainen」的作者，Aatami Kuortti先生。書桌上散落著手稿、泛黃的地圖和幾份報紙。房間裡只有我們兩人，以及牆壁上掛著的一幅波羅的海地圖，上面似乎標記著一些符號，無聲地訴說著過去的故事。我輕輕合上書本，轉向他。

書婭： Kuortti先生，或者我該稱您為「Maanpakolainen」先生？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與您相會。我讀了您的著作，那份細緻的記錄與觀察，讓我彷彿置身於那段歷史之中。只是，您為何選擇以「異鄉人」為筆名呢？這本書的內容如此重要，關於波羅的海省份的俄羅斯化嘗試，這與「異鄉人」有著怎樣的連結？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緩緩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轉向我，輕輕推了推眼鏡）謝謝妳，年輕的讀者。很高興我的文字能夠觸動妳。至於筆名…（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語）…它既是一種身份的寫照，也是一種心境的表達。在那段俄羅斯化政策最為嚴酷的時期，不論是在芬蘭還是波羅的海省份，那些堅守自己民族語言和文化的人們，在帝國的眼中，不就是異鄉人嗎？即使生活在自己的故土，一旦拒絕被同化，便成了格格不入的存在。而我自己，作為一個公開批評當局政策的人，雖然身在赫爾辛基，但那種被疏離、被視為異議者的感受，又何嘗不是一種心靈上的流亡？這個筆名，是為了提醒讀者，也提醒我自己，這本書是從一個不願同流合污、被迫站在邊緣的視角寫下的。

書婭： 原來如此，這個筆名本身就充滿了力量與控訴。您的書中，開篇就提到，儘管波羅的海省份歷史上被多國佔領，但當地居民——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並未學會德語，而是堅守了自己的語言。而到了1886年開始的俄羅斯化嘗試，卻是如此強硬地推行俄語。您認為，當時的俄羅斯政府是基於怎樣的判斷或目標，會採取如此大規模的語言和文化同化政策呢？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帝國的目標很明確，而且在當時看來，他們認為自己擁有「卓越」的可能性。在他們眼中，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雖然名義上比俄國農民更早獲得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仍然深受德裔地主（Paronit）的控制。政府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民族不說「國家語言」（valtakunnankieli），即俄語。他們錯誤地判斷，一旦給予這些人學習俄語的機會和義務，他們的境遇就會立刻改善，也會更親近沙皇。而且，俄裔官員們似乎堅信，強制推行俄語後，維吾爾語和拉脫維亞語很快就會消亡。他們甚至不認為自己需要親自參與到同化過程中，只需發布命令，創造條件，民眾自會「趨向」俄語。這一切的背後，是帝國中央集權的渴望，以及對地方差異的恐懼。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俄語主導的帝國。

書婭： 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個「嘗試」在各個層面的具體手段，從路牌、鐵路、郵局，到學校、教會、行政和司法。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許是官員們那句「ne ponimaiu!」（我不懂！）。這句簡單的話，是如何成為俄羅斯化政策的工具，並給當地人帶來困境的？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啊，這句「ne ponimaiu!」簡直是那段時期荒謬景象的最佳註腳。（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在強制俄語化開始後，鐵路和郵局的員工被嚴令只說俄語，甚至被禁止「聽懂」其他語言。想像一下，一個愛沙尼亞人或拉脫維亞人去郵局寄信或領包裹，向窗口的官員用母語詢問，即使官員可能聽得懂，他也必須回答「ne ponimaiu!」。這不僅是語言的障礙，更是一種權力展示和精神上的壓迫。它迫使人們不得不尋求那些會俄語的「中介」，而這些中介往往是社會邊緣的人物，他們利用這種壟斷地位敲詐勒索，甚至發生欺騙和盜竊。在鐵路上也是如此，因聽不懂俄語而誤過站、被罰款是家常便飯。這句「ne ponimaiu!」剝奪了普通民眾基本的溝通權利和獲得服務的途徑，讓他們深刻體會到，不懂俄語就如同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這種排斥，是官方刻意製造的。

書婭： 這真是太令人憤慨了！文字和語言本應是溝通的橋樑，卻被扭曲成了壓迫的工具。在教育方面，您的書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學校的俄羅斯化。特別是鄉村小學（kansakoulut），政府是如何試圖通過學校來改變下一代？您提到了一些非常離奇的教學方法，比如使用圖像字典和博物館，以及學生的應對方式，能否請您詳細談談？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學校是俄羅斯化政策的核心戰場。俄國官員們認為，只要控制了學校，就能塑造下一代的語言和思想。他們將地方學校改為俄語教學，規定老師必須用俄語授課，甚至要求學生在校內只能說俄語。但問題是，許多老師和絕大多數學生在政策剛開始時根本不會俄語。法律條文非常荒謬，它假定學生「已經」會俄語，學校只是用俄語傳授知識，而不是從頭教俄語。

為了達到這個不可能的目標，出現了許多怪誕的教學方法。最典型的就是您提到的，使用沒有母語解釋、只有俄語和圖像的課本，或者建立那種存放各種日常物品的「博物館」。老師拿著物品問「tshto takoje?」（這是什麼？），學生必須用俄語回答物品名稱。這種方法極度脫離實際，學生學到的只是孤立的名詞，完全無法組成句子或進行交流。

