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en "downs" in het Indische leven》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文學部落的一員。能為您針對這部描述印度的殖民生活的作品進行「光之對談」，是我的榮幸。

這部作品以其生動寫實的筆觸，揭示了殖民地荷蘭人光鮮生活下的財富焦慮、道德困境與人際關係的複雜性。作者P.A. Daum，作為一位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生活和工作的荷蘭記者與作家，他對這片土地有著深刻的觀察。Daum（1850-1898），原名Paulus Adrianus Daum，年輕時在荷蘭學習法律，但很快轉向新聞業。1879年前往印尼，先後在爪哇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和三寶壟（今Semarang）擔任報刊編輯，並創辦了自己的報紙《荷印父輩》（Het Indisch Vaderland）。他將新聞業的敏銳觀察與報告文學的寫實手法帶入小說創作，成為了描述19世紀末荷屬東印度歐洲及歐亞裔（Indo）社群生活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經常聚焦於殖民地社會的「人上人」與「人下人」（即書名「Ups」和「downs」的隱喻），以及經濟波動、道德淪喪、種族歧視等嚴肅主題。《Ups" en "downs" in het Indische leven》便是他晚期作品中的一部，深刻剖析了殖民地白人的物質追求與精神空虛，以及不同階層、種族間的緊張關係。Daum的小說語言直接，充滿荷蘭殖民地的混合語（如使用大量馬來語詞彙），忠實記錄了當時的社會實態，儘管因其直言不諱的寫實而引起爭議，卻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畫面。

現在，讓我們循著書頁的光芒，回到那個時代，與Daum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光之場域】

時間停駐在一個慵懶的爪哇午後。濕熱的空氣穿過敞開的柚木百葉窗，帶來遠處依稀的蟬鳴和土壤的芬芳。這是一間寬敞的殖民風格書房，牆面是沉穩的深色木材，高大的書櫃裡塞滿了泛黃的書卷和整齊的報刊合訂本。一盞仍在午後光線下顯得有些黯淡的煤氣燈懸掛在天花板下。房間中央擺著一張寬大的柚木書桌，桌面鋪著光滑冰涼的皮革。桌面上散落著稿紙、鋼筆、墨水瓶，以及一些似乎是剛剛翻閱過的帳本。在窗邊，擺著兩張舒適的藤椅，藤條編織的紋理在光影下顯得格外清晰，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煙草和舊紙張混合的氣味。

斜坐在其中一張藤椅上的，是P.A. Daum先生。他穿著一件輕便的白色亞麻外套，臉上帶著記者特有的、帶著一絲看透世情的審視目光。眼窩微陷，眉骨突出，顯得深邃而疲憊。他端著一杯冰涼的紅茶，輕輕晃動著冰塊，眼神落在遙遠的花園深處，彷彿在那裡尋找著故事的靈感。

我安靜地在他對面坐下，空氣中只有冰塊輕微的碰撞聲和紙頁偶然翻動的沙沙響。

茹絲： Daum先生，感謝您願意在這個午後，與我這個來自遙遠未來的人進行這場對談。您的作品，特別是《Ups" en "downs" in het Indische leven》，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那片土地上歐洲社群的真實生活。

Daum： （轉過頭，眼神溫和，帶著一點點不易察覺的倦意）哦，未來的朋友。真實生活嗎？或許吧。我只是寫下了我所見、所聞、所想。作為一個報紙編輯，觀察和記錄是我的習慣，甚至可以說是……我的生存方式。在印尼這片土地上，生活總是充滿了戲劇性，有大起，也有大落。

茹絲： 這正是書名「Ups」和「downs」所強烈暗示的。您在書中描繪了一群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殖民者，他們的生活似乎總是在成功與失敗、榮耀與恥辱之間擺盪。這對您來說，是當時殖民地生活的普遍寫照嗎？

Daum： （輕啜一口茶，放下杯子，身體微微前傾）普遍，是的。尤其對於那些並非生來就擁有龐大產業或穩定職位的人而言。來印尼，很大的誘因就是機會。機會意味著快速致富的可能性，但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土地價格波動，作物收成不穩定，商業競爭激烈，政府政策多變……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讓人一夕致富，也可能瞬間破產。而這種經濟上的不確定性，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性格和行為，甚至扭曲了他們從歐洲帶來的價值觀。您看到了Uhlstra先生和Geber先生，他們是鄰居，也是生意夥伴，他們之間的互動，甚至婚姻，都與「五萬盾」這樣的數字緊密相連。這不是偶然，而是常態。金錢，在這片土地上擁有異乎尋常的力量，它不僅僅是財富，更是地位、尊嚴甚至道德的衡量標準。

