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主要戰犯的第三卷官方記錄，涵蓋了1945年12月1日至1945年12月14日的庭審內容。其中詳細記錄了證人埃爾溫·拉豪森將軍（Erwin Lahousen）的交叉詰問，以及美國和英國檢察官就納粹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希臘及南斯拉夫等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證據呈現，包括對各項國際條約和承諾的違背、戰爭準備的細節、經濟掠奪的計畫，以及納粹政權慣用的欺騙和宣傳手法。本卷揭示了二戰前夕德國擴張的預謀與執行過程。
本審判記錄的「作者」並非單一人物，而是由參與紐倫堡審判的各方人士，包括檢察官、辯護律師、證人以及法庭本身，透過他們的言論、提問、答辯和判決共同構成。這些聲音共同記錄並詮釋了二戰後對納粹主要戰犯的歷史性審判。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專業背景，代表著當時國際社會對正義、和平與國際法的集體追求與反思，旨在確立侵略戰爭的罪行與個人責任的原則。
《撒哈拉的風》：諾倫堡的雨聲——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本篇「光之對談」以旅行作家雨柔的視角，回到1945年紐倫堡審判法庭，透過閱讀《主要戰犯審判錄第三卷》，與法庭上的「聲音」（檢察官、辯護律師、證人）進行一場深度對話。雨柔探討了納粹德國如何精密策劃侵略戰爭，違背國際條約與承諾，利用欺騙與宣傳手段達成擴張目的。文中特別聚焦於對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丹麥、低地國家及巴爾幹地區的入侵預謀與執行，並反思極權統治下個人良知與國家意志的衝突。透過對話，揭示了納粹政權對國際法的蔑視，以及其侵略行為背後冷酷的政治與經濟算計。文章以「光之雨廳」為場景，透過感官描寫烘托歷史的沉重與反思的氛圍。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希望您一切安好。此地正值初夏，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灑落在石板路上，空氣中帶著泥土的芬芳，以及遠方市集傳來的輕微喧囂，這讓我想起在旅途中經過的許多古老廣場，人聲鼎沸，卻又蘊藏著深厚的歷史痕跡。今天，我決定讓思緒回到一個更為嚴肅，卻同樣充滿歷史氣息的「光之雨廳」。
此刻，諾倫堡城，時間彷彿倒轉至1945年十二月，屋外細雨綿綿，那雨點輕柔地敲打著巨大的落地窗，室內微涼而濕潤，空氣中混雜著古老書頁與塵埃的氣味，角落裡一架老舊的鋼琴靜默地立著，琴鍵泛黃，偶爾有一兩聲水滴從屋簷滴落，打破這份沉靜。我坐在柔軟的沙發上，手中捧著這本厚重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主要戰犯審判錄，1945年11月14日-1946年10月1日，第三卷》（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u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Volume 03）。
這不是一本尋常的書籍，它沒有單一的作者，而是由眾多法庭上的聲音共同編織而成：檢察官的陳述、辯護律師的詰問、證人的答辯，以及法庭主席偶爾的提醒。他們都是這部歷史篇章的「作者」，透過各自的視角，嘗試拼湊出那個時代最為駭人聽聞的真相。我對這部「書」感到無比的沉重與好奇，不僅僅是其內容的殘酷，更是它作為人類在戰後首次嘗試以法律來裁決戰爭罪行的嘗試。我思考著，是何種力量，讓一個國家，一群人，能夠如此精密地策劃並執行一連串對和平的破壞，對人性的踐踏？而那些身處其中的人，又是如何理解、執行乃至合理化這些行為？
我靜靜地翻閱著書頁，腦中浮現第一個疑問：面對那些被控告的罪行，那些被稱為「侵略戰爭」的行動，參與其中的德國軍官和官員們，他們的內心是否曾有過掙扎？他們又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呢？
彷彿是回應著我的思緒，法庭辯護律師魯道夫·迪克斯博士的聲音在廳堂中迴盪，他語氣中帶著一絲不滿，向法庭主席提出了讓被告親自提問的要求。這種場景讓我不禁想像，即使是在莊嚴的法庭上，人類本能的自我辯護與脫罪意圖，依然會以各種形式展現。
我的目光重新回到文本，看到當時的證人埃爾溫·拉豪森將軍（Erwin Lahousen），這位曾在德國軍事情報部門（Abwehr）任職的奧地利人，正接受基特爾元帥（Defendant Keitel）的辯護律師內爾特博士（Dr. Otto Nelte）的詰問。內爾特博士試圖從拉豪森口中探尋基特爾在命令傳達中的角色，以及他對希特勒政策的影響力。
