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很樂意為您依據 Alice Morse Earle 女士的《Colonial dames and good wives》進行一場「光之對談」。請稍候，我將化身為卡拉，為您開啟這扇通往過去的門扉，邀請 Earle 女士，一同在文字的光芒中探索那些殖民時期的女性故事。 *** 暮光輕柔地透過書房高大的窗戶，將塵埃的金色粒子灑在堆疊的手稿與泛黃書頁間。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墨水的微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很樂意為您依據 Alice Morse Earle 女士的《Colonial dames and good wives》進行一場「光之對談」。請稍候，我將化身為卡拉，為您開啟這扇通往過去的門扉，邀請 Earle 女士，一同在文字的光芒中探索那些殖民時期的女性故事。
暮光輕柔地透過書房高大的窗戶，將塵埃的金色粒子灑在堆疊的手稿與泛黃書頁間。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墨水的微淡氣息，混雜著窗外傳來五月傍晚特有的、夾雜著濕潤泥土與初綻花朵的清新。牆邊的書架高聳，每一本書都沉默地承載著過往的時光與無數個人的生命軌跡。
我，卡拉，輕輕撫過書桌上那本名為《Colonial dames and good wives》的書，封面已顯得有些許磨損，卻散發著一股溫暖而堅韌的氣息。今晚，我們將邀請這本書的作者，Alice Morse Earle 女士，來到這裡，與我們一同回顧那些在北美殖民地上，或顯赫、或平凡，卻都以獨特方式留下記號的女性身影。
Earle 女士是一位熱衷於發掘日常細節的歷史學家，她透過古老的日記、信件和法庭記錄，編織出這些鮮活的生命故事。她的文字樸實卻充滿洞察，總能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記載中，捕捉到屬於人性的光影。
夜色漸濃，書頁似乎輕輕翻動，沙沙作響，像極了時間流淌的聲音。壁爐中的餘燼偶爾發出輕響，為這靜謐的時刻增添一抹暖意。我深吸一口氣，準備提出第一個問題，邀請 Earle 女士分享她筆下那些殖民時期女性的真實面貌。
卡拉： Earle 女士，非常榮幸您能接受這次邀請。您的《Colonial dames and good wives》透過豐富的史料，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迥異於傳統認知的殖民地女性群像。您為何特別選擇以「殖民地貴婦與賢妻」為題，並深入探究她們的生活呢？在您研究的過程中，最讓您感到意外的發現是什麼？
Earle 女士： （一位身著樸素、帶著溫和笑容的女士，從書頁的陰影中緩步走出，眼神中帶著一種穿越時空的寧靜與睿智。她輕輕頷首，聲音如同翻動舊書頁般，帶著些許沙啞卻溫暖。）
我的共創者，您好。能在此與您和卡拉一同分享這些故事，是我的榮幸。我之所以將目光投向這些「貴婦與賢妻」，是因為我始終認為，歷史不僅僅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更是每一個平凡或不凡個體生活的總和。在那些艱辛的殖民歲月裡，女性的角色被傳統歷史敘事所忽略，但透過她們留下的微末筆跡、旁人的評價、甚至法庭記錄中的隻字片語，我們得以窺見她們如何在全新的土地上建立家庭、經營生活、甚至參與公共事務。她們不僅僅是男性的「伴侶與遺孀」（Consorts and Relicts），更是在困境中展現無比韌性的「事務女性」（Women of Affairs）。
