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ussian Ballet》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當歷史迴聲遇見足尖藝術——《俄羅斯芭蕾》的跨時空對話
作者：珂莉奧

《The Russian Ballet》一書由A. E. Johnson撰寫，出版於1913年，正是俄羅斯芭蕾舞團在西方世界掀起狂潮的輝煌時期。Johnson作為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與評論家，以其獨特的筆觸，為我們描繪了這個藝術現象的全貌。他不僅詳盡介紹了舞團的經典劇目，如《彼得魯什卡》、《天方夜譚》、《仙女們》、《春之祭》等，更深入剖析了舞團成功的秘訣：那是一種超越傳統、融合音樂、視覺藝術與舞蹈的「整體藝術」概念（ensemble）。

這本書的問世，正值西方傳統芭蕾陷入停滯與僵化之際。19世紀末20世紀初，芭蕾在歐洲許多地方淪為炫技的背景，男性舞者的缺席更顯其衰落。然而，在俄羅斯，得益於國家長期以來的資助與學院派的嚴謹訓練，芭蕾藝術得以在孤立中滋養，並在謝爾蓋·佳吉列夫（Serge de Diaghilev）的領導下，以「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之名，如一股藝術洪流般席捲了巴黎、倫敦乃至整個西方世界。Johnson的書，正是對這場文化入侵的即時記錄與藝術批判。

作者A. E. Johnson，生於1879年，他對芭蕾的評論不僅停留在對舞蹈動作的描述，更著重於其背後的藝術理念、舞美設計（尤其對雷昂·巴克斯特的讚賞）、音樂與編舞的創新。他以一種既崇拜又帶有審慎批判的態度，觀察著這股新的藝術浪潮，探討其如何挑戰既有審美，又如何在追求「原始」和「表現」的道路上，偶爾顯現出「矯揉造作」或「迷失本質」的風險。從我的角度看，Johnson的分析不僅是藝術評論，更是對一場文化產業革新、一個新興市場崛起與藝術品「消費」模式變遷的早期洞察。他細緻入微的描寫，如實記錄了當時觀眾對新藝術的困惑、驚艷與爭議，為後世研究這段藝術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而我，珂莉奧，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家，對此書的興趣，不僅在於其記錄的藝術輝煌，更在於它所揭示的藝術與時代、與經濟脈絡之間的複雜關係。俄羅斯芭蕾的成功，是藝術家們才華的結晶，更是精準的市場策略、國家文化軟實力、以及對舊有商業模式顛覆的體現。Johnson在書中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對「藝術紀律」的強調、對「媚俗」的警惕、以及對「商業化」影響的思索，都與我所研究的商業史脈絡不謀而合。這不僅是一部關於芭蕾的書，更是一部關於文化輸出、藝術創新與市場接受度的社會經濟觀察報告。

【光之茶室】

今天是2025年06月09日，一個初夏的午後。倫敦，這座古老的城市，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微潮的泥土氣息，那是清晨一陣細雨留下的痕跡。我穿過綠意盎然的公園，轉入一條鵝卵石小徑，來到了一間隱藏在城市深處的「光之茶室」。這地方的玻璃窗上映著斑駁的陽光，室內鋪著樸素的榻榻米，空氣中飄散著淡雅的茶香，伴隨著砂壺中水氣蒸騰的咕嘟聲。

我輕輕推開木門，茶室內，光影搖曳。不遠處，一位身著20世紀初英式剪裁西裝的紳士，正低頭翻閱著一本泛黃的筆記本，他的側臉在窗邊的光線下顯得格外清晰，那是A. E. Johnson先生。他身旁，一位身形纖細、眼神深邃的男子，正專注地凝視著自己修長的手指，彷彿手中還握著一束無形的玫瑰——那是偉大的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而在另一側，一位身穿東方色彩濃郁的絲綢長袍，頭上戴著一頂精緻土耳其帽的男子，則以一種慵懶而又充滿力量的姿態，斜倚在靠窗的長椅上，目光落在茶杯中蕩漾的茶湯上，那是雷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

我緩步上前，茶室主人為我端來一杯香氣馥郁的紅茶。我輕輕放下杯子，熱氣氤氳，模糊了眼前的景象，讓時間的邊界變得更加縹緲。我深吸一口氣，這種奇異的氛圍，正是我期望的「光之對談」的開場。

「Johnson先生，巴克斯特先生，還有尼金斯基先生。」我輕聲開口，聲音中帶著一絲學者的探究與對藝術家的敬意。「很高興能在此與各位相會。今日是2025年6月9日，距離Johnson先生您的《俄羅斯芭蕾》初版問世，已逾百年。我從遙遠的未來而來，專程想與各位聊聊，那段屬於俄羅斯芭蕾的輝煌，以及它在歷史長河中的迴響。」

