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pular History of Ireland :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Catholics - Volume 2》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此刻窗外正飄著細雨，2025年6月8日的清晨，光之居所的「光之雨廳」籠罩在一片柔和的光暈中。雨滴輕敲著巨大的落地窗，發出如詩般的輕聲低語，空氣中瀰漫著濕潤的泥土與遠方花園的芬芳。壁爐中，橘紅色的火焰輕聲跳躍，為這份寧靜添上一絲暖意，也彷彿在映照著那些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燃燒的希望與掙扎。

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薇芝，總是熱切地期待著能與各位光之居民一同激盪思想，探索那些活生生的生命故事。今天，我的思緒被一部厚重的歷史文本所吸引，那是由托馬斯·德阿西·麥吉（Thomas D'Arcy McGee）所著的《愛爾蘭通史：從早期到天主教解放—第二卷》（A Popular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Catholics - Volume 2）。麥吉，這位在1825年至1868年間活躍的愛爾蘭裔歷史學家、記者及政治家，以其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揭示了愛爾蘭那段充滿血與火、淚與盼的歲月。

麥吉的人生本身就與他所撰寫的歷史緊密相連。他生於愛爾蘭的「大饑荒」時期，年少時便移民北美，積極參與政治，成為一位著名的青年愛爾蘭人運動領袖。他的作品不僅僅是客觀的史料彙編，更是他個人情感、民族認同與對自由渴望的投射。他筆下的愛爾蘭歷史，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宗教改革與土地掠奪，到克倫威爾統治下的殘酷鎮壓，再到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時期的戰亂，以及此後百年嚴苛的刑法與對民族議會的壓制，直至1829年天主教解放的曙光，無不充滿了他對這個島嶼命運的深切關懷。他以「通俗歷史」為名，將複雜的政治鬥爭、宗教衝突與社會變革，以生動流暢的筆觸呈現給讀者，不僅僅記錄了事件，更飽含了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對民族英雄的讚頌，以及對自由與正義的堅定信念。

他筆下的英雄人物，無論是抵抗英國統治的愛爾蘭酋長如休·奧尼爾、休·羅伊·奧唐奈，還是為民族權利奮鬥的議會領袖如喬納森·斯威夫特、亨利·格拉坦，甚至是推動天主教解放的丹尼爾·奧康奈爾，都顯得栩栩如生，他們的光芒穿透了時間的迷霧，至今仍能觸動人心。麥吉不僅是一位歷史的記錄者，更是一位將歷史視為民族靈魂成長過程的講述者。他深知，要讓一個被壓迫的民族找回自信，首先要讓他們了解自己的過去，看見在苦難中不屈的光芒。這部作品，正是他為此所點亮的一盞明燈。

在如此深刻的歷史背景下，我邀請麥吉先生來到我們的「光之雨廳」，共同回顧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探討他筆下那些閃耀的光芒，以及這些光芒如何激發後世的靈感。我期待著，從他的話語中，發現更多隱藏在細節中的美好與可能性，為「光之居所」帶來更多元的視角和啟發。

《靈感漣漪集》：穿越歷史的迴響——與托馬斯·德阿西·麥吉的對談
作者：薇芝

雨廳內的壁爐火光跳動，映照在麥吉先生的臉上，他那雙飽經風霜的眼睛中，閃爍著對故土深沉的愛與歷史的智慧。我遞上一杯暖茶，茶香與室內的書卷氣、雨水清新的氣息交織，形成一種獨特的氛圍。

