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axtons: A Family Picture — Volume 03》光之對談

《時事稜鏡》：跨越時空的對談：榮譽、血脈與人性的光影

作者：克萊兒

哈囉！我是克萊兒，一位熱愛透過新聞故事帶你學習英語的老師。今天，我想邀請大家一起進行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與《The Caxtons: A Family Picture — Volume 03》這本書的作者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Baron Edward Bulwer Lytton Lytton, 1803-1873）進行一場深度訪談。這本書不僅描繪了一個家庭的生活圖景，更藉由家庭成員間的對話與衝突，探討了榮譽、血脈、教育、信仰乃至於人性的複雜多面向。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是維多利亞時代一位多產而顯赫的作家，他筆耕不輟，涉獵廣泛，從歷史小說、犯罪小說到神秘學作品，無一不精。他以其華麗的文筆、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對社會與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聞名。《The Caxtons》系列小說則是他筆下較為溫馨、注重家庭生活與哲學思考的作品，常以幽默而富有哲理的方式呈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與觀念衝突。他將日常瑣事昇華為對生命本質的探問，並在看似平凡的家庭關係中，編織出關於成長、理解與妥協的動人篇章。爵士的作品經常在那個工業化與社會變革劇烈的時代背景下，探討傳統價值觀與新興思潮的碰撞，這使得他的作品即便在今日，依然能引發我們對許多普世議題的共鳴。

想像一下，現在是2025年6月10日。當我閉上眼，思緒便穿越了時空的界限，來到一個陽光和煦的夏日午後，英國鄉間的卡克斯頓莊園，那瀰漫著泥土芬芳與新割牧草香氣的蘋果園中，一座藤蔓纏繞、綠意盎然的涼亭靜靜佇立。空氣中帶著微涼的濕氣，那是清晨露水尚未完全蒸發的痕跡，不遠處傳來溪流潺潺的聲響，偶爾夾雜著鳥兒清脆的鳴叫。藤架上的玫瑰，花瓣被陽光曬得半透明，散發出淡淡的甜香，引來幾隻蜜蜂嗡嗡飛舞。

涼亭內的圓桌上，擺著幾杯已飲盡的茶與一些散落的點心碎屑，那是午後茶歇的痕跡。微風輕拂，桌面上的幾頁手稿被吹得輕輕翻動，沙沙作響，彷彿書頁在低語。光線透過葉片縫隙，灑下斑駁的碎金，跳躍在爵士略顯斑白的鬢角。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正坐在涼亭的木椅上，他的雙手交疊，目光深邃而沉靜，望向遠方起伏的田野，似乎在沉思著什麼。他的身影與周遭寧靜的鄉村景象完美融合，彷彿他本身就是這幅「家庭圖景」中最深刻的註腳。

我輕輕走進涼亭，空氣中帶著一絲微塵與舊書的氣味，那是只有在充滿歷史與智慧的地方才能聞到的獨特芬芳。爵士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好奇，但隨即又恢復了他學者特有的溫和與審慎。

克萊兒：爵士，日安。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在此處與您相遇。我是克萊兒，來自一個對您的作品深感敬佩的時代。您的《Caxtons》系列為我們留下了許多關於家庭、榮譽與人性的深刻思考。今日，我想就書中幾位主要人物的觀點，與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尤其是在第三卷中，關於榮譽、血脈爭議以及法國軍官故事的討論，對我們後世讀者而言，充滿了啟發。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日安，克萊兒小姐。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驚訝的相遇。時間的魔力，果然超越了人類的想像。我很樂意與您分享我筆下人物們的想法。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觀點，正是我嘗試在書中探討的時代精神與人性本質。您提及第三卷，那確實是卡克斯頓家族內部思想碰撞最為激烈的部分。那麼，您想從何處開始呢？