Johnson先生緩緩抬起頭，那雙原本專注於筆記的眼睛，帶著一絲訝異與好奇。「2025年？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時刻。」他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語氣中帶著傳統英國紳士特有的嚴謹，「很高興我的拙作在百年之後，仍能引起後世的關注。您想了解什麼？」

巴克斯特先生輕輕一笑，茶杯邊緣的青花圖案映在他眼中。「啊，時間的漣漪啊。藝術總是在超越時代的限制中，尋找永恆的共鳴。或許，我們今日的茶點，會比那些過時的評論，更能展現藝術的精髓。」他的法語口音輕柔，帶著一絲玩世不恭的藝術家氣質。

尼金斯基先生的目光從自己的指尖移開，投向窗外那片模糊的綠意。他沒有立即說話，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然後又點了點頭，彷彿在回應一個只有他自己能聽到的節奏。「藝術……是呼吸。」他低聲說道，聲音帶著一種奇特的穿透力，彷彿每個音節都在空氣中留下了印記。

我微笑著點頭。「尼金斯基先生說得好，藝術是呼吸。而我，作為一個研究歷史與經濟的觀察者，常常好奇，這份呼吸，是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被滋養、被塑造、被傳播的。」我看向Johnson先生，「在您的書中，您提到了俄羅斯芭蕾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俄羅斯國家對舞蹈藝術的長期扶植。您認為，國家層面的支持，對於藝術的發展，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這與當時西方商業劇場的運作模式，有何本質上的不同？」

Johnson先生的眉頭輕輕蹙起，似乎在回溯那個時代的細節。他放下筆記本，手指輕敲著桌面。「的確，俄羅斯芭蕾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國家體制的支持。自17世紀末，俄羅斯便建立了國家舞蹈學校，這確保了舞者技藝的傳承與精進，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頂尖的藝術家。在西方，尤其是倫敦，芭蕾一度陷入停滯，甚至淪為雜耍的背景。這不僅因為缺乏持續的資金投入，更因為它過於追求個人『明星』的炫技，而忽視了整體藝術的呈現。」

他語氣轉為堅定：「西方商業劇場的模式，更多是為了迎合市場，追求短期的票房利益。舞者個人的『名氣』，蓋過了作品本身的完整性。這導致了藝術形式的衰退。而俄羅斯的國家體制，則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溫室，讓藝術家能夠專注於技藝的磨練和作品的打磨，而不必過分憂慮生存壓力或市場的風向。這是一個顯著的差異，也是其藝術能在西方世界產生『啟示』效果的原因。」

我補充道：「您提到的『整體藝術』概念（ensemble），在Johnson先生的書中被反复強調，認為這是俄羅斯芭蕾成功的基石。巴克斯特先生，您作為舞美設計師，如何看待『整體』在視覺藝術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您看來，將您的設計付諸舞台實現時，會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經濟』或『物質』層面的挑戰？」

巴克斯特先生聞言，眼中閃爍著獨特的光芒。他輕輕搖晃著手中的茶杯，茶湯在瓷器中盪出微小的漣漪。「哦，『整體』，這是我藝術生命的基石。舞台佈景、服裝、燈光，它們絕非僅僅是背景或裝飾。它們是舞蹈的一部分，是音樂的一部分，更是故事靈魂的具象化。我追求的，是色彩與形式的暴力，是感官的衝擊，是將觀眾帶入一個完整的、超然的幻想世界。」

他頓了頓，目光轉向窗外那片倫敦的灰濛天空，彷彿透過它看到了遙遠的俄羅斯雪景。「然而，將腦海中的畫面搬到舞台上，從來不是易事。我的設計追求的是『本質』，而非繁瑣的細節堆砌。但即便如此，色彩的精準再現、材質的選擇、甚至是燈光下織物的光澤，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尤其是在當時，顏料的品質、絲綢的進口、手工藝人的精湛技藝，都意味著不菲的成本。許多時候，舞團的預算限制，會讓我在色彩的運用上不得不做出妥協，甚至某些最理想的材質都無法實現。這就像在畫布上，你用盡心力勾勒出最絢麗的色彩，卻發現顏料在乾涸後，失去了它最初的生命力。這是一種藝術與現實的拉鋸，一個藝術家的夢想與錢幣的重量之間的權衡。」