薇芝： 麥吉先生，很高興您能來到「光之居所」。外面下著雨，正好為我們這場對談營造了幾分寧靜與思索的氣氛。您的《愛爾蘭通史》第二卷，深入描繪了愛爾蘭在數百年間所經歷的巨變與抗爭。是什麼促使您，在那個時代，以「通俗歷史」的形式來撰寫這部宏大敘事呢？您希望透過它，向您的讀者傳達什麼？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薇芝小姐，謝謝您的款待，這茶溫暖人心。您問得很好，這確實是我寫作這部書的初衷。那時候，愛爾蘭人民飽受苦難，不僅是物質上的貧困，更是精神上的壓抑。歷史，尤其是那些被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往往將我們民族的掙扎與犧牲扭曲，甚至抹去。我深信，一個民族若要找回尊嚴與方向，首先必須了解自己的過去，不是為了沉溺於悲痛，而是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我選擇「通俗歷史」的形式，正是因為我希望這本書能被廣大愛爾蘭人民所閱讀，而不僅僅是學者或精英階層。我希望他們能從中看到，他們的祖先是如何堅韌不拔地為信仰、為土地、為自由而戰。那些被稱為「叛亂」的事件，在我看來，是抵禦不公的英勇抵抗；那些被妖魔化的領袖，是為民族福祉而奔走的鬥士。我試圖揭示歷史的複雜性，讓讀者看到，英國的政策並非單純的開化與進步，其中夾雜著赤裸裸的土地掠奪、宗教迫害與政治操弄。

特別是「承包人」（Undertakers）這個群體，他們將愛爾蘭視為「被發現的土地」，其居民除了發現者「恩賜」的權利外，對土地並無所有權。這種政策催生了一種「新秩序」，他們以法律之名行掠奪之實，擅長在古老的地契中尋找漏洞，透過偽造文件和殘酷手段來獲取財富。我希望讀者能理解，這些所謂的「開墾」和「種植」，實質上是對原住民的系統性剝奪和壓迫。我筆下寫的，不單單是歷史事件，更是對人性的映照，對公平正義的呼喚。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從中感受到先人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並從中找到自身的力量與生命意義。

薇芝： 您提到了「承包人」，這確實是貫穿伊麗莎白時代到克倫威爾時期的一個重要概念，尤其是在阿爾斯特和芒斯特地區的「種植園」（Plantation）政策，導致了大規模的土地沒收和人口遷移。書中記載了沃爾特·德弗羅、埃德蒙·斯賓塞、沃爾特·雷利等英國貴族或詩人也參與其中，這讓歷史讀來更令人深思。您認為，這種政策對愛爾蘭社會和民族認同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微微頷首，眼神中閃過一絲沉重）「種植園」政策，其影響如同將一棵根深蒂固的古樹連根拔起，試圖栽種另一種完全不適應的樹木，其後果自然是災難性的。這不僅僅是土地的易主，更是文化、語言、宗教和社會結構的徹底顛覆。

首先，它加劇了民族內部的分裂。「承包人」的引入，製造了新的階級和宗教對立。他們將愛爾蘭人民分為「舊愛爾蘭人」（Old Irish）和「盎格魯-愛爾蘭人」（Anglo-Irish），甚至進一步細分。而新來的英國和蘇格蘭定居者，則被賦予了特權，與原住民之間形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這導致了長期的社會動盪與衝突，而不是和平與融合。

其次，它深刻地改變了愛爾蘭的土地所有權模式，從傳統的氏族公有轉變為封建的個人私有制，並且將絕大部分肥沃的土地都掌握在新來的「承包人」手中。這直接導致了原住民的貧困化和流離失所，數十萬人被迫遷徙到貧瘠的西部，甚至被販賣為奴。這種剝奪感，深深地刻在了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成為後來多次反抗的導火索。想想那些因為不願皈依新教而被剝奪土地的貴族，以及被屠殺的無辜平民，那種痛苦是無法言喻的。

再者，宗教迫害與土地沒收的結合，使得天主教信仰成為愛爾蘭民族抵抗的旗幟。當英國政府試圖強制推行新教，並以嚴酷的刑法（Penal Laws）打壓天主教時，信仰不再僅僅是個人的選擇，它成為了維護民族身份和文化傳承的最後一道防線。這使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帶上了濃厚的宗教色彩，正如書中所述，天主教徒們「寧願選擇在苦難中堅守信仰，也不願向壓迫者屈服」。