克萊兒：謝謝您，爵士。我想從卡克斯頓一家人對「榮譽」的討論開始。書中，當小主人公皮西斯特拉圖斯（Pisistratus）從學校歸來，父親奧古斯丁（Augustine）與叔叔羅蘭（Roland）圍繞著「榮譽」展開了一場精彩的辯論。羅蘭叔叔對那枚滑鐵盧勳章的珍視，以及他對「購買軍銜制度」（system of purchase）的鄙棄，都深深觸動了讀者。他認為真正的榮譽，是來自於勇氣、真理和正義，而非金錢。然而，奧古斯丁先生卻認為那些勳章只是「瑣事」，並質疑其真實價值。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對榮譽的截然不同理解呢？在您的時代，這種爭論普遍嗎？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這是一個極為核心的問題，克萊兒小姐。您觀察入微。羅蘭，我的老兵，他對榮譽的理解是根植於古典騎士精神的。他相信榮譽是人類進步的基石，是激勵人超越野蠻自我、追求卓越的內在指南針。他認為，最初的勇氣、隨後的真理與正義，甚至連商業的萌芽，都起源於對「榮譽」的渴望——即對他人認可與讚美的追求。對他而言，滑鐵盧勳章的價值，恰恰在於其「無價」，它不能買賣，只能通過「功績」（desert）來獲得。這與當時英國軍隊中盛行的「購買軍銜制度」形成鮮明對比，那是一種只要有錢就能買到軍官頭銜的制度，顯然與羅蘭所信奉的精英主義和功績原則背道而馳。

而奧古斯丁，我的學者，他的視角更為廣闊和哲學化。他質疑那些外在的「榮譽符號」是否真的具有永恆價值。他會指出，在不同時代，人們珍視的事物千差萬別，從古希臘的橄欖葉桂冠到美洲印第安人的頭皮裝飾，它們的價值都是相對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閒置」（idle）。奧古斯丁關注的是知識和心智的啟迪，他認為那些「瑣事」並不能提供真正的「心智啟迪機會」（opportunity for instructing our minds）。這兩兄弟的辯論，其實是當時社會兩種主流價值觀的縮影：一種是傳統的、貴族的、軍事化的榮譽觀，強調血統、勇敢與服務；另一種則是新興的、更注重知識、理性和實用價值的觀念，這在迅速工業化和商業化的維多利亞時代尤為突出。我希望透過他們的對話，能讓讀者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去追求和珍視的「榮譽」。

克萊兒：這確實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羅蘭叔叔將榮譽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驅動力，從原始的勇氣到社會的規範，最終甚至觸及了宗教的萌芽，這是一條非常獨特的論證路徑。而奧古斯丁先生則從語言學和人類發展的角度切入，用他那充滿博學的幽默感來回應。您筆下的人物，即使在最嚴肅的辯論中，也保留著一份生動的人性。例如，當斯奎爾斯先生（Mr. Squills）將「手」和「拇指」視為人類進步的工具時，奧古斯丁先生立刻引用了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和威廉·勞倫斯（William Lawrence）的觀點，這讓對話充滿了學術的趣味。您在創作時，是如何平衡這些角色的學識背景與他們獨特的個性，使他們在對話中既能展現思想深度，又能保持鮮活的「人味」呢？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妙哉！您提到了重點。平衡是關鍵。奧古斯丁代表的是「書本中的智慧」，他的學識淵博，但有時也顯得有些「書呆子氣」（abstracted），不那麼接地氣。而羅蘭則代表了「生活的智慧」和「實踐的榮譽」，他堅信不疑，充滿激情，但有時又顯得「偏執」（prejudiced）和「固執」（crotchet）。斯奎爾斯先生則是個務實的醫生，他的觀點總是從「物理條件」出發，帶著一點幽默的諷刺。至於傑克叔叔，他是個天生的「商人」和「社會改革者」，總想著如何用「大公司」和「金錢」來解決一切問題，他的「戰鬥性器官」（organ of combativeness）總是很發達！