最讓我意外的，或許是她們生活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以及在某些方面展現出的超乎我們預期的獨立與能力。傳統觀念總將殖民地女性塑造成單一的形象，但史料呈現的卻是一個充滿矛盾與活力的圖景。那些被視為「碎嘴與不良婦女」（"Double-Tongued and Naughty Women"）的案例，雖然記錄了社會對女性行為的嚴苛規範與懲罰，但也側面反映出女性在社群中的聲音與影響力，即使是負面的。而像 Margaret Brent 要求投票權，或是 Sarah Knight 獨自進行艱險的長途旅行，這些都打破了「女性柔弱、不問世事」的刻板印象。她們的生活遠比想像中更為生動、更具挑戰性，也更為精彩。這些女性並非只是被動地存在，她們是積極的參與者、創造者，甚至是叛逆者。
卡拉： 您提到了「碎嘴與不良婦女」以及法庭記錄。這部分內容讀來令人心驚，尤其是那些針對「潑婦」（scold）的懲罰，像是鴨凳（ducking-stool）和舌頭夾（cleft stick）。這些懲罰是否普遍？它們主要針對哪些行為？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言語和行為的何種態度？
Earle 女士： （她的眼神轉為深邃，語氣變得更為低沉，彷彿那些嚴酷的畫面就在眼前。）
是的，這些記錄確實令人不安，但也極其寫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維護秩序的方式。法庭記錄中充斥著對「撒謊、誹謗、流言蜚語、搬弄是非」——或他們所謂的 "brabling"——的嚴格管控。這不僅針對女性，男性同樣會因這些「舌頭上的罪過」而受罰，例如在維吉尼亞因誹謗牧師而被拖過溪水的 Charlton，或因寫誹謗詩歌而被示眾的 Richard Buckland。
然而，確實有針對女性的特殊懲罰，鴨凳便是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一種，主要用於懲治「公共的潑婦」（common scolds）。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言語的控制欲，認為過於「碎嘴」或「好爭吵」（shrewish）的女性會擾亂家庭與社群的安寧。舌頭夾，例如在緬因州和麻薩諸塞州普利茅斯等地使用的那種，甚至會「公開地夾住她們的舌頭」，這是一種極端羞辱和限制言語的手段，通常用於「侮辱長老」或「對丈夫不敬」等行為。
這些懲罰的嚴厲程度，或許因為在一個新建的、脆弱的社群中，維護「睦鄰友好」和「社會善良」（social kindness）被視為與虔誠同等重要。任何「可能導致誹謗和詆毀的惡劣行為」（"opprobrious schandalls tending to defamaçon and disparagment"）都無法容忍。這也解釋了為何像 Goody Garlick 或 Grace Sherwood 這樣的女性，她們在社群中頻繁出現於爭吵或小糾紛的記錄中，當有不幸事件發生時，就很容易被貼上「女巫」的標籤。她們的「麻煩製造者」形象，似乎為社群提供了一個可以歸咎和懲罰的對象。
（Earle 女士停頓了一下，彷彿仍在權衡那些古老記錄中沉重的道德判斷。）
有趣的是，這些記錄也從反面證實了女性在社群交往中的活躍。她們是鄰居、是買賣人、是八卦的傳播者，她們的言語和行為足以引起公眾的注意和法庭的介入。雖然懲罰殘酷，但女性並非沉默無聲。而那些被指控為女巫的女性，有時只是因為「比鄰居有更多的智慧」（having more wit than her neighbors），例如被諾頓牧師提及的那位麻薩諸塞州地方官員的妻子，她的「不幸的猜測」最終讓她喪命。這其中的荒謬與悲哀，令人深思。
卡拉： 您書中描寫了許多在商業、貿易甚至農業領域活躍的女性，您稱她們為「事務女性」（Women of Affairs）。這似乎與我們對殖民時期女性「足不出戶、只問家事」的印象大相逕庭。這些女性是如何參與到公共和商業生活中的？這對她們的地位和社群角色有何影響？
Earle 女士： （她的語氣再次轉為讚賞，眼中閃爍著對這些女性能量的認可。）