最終，這種政策也激發了愛爾蘭人民對自由與獨立更為強烈的渴望。那些曾經分散的氏族和貴族，在共同的苦難面前，開始意識到聯合的重要性。從「第二次傑拉爾丁聯盟」（Second Geraldine League）到後來的「阿爾斯特聯盟」（Ulster Confederacy），再到「天主教聯盟」（Catholic Confederation），每一次反抗都體現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儘管這些嘗試往往以失敗告終，但它們為後來的鬥爭奠定了基礎，也證明了「單靠強權和欺詐無法征服人心」。

薇芝： 談到反抗，書中對休·奧尼爾（Hugh O'Neil, Earl of Tyrone）和休·羅伊·奧唐奈（Hugh Roe O'Donnell）這兩位阿爾斯特聯盟領袖的描寫尤為細緻。他們被描繪為愛爾蘭反抗精神的象徵。您如何看待這兩位截然不同的領導人——一位是「大腦」，一位是「利劍」——他們在抗爭中的角色與互補性？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的眼神變得深邃，似乎回到了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奧尼爾和奧唐奈，他們是愛爾蘭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兩位民族英雄。他們確實是完美的互補：奧尼爾是「大腦」，而奧唐奈則是「利劍」。

休·奧尼爾，蒂龍伯爵，是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與戰略家。他年輕時在英國宮廷長大，對英國的資源和統治手段瞭若指掌。他深諳「陽奉陰違」之道，能在表面上與都柏林政府合作，暗地裡卻積極策劃抵抗。他明白，要對抗強大的英格蘭，不能單靠匹夫之勇，必須有統一的領導和外來的援助。他的「深沉隱忍的心思」讓他能夠在最危險的境地中尋求生機。他為組建阿爾斯特聯盟投入了大量精力，並不斷與西班牙和羅馬保持聯繫，尋求支持。黃水河戰役的勝利，便是他戰術智慧的最好證明。他能看清大局，權衡利弊，這在那個時代是極為罕見的品質。

而休·羅伊·奧唐奈，則是充滿活力和勇氣的戰士。他曾被英格蘭人誘捕並囚禁於都柏林城堡五年，這段經歷讓他對英國統治充滿仇恨與反抗。他從不畏懼戰鬥，行動果斷，擅長快速突襲和游擊戰。書中描繪了他如何在康諾特地區展開一系列成功的軍事行動，以及他為求西班牙援軍而遠赴西班牙的決絕。他激發了愛爾蘭人民的鬥志，凝聚了北方各部落的力量。他那份「如王子般的慷慨、大膽的勇氣和真摯的虔誠」，贏得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的心。

如果沒有奧尼爾的戰略部署和外交努力，奧唐奈的勇猛可能只會是曇花一現；而如果沒有奧唐奈的戰場魄力與感染力，奧尼爾的聯盟也難以真正凝聚人心並取得實質性勝利。他們一個是長期的謀劃者，一個是短期的執行者；一個是隱忍的策略家，一個是奔放的行動派。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偉大的事業需要多種才能的協同作用，缺一不可。他們的逝去，對愛爾蘭人民來說，都是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

薇芝： 在您這部歷史中，還有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那就是天主教信仰在愛爾蘭人民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在最嚴酷的刑法統治下，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依然堅守信仰。您是如何看待這種信仰的韌性，它在愛爾蘭民族身份的形成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閉上眼睛，彷彿在感受那份古老而堅韌的信仰）天主教信仰，對愛爾蘭人民而言，從來就不僅僅是宗教，它是民族的靈魂，是文化的核心，更是反抗壓迫的旗幟。在長達數百年的英國統治中，當土地被沒收，語言被禁絕，法律被扭曲時，天主教信仰成為了愛爾蘭人團結的最後紐帶。

英國政府的刑法，如書中所述，是如此的殘酷和系統化，從剝奪財產、限制教育，到禁止擔任公職、甚至懸賞神職人員，目的就是要徹底「滅絕」天主教。然而，正是這種極致的壓迫，反而讓信仰在人民心中生根發芽，更加堅不可摧。神職人員在最艱難的環境下，秘密地為教徒提供聖事；家庭教育在私下傳承著信仰與文化；流亡海外的神學院和軍隊，更是將這份信仰的火種帶到了歐洲大陸，並將其昇華為一種民族抗爭的動力。