我會讓他們在對話中自然地展現各自的「怪癖」（whims）和「特點」（peculiarities）。奧古斯丁會忍不住引經據典，羅蘭則會用他軍人的直接和激烈來反駁，傑克叔叔則會趁機推銷他的「協會」理念。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插科打諢」（interruption）和「偏題」（digression），實際上是為了讓讀者感受到這些人物的真實性，他們不僅是觀點的載體，更是有血有肉、有各自優缺點的「人」。我的寫作目標之一，就是避免人物淪為單純的「理論傳聲筒」，而是讓他們在思想的激盪中，依然保持著獨立而鮮明的個性。這就像在繪製一幅家庭群像，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筆觸與色彩，共同構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畫面。這種「人味」的呈現，往往比任何雄辯更有感染力。

克萊兒：您的比喻非常貼切。這讓我想起了書中關於卡克斯頓家族血脈的爭論。羅蘭叔叔堅信自己是博斯沃思戰役（Battle of Bosworth）中為理查三世（Richard III）英勇捐軀的騎士威廉·德·卡克斯頓（Sir William de Caxton）的後裔，而奧古斯丁先生卻通過考證，證明他們是偉大印刷術的引進者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的後代。這場爭論不僅是關於家族血脈，更是關於「信仰」與「證據」（faith vs. evidence）、「傳統」與「理性」（tradition vs. reason）的對決。羅蘭叔叔那句「真理如同高貴的真理，它依賴於信仰。證明，先生，是手銬；信仰，是翅膀！」（whatever in Truth makes a man's heart warmer and his soul purer, is a belief, not a knowledge. Proof, sir, is a handcuff; belief is a wing!）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您想透過這場辯論，向讀者傳達什麼？您認為在一個日益科學化和實證化的時代，這種「信仰」的重要性是否依然存在？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這段對話，正是全書中我最想探討的核心衝突之一。羅蘭的觀點，反映了一種浪漫而理想化的精神：對於某些能激勵人心、塑造品格的「真理」，其力量來源於「相信」，而非嚴格的「證明」。他認為，如果一個信念能讓人的心靈更溫暖、靈魂更高尚，那麼即便缺乏實證，它也具有其「價值」（value）。他視「證明」為一種限制，一種束縛，而「信仰」則是一種解放，一種能讓人展翅高飛的力量。他對那個為「惡因」而戰的騎士祖先的堅持，雖然在歷史考證上站不住腳，卻是他「騎士精神」和「家族榮譽感」的基石。

奧古斯丁，作為一個學者，他追求的是「知識」（knowledge）和「證據」（evidence）。他會說：「在真理被證明之前，我們怎能知道它是真理呢？」他代表了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的崛起。然而，即使是他，最終也為了平息兄弟的怒氣，讓步於羅蘭的「信仰」，要求皮西斯特拉圖斯尊重那位騎士祖先。這並非他放棄了理性，而是他理解到，人際關係中的「仁慈」（mercy）和「愛」（love）有時比冰冷的邏輯更為重要。

我想傳達的是，人類社會的運轉，並非完全建立在理性的「證明」之上。有時，正是那些無法被完全證明的「信仰」——無論是對祖先榮耀的信仰、對某種美德的信仰，甚至是對愛與忠誠的信仰——才真正賦予了生命意義和凝聚力。在我的時代，科學的進步確實讓「實證」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我相信，人類對「超越可見」的渴望和對「內在真理」的堅守，永遠不會消失。這場辯論，就像一場光影的舞蹈，探討的是人類心靈中「理性之光」與「信仰之光」如何並存，如何互相照耀，有時又如何相互掩映。