內爾特博士問道：「凱特爾作為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W）首長，一開始每年，然後從1943年起定期且更短地，與OKW的辦公室和部門首長們談話；在這些場合，他是否曾明確表示，任何認為自己被要求執行良心不允許的任務的人，都應該親自告訴他，凱特爾？」
拉豪森的回答透出軍事體系中，個人良知與絕對服從的複雜交織：「是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首長確實多次對您提到的那個圈子發表講話。我無法回憶起任何他的確切話語，可以解釋為人們可以冒險，像我本人和其他證人（仍活著的人）一樣，隨時與卡納里斯（Admiral Canaris）那樣公開坦誠地與他（凱特爾）交談。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印象，無論當時他的話語可能被賦予了什麼意義。」
這段對話讓我停下，在濕潤的空氣中，我彷彿聽見法庭外傳來的微風聲，輕輕拂過窗簾。拉豪森的回答並非直接肯定或否定，他透過「沒有那樣的印象」來表達一種微妙的距離與不信任感。這是一種在極權體制下，人們如何自處的寫實描繪：即使身處高位，也無法完全擺脫壓迫與恐懼，更不可能輕易挑戰權力核心。
內爾特博士追問：「那麼，您認為，當時的基本態度是軍事性的，在OKW也是如此嗎？」
拉豪森毫不遲疑地回應，話語中帶著一種沉重的真實：「基本態度是，或者說應該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軍事性的。換句話說，首先是國家社會主義，其他一切都在之後。」當內爾特博士再次確認「您說『應該是』」時，拉豪森的回答更為直接，也更為令人深思：「是的，因為實際上並非如此。」
這簡短的幾句對話，如同一把銳利的解剖刀，揭示了納粹德國軍事核心內部，意識形態對專業軍事原則的扭曲與凌駕。拉豪森作為一個身在其中的「普通人」，以樸實的語言，描繪出這種令人窒息的現實。他並未直接評論其好壞，而是將事實攤開，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那份無奈與壓抑。
再接著，法庭上，首席檢察官艾德門先生（Sidney S. Alderman）的陳述，則從宏觀層面，揭示了納粹德國如何一步步策劃侵略，特別是針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陰謀。他提到希特勒與凱特爾在1938年4月21日的會議，討論了以「事件」作為藉口發動突襲的計畫，甚至考慮暗殺德國駐布拉格大使來製造事端。
艾德門先生引用了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簽署的《綠色方案》（Case Green）軍事指令，其中明確寫道：「我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是在不久的將來以軍事行動粉碎捷克斯洛伐克。」這份指令甚至規劃了宣傳戰，以恐嚇捷克斯洛伐克，並引導中立國家朝有利於德國的方向思考。空氣中似乎也瀰漫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火藥味，與窗外雨水拍打聲形成一種奇特的對比。
在文件C-2中，艾德門先生特別指出，德國軍事領導層甚至提前羅列了入侵可能違反國際法的「假想事件」，並預備好如何為這些行為進行「反宣傳」。例如，布拉格空襲中英國大使館被毀、捷克平民被射殺、甚至虛構捷克人使用毒氣作為回擊的藉口。這種對罪行和其合理化的提前預謀，讓人不寒而慄。法庭主席對毒氣事件的細節要求，也讓我感受到歷史的冷酷與殘酷。
當艾德門先生在法庭上將慕尼黑協定前的緊張局勢，與納粹黨人暗中的軍事準備圖景緩緩展開時，我感到一陣透骨的寒意。那份對「奇襲元素」的強調，對「事件」時間的精確選定，以及為了「掩蓋」真實意圖而進行的種種佈局，都像極了一場精心編排的戲碼，只是這場戲的代價是無數的生命與和平。
我不禁回想起自己旅行中見過的一些歷史古蹟，它們見證了無數的興衰與更迭。然而，此刻我所閱讀的這份文件，卻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中深不見底的陰暗面。那些看似精密的計畫，背後卻是冷酷無情的計算與對道德底線的漠視。窗外，雨勢似乎稍歇，但水珠依然沿著窗戶的玻璃緩緩滑落，如同無聲的淚滴。
英國首席檢察官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Sir Hartley Shawcross）的發言，更是從法律和哲學的高度，闡述了侵略戰爭作為國際罪行的本質。他引用了希特勒那句狂妄的言論：「我將提供一個發動戰爭的宣傳藉口，不管它是否真實。勝利者日後不會被問及他是否說了實話。在發動和進行戰爭時，重要的不是權利，而是勝利——最強者擁有權利。」這句話的冷酷與蠻橫，讓「光之雨廳」的空氣都彷彿凝結。