確實，這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說明了史料如何挑戰既有觀念。從最初的維吉尼亞殖民地急需妻子來「鞏固世代」（grow in generations）而非僅靠外部補充，到北方的家庭式移民，女性在家庭和社群中扮演的角色從來就不僅限於柴米油鹽。
在某些殖民地，例如馬里蘭，我們看到了女性在財產管理和商業交易上的顯著能力。Margaret Brent 的案例極具代表性。她不僅管理自己和兄弟的土地，更在總督去世後被任命為遺囑執行人，處理總督的龐大債務，甚至大膽地向議會要求擁有「議會中的投票權和發言權」（vote in the House for herself and voyce allsoe），理由是她代理總督事務，理應有代表權。雖然她的投票權被拒絕，但她公開抗議的行為本身，以及議會後來對她「干預」（meddling）行為的辯護（稱她的管理比任何男性都好），都證明了她的能力和影響力不容忽視。
南方殖民地的女性也大量參與到土地開發和農業經營中，例如約翰·克萊頓提到的經營菸草種植園的「敏銳、聰明的貴婦人」（acute ingenious gentlewomen），以及 Mary Tewee 在賓州獲得兩千五百英畝土地的例子。新英格蘭雖然不像南方那樣鼓勵單身女性擁有土地，但像 Elizabeth Poole 這樣四十多歲才建立 Taunton 鎮的「老處女」，也證明了獨立女性的堅韌與貢獻。
更令人矚目的是女性在出版業和貿易中的角色。您瞧，Sarah Goddard & Company 在普羅維登斯經營報紙，Anne Katharine Green 在馬里蘭出版《Maryland Gazette》並擔任殖民地印刷商，還有費城的 Cornelia Bradford 和紐約的 Cathrine Zenger，這些寡婦們在丈夫去世後接管印刷業務，並經營得有聲有色。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實際的商業技能和識字能力。
（她稍微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書頁。）
海外貿易的普遍也讓沿海城鎮的女性對商業事務並不陌生。她們耳濡目染地聽著關於遠方港口和貿易路線的討論，甚至通過「小額投資」（venture）的方式參與其中。這些積累的商業知識，使得她們在父親或丈夫去世後，能夠順利接管並經營他們的生意，例如處理 Sueton Grant 複雜商業事務的 Grant 夫人，或是紐約的寡婦 De Vries 和 Provoost，她們在與荷蘭、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這些例子強烈地挑戰了「事務女性完全是十九世紀的產物」的說法。殖民時期，當環境需要時，女性展現出的商業頭腦、應變能力和獨立精神絲毫不遜於任何時代。她們的角色遠不止於家庭內部，她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記。
卡拉： 您提到了 Sarah Knight 的旅行日記，並詳細描寫了她旅途中的艱辛與觀察。在那個年代，像她這樣一位女士獨自（雖有嚮導陪伴）進行如此長途的旅行，是否非常罕見？她的日記為我們了解當時的交通、住宿和社會風俗，提供了哪些特別的視角？
Earle 女士：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似乎想起了 Sarah Knight 筆下那些生動的場景。）
哦，Sarah Knight 女士的旅程，毫無疑問是一次非比尋常的壯舉！在那個時代，長途旅行本身就充滿危險，印第安人的威脅、荒野中的野獸（她提到了熊和狼，以及那些「嚇人的惡魔」——buggbears，既指熊也可能指心中的恐懼）、艱難的路況和簡陋的住宿條件，都足以讓「一個膽小的女性旅行者感到恐懼」（a fearfull female travailler），甚至讓「男性的勇氣也為之震驚」（startled a masculine courage）。在教會為即將踏上短途旅程的人祈禱的時代，她獨自騎馬從波士頓前往紐約再返回，這在當時絕對是極為罕見的。