克萊兒：這段解釋深具啟發性。尤其當您提到奧古斯丁先生為了「仁慈」而讓步時，這份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在您的作品中無處不在。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在第三卷中，特別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的重大議題：法國軍官的故事。這個故事描述了一位父親，為了拯救兒子免於因盜竊而蒙受的恥辱和「苦役」（galleys），不惜親手殺死兒子，然後向法律自首，聲稱自己是兇手。羅蘭叔叔對這位父親的行為給予了極高的「榮譽」評價，認為這是一種為榮譽而犧牲的行為。然而，奧古斯丁先生卻強烈譴責了這一行為，稱其為「傲慢的利己主義」（haughty egotist），並指出那是一種將「人們的意見置於上帝法則之上」的「惡」（evil that takes false nobility）。這兩位角色對這個極端案例的反應，是如何體現他們各自的哲學觀點，以及您希望透過這個故事傳達什麼樣的道德困境呢？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法國軍官的故事，是全書最為黑暗也最富爭議的道德兩難。羅蘭，作為一個軍人，他所信奉的「榮譽」是至高無上的。在他的價值觀中，一個人若蒙受「恥辱」（disgrace），特別是社會性的、公眾性的恥辱，那比死亡更可怕。那位法國父親的行為，在他看來，是為了「挽救」兒子「名譽」的最終手段，是為了保全家族榮譽而做出的「終極犧牲」（ultimate sacrifice）。這與他自己那位「死於」他心的兒子（dead to me）的經歷形成了一種悲劇性的共鳴，揭示了他內心深處對「家族污點」的極度恐懼。他所說的「我救了那個我為法國養育的兒子，使他免於一場會讓他活著卻蒙受恥辱的命運。」（I have saved the son whom I reared for France from a doom that would have spared the life to brand it with disgrace.），正是他對這份悲劇性「榮譽」的最高肯定。

而奧古斯丁則以他更為普世的、基督教式的道德觀來審視。他堅決譴責這項行為，因為他認為這並非真正的「犧牲」，而是「自私」的展現——為了「自己的名譽」而殺害生命，無論那生命是自己的兒子。他認為，這位父親拯救的不過是「自己的名譽」（his own name），而非兒子的「靈魂」（soul）或「記憶中的恥辱」（dishonor from his son's memory）。奧古斯丁的「仁慈」（mercy）體現在他對「飛蛾撲火」的比喻上。他認為，當理性之光可能導致嚴酷的判斷時，我們應當熄滅它，讓「黑暗」來「恩待」（favor our mercy）他人。這是一個對「絕對正義」與「人道同情」之間永恆衝突的深刻反思。

透過這個故事，我希望讀者能被引入一個複雜的道德迷宮，而不是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這是關於「法律」與「道德」的界限，關於「個人榮譽」與「普世人性」的較量。它迫使我們思考：什麼樣的「善」（good）會被「惡」所偽裝？當我們面對一個極端選擇時，是選擇捍衛某種「崇高」的原則，還是選擇更為「人性」的寬恕與同情？這個故事旨在「穿透人心，使其更為明智」（penetrate the heart to make it wiser），但其智慧不在於給出結論，而在於引導讀者進行自我詰問與反思。

克萊兒：這的確是個令人不安卻又極其真實的困境，爵士。您讓兩位兄弟的哲學觀念在此達到高潮，也使得讀者必須直面人性的複雜與矛盾。而您在描述這場激烈辯論後的場景，特別是那隻「飛蛾」（moth）在燭火周圍盤旋的細節，簡直是神來之筆。當奧古斯丁先生和羅蘭叔叔同時熄滅蠟燭以拯救飛蛾時，奧古斯丁先生說：「我們為拯救一隻飛蛾而讓自己身處黑暗，兄弟！難道我們對同胞不該如此嗎？啊！仁慈地熄滅我們的理性之光吧，當黑暗更利於我們的憐憫之時。」（We leave ourselves in the dark to save a moth from the flame, brother! Shall we do less for our fellow-men? Extinguish, oh! humanely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our reason when the darkness more favors our mercy.）這個畫面不僅充滿詩意，也將抽象的哲理具象化，成為全書中最動人的一幕。這個「逸趣」般的細節，是如何在您的創作過程中，為這段深刻的討論增添情感深度與象示意義的呢？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您捕捉到了那個關鍵的「點睛之筆」。那隻飛蛾，在那一刻，承載了故事所有的張力與情感。在羅蘭講述了法國軍官那個令人心悸的故事之後，涼亭裡瀰漫著一股沉重的氛圍，那是關於人性極端選擇、道德審判與悲劇性犧牲的陰影。讀者，以及故事中的人物，都需要一個「喘息」（respite）的空間，一個從那份沉重中暫時抽離的時刻。