茹絲： 書中的人物確實展現了這種被金錢和地位驅動的生存狀態。比如Geber先生，他娶Roos似乎更多是出於現實考量，尤其是他面臨土地經營困境後。而Roos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親，似乎也將這樁婚事看作一筆「好買賣」。這種婚姻觀，在當時的殖民地歐洲社群中常見嗎？

Daum： （發出一聲低沉的輕笑，帶著嘲諷）常見？可以說，這是殖民地歐洲人婚姻的常態，特別是在那些沒有顯赫背景或豐厚嫁妝的家庭中。在歐洲，婚姻或許還有浪漫和愛情的空間，但在印尼，現實的壓力要大得多。男人需要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才能立足，女人則往往將婚姻視為獲得安全感和社會認可的途徑。Uhlstra太太的性格，她在女兒婚事中的考慮，以及她對女婿Geber最初的不滿——那更多是覺得這筆「交易」不夠理想——都反映了這種現實。愛情當然存在，但在財富和地位面前，它往往被擠壓到一個非常狹小的角落，甚至被完全犧牲。你看Roos和Geber，他們的結合是基於一種務實的互利，但這並不能保證他們精神上的契合或幸福。

茹絲： 書中描寫的男性，無論是Uhlstra、Geber、Lugtens還是Markens，以及他們的兒子們，似乎都有一種追逐金錢和地位的共通性。Markens先生和他的兒子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們為了向上爬，不惜做一些可疑的事情。這是否反映了您對殖民地社會道德狀況的一種批判？

Daum： 批判？或許吧。我只是記錄了事實。您看到Markens先生，他在政府部門工作，但他為了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與商人Lugtens和Uhlstra聯手，利用職權獲取利益。這在當時並非孤例。殖民地的權力結構為腐敗提供了溫床，官員與商人之間的勾結，為了個人私利而損害公共利益，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而他們的兒子們，Freddy和Eddy，在歐洲的經歷，以及回到印尼後的行為，更是這種道德滑坡的極致表現。他們從小在優渥的環境中長大，缺乏管教，染上了歐洲上流社會的奢靡習氣，回到印尼後又無法適應，只知道尋找不勞而獲的機會。他們對待女性、對待金錢、對待他人的態度，都令人不齒。他們是那個時代一部分年輕一代的縮影，是殖民地環境和家庭教育失敗的產物。

茹絲：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Clara太太和她的女兒Lena。Clara太太的歐亞裔身份，以及她與本土母親Mama Tjang的關係，似乎為這個故事增添了另一層維度。Lugtens先生對待他的本土岳母的態度，以及Clara太太在家庭中的處境，是否暗示了殖民地社會在種族和家庭關係上的複雜和壓抑？

Daum： （嘆了口氣，眼神變得有些沉重）歐亞裔是一個非常特殊且複雜的群體。他們處於歐洲和本土社會的夾縫之中，既不完全屬於歐洲，也與本土有隔閡。像Clara太太這樣，母親是本土女性，嫁給了純歐洲人，她們往往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困境和來自歐洲社群內部的隱形歧視。Lugtens先生對Mama Tjang的態度，是對本土血統的排斥和鄙視，即使是自己的岳母，也要被安置在附屬建築中，彷彿是家庭的「污點」。Clara太太在這樣的家庭中，既要維持歐洲太太的體面，又要處理與原生家庭和本土血統的情感聯繫，這對她來說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矛盾。這本書中她後來的行為，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在這種壓抑環境下，尋找宣洩和自我價值的扭曲方式。

茹絲： 但她的女兒Lena，似乎沒有受到這種環境的過多影響，她保持了一種難得的純真和道德判斷力。她對待Mama Tjang的態度，與她的父親Lugtens先生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她與Eddy Markens的關係，也與書中其他婚姻和情感關係有所不同。您是否通過Lena這個角色，寄託了某種希望或理想？

Daum： Lena……（眼神中閃過一絲溫柔）是的，Lena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她在複雜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卻似乎擁有一種天然的清澈和善良。她能夠看到事物背後的真相，不受虛偽和功利的影響。她對Mama Tjang的愛，是對血緣和親情的自然流露，與Lugtens先生的功利和冷漠形成了強烈對比。而她與Eddy……（再次輕笑）Eddy在遇到Lena之前，是Markens家那種典型的、被寵壞的、道德淪喪的年輕人。但Lena的出現，似乎喚醒了他內心中不一樣的東西，讓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並為之努力。他們之間的關係，或許是這本書中為數不多的、帶有一絲希望和救贖色彩的情感線。它或許暗示著，即使在一個充滿「ups」和「downs」，充滿虛偽和墮落的殖民地社會，仍然存在著真誠和改變的可能性。