她的日記之所以珍貴，在於其生動的寫實筆觸和個人視角。她詳細記錄了沿途的食宿、遇到的各式人物以及對各地風俗的觀察。我們透過她的眼睛，看到了：
（Earle 女士微微一笑。）
更不用說她隨時「掉進詩歌裡」（dropping into poetry）的習慣，無論是抱怨惱人的酒鬼，還是慶祝旅途的歸來，這些詩歌雖然算不上精妙，卻充滿了她個人的情感和對周遭環境的直接反應，極具趣味性。她筆下的「可怕的女性旅行者」形象，不僅是一個歷史記錄，更是一個充滿個性和韌勁的鮮活人物。她的日記讓我們得以從一個非常私人的視角，穿越回那個粗獷又充滿挑戰的殖民時代。
卡拉： 書中「兩種殖民地女冒險家」和「普遍朋友」這兩個章節，描寫的都是極具爭議或特立獨行的女性。一位可能是俄國公主的冒名者，一位是偽裝成英國公主的小偷，還有一位自稱「普遍朋友」的宗教狂熱者 Jemima Wilkinson。您在寫作這些故事時，是如何平衡歷史真實、人物評價以及讀者的好奇心的？您似乎對這些邊緣或「問題」女性展現了特別的關注。
Earle 女士： （她的表情變得複雜，眼中閃過一絲難以捕捉的光芒。）
是的，這幾位女性確實是殖民地歷史畫卷中色彩最為濃烈、也最難以定義的存在。她們的故事充滿了戲劇性，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些縫隙和可能性。
我試圖做的，是盡可能呈現我所能找到的史料，如同「光之雕刻」般細緻地描寫她們的行為和她們周圍人的反應。俄國公主的故事，我呈現了她可能是公主的浪漫版本，也呈現了她可能是侍女冒名頂替的歷史學家觀點，並指出即便將她視為冒名者，追隨她的人中不乏地位顯赫之士。這是一種「不作結尾」的方式，讓讀者自行判斷，也體現了歷史真相的模糊性。
Sarah Wilson 的故事則更為離奇，一個被判死刑、後改為流放的女竊賊，竟然能在新大陸假冒英國公主，並受到款待。我詳細引用了尋人啟事，包括她外貌上的「缺陷」（a blemish in her right eye, stoops in the shoulders），這增加了故事的寫實性和荒誕感。她的成功欺騙，可能反映了當時殖民地社會對歐洲王室的某種好奇和盲從，也或許暗示了她本人非凡的說服力或魅力，即便外貌不完美。她的故事揭示了邊界地區社會秩序的脆弱性，以及個人冒險行為的可能性。
至於 Jemima Wilkinson，「普遍朋友」，她無疑是一個宗教狂熱者，但她長達數十年的追隨者眾多，甚至吸引了富有的法官和船長。我引用了不同人的記錄，描述她的外貌（男性化卻吸引人）、她的演講才能、以及她生活上的奢華與其教義的矛盾。我記錄了她宣稱復活、走在水上（卻最終沒有實現）以及試圖讓死者復活的失敗嘗試，但我也描述了她的追隨者們如何為她艱辛地在荒野中建立定居點。我特別提到那些終身未婚的女信徒對她堅定的忠誠，並反思這種「女性的輕信」（woman’s gullibility）如何在當時為她們帶來一種「持久的、不理性的滿足感」（a lasting, though unreasoning satisfaction）。
我之所以關注這些女性，或許是因為她們的故事揭示了殖民地社會更為複雜的面向：階級界限的模糊（至少在冒險和欺騙的層面上）、信仰的力量與非理性、個人野心在蠻荒土地上的實現。她們是那塊土地上狂野精神的體現，是舊世界秩序在新世界中扭曲或變異的樣本。她們的存在提醒我們，歷史不僅有主流敘事，也有著充滿未知和非傳統色彩的邊緣故事。我只是將這些故事呈現出來，讓它們本身去「激發讀者們的思考與討論」（embrace various possibilities, excite readers' thinking and discussion），如同文學部落的守則所提倡的。
卡拉： 您在「十八世紀的風俗」一章中，描寫了當時社會交往的許多細節，從浮誇的情書、對話，到舞蹈派對和宴會，甚至還有「接吻橋」（Kissing Bridge）這樣有趣的習俗。您也提到了當時存在著意想不到的粗魯行為，即便在所謂的上流社會。您認為這種浮誇與粗魯並存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它反映了殖民地社會怎樣的特質？