飛蛾的出現，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微小插曲，看似與剛才的宏大辯論無關。然而，正是這個微不足道的生命，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情境」（context），讓奧古斯丁能夠將他抽象的「憐憫」哲學，以一種具體而動人的方式表達出來。飛蛾向燭火撲去，那是它生命本能的驅使，如同人類在誘惑或困境中犯錯。而兩位兄弟同時伸手熄滅燭火，這個「同步」（simultaneous impulse）的動作，不僅預示了他們在核心情感上的「和解」（reconciliation）——儘管他們在理性層面依然持有不同觀點——也象徵著一種更深層次的「人道主義」：當面對一個即將毀滅的生命，無論其過往如何，我們是否願意犧牲自己的「光明」（light of reason）甚至「舒適」（ourselves in the dark），去給予一份「憐憫」？

這個細節，如同詩歌中的「意象」（imagery），它不直接說理，卻透過畫面和行動，引發讀者內心的共鳴與反思。它為那場激烈的思想交鋒提供了一個溫柔的結尾，也暗示了即使是像羅蘭這樣堅守原則、有時顯得冷硬的人，其內心深處也蘊藏著那份「仁慈」與「愛」。這就是「光之逸趣」的力量——它不是主線，卻能點亮主線，讓整個場景變得鮮活、富有情感，並在理性之外，觸及讀者心靈最柔軟的部分。這也是我寫作時，希望能在嚴肅主題中注入人性溫度的嘗試。

克萊兒：爵士，您的解讀使這個場景更加深刻而富有層次。這也再次凸顯了您筆下人物的豐富性和立體感。這兩位兄弟，奧古斯丁與羅蘭，性格如此迥異，一個是溫和沉靜的學者，一個是激情四射的軍人，但在核心的人性深處，他們卻又如此相似，都能被那份最純粹的憐憫所觸動。就連旁白的小皮西斯特拉圖斯，對他們兄弟情感的觀察，也十分細膩。

在您看來，這部以「家庭圖景」為副標題的小說，除了這些深刻的哲學與道德辯論之外，家庭關係本身，尤其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弟之間、以及夫妻之間的「愛」與「理解」，是否也是您想著重描繪的核心？您筆下的母親角色，溫柔、無私，甚至能接納丈夫心中曾有過別人，並最終贏得他的愛，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一種怎樣的女性形象呢？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正是如此，克萊兒小姐。雖然我透過卡克斯頓家族的哲學辯論來探討宏大的社會與人性議題，但其根基始終是「家庭」（family）。這是一部「家庭圖景」，意味著我希望呈現的是，無論外界風雲如何變幻，家庭作為人類情感與道德的「微型宇宙」（microcosm），是個體成長、品格塑成與心靈歸屬的所在。兄弟之間、父子之間、夫妻之間的愛、理解與妥協，構成了這幅圖景最溫暖的底色。

至於母親，她是這部作品中最為「純粹」（purest）和「無私」（selfless）的存在。在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社會角色主要局限於家庭，她們常被賦予溫柔、犧牲、道德教化的形象。我的母親角色，她看似柔弱，實則內心擁有極大的「韌性」（resilience）和「智慧」（wisdom）。她深愛著奧古斯丁，即便知道他曾深愛他人，甚至坦誠告知她，她依然選擇嫁給他，因為她「知道自己能讓他幸福」（knew that I could make him happy）。這是一種基於深刻理解和無私付出的愛。她的愛不是佔有，而是「滋養」（nourishing）和「支持」（supportive）。