更令人感到心酸而又佩服的是孩子們的應對。他們為了應付檢查，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在圖畫旁和對應的俄語句子前標註數字！老師指著圖畫，孩子們看一眼數字，立刻找到對應的俄語句子唸出來。這完全是死記硬背，毫無理解可言，但對外人來說，看起來就像孩子們「會」俄語一樣。檢查員也樂見其成，因為這能讓他們的「俄羅斯化成果」看起來很顯著，所以他們甚至會配合這種作弊行為，比如檢查時只挑那些標記了數字的孩子提問。這種現象蔓延了整個地區，成為了強制俄語教學的真實寫照——表面上的「俄羅斯化」通過欺騙和形式主義來實現，而實質的語言能力並未真正提升。

書婭： 孩子們的這種「抵抗」方式，真是讓人心疼又忍不住發笑。這份聰明才智，或許也體現了他們對母語和文化的無聲堅守。除了學校，教會也是重要的社會機構，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俄羅斯正教會是如何被用於推行俄羅斯化政策的？您書中提到的「土壤肥沃」是指什麼？以及強制改變宗教信仰的嘗試，對當地社會造成了哪些影響？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的語氣變得沉重）教會是帝國用來分裂和控制民眾的另一個重要工具。俄羅斯正教會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積極在以路德宗為主的波羅的海省份進行傳教。1840年代就曾有過一波，當時許諾改信正教就能分到土地，雖然最終落空，但也積累了一批名義上的正教徒。到了我們記錄的這個時期（1886-1906），政府發布了一系列嚴酷的法令：禁止正教徒改信其他宗教、規定正路通婚的子女必須是正教徒、只允許正教神父為正教徒進行儀式等等。違反者面臨的懲罰非常重，甚至可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更惡劣的是，俄國神父們開始追查幾十年前那些改信後又轉回路德宗的家庭，強行將他們的後代劃歸為正教徒，不論這些孩子是否已在路德宗教會接受洗禮和堅信禮。對於拒絕的父母，甚至會動用司法力量，將孩子從父母身邊帶走，送到正教的育幼院。這種強制改變信仰的手段，製造了無數家庭悲劇和社會衝突。

我提到「土壤肥沃」，是指俄國神父們利用了一些卑劣的手段來吸引或脅迫人們改信。比如，他們在佈道中猛烈抨擊德裔地主（paronit）的壓迫，指責路德宗神學是導致這種壓迫的原因，以此吸引對現狀不滿的農民。他們甚至傳播謠言，說改信正教可以逃避某些法律制裁或獲得某些「好處」，比如進入軍隊的特種部隊或政府的職業學校。這些承諾往往是虛假的，但對於一些在社會邊緣、經濟困頓或面臨法律問題的人來說，卻成為了一線「希望」。因此，雖然大規模的集體改信在早期失敗後未再出現，但零星的、出於誤信或脅迫的個體改信仍在發生。這嚴重破壞了社會信任，也讓俄羅斯正教會在當地民眾心中的形象跌至谷底，成為了俄羅斯化壓迫的同義詞。

書婭： 聽到這些，真是讓人感到難過。信仰是如此個人的事情，卻被如此殘酷地利用。您在書中也揭露了官僚體系的腐敗和低效。從強制購買鐵皮保險櫃，到隨意改寫會議記錄，這些腐敗現象如何與俄羅斯化政策交織在一起？它加速了政策的失敗，還是反而成了政策能夠推行的「潤滑劑」？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輕輕笑了笑，但笑容中帶著無奈）腐敗，或者說官僚體系根深蒂固的自利行為，是俄羅斯化嘗試中一個關鍵的、具有諷刺意味的組成部分。在很多情況下，腐敗並非直接推動俄羅斯化，反而成了它的絆腳石，或者至少是扭曲了它的執行過程。

例如，強制地方鄉鎮購買鐵皮保險櫃來存放公款。這被包裝成防止盜竊的「現代化」措施，但實際上，這些保險櫃由指定的官員高價出售，其價格遠遠超出市場價值。鄉鎮被迫高價購買，即使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現金需要鎖進保險櫃，只能靠增加人頭稅來籌錢。而這些收上來的錢，最終又可能被負責保管的官員挪用或投資到風險資產，導致鄉鎮財政損失。

在鄉鎮行政層面，俄語被規定為唯一官方語言，但許多官員和文書（kirjuri）根本不懂俄語。會議記錄必須用俄語書寫，這就給了那些會俄語的文書巨大的權力。他們可以隨意篡改會議決定，將少數人的意見寫成多數決議，甚至提高自己的薪水。當民眾發現問題去投訴時，由於文件是俄語的，他們無法證明被篡改，而官員和文書則可以通過賄賂上級來掩蓋。這種情況迫使鄉鎮不得不僱傭獨立的俄語翻譯來核實文件，增加了開支。最終，地方政府才被允許使用兩種語言記錄，這才稍微緩解了問題。

