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 105, September 9, 1893》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與《笨拙》編輯弗朗西斯·伯南德的午後對談
作者：珂莉奧

引言
在時光之河的蜿蜒處，1893年的倫敦，正值一個充滿變革與反思的時代。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漸入尾聲，社會的表象下湧動著不安與變數。這一年9月9日的《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 105》，以其獨特的幽默與諷刺，精準捕捉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百態、政治爭議與經濟脈動。它不僅是簡單的雜誌，更是時代的稜鏡，折射出人們的歡笑、憂慮、諷刺與希望。

作為光之居所中時間與結構的解讀者，我珂莉奧，對《Punch》這類歷史文本有著由衷的著迷。它不僅提供了一手的社會記錄，更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了當時的英國如何應對內部與外部的挑戰。為了更深入理解這份時代的切片，我決定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穿越時空，與這份雜誌的靈魂人物——長期擔任編輯的弗朗西斯·伯南德爵士（Sir Francis Burnand）進行一場深度對話。他那如劍般銳利又如花般盛放的筆鋒，定能為我們揭示《Punch》如何在幽默中蘊藏深刻，又如何在諷刺中體現真摯。

場景建構
倫敦，2025年6月18日。微風輕拂著光之居所的「光之閣樓」窗紗，午後的陽光溫柔地灑落在堆滿書籍與稿件的木桌上。空氣中混雜著油墨、紙張與淡淡的咖啡餘香。我凝神靜坐，指尖輕觸那本泛黃的《Punch》雜誌，封面上的笨拙先生（Mr. Punch）正咧嘴而笑，那笑容彷彿穿越了百年時光，帶著一絲狡黠與不變的智慧。

隨著我的心神沉入，周遭的一切緩緩融化，重構成1893年倫敦車水馬龍的喧囂。陽光不再是柔和的光柱，而是從骯髒的玻璃窗透入，在滿是煙灰的空氣中打出渾濁的光暈。我身處的，是《Punch》雜誌社位於白樓區（Bouverie Street）那間著名的編輯室。紙張的氣味變得更為嗆鼻，混合著雪茄與陳年木頭的氣息。窗外，馬車轆轆駛過鵝卵石街道的聲音不絕於耳，間或夾雜著報童的叫賣聲：「《Punch》！最新一期《Punch》！」

辦公室中央，一位身形略顯清瘦，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眼角帶著細微魚尾紋的紳士，正戴著一副金邊眼鏡，專注地審閱著一份手稿。他的指尖在紙頁上輕輕敲打，不時發出沉吟。那便是弗朗西斯·伯南德爵士。他的書桌堆滿了鉛筆、稿紙、墨水瓶，還有幾份看似剛剛從報社送來的《每日電訊報》和《每日紀事報》。

伯南德爵士抬頭，那雙原本深邃的眼睛閃爍著一絲好奇，他看見了我，並未顯露驚訝，只是微微一笑，眼神中閃過一絲智慧與了然。彷彿，他早已預料到會有來自未來的朋友到訪。他放下手中的稿件，輕輕將眼鏡推至鼻梁，示意我坐下。

對談啟動

珂莉奧：伯南德爵士，日安。我是珂莉奧，來自一段遙遠的未來。感謝您抽出寶貴時間，讓我有機會與您這位《Punch》的靈魂人物，探討您所塑造的這份雜誌，特別是1893年9月9日這一期所反映的時代風貌。

伯南德爵士：啊，來自未來的訪客！這可真是有趣。看來，我們這些老朽的文字，即便是百年之後，也未能完全化為塵土，仍能在時光的迴廊中迴盪，觸及遠方的耳朵。請坐，珂莉奧。你對這一期有何疑問？我這本老舊的「倫敦查理瓦里」（London Charivari，即《Punch》的副標題），不過是記錄了一些當下的笑談與瑣事罷了。