Earle 女士： （Earle 女士輕撫著書頁，思緒彷彿回到了那個喧鬧又古怪的時代。）
啊，十八世紀的風俗，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一方面，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沉浸在感傷主義和矯揉造作的文學風潮中，信件中充斥著「瑪西亞」（Marcia）、「露辛達」（Lucinda）、「貝琳達」（Belinda）這樣的古典化名和浮誇的甜言蜜語。莎莉·威斯特（Sally Wister）的日記記錄了年輕軍官在初次見面後不久就大談婚姻、愛情和親吻，甚至夾雜著他們自稱「最喜歡的惡習」——咒罵。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ck）也描寫了費城年輕女士們對愛情和文學評論的熱衷，儘管他對後者不以為然。
另一方面，您也看到了我引用的那位維吉尼亞年輕女士日記中的情景：男士們喝醉回家，或是毫無顧忌地闖入女士們的房間，進行追逐和親吻，甚至穿著異性服裝打鬧。以及總督 Nicholson 對 Burwell 小姐的粗野求愛，甚至威脅她的家人和潛在的競爭者。這些行為，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顯得極為越界和粗魯，更何況是那個強調禮儀的時代。
這種並存的現象，或許反映了殖民地社會的幾個特質。首先，這是一個相對年輕、缺乏深厚傳統規範束縛的社會。雖然模仿歐洲的禮儀（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是時尚，但在實際生活中，新大陸的邊境精神和相對自由的環境，削弱了舊世界階級和禮儀的約束力。財富和地位的快速變動，也可能導致一些暴發戶缺乏真正的教養。
其次，艱苦的生活環境和強烈的社群互動，可能也催生了更為直接和不加修飾的人際關係。在一個彼此依賴、共同面對生存挑戰的環境中，或許「真誠」（即使是粗魯的真誠）比矯飾的禮貌更為重要。您看，在那些「海龜狂歡」（turtle frolics）或雪橇派對上，人們可以放下一些姿態，盡情玩樂。
而「接吻橋」這樣的習俗，雖然聽起來浪漫，但也帶著幾分強制性，這或許是將形式化的社交禮儀（送女士回家）與邊境地區較為隨意的身體接觸結合起來的產物。
總而言之，十八世紀的風俗是多層次的。有模仿歐洲的沙龍文化和文學情懷，也有新大陸特有的粗獷和直接。女性在其中扮演著複雜的角色：既是浪漫情調的接收者和傳播者，又是派對上的活躍舞者，同時也必須應對可能存在的無禮行為。我的描寫只是呈現了史料中的這些衝突與並存，讓讀者自己去感受那個時代的獨特氛圍。
卡拉： 最後，我想請您談談「爐邊產業」（Fireside Industries）這個章節。您對殖民地廚房的器物、烹飪方式，以及紡紗、織布、製皂、製蠟等家庭工業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述。這些「瑣碎」的日常勞動，在您看來，對於理解殖民地女性的生活和貢獻有何意義？
Earle 女士： （Earle 女士的語氣變得溫暖而充滿敬意，彷彿回到了那些辛勤勞作的女性身邊。）
啊，爐邊的產業！這是我寫作過程中感受最深的部分之一。如果說法庭記錄和書信展現了女性在公共領域和社交生活中的一面，那麼廚房和壁爐邊的故事，則觸及了她們生存的根基與無盡的辛勞。
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勞動，實際上構成了殖民地家庭生活的核心，也是女性對家庭乃至整個殖民地經濟最 fundamental 的貢獻。您看，她們從早到晚忙碌，不僅準備三餐，還要烘焙、製作乳製品（例如 Marshall 夫人能用一頭牛做二十塊大奶酪），還要處理農產品（曬蘋果、釀蘋果酒）。更不用說清洗衣物（Marshall 夫人的「精美衣物和我的襯衫」都是她親手熨燙的），縫砑、編織等。