這種韌性，源於愛爾蘭人民對上帝的純粹信賴，也源於他們對自由和正義的堅定信念。每一次的迫害，都像是對信仰的錘鍊，讓它變得更加純粹和堅固。書中記載了許多殉道者，他們的犧牲激勵著更多人堅守。天主教信仰不僅在精神上支撐著愛爾蘭人民，也為他們提供了組織和凝聚的基礎，從基爾肯尼的天主教聯盟，到後來的天主教協會，信仰成為了動員民眾、爭取權利的重要力量。

可以說，沒有天主教信仰的堅守，愛爾蘭的民族認同將很難在英國強大的同化政策下存活。它保存了愛爾蘭的獨特性，維護了人民的尊嚴，並最終引導他們走向了「天主教解放」的勝利。這份信仰的韌性，是愛爾蘭歷史上最閃耀的光芒之一。

薇芝： 在您的書中，像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威廉·莫利諾克斯（William Molyneux）和亨利·格拉坦（Henry Grattan）這些名字，都與愛爾蘭議會爭取立法獨立的鬥爭緊密相連。您如何評價這些「愛國者」在憲政框架內爭取權利的努力？以及他們與那些訴諸武裝起義的領袖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思想上的「分界線」？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陷入了沉思，手指輕輕敲著茶杯邊緣）這確實是一個複雜而深刻的問題。斯威夫特、莫利諾克斯和格拉坦，他們是「憲政愛國者」的典範，他們在議會框架內，運用語言、法律和智慧，為愛爾蘭爭取權利。

莫利諾克斯的《愛爾蘭現狀》堅定地主張愛爾蘭議會的立法獨立權，儘管他的書被下令燒毀，但其思想的火種卻被斯威夫特繼承。斯威夫特則以其辛辣的諷刺和強大的筆力，喚醒了愛爾蘭人民的公共意識，對抗著英國寡頭的壓迫。他挑戰了那些試圖扼殺愛爾蘭經濟、貶低愛爾蘭人民的政策，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巨大力量。

而格拉坦，他是愛爾蘭憲政獨立時代的旗手。他以其無與倫比的雄辯才能，成功爭取到了愛爾蘭議會的立法和司法獨立。他的那句「我發現愛爾蘭跪著，我以父親般的關懷看顧著她，我追溯了她從受傷到拿起武器，再從武器走向自由的進程。斯威夫特的精神！莫利諾克斯的精神！你們的才華終於得勝了！愛爾蘭現在是一個國家！我向她這個新身份致敬，並向她崇高的存在鞠躬，我說：『願她永存！』」這句話，正是他們憲政鬥爭的最高潮，凝聚了無數人的希望。

他們與武裝起義的領袖之間，確實存在著一道「分界線」，但這道線並非絕對。斯威夫特、格拉坦這樣的人，他們堅信在英帝國框架內，通過憲政手段可以實現愛爾蘭的自由。他們厭惡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和「激進原則」，認為那會帶來更大的混亂與災難。他們是「英國類型」的立憲主義者，而非「法國類型」的革命者。

然而，這條線的產生，也往往是被英國政府的頑固與高壓政策所催生。當憲政訴求被無視，當法律被用作壓迫的工具，當人民的苦難達到極點時，一些人便會轉向武裝反抗。正如書中提到的「聯合愛爾蘭人」運動，他們最初也追求議會改革，但當言論自由被壓制，當和平示威換來的是鞭打和酷刑時，他們被迫走上了秘密結社和武裝起義的道路。

所以，這條分界線更多地是策略和路徑的選擇，而非目標的根本差異。兩者都渴望愛爾蘭的自由與尊嚴，只是採取了不同的手段。有時，憲政的失敗會激發革命，而革命的失敗又會促使人們回歸憲政。歷史的螺旋，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嘗試與挫折中前進。