肖克羅斯爵士指出，儘管這種對個人的起訴在當時是「新穎」的，但其原則卻是國際法長期發展的必然。他堅定地表示，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的簽署，已使侵略戰爭在全球範圍內「非法化」並成為「國際罪行」。他駁斥了關於「事後立法」的質疑，強調這項憲章只是「宣布和創造」了一個審判已然是國際法罪行的司法權力。
他提到：「如果這（對侵略戰爭的審判）是一種創新，那它是一種遲來已久的創新——一種完全符合正義、符合常識、並符合國際法持久宗旨的、受歡迎且有益的創新。」這句話擲地有聲，它超越了當下的審判，觸及了人類對秩序與公義的永恆追尋。此時，從法庭外傳來一聲烏鴉的嘶啞叫聲，劃破了空氣，那聲音帶著一種莫名的蒼涼。
緊接著，英國的助理檢察官格里菲斯-瓊斯中校（Lt. Col. J. M. G. Griffith-Jones）詳細地呈現了德國如何違背與波蘭的《不侵犯條約》以及其他國際協議。他強調，德國對但澤的要求，從一開始就只是「藉口」，真正的目標是侵佔整個波蘭。他引用了希特勒在1939年5月23日會議上的言論：「但澤根本不是爭議的焦點。這是擴展我們在東部生存空間的問題。因此，沒有理由去饒恕波蘭，我們只剩下在最早的機會進攻波蘭的決定。」
這種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思想，透過這份審判記錄被徹底曝光。格里菲斯-瓊斯中校也提及了德意兩國外長在希特勒的「勸說」下，討論何時進攻波蘭、如何瓜分戰利品，以及義大利如何因「尚未準備好」而要求延遲行動的冷酷對話。這讓我想到，即使是盟友之間，也充滿了算計與權衡。他還引用了戈林的審訊記錄，戈林親口承認，英國簽署對波蘭的保障條約，導致希特勒暫停了原定於8月25日對波蘭的入侵，以便「看看能否消除英國的干預」。這種對條約的玩弄，對外交的嘲弄，讓我深感震驚。
羅伯茨先生（Mr. Roberts）接著闡述了對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入侵。他提到，德國在1937年10月向比利時作出了「無條件」的保證，會尊重其主權與領土完整。然而，僅僅兩年半後，這些國家就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遭到入侵，成為德國進攻法國和英國的跳板。他諷刺地指出，德國的這些「保證」只是為了「麻痺」這些國家的警惕。他特別引述了約德爾（Jodl）日記中的一段話：「盟軍偵察報告稱，荷蘭已取消休假、撤離、設置路障等動員措施。據情報部門報告，英國已請求進軍許可，但荷蘭已拒絕。」羅伯茨先生評論道：「這證明了荷蘭人仍在正確地恪守中立。然而，德國卻以此為由，強行入侵。」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讓人憤怒。
最後，菲利莫爾上校（Colonel H. J. Phillimore）展示了德國對希臘和南斯拉夫的侵略。他指出，儘管德國對南斯拉夫做出了「邊界不可更改，只願和平友好相處」的承諾，但私下裡，希特勒卻在與齊亞諾的談話中建議「一個接一個地清除假中立國」，並將南斯拉夫視為「不確定中立國」的典型。最為諷刺的是，在南斯拉夫簽署《三國同盟條約》的同一天，里賓特洛甫還發出了承諾「尊重南斯拉夫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信函。然而，僅僅兩天後，希特勒便在一次會議中決定，不顧任何外交詢問或最後通牒，立即對南斯拉夫實施軍事打擊，甚至討論如何瓜分其領土，承諾將亞得里亞海沿岸劃給義大利、巴納特給匈牙利、馬其頓給保加利亞。
在對話中，約德爾日記中那句「元首還在尋找正當理由」的話，如同迴盪在「光之雨廳」中的一句低語，揭示了納粹政權對「正當性」的嘲弄。他們並非真心尋求國際法的支持，而僅僅是為了對外愚弄世界，對內煽動民心，為他們的侵略披上虛偽的外衣。
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雖然無法真正改變歷史，卻讓我，一個遠道而來的旅人，得以在細雨中感受這段沉重歷史的脈動。我彷彿看到那些被告們在法庭上，面對鐵證如山時，如何迴避、狡辯，又如何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真相。雨水依然敲打著窗戶，在這座古老的城市裡，時間似乎凝固了，而歷史的教訓，卻依然清晰地迴盪在耳邊。我們必須永遠銘記，那些曾被承諾的和平，是如何在冷酷的計算與無情的謊言下，被撕裂得粉碎。
這場審判記錄，不僅僅是法律文件，更是一部由無數謊言、權謀、暴力與掙扎交織而成的悲劇史詩。而我們這些後世的讀者，有責任從中汲取教訓，不讓那樣的黑暗再次籠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