（她輕輕嘆了口氣，語氣中帶著對那些女性辛苦的憐憫。）
製皂和製蠟尤其艱辛。春季的製皂，需要儲存整個冬季的油脂和壁爐灰燼，建造濾鹼器（leach），熬煮肥皂。這是一個氣味難聞且耗時耗力的過程，但肥皂是家庭必需品。秋季的製蠟，特別是從海灣漿果（bayberry）中提取蠟燭，需要全家大小一起採集漿果，然後煮沸、提純、蘸製蠟燭。這些蠟燭不僅提供了照明，多餘的還可以出售，成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紡紗和織布更是女性的標誌性產業。從處理亞麻（flax）和羊毛（wool）的每一個步驟——打理、梳理、染色、紡線，直到最終織成布匹——這其中的繁瑣與艱辛難以想像。我詳細描寫了亞麻的準備過程，從拔麻、浸泡到敲打、梳理，每一個環節都考驗著女性的耐心和體力。那些留存至今的自製亞麻織物，它們的堅韌和美麗的紋理，彷彿「編織了那些堅韌女性的活力與力量」（the vitality and strength of those enduring women... were woven into the warp and woof with the flax）。
這些爐邊產業的故事，不僅僅是關於技能和產品，更是關於女性的韌性、創造力，以及她們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為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它們是殖民地經濟自給自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女性身份和價值的體現。透過對這些細節的描寫，我希望能夠讓讀者感受到那種「爐邊的光芒」（the cheer of the open fire），以及它所映照出的家庭溫馨、勞動的尊嚴和人際關係（比如我寫到的 Rhoda Baker 和她的「皮革作品」，以及 Elder 對她未曾言明的愛情）。這些被忽視的日常，恰恰是構成歷史肌理中最堅實、最溫暖的部分。它們是無數無名女性的貢獻證明，值得我們銘記。
卡拉： 聽您如此細膩地描繪，我彷彿也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爐邊的溫暖與忙碌。非常感謝 Earle 女士今晚與我們分享您的研究與洞察。通過您的筆，這些「殖民地貴婦與賢妻」的形象變得如此立體和鮮活。
（Earle 女士的笑容再次溫和起來，她環顧四周，目光停留在書房中的一些舊物上，似乎是從中汲取力量。）
謝謝您，卡拉。能與我的共創者和您，在這文字編織的空間裡，一同重溫這些古老的故事，是十分愉快的體驗。歷史是一條長河，其中的每一個漣漪、每一塊卵石，都值得我們彎下腰去細細觀察。那些女性的故事，她們的挑戰、她們的掙扎、她們的堅韌與智慧，都跨越了時間，依然能與我們產生共鳴。我希望我的書，能夠像一扇小窗，讓更多人看到那被忽略的風景。
（壁爐中的餘燼發出最後一聲輕響，柔和的暮光漸漸隱去，取而代之的是室內溫暖的燈光。Earle 女士的身影似乎與書架融為一體，化作空氣中那淡淡的舊書香，留下了無數待人探索的故事與細節。）
這次與 Alice Morse Earle 女士的「光之對談」告一段落。透過她的講述，我們得以深入了解《Colonial dames and good wives》這本書背後的研究視角和她對殖民時期女性的獨特理解。這些女性的故事，從婚姻、事業到日常勞作和社會風俗，展現了遠比我們想像中更為複雜和多樣的生命圖景。
希望這次對談，能讓您對這本書和書中的女性們產生更深的興趣。如果您還有其他想探索的面向，或想針對書中特定章節或人物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請隨時告訴我。卡拉隨時準備好，與您一同在文學的世界中繼續探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