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光之對談」透過莫利·羅伯茨（以 J.H. 身份）的視角，深入探索了英國作家亨利·梅特蘭（喬治·吉辛）充滿悲劇色彩的私人生活與文學歷程。對談聚焦於他早年的學業輝煌與突來災難、艱困的寫作生涯、災難性的婚姻關係、對古典文學與義大利的熱愛、與朋友的深厚情誼，以及他複雜矛盾的性格。文字風格結合了瑟蕾絲特的文學溫情與 J.H. 的寫實沉鬱，展現了這位困頓天才筆尖下的真實與靈魂深處的光芒，以及朋友對其生命真相的堅守。
啊，您想與《亨利·梅特蘭的私人生活》的作者進行一場「光之對談」呀！這本書，像一本褪色的老照片集，捕捉了文字世界裡一位獨特靈魂的幽微光影。身為光之居所的占卡師瑟蕾絲特，我很樂意引領您穿越時光，與那位將回憶注入筆尖的說書人相會。
這本書由莫利·羅伯茨（Morley Roberts, 1857-1942）所著，但它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傳記。它的開篇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由 J. H. 口述的記錄」，再由羅伯茨修訂和編輯而成。J. H. 實際上是羅伯茨本人的化身，而書中這位充滿爭議、才華橫溢卻一生困頓的亨利·梅特蘭，則是羅伯茨摯友、英國作家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1903）的寫照。
這本於 1912 年出版的作品，一問世便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不僅因為其半紀實半虛構的體例，更因為它以近乎殘酷的誠實，揭露了文學天才背後的貧困、掙扎與個人災難。羅伯茨以 J. H. 的視角，追溯了梅特蘭（即吉辛）從少年時期的輝煌前景，到因一次不幸的事件而輟學入獄，再到他在倫敦底層為生存和寫作苦苦掙扎的漫長歲月。書中細膩地描寫了他與兩位妻子（瑪麗安·希爾頓和艾達·布倫特）的悲劇性婚姻，以及第三位伴侶（泰瑞莎·艾斯皮內爾）帶來的短暫慰藉。
羅伯茨，這位本身也是小說家、探險家和旅行家，在書中透過 J. H. 的眼睛，呈現了一個活生生的梅特蘭——他對古典文學的熱愛、對語言韻律的癡迷、對貧困和虛偽的憎惡、對人生意義的探尋，以及他在現實困境中的脆弱與韌性。這本書不僅是對一位朋友的深情回憶與辯護，更是對當時英國文學界生態、社會階級差異以及藝術家生存狀態的深刻寫照。它挑戰了維多利亞時代盛行的虛偽與矯飾，堅持以寫實的筆觸，呈現生命最真實、最原始的面貌，即使那面貌是痛苦且令人不安的。羅伯茨（作為 J. H.）不避諱梅特蘭的弱點和錯誤，他認為真正的傳記應該是誠實的，即使這會冒犯某些人。這本書的價值，恰恰在於它捕捉到了梅特蘭作為「人」而非「雕像」的本質，是他那破碎卻依然閃爍著智慧與情感光芒的「私密生活」。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時光輕柔地撥回到莫利·羅伯茨先生（或此刻我們稱他為 J.H. 先生）完成這本特殊記錄後不久的一個倫敦的深秋夜晚。雨絲細密地敲打著窗戶，為這間位於切爾西丹弗斯街上、並不寬敞卻因書本而顯得溫暖的房間，奏起低沉的背景音樂。空氣中混合著舊書、潮濕泥土和壁爐裡燃燒的木柴的氣味。壁爐裡的火光搖曳，在堆滿書籍的牆壁上投下跳動的影子。桌上攤著幾頁手稿，旁邊是一杯涼掉的茶和一疊泛黃的信件。
J.H. 先生，頭髮有些凌亂，臉龐因歲月和思考刻畫出深邃的線條，他正坐在椅子上，手中緩緩摩挲著書稿的邊緣，眼神穿過窗戶，望向窗外朦朧的夜色，彷彿能穿透雨幕，看到遙遠的皮里牛斯山脈，看到那長眠於異鄉的朋友。房間裡很靜，只有壁爐發出的輕微噼啪聲，以及窗外雨聲的低語。他似乎並未注意到我的存在，只是沉浸在回憶的潮水中。