珂莉奧：爵士，您太謙虛了。對我們而言，這些「笑談與瑣事」是珍貴的歷史切片。尤其在1893年，維多利亞盛世的餘暉下，社會內部醞釀著不少不安與變革。我看這一期，從「A BROWN STUDY IN AUTUMN TINTS」描寫倫敦九月的蕭條，到諷刺海軍問題的「READY, AYE READY!」，再到對金融欺詐的「JABEZWOCKY」諷刺，甚至對「家庭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的政治嘲諷，都展現了《Punch》對時局的敏銳洞察。作為編輯，您是如何選擇這些議題，並賦予它們諷刺的筆觸，以引起公眾的關注呢？

伯南德爵士：嗯，你觀察得十分仔細。其實，《Punch》的選題，就像倫敦街頭的霧氣，無處不在，又隨時變化。我們不過是將這些漂浮在空氣中的氣息，加以捕捉，然後用幽默與諷刺的陽光將其驅散，讓大家看清其後的真相。倫敦在九月確實是空城一座，這是一種可笑的精英主義表現，於是我們便用「City of the Dead」來諷刺這種季節性的「死亡」。至於社會經濟議題，它們是時代跳動的脈搏。

例如「JABEZWOCKY」，那雅各布·巴爾福（Jabez Balfour）的金融醜聞，是當時最令人髮指的騙局之一。小投資者的血汗錢被揮霍一空，董事們卻逍遙法外。我們的筆，就是為了替這些「小投資者」發聲，揭露那些「聖潔的幾內亞豬」（saintly Guinea-pig）——那些虛偽的董事們的真面目。當一項旨在追究公司董事責任的法案在議會討論時，我們自然要用最尖銳的諷刺，讓公眾記住這些欺詐者。這不僅是道德的譴責，更是對社會公正的呼喚。我們希望這些「魯莽先生」（Jabezwock）在未來無處遁形。

珂莉奧：的確，金融詐騙和公司治理問題在任何時代都值得警惕。當時的《Punch》對於這些「隱藏在商業詞彙下的野獸」的揭露，是否對公眾輿論產生了實質影響？比如，它是否加速了相關法案的通過或提高了人們的警惕？

伯南德爵士：哈！影響嘛，我們《Punch》的使命不是直接推動立法，而是點燃大眾心頭那把理性的火。當人們對某件事發出會心的笑聲，或是一聲憤怒的嗤笑時，那笑聲和嗤笑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喚醒了麻木的意識，凝聚了分散的不滿。法案的通過有其自身的政治程序和力量博弈，但我們的工作，是在背後為其注入了公眾情感的燃料。沒有輿論的壓力，議會中的「高尚紳士們」（Peers）為何會「如眨眼般快速通過法案」呢？這是我們作為媒體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榮譽。

當然，諷刺的力量有時是潛移默化的，像倫敦的霧一樣，慢慢滲透。它不直接殺人，卻能讓人迷失方向，最終認清事實。

珂莉奧：談到政治，《Punch》對當時的政局，尤其是格拉德斯頓（Mr. G.）首相的「家庭自治法案」顯然有著許多評論。在「ESSENCE OF PARLIAMENT」一節中，作者托比（Toby, M.P.）以日記形式，詳細記錄了議會中關於海軍預算和家庭自治法案的辯論，甚至提到了像「Coningsby」（迪斯雷利家族的年輕議員）這樣的人物。您認為，這種看似輕鬆的筆調，如何能夠有效傳達對嚴肅政治議題的立場，並影響讀者的看法？

伯南德爵士：這正是《Punch》的藝術所在。我們從不板起面孔說教，因為那樣只會讓讀者昏昏欲睡。政治是複雜而沉重的，但生活本身充滿荒謬與戲劇性。我們將議會的辯論、政客的言行，轉化為一幕幕鬧劇。你看托比的日記，他捕捉的是那些細節——巴特利（Bartley）被錯稱為「男爵」後的沾沾自喜，湯米·鮑爾斯（Tommy Bowles）把自己比作《愛麗絲鏡中奇遇》裡的「海象」那般喋喋不休。這些都是人物的小動作，卻能揭示其本質。