薇芝： 您在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1798年的大起義，尤其是在韋克斯福德郡（Wexford）的慘烈戰鬥。這場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並成為了推動《聯合法案》的藉口。您對這場起義的失敗有何看法？它對愛爾蘭後來的命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嘆了口氣，眼中滿是悲憫）1798年的起義，是愛爾蘭歷史上極其悲痛的一頁。它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愛爾蘭民族在追求解放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

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組織上的缺陷。儘管「聯合愛爾蘭人」組織龐大，成員眾多，但其內部存在嚴重的間諜滲透。書中提到的托馬斯·雷諾茲（Thomas Reynolds）等叛徒，將起義的詳細計劃洩露給政府，導致起義領袖在關鍵時刻被捕，使得起義在爆發之初就缺乏統一的指揮。

其次，軍事準備的不足。起義者雖然數量眾多，但缺乏訓練、武器和專業的軍事領導。他們主要依靠長矛和樸素的熱情，對抗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英國正規軍和當地義勇兵。儘管在奧拉特山（Oulart Hill）、塔伯尼靈（Tubberneering）等戰役中取得了局部勝利，但這些勝利往往是依靠地利和出其不意的突襲。一旦遭遇正規軍的堅決反擊和大規模炮火，劣勢便顯現出來。

再者，外援的落空。起義領袖將希望寄託在法國的支援上，但拿破崙的策略轉變，將遠征愛爾蘭的軍隊轉向埃及，使得愛爾蘭人民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雖然胡伯特（Humbert）將軍帶領的小股法軍在康諾特取得了一些勝利，但這點兵力遠不足以改變戰局。

最後，英國政府的「煽動」策略。正如書中所述，英愛兩國的部長們將起義視為推動《聯合法案》的藉口。他們刻意激化矛盾，縱容義勇兵對天主教徒的暴行，以此激怒人民，迫使他們走上武裝反抗之路，然後再以「鎮壓叛亂」為名，一勞永逸地廢除愛爾蘭議會，實現立法合併。這種「以亂為治」的陰謀，最終得逞。

1798年起義的失敗，直接導致了1801年《聯合法案》的通過，愛爾蘭議會被廢除，愛爾蘭在政治上徹底併入大不列顛。這對愛爾蘭民族來說，是沉重的打擊，它剝奪了愛爾蘭的政治獨立性，使得其命運完全受制於倫敦的議會。這也導致了大量愛爾蘭貴族和精英離開愛爾蘭，使得本土社會的領導力量進一步削弱。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加強了愛爾蘭人民的民族團結意識，讓他們意識到，無論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在英國統治下都是「被壓迫者」，為後來的「天主教解放」運動奠定了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這段歷史，深刻地塑造了現代愛爾蘭的民族性格。

薇芝： 麥吉先生，在書的最後，您詳細記述了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領導的天主教解放運動。這場運動最終在1829年取得了勝利。您認為，奧康奈爾的領導模式與之前幾代愛爾蘭領袖有何不同？他如何成功地將一場長期受挫的運動，轉變為一場席捲全國、甚至影響歐洲和美洲的勝利？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的臉上終於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壁爐的火光似乎也跟著明亮起來）奧康奈爾，他是愛爾蘭歷史上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一個真正的「人民之子」。他的領導模式，與以往的貴族或軍事領袖截然不同，他是一名律師，他選擇了合法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作為主要的鬥爭手段。

首先，他徹底擁抱了人民的力量。與之前的零星起義或小範圍議會抗爭不同，奧康奈爾創立了「天主教協會」（Catholic Association），並發起了「天主教租金」（Catholic Rent）運動，每月一便士的微薄捐款，卻將成千上萬的普通民眾納入到運動中來。這不僅為協會提供了資金，更重要的是，它讓每一個底層人民都感受到了自己是這場鬥爭的參與者和受益者。這種「原子化」的組織形式，滲透到愛爾蘭的每一個教區，賦予了運動前所未有的動員能力和群眾基礎。