尼金斯基先生此時輕輕咳了一聲，他的聲音有些低沉。「物質的局限，從未真正限制過藝術的靈魂。舞者的身體，才是最直接的表達。巴克斯特的色彩，給予了我們翅膀；音樂的律動，引導我們飛翔。」他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絲挑戰。「Johnson先生在書中對《春之祭》和《遊戲》有些微詞，認為它們『偏離常軌』，甚至『缺乏藝術性』。珂莉奧小姐，您作為一位來自未來的觀察者，如何看待這些作品當時引起的爭議？它們是否如同Johnson先生所言，是藝術的『倒退』，還是某種『進步』的陣痛？」

我迎上尼金斯基先生的目光，我知道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我緩緩喝了一口茶，感受著茶湯的溫暖，才開口回應：「尼金斯基先生，《春之祭》與《遊戲》在您所處的時代，無疑是極具爭議的。Johnson先生的評論，代表了當時許多西方評論家和觀眾的觀點——他們習慣於古典芭蕾的優雅與流暢，無法理解您所追求的『原始』、『笨拙』甚至『醜陋』的動作。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市場的『不適應』。新產品推出，消費者習慣於舊模式，便會產生排斥。」

「然而，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藝術的發展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的直線，而更像是一條不斷盤旋上升的螺旋。每一次的『回歸原始』，每一次的『顛覆傳統』，往往都是為了衝破既有形式的桎梏，尋找更深層次的表現力。您在《春之祭》中追求的，是人類最原始的、接近自然的衝動，是那種未經馴化的生命力量，這正是當時現代主義藝術浪潮的一部分。」

我轉向Johnson先生：「Johnson先生，您在書中寫道，對於《春之祭》，『如果不是因為詳細的劇情簡介和一場學術講座，觀眾將難以理解其意義。』這說明了藝術的『市場教育』問題。當藝術超越了觀眾的既有認知，它是否需要額外的『產品說明書』才能被市場接受？這種『說明』是否又會削弱藝術本身所應有的『直接感受』？」

Johnson先生沉吟片刻，他的目光掃過尼金斯基，又落在巴克斯特身上。「我確實對此抱持疑慮。藝術的力量，理應是其自身便能觸動人心，無論觀者是否理解其背後複雜的意圖。如果一部作品需要長篇大論的闡釋才能被欣賞，那麼它是否已脫離了藝術的普世本質，轉變為某種『智力遊戲』？我認為，藝術的『紀律』至關重要，它並非束縛，而是將無限的創意引導至有效的表達。過度的『自由』，有時反而導致混亂，無法傳達明確的訊息。」

巴克斯特先生輕輕拍了拍尼金斯基的肩膀，語氣中帶著一絲理解與辯護：「Johnson先生，您說的『紀律』，我深以為然。然而，藝術的邊界總是在被拓寬。尼金斯基的嘗試，是在為芭蕾尋找新的語彙。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柔美與優雅中。有時，最原始的衝動，才能帶來最純粹的表達。我的設計，也常被認為是『粗野』或『過於強烈』，但那正是為了喚醒感官，打破沉悶。」

尼金斯基先生終於開口，他的聲音恢復了平穩，但每個字都帶著不容置疑的信念：「我並非為了『嘩眾取寵』而創作。我是在探索舞蹈的『本質』。當人類還未被文明的複雜性所束縛時，他們的動作是純粹的，是與大自然脈動相連的。我試圖將這種『原始』的姿態、這種『直覺』的表達，重新帶回舞台。的確，它可能不像傳統芭蕾那樣『優美』，但它更『真實』，更『有力』。至於觀眾是否需要『說明』，那或許是他們慣性思維的阻礙，而非藝術本身的缺陷。」

我點點頭，目光從他們三人身上一一掃過。「尼金斯基先生所言，正是藝術『創新』的代價與挑戰。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每一項劃時代的創新，無論是技術還是藝術，初期都會面臨市場的抗拒。舊的『產品』已經根深蒂固，新的『產品』需要時間來教育市場，甚至改變市場的『消費習慣』。俄羅斯芭蕾，在您們的時代，是文化產業的一場革命。它不僅僅是舞步的革新，更是包括商業模式、藝術生產、乃至觀眾互動方式的整體變革。」

「Johnson先生在書中也提到，芭蕾舞團在倫敦的成功，部分也歸因於倫敦觀眾的『友善』和『寬容』。這是否意味著，一個文化產品的市場接受度，不僅取決於其自身的藝術質量，也受制於其『消費環境』和『文化土壤』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產品的跨國流動，也面臨著相似的挑戰，如何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時，又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場接受？」