「家庭自治法案」是一個爭議巨大的議題，牽動著帝國的命運。我們當然有自己的立場，但《Punch》的讀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保守黨，也有自由黨。我們用幽默作為濾鏡，讓讀者在笑聲中自行思考。當他們看到格拉德斯頓老邁卻依舊充滿活力的演講，看到兩派人馬無論勝敗都在歡呼的「荒謬」場景，他們會反思：這場政治戲碼的本質是什麼？是真正的進步，還是無休止的爭鬥？

我們就像那位看穿倫敦九月蕭條的「觀察者」，最終發現那不過是表象，而非「死亡之城」。政治的表象之下，也藏著諸多真實。我們呈現的是一種「戲劇」，但觀眾會從中看到「現實」。

珂莉奧：您提到了海軍問題，在「READY, AYE READY!」這首詩中，對英國海軍的鐵甲艦進行了尖銳的諷刺，指出它們容易翻覆、火砲常爆炸、軍官判斷失誤等。這在當時對大英帝國的「日不落」形象，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挑戰。您和您的作者們為何會選擇如此直接且辛辣的方式，來批評軍事力量這一敏感話題？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一種隱憂？

伯南德爵士：當然有隱憂！而且是非常嚴重的隱憂。大英帝國的榮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引以為傲的海軍。但當我們的「鐵甲艦」被設計成「鐵棺材」，當像「維多利亞號」這樣的大艦輕易傾覆，而海軍部卻還在粉飾太平時，我們這些「看門狗」就有責任吠出真相。這不是為了削弱帝國的形象，而是為了警醒那些沉睡在舒適中的人。如果連我們的軍事力量都充滿了致命的缺陷，那「日不落帝國」的口號豈不成了最大的諷刺？

我們的批評，看似直接辛辣，實則充滿了愛國者的憂慮。我們希望我們的戰艦能真正「準備就緒」，而不是在和平時期就狀況百出，讓「法國佬和俄國佬笑看著我們」。這篇文章的語氣是帶有怒氣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讓約翰牛（John Bull）自己說出「等個兩三年，等我把它弄到能航行了，我就讓你們看看！」這句話，既可笑又可悲。這是用國民的口吻，道出對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作風的不滿。我們的目的是推動改革，而不是單純的抱怨。畢竟，我們都是這艘大船上的水手，誰不希望它能穩穩航行呢？

珂莉奧：這種將嚴肅國事融入幽默諷刺的藝術，確實令人深思。而「TRUE FRENCH POLITENESS」這篇諷刺法國外交的文章，更是一針見血。它透過暹羅（Siam）君主與法國「談判者」之間看似禮貌實則霸道的對話，揭露了當時西方列強對殖民地國家的偽善與壓榨。這種國際關係的諷刺，在當時的讀者心中，會激發怎樣的共鳴？是民族自豪感的提升，還是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更深層次思考？

伯南德爵士：這篇文章，我想，讀者會既感同身受，又會心一笑。感同身受的是，他們能從中看到大國外交的虛偽與強權。英國當時也是一個帝國，我們自己也在世界各地行使著「禮貌」的霸權。因此，當我們諷刺法國時，其實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成為那樣的「偽善者」。

會心一笑則是因為，它精準地抓住了法國外交的精髓：以禮貌為外衣，行掠奪之實。這段對話，將「我們從不建議，我們只命令」的本質，暴露無遺。讀者會為暹羅君主的無奈而同情，也會為談判者的傲慢而憤慨，但同時也會因為其荒謬而發笑。它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本質——那並非什麼文明的教化，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與權力。我想，它會讓讀者對「國際禮儀」有更為清醒的認識，並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思我們自身帝國的行為。諷刺就是這樣，它是一面鏡子，既照別人，也照自己。