我靜靜地走向他，輕聲開口，像是在呼喚一縷漂泊的思緒。
瑟蕾絲特：J.H. 先生，您好。這個夜晚很適合回憶，不是嗎？窗外的雨聲讓我想起書中您與亨利在伊斯特本的那段時光，那段伴隨著電報和刻薄寒風的旅程。您此刻看起來，彷彿梅特蘭就在您眼前……您為何決定以這樣獨特的方式，記錄下他的故事呢？
J.H.：(轉過頭，眼中閃過一絲驚訝，隨即恢復了平靜。他輕輕嘆了口氣，聲音低沉，帶著些許沙啞，卻充滿了力量，如同那些在困境中淬煉出的文字) 哦，是你啊。是的，這個夜晚……總是讓人想起許多事。你說得很對，我常常感覺他就在附近，就在這些書頁之間，就在我的記憶深處。至於為什麼要寫……（他看向桌上的書稿，眼神複雜）這本書，你知道，不是我一個人的作品。是 J.H. 口述的，我只是個記錄者，是編輯。但說到底，J.H. 也是我。我必須記錄，必須編輯。
瑟蕾絲特：必須？這聽起來像是某種沉重的召喚。
J.H.：是的，召喚。他走後，有太多關於他的誤解、太多的無知評論。人們只看到表面的文字，卻不了解藏在文字背後的那個活生生的人，他經歷過的火焰與深淵。那些想要寫他傳記的人，大多只會寫些無趣的溢美之詞，或者根本無法觸及他最核心的痛苦。可對一個文人來說，個人層面才是唯一真正有價值的部分！那些表面的成就、社交的風光（雖然他幾乎沒有這些），都不如他如何生活，如何感受，如何被命運雕琢來得重要。
瑟蕾特：所以，這是一種責任？對朋友的責任，對真相的責任？
J.H.：也可以這麼說。梅特蘭他自己也曾多次對我說，如果他先離世，希望我能寫下他的生平，而且要「講述完全和絕對的真相」。他甚至允許我將他的經歷作為小說的主角。他知道自己的人生經歷或許能對世人有所啟發，或許能讓一些人免於遭受他所經歷的痛苦。這本書，就是履行這個承諾。
瑟蕾絲特：您在書中提到，他覺得自己「被送入地獄是為了拯救靈魂」。這句話既像是一種強烈的自我認知，又帶有一絲宗教般的犧牲色彩。您是怎麼理解他這樣的心境的？
J.H.：(他的手指輕輕叩擊著桌面) 他這麼說，是因為他的人生確實充滿了地獄般的磨難。從年輕時那次可怕的事件開始，他的人生軌跡就完全改變了。他經歷了極度的貧困、家庭的災難、身心的折磨。但他同時又是一位如此熱愛古典學、熱愛美、熱愛智慧的人。這種內在的渴望與外在的粗礪現實之間的巨大衝突，讓他彷彿置身煉獄。他或許覺得，如果他的故事能被講述，如果人們能從他的失敗和痛苦中學到些什麼，那麼他所遭受的一切就不是毫無意義的。那是一種……一種將個人的悲劇昇華為普遍教訓的願望。但他的悲觀主義又讓他不確定這是否有用。
瑟蕾絲特：您對他早年與瑪麗安·希爾頓小姐的關係描述得如此細膩，即使只是基於聽聞和推測。您當時作為朋友，是抱著怎樣的心情看著他步入那段關係的泥沼的？您在書中寫到，您直覺認為那是場災難。
J.H.：(他的眼神變得有些遙遠，彷彿回到了那個遙遠的摩爾漢普頓) 那個年輕的梅特蘭，他是個如此聰明、如此有前途的男孩，卻對人情世故如此無知。當他給我看那張照片，告訴我那女孩的事，說他甚至想娶她時……我的心沉了下去。那不是道德上的判斷，而是一種純粹的、本能的對危險的感知。他當時連自己都照顧不好，又怎麼可能「拯救」另一個在深淵邊緣掙扎的靈魂？我盡了一切努力去勸阻他，寫信、當面懇求，但你看，那都沒用。他當時的行為，一半是年輕的衝動，一半是病態的理想主義在作祟。他被那種「我想把她拉出泥潭」的念頭攫住了。唉，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那段關係如同一道無盡的傷口， Drain his life-blood。（吸乾了他的生命之血）。
瑟蕾絲特：那場大學裡的偷竊事件，對他來說是怎樣的打擊？您提到那是您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巨大的衝擊。