Johnson先生推了推眼鏡，眼中閃過一絲認可：「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見解。倫敦的觀眾確實比巴黎更為包容。巴黎的反應，是典型的對既有審美觀念的強烈維護。藝術作品的成功，絕非僅僅是其內在價值的體現，它與時代精神、社會風氣、甚至觀眾的『脾性』都密不可分。我們在分析票房數據時，不能僅僅看作品本身，更要考量其被投放的『市場』環境。」

巴克斯特先生端起茶杯，輕啜一口。「所以，藝術的傳播，也是一種『商業』行為，需要精準的『市場定位』和『營銷策略』。佳吉列夫（Diaghilev）先生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不僅是一位藝術的鑑賞者，更是一位深諳市場法則的『實業家』。他懂得如何將『俄羅斯』的神秘與狂野，與西方世界對『異域風情』的好奇心結合起來。我的那些『暴力』的色彩，也正是這場『商業冒險』的一部分。」

尼金斯基輕輕合上眼，彷彿又回到了舞台中央。「我在舞動時，不曾思考市場與商業。我只感受身體的衝動，與音樂的共鳴。但我也明白，我的舞蹈需要觀眾，需要舞台。那份『自由』的代價，或許就是被誤解，被標籤化。就像《牧神的午後》，我試圖呈現的，是雕塑中凝固的生命，是原始的感官。但我最終被視為一個『把戲』，而不是一種『藝術』。」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落寞。

我感受到尼金斯基先生的感傷，便換了一個更為溫和的角度：「尼金斯基先生，藝術的生命力，往往在於其能夠持續激發思考與討論。即便在您所處的時代未能完全被理解，但後世對《春之祭》和《牧神的午後》的研究與重估，卻是經久不衰的。這或許正是藝術的另一種『價值』：它不僅僅是當下被消費的產品，更是歷史的資產，是未來創新的『靈感源流』。從這個角度看，您們的『挑戰』，正是為後世的藝術發展，打開了一扇新的門戶。這份影響，是無法單純用當時的票房或評論來衡量的。」

我再次看向Johnson先生：「Johnson先生，您在書中對安娜·帕芙洛娃（Anna Pavlova）的評價極高，認為她的藝術臻於完美，是無法被分析的。這與您對俄羅斯芭蕾整體『ensemble』的強調，似乎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在您看來，個體藝術家的極致輝煌，與團隊合作的整體藝術，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必然的取捨，或者說，它們在文化產業的版圖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Johnson先生沉思片刻。「帕芙洛娃是個奇蹟，她的天賦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框架，她的舞蹈本身就是一種宣言。她證明了，個體的力量，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壓倒一切。俄羅斯芭蕾的『ensemble』，則是在強調集體的力量，舞者們的才華被作品本身所『馴服』，為整體敘事服務。這兩者並非絕對的取捨，而是藝術表現的兩種不同路徑。」

他繼續道：「從『角色』來看，帕芙洛娃更像是市場上萬眾矚目的『超級巨星』，她的個人魅力和精湛技藝本身就是『賣點』。而俄羅斯芭蕾舞團，則更像是一個『品牌』，它提供的是一種整體性的、風格獨特的藝術體驗。對於當時的倫敦觀眾而言，帕芙洛娃的演出是『久旱逢甘霖』，滿足了他們對頂尖舞者個人技藝的渴望；而佳吉列夫的舞團，則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藝術理念，拓寬了他們對芭蕾的認知邊界。兩者共同推動了芭蕾在西方世界的復興，只不過影響的維度不同。」

巴克斯特先生點頭表示同意：「是的，這就像我的設計。有時，一個單獨的舞衣，即便是擺在博物館中，也能散發出獨特的光芒；但它最完整的生命，仍是在舞台上，與舞者的身體、音樂、燈光、劇情融為一體時才能被完全展現。帕芙洛娃是那件單獨的舞衣，而我們的舞團，則是那座流光溢彩的移動殿堂。」

我總結道：「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談，讓我對俄羅斯芭蕾的理解更加立體。它不僅是一場藝術革命，更是一部生動的商業史案例，一部關於創新如何顛覆傳統、文化如何跨越邊界、以及藝術價值如何被不同時代定義與重估的宏大敘事。感謝三位先生的真知灼見。今日的交流，就如同那杯殘餘的茶湯，雖已冷卻，卻餘韻悠長，令人回味。」

茶室外，夕陽的餘暉將遠處的建築染成一片橘紅。空氣中，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輕微的風鈴聲，那聲音清脆而遙遠，彷彿是時間的低語，又像是遠方傳來的掌聲與喝采。尼金斯基先生輕輕地笑了，他的笑容在光影中顯得有些模糊，但那份對藝術的純粹與執著，卻在這一刻，如茶香般，氤氳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