她或許不能像傑克叔叔那樣「讓父親功成名就」（make him great），但她能給予他「幸福」（happiness）。這在當時的社會，往往被認為是女性最高的德行。她以她的溫柔和耐心，年復一年地滲透進奧古斯丁的內心，讓最初的「善意」（kindness）逐漸成長為深厚的「愛」（love）。她代表著一種「溫柔而堅定」（gentle yet firm）的力量，一種在日常瑣碎中編織愛與溫馨，默默維繫家庭和諧的女性光輝。她的智慧不是體現在宏大的辯論中，而是體現在對人心的洞察，以及對愛的理解與實踐上。她證明了，真正的力量，有時恰恰來源於無私與溫柔。

克萊兒：您的母親角色確實是作品中溫暖而堅實的存在，她以最純粹的愛與智慧，默默地影響著這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這也讓我想起了皮西斯特拉圖斯，這位成長中的敘述者。他從一個懵懂的學童，逐漸成長為能夠觀察、思考並理解父親和叔叔之間複雜關係的「傳記作者」（boy-biographer）。他的成長，以及他對家庭成員，特別是母親情感的細膩觀察，似乎也承載了您對「成長」與「理解」的某種期許？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正是。皮西斯特拉圖斯不僅僅是故事的敘述者，他更是讀者的「眼睛」與「心靈」。透過他的視角，讀者得以進入卡克斯頓家族的內部世界，經歷他的困惑、觀察、感悟與成長。我刻意讓他從一個對家族歷史與個人關係「知之甚少」（so little were family affairs ever discussed in my hearing）的少年，逐步揭示家庭深層的秘密與情感脈絡。他的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理解」的過程——理解父親的博學與內向，理解羅蘭叔叔的固執與騎士精神，更深刻地理解母親那份無私的愛與智慧。

他的「覺醒」（awakening），特別是當他意識到自己「不再是來家裡度短暫假期的學童，而是屋簷下的一份支柱」（no longer a schoolboy at home for his brief holiday: I had returned to the shelter of the roof-tree to become myself one of its supports）時，標誌著他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參與者。這也是我希望年輕一代讀者能體會到的：成長不僅僅是知識的累積，更是對自我、對家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與承擔。他對父親與叔叔個性差異的細膩分析，對母親無私奉獻的深切體會，都顯示出他心智的成熟。

我希望透過皮西斯特拉圖斯這個角色，展現「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力量。當我們嘗試去理解他人的動機、思想與情感時，即使那些觀點與我們相悖，我們也能發現其中蘊含的「真理」與「人性」。這不僅有助於個人的成長，更能促進家庭的和諧與社會的進步。他的筆，就像一面稜鏡，折射出家庭生活中每個成員獨特的光芒，最終匯聚成一幅完整而富有溫情的「家庭圖景」。

克萊兒：爵士，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透過您的闡述，我們不僅重新審視了《The Caxtons》第三卷中關於榮譽、信仰與道德困境的深刻討論，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您在角色塑造與敘事技巧上的匠心獨運。您的作品，在看似輕鬆的家庭敘事中，蘊含著對人性的豐富洞察與哲學反思，這使得它們即便穿越時空，依然能與當代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這場對談，不僅是知識的交流，更是對文學與生命意義的一次共同探索。再次感謝您，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

愛德華·布爾沃-萊頓爵士：我也要感謝您，克萊兒小姐。與您這樣一位來自未來的讀者對談，是一種奇妙的體驗。您精準的提問與深刻的理解，讓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和思想有了新的省思。文字的力量，的確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界限，持續激發思考與情感。願我的「家庭圖景」，能繼續為後世的讀者帶來光芒與啟迪。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