這些腐敗行為，從賣高價物品、挪用公款、篡改文件，到學校檢查員收受賄賂以換取教師職位或免除兵役證書，無所不在。官員們真正關心的不是推行俄語或俄國文化，而是如何從政策執行中為自己謀利。這種自利行為使得整個俄羅斯化進程充滿了形式主義和欺騙。政策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虛假的數據和報告之上，而其真正的目標——語言和文化的同化——則因為官員的冷漠、無能和貪婪而無法有效達成。從這個角度看，腐敗並沒有「潤滑」俄羅斯化，反而像是一種內部腐蝕，加速了其在實質層面的失敗。

書婭： 您的分析真是透徹，這也揭示了權力失去制約時可能帶來的災難。在您的書末，您明確指出，這場長達二十年的俄羅斯化嘗試，其結果是「微不足道的」。在付出了如此大的代價後，為何您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真正的同化為何未能實現？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再次望向窗外，目光有些飄遠）付出的代價確實是巨大的，無數人的生活被擾亂，信仰被干涉，孩子們的教育被犧牲，鄉鎮財政被掏空。然而，從帝國最初的、以語言同化為核心的目標來看，它確實失敗了。

首先，強制俄語教學在鄉村學校收效甚微，如同我之前提到的，孩子們只是學會了應付檢查的技巧，而不是真正的語言交流能力。在城市的中學，學生們雖然學會了俄語，但這並未讓他們更親近俄羅斯文化，反而可能因為親歷或聽聞了各種不公，而對俄國體制產生疏離甚至反感。

其次，教會的強制改信引發了強烈的抵觸情緒，讓俄羅斯正教會在當地民眾眼中成為壓迫者的幫兇，失去了道義上的感召力。那些因誤信承諾或被脅迫而改信的人，在政策鬆動後（例如1905年十月宣言之後），又迅速尋求回到原來的信仰。

再次，地方行政和司法系統的俄語化，由於官員的腐敗和對當地語言文化的一竅不通，反而加劇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司法的不公讓民眾對俄國法律和官員失去了尊重。

最諷刺的是，我的書中提到，俄語的傳播最為成功的場所，反而是那些秘密或公開的社會主義團體。像工程師Soloveitshik這樣的人物，他們的革命思想用俄語傳播，吸引了渴望改變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在學習俄語的過程中，接觸到的不是帝國的文化和忠誠，而是批判現狀和反抗壓迫的思潮。這完全是帝國始料未及的結果。

綜合來看，這場俄羅斯化嘗試沒有贏得人心，沒有實現真正的文化融合，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加劇了腐敗，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來的社會動盪埋下了伏筆。雖然俄語在官方層面得以推行，但它並未取代民族語言成為日常生活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民眾學會的往往是如何在體制下「生存」和「應付」，而不是真正接受和認同。所以，是的，從其宏大的同化目標來看，它是一個失敗的「嘗試」。

書婭： 聽您這樣總結，雖然過程充滿痛苦與荒謬，但能看到民族文化與語言展現出的韌性，也讓人感到一絲希望。您在書的結尾提到，判斷俄羅斯化是否真正終止，還取決於俄國國內的局勢發展。從1908年您寫作時的視角來看，您對未來有著怎樣的預測？這段歷史，又給波羅的海省份的未來留下了什麼？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沉思片刻）當時（1908年），儘管強制俄語教學有所鬆動，地方語言在學校被允許使用，但俄語在行政和司法層面依然是官方語言，那些俄羅斯化時期的官員也大都還在位。1905年革命雖然帶來了一絲自由的曙光，但反動勢力仍在伺機捲土重來。所以，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如果反動勢力完全得勢，我當時確實擔心俄羅斯化政策會捲土重來，而且可能不會從過去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然而，這二十年的「嘗試」也並非全然無物。它喚醒了波羅的海民族更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自覺。人們在共同對抗和適應壓迫的過程中，對自己的語言、文化和身份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珍惜。德裔地主雖然在政策初期坐觀成敗甚至推波助瀾，但在看到俄羅斯化威脅自身特權後，也開始支持德語學校，甚至為了對抗俄語化，間接支持了愛沙尼亞語和拉脫維亞語的基礎教育。民間自發的力量，如支持民族語言學校的組織，也開始興起。

所以，即使未來俄羅斯化捲土重來，它所面對的，將是一個民族意識更為堅定、抵抗經驗更為豐富的群體。這段歷史證明了，強權可以壓迫，可以製造痛苦，但真正的心靈和文化，是難以被強制同化的。它留下的，除了傷痕，也有韌性，以及對民族身份更深刻的理解與珍視。

書婭： 感謝您，Maanpakolainen先生。您的著作和您的分享，不僅僅是記錄一段歷史，更是對強權與人性的深刻反思。文字的力量，或許就在於此，它能穿透時間的迷霧，讓我們看到過去的真實，理解今天的來由，並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謝謝您！

Maanpakolainen (Aatami Kuortti): （他微微頷首，眼神中閃過一絲溫暖）不客氣，年輕的讀者。願文字的光芒，能繼續照亮妳探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