J.H.：(他的臉色變得有些陰沉) 當然是巨大的打擊，是他人生的第一個斷裂點。你得了解，他當時在學校裡是多麼耀眼的存在，是所有人寄予厚望的天才。然後，一瞬間，一切都毀了。那不僅僅是名譽掃地，更是對他未來學術道路的徹底斷絕。他本該是大學裡的學者，在書本和古籍的世界裡遨遊，但他卻因為那件事，永遠地被「流放」了。那是他永遠無法擺脫的陰影，即使多年後，他避開倫敦的社交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害怕有人會舊事重提。那是他心靈上的一個巨大創口。
瑟蕾斯特：您與他在倫敦重逢，那段在丹弗斯街單間或他在庫伯蘭公寓的日子，雖然清貧，卻充滿了文學和智慧的對談。您提到他那口裝著各種食物的「吉普賽人的鍋」，那幅對焦煤、開銷斤斤計較的生活圖景，與他對希臘韻律、古羅馬、義大利的熱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是一種怎樣的生存狀態？
J.H.：(露出一個複雜的微笑，像是回憶起那些既艱難又珍貴的時光) 啊，那口鍋！那是我們貧困生活的生動寫照。你知道，我當時自己也常常挨餓。我們兩個人，一個從澳洲荒野歸來，一個從美國掙扎求生，都在倫敦這個巨大的漩渦裡尋找立足之地。我們的生活條件簡陋得令人難以置信，餐餐精打細算。但當我們坐下來，談論希臘悲劇的合唱、拉丁詩歌的韻律、或者朗讀華爾特·薩維奇·蘭道爾的散文時，一切物質上的困窘似乎都消失了。那是我們心靈的盛宴。他對那些古老世界的熱愛，是如此真摯、如此深邃。那是他精神上的避難所，是他靈魂真正的歸宿。他渴望義大利，渴望陽光、色彩和古典遺跡，那與倫敦的灰暗、貧困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寫小說是為了糊口，是迫於生計的「Pot-boiler」（為錢而寫的作品），但他對古典世界的描寫，對歷史人物的理解，才是他真正的天賦所在。那段時光，雖然清苦，但因為有了共同的文學熱情和彼此的支持，也變得有了非凡的意義。我們在貧困中尋找美，在現實的粗糙中雕刻智慧。
瑟蕾絲特：您描述他對文藝復興時期的興趣不大，卻認為他「本質上是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一個純粹的人文主義者」。這是否暗示著，他對復興後的「成果」不如對「復興的過程」本身更感興趣？或者說，他身上那種對古老智慧的追尋、對個人潛力的開發（儘管被現實壓制），才真正體現了文藝復興的精神？
J.H.：(點點頭，眼中閃爍著贊同的光芒) 沒錯，你抓住了關鍵。文藝復興是什麼？是重新發現古希臘羅馬的輝煌，是人文精神的復甦。梅特蘭正是這樣一個人。他對中世紀的「晦暗」毫無興趣，他眼裡只有古典時代的光芒。他用自己的心靈重新「發現」了雅典和羅馬。他的思想、他的審美、他對知識的渴望，都根植於那個偉大時代。他之所以對文藝復興時期本身不那麼感興趣，或許是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就活在一個類似的時代，一個需要從過去汲取力量來對抗當下「晦暗」的時代。他就是那個在現代世界中，依然懷抱著古典理想的「人文主義者」。如果他生在文藝復興盛期，毫無疑問會與佩脫拉克那些偉大的人物並列。
瑟蕾絲特：您提到他性格中的「軟弱」與「固執」並存，尤其是在處理與出版商以及感情關係上。這種看似矛盾的特質，是如何影響他的人生的？特別是您試圖阻止他第二次婚姻時，他那種「已經走了太遠，無法回頭」的反應。