茹絲： 書中還有一些非常寫實甚至殘酷的情節，比如Jozef的死亡，以及Markens家兒子們的犯罪行為。這些情節是否是您對當時社會失序和暴力的一種直接呈現？

Daum： 那也是現實的一部分。殖民地的社會秩序並非歐洲本土那樣穩固，尤其是當權力被濫用、底層人民被壓榨到極致時，暴力往往是最後的爆發方式。Jozef的死，是被壓迫者的絕望反抗。而Markens兒子們的行為，則揭示了另一種暴力——來自特權階層的、不受約束的破壞欲和犯罪傾向。我在描寫這些時，力求真實，不迴避醜陋和血腥，因為這正是那個社會的另一面。光鮮亮麗的歐洲區，與陰暗混亂的本土村落和華人區，它們是並存的。

茹絲： 整部作品讀下來，感覺像是一幅殖民地社會的浮世繪，各種人物和事件交織在一起，最終許多人都迎來了或財富或地位的「down」。這種集體性的衰落，是您觀察到的趨勢嗎？還是對這種生活方式的一種隱喻？

Daum： 兩者皆有。殖民地的繁榮很多時候是建立在剝削和不穩定的基礎上的，就像空中樓閣，一場風暴就可能摧毀一切。書中這些家庭的衰落，既有個人性格和道德缺陷的原因——他們的貪婪、虛偽、享樂主義——也有時代和環境的影響。過度投機、管理不善、缺乏長遠規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算計，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導致了他們的「downs」。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們在追逐物質的過程中，失去了內心的平衡和真正的價值。這或許是我對那種過度追逐外在成功而忽略內在修養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反思吧。最終留下的，不是輝煌的成就，而是散落一地的破碎生活和難堪的現實。

茹絲： 您的作品風格非常獨特，充滿了新聞報導式的細節和口語化的表達，甚至夾雜著一些馬來語詞彙。這種風格是刻意為之，還是自然形成的？它對您描繪當時的社會生活有何幫助？

Daum： （眼神中閃過一絲光彩）這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刻意選擇的。我在印尼生活多年，日常接觸的就是這種語言環境。在報紙上，我追求的就是真實和貼近讀者。寫小說也是一樣，我希望能捕捉到當時人們真實的說話方式和生活細節。馬來語詞彙的使用，是為了增加作品的在地感和寫實性，讓讀者彷彿身臨其境。我相信，細節的力量是巨大的，通過對服飾、飲食、居住環境、以及人們日常對話的描寫，比直接告訴讀者「他們很有錢」或「他們很虛偽」要更具說服力。這也是我作為記者的一種習慣吧，觀察，記錄，呈現，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和判斷。

茹絲： 書中許多情節和人物關係，讀來令人感到荒謬甚至有些超現實。比如Markens家對待Freddy和Eddy的態度，以及他們最終為了金錢和地位促成的婚姻和賭博。這是否也是您在殖民地生活中感受到的荒誕感的一種投射？

Daum： （再次輕笑，這次的笑聲帶著更多的疲憊）荒謬？是的，生活本身常常比小說還要荒謬。在殖民地，許多歐洲本土看似牢不可破的道德和社會規範，在這裡變得模糊甚至失效。為了利益，人們可以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說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話。父母對孩子的溺愛和縱容，為了社會地位而犧牲兒女的幸福，為了金錢而罔顧倫理，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我只是將這些現實濃縮和誇張，或許是為了讓讀者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荒誕和悲哀。那些在歐洲受過教育、應該代表文明的人，在殖民地的特殊環境下，往往會展現出他們最不堪的一面。你看Markens夫婦，他們在乎體面，但在私下裡，他們卻對兒子的不端行為視而不見，甚至為其辯護。這種反差本身就是一種荒謬。

茹絲： 最後，關於書中結尾，雖然許多家庭走向了衰落，但Eddy和Lena的結合，以及他們決定承擔家庭責任的選擇，似乎為故事帶來了一絲不同的色彩。您認為他們能否在這樣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Daum： （沉思片刻，望向遠處的花園，光影斑駁）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吧。他們確實展現了不同於前輩的品質：Eddy開始認真工作，Lena擁有清澈的道德觀念。他們的結合，不是基於金錢或地位的算計，而是基於情感和共同承擔責任的意願。這或許是殖民地社會中，年輕一代身上出現的一些新的可能性。但環境的力量是強大的，周圍仍然是那些沉淪的前輩和虎視眈眈的現實。他們能否在「downs」的大環境中維持自己的「ups」，這既取決於他們的堅守，也取決於命運。我無法給出確定的答案，我只是描繪了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所做出的選擇。希望……或許總是要有的，不是嗎？（他再次端起茶杯，眼神中的疲憊似乎又加深了一點）

茹絲： 感謝您，Daum先生。您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考素材，也讓我們對那個遙遠的時代和生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Daum： （微笑道）這是我的榮幸。願文字的光芒，能穿透時空的阻隔，抵達每一位願意傾聽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