其次，他堅持在法律框架內行動。奧康奈爾本人就是一位傑出的律師，他深諳英國法律的漏洞與限制。他巧妙地規避了《結社法案》（Convention Act），將協會的活動定義為「慈善及其他目的」，儘管政府試圖鎮壓，但他總能找到「鑽空子」的方式，讓運動得以持續。他向人民強調「和平」與「合法性」，這使得運動在英國議會和公眾面前，顯得更具正當性，也削弱了反對者將其描繪為「叛亂」的藉口。

第三，他善於利用輿論和國際支持。天主教協會不僅發行報刊，還組織公開辯論，將天主教徒的訴求和所受的苦難，清晰地呈現給國內外。書中提到，來自歐洲大陸和美洲的同情與捐款，證明了這場運動已經超越了愛爾蘭的範疇，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十字軍」。他利用全球天主教徒和自由主義者的共鳴，為愛爾蘭爭取到了強大的道德和物質支持。

最後，克萊爾選舉（Clare Election）的勝利是其策略的巔峰。儘管法律規定天主教徒不能擔任議員，奧康奈爾卻大膽地參選並獲勝。這一事件迫使英國政府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是堅持歧視性的法律，從而激化矛盾，還是屈服於民意，給予天主教徒平等權利？最終，惠靈頓和皮爾政府在現實壓力下，不得不推動了《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的通過。這場勝利，證明了有組織的、非暴力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也能夠帶來巨大的變革。

奧康奈爾的領導，不僅解放了天主教徒，也為全球被壓迫民族爭取權利，提供了寶貴的範例。他證明了「良心」的力量，以及在看似絕望的境地中，通過堅韌不拔的努力，依然可以點燃希望的光芒。正如德里城牆上倒下的沃克主教之劍所象徵的，任何試圖束縛良知、賦予特權階級權力的法規，最終都將粉碎。

薇芝： 麥吉先生，聽您講述這段歷史，我彷彿看見了那些在歷史長河中閃耀的星辰。您在這部作品中投入了如此多的心血與情感，它不僅是一部歷史，更是一面鏡子，映照著愛爾蘭人民的苦難與不屈。最後，您希望這部「光之居所」的作品，能為今日的讀者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托馬斯·德阿西·麥吉： （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朦朧的雨景，輕聲說道）薇芝小姐，我希望這部歷史能夠提醒今日的讀者，自由與尊嚴從來都不是被賜予的，而是靠無數代人的犧牲與奮鬥所贏得。 它也昭示著，無論外在的壓迫多麼殘酷，只要一個民族的信仰與精神不滅，總會有重新站立起來的一天。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啟發人們思考，歷史的教訓是如何被遺忘，又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的。 從十六世紀的土地掠奪到十八世紀的《聯合法案》，從宗教迫害到文化同化，背後總有著相似的權力邏輯和利益驅動。理解這些，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辨識當代的挑戰。

同時，它也應該是一種鼓勵。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也有像斯威夫特、格拉坦、奧康奈爾這樣的人物，他們用智慧、勇氣和堅韌，為人民開闢道路。我希望讀者能夠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無論面對怎樣的困境，都要堅守原則，勇敢地為正義發聲。

最後，我希望它能夠促進理解與和解。歷史充滿了衝突與矛盾，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仇恨與指責，那麼歷史的悲劇將會循環往復。唯有通過真誠的回顧、深刻的反思，並在共同的基礎上尋求和解，才能真正實現持久的和平與繁榮。這也是「光之居所」所追求的，不是嗎？讓每份光芒都被看見，彼此支持，共同成長。雨停了，新的光芒正在升起。

薇芝： 麥吉先生，您的話語充滿了力量與遠見。感謝您為我們點亮了這段複雜而深遠的歷史。您的作品，確實是愛爾蘭人民靈魂深處的光芒，激勵著我們不斷探索、不斷共創。

雨滴聲漸歇，清晨的陽光透過雲層，灑落在光之雨廳的窗戶上，為這場深度對談畫上了溫暖的句點。麥吉先生的身影在光影中顯得更加堅定，他留下的，不僅是文字，更是對生命意義的永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