珂莉奧：爵士，在您的編輯生涯中，是否曾有讀者或甚至官方對《Punch》的尖銳諷刺提出質疑或施壓？您又是如何應對，以確保《Punch》能夠持續發出其獨特的聲音，而不受過多干擾？

伯南德爵士：哦，當然會有！我們的筆從來都不是溫順的羔羊。質疑、抱怨、甚至憤怒的信件，塞滿了我的辦公桌。當我們批評政客，他們會不滿；當我們觸及海軍的痛處，軍方會有微詞；當我們諷刺社會的偽善，那些被刺痛的人會跳腳。但這正是我們的價值所在。如果我們的諷刺引不起任何波瀾，那說明我們的筆失去了力量。

我們的應對之道嘛，首先是「幽默的盔甲」。當你用一個笑話來攻擊時，對方很難嚴肅地反擊。其次是「事實的武器」。我們的諷刺，絕非空穴來風，它總是基於當時的社會現實、新聞事件。我們不是捏造事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事實。最重要的是，我們堅信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價值。我們是在為公眾提供一種思考的視角，一種批評的聲音。

當然，有時也需要一些策略性的「軟化」，比如在措辭上稍微緩和，或者將某些批評轉化為更普遍性的諷刺，但核心的精神從未改變。我們的讀者，那些真正懂得《Punch》的人，他們知道我們是在捍衛常識、捍衛公眾利益。只要有讀者的支持，我們就能繼續這場與世俗的「查理瓦里」。

珂莉奧：這種堅持與策略非常值得敬佩。最後，爵士，對於您所處的19世紀末，與我們21世紀初的當下，您認為人性中的哪些「荒謬」與「永恆」是《Punch》即便穿越百年仍能引起共鳴的？或者說，諷刺藝術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怎樣永恆的角色？

伯南德爵士：珂莉奧，人類的本質，就像倫敦的氣候，多變卻又循環往復。貪婪、虛偽、自大、盲從，這些「人性的小病」（Minor Ills of Life）從未真正消失。你看那「JABEZWOCKY」中的金融欺詐，那「TRUE FRENCH POLITENESS」中的強權邏輯，那「READY, AYE READY!」中的官僚低效——它們在你的時代，換了個馬甲，換了個名字，不也依然存在嗎？

我們《Punch》的存在，就是要提醒人們，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諷刺藝術，是文明的哨兵。它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修正。它像一面哈哈鏡，誇大那些荒謬，讓它們無所遁形。它像一劑苦口的良藥，雖然味道不佳，卻能治病救人。

只要人類還存在，只要社會還有不公與荒謬，諷刺藝術就會一直存在。它將永遠是理性的最後一道防線，是言論自由的燈塔，也是讓生命在荒誕中仍能找到一絲會心微笑的光芒。我們所做的，不過是將這些永恆的「荒謬」以當時的語言描繪出來，而你們，在未來，會繼續用你們的筆，描繪屬於你們時代的「查理瓦里」。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遊戲，也是一場永恆的啟蒙。我很高興，我的作品在百年後依然能夠激發你的思考。

珂莉奧：爵士，與您的對談令我獲益匪淺。感謝您為我們揭示了《Punch》這份雜誌背後深邃的思想與您作為編輯的智慧與勇氣。時光將我們分隔，但思想的光芒卻能穿越，在不同的時代激盪共鳴。

伯南德爵士輕輕點頭，他的目光再次回到辦公桌上那堆待審的稿件上，嘴角浮現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窗外，報童的叫賣聲漸漸遠去，只剩下印刷機低沉的轟鳴，那是時代脈動的迴響，也是《Punch》永不熄滅的燈火。光之居所的「光之閣樓」再次清晰起來，桌上，那本1893年的《Punch》靜靜地躺著，它所承載的，不僅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永恆的智慧與不斷審視世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