J.H.：(緊皺眉頭，語氣中帶著遺憾) 這是他最令人痛心的一點。他有著極高的智慧和敏感度，能看清事物的本質，甚至預見災難（就像他在《帕特諾斯特羅》中預言了自己的婚姻）。但在實際行動中，他卻常常缺乏力量。面對出版商的不公，他明知被剝削，卻因為害怕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而不敢強硬要求；面對個人關係的困境，他明知選擇是錯的，卻因為一念之差或是一種扭曲的榮譽感而選擇繼續。阻止他第二次婚姻的嘗試，是我能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我搬出我們共同的過去，搬出他從第一段婚姻中解脫後的痛苦與解脫，但他的反應卻是那種令人絕望的、被動的固執——「我已經答應了，不能反悔」。這不是堅強，而是軟弱的另一種形式，是害怕衝突、害怕改變的表現。他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源於這種內在的矛盾：清晰的頭腦，卻沒有與之匹配的行動力。
瑟蕾絲特：您在書中毫不諱言地談論他的健康問題，特別是肺部和消化系統的困擾。您認為這些身體上的痛苦與他內心的掙扎、生活的不順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繫？是身體拖累了精神，還是精神的壓力侵蝕了身體？
J.H.：(他緩緩地搖了搖頭) 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他的生活環境極度惡劣，食物匱乏且粗劣，這是直接導致他健康問題的原因之一。長期的壓力和焦慮，無休止的寫作勞動，也必然會削弱他的身體。他自己也說過，他那種一天寫八小時、近乎自毀式的工作方式，遲早會拖垮他。但他為什麼要那樣工作？是因為貧困的壓力，是因為要供養家庭，是因為只有通過工作才能暫時忘卻痛苦。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身體的病痛加劇了他的悲觀和焦慮，而精神的重負又讓他的身體更加脆弱。當我說他需要休息、需要更好的食物時，他卻常常陷入新的困境。直到最後在皮里牛斯山，食物問題再次引發危機，才將他推向了生命的終點。
瑟蕾絲特：他對現代社會的態度充滿了厭惡與悲觀，視自己為「流亡者」。這種情緒是否也體現在他對文學評論界的看法上？他似乎對那些評論家充滿了不滿和輕蔑。
J.H.：(發出一聲短促的、沒有笑意的氣音) 評論家？哼。他認為他們大多是無知的，是無法理解他的世界的。他寫的是現實的殘酷，是普通人（特別是貧困文人）的掙扎，但他卻常常被指責為「粗俗」、「不真實」、「誇大其詞」。就像他反駁那位評論家時說的，人們只願意看到表面的東西，不願意深入探討。他感到孤獨，感到不被理解。他將自己置於一個「流亡者」的位置，一部分是因為現實將他推到了那裡，一部分也是他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拒斥。他愛英國文學，愛古老的英國，但對當下的英國社會和文化，卻充滿了幻滅感。評論家，在某種程度上，只是這個令他失望的世界的一個縮影。
瑟蕾絲特：您在書中提到，他對人類學家弗雷澤博士的《金枝》很感興趣，特別是書中對基督教教條的旁敲側擊。這與他對宗教和形而上學的迴避態度似乎有些矛盾。這是否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傳統信仰的反叛，即使他拒絕系統地思考這些問題？
J.H.：(沉吟片刻) 這並不矛盾。他迴避的是那些宏大、抽象、無法驗證的形而上學問題，因為那些會讓他「精神不安」。他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也缺乏處理這些複雜概念的「形而上學的工具」。但他對《金枝》感興趣，是因為弗雷澤以一種學術研究的方式，揭示了宗教習俗的源頭，隱晦地動搖了傳統教條的基礎。這不是直接的「思考」宗教本身，而是通過研究「現象」來達到一種批判。這符合他「不思考，但質疑其根源」的方式。而且，弗雷澤對基督教的旁敲側擊，也符合他內心深處對當時主流道德觀念和宗教偽善的厭惡。他或許無法給出答案，但他能敏銳地捕捉到「問題」的存在。
瑟蕾絲特：您形容他與第三位伴侶泰瑞莎·艾斯皮內爾小姐的關係，像是「命中註定的希望」，甚至願意支持他冒險「假結婚」。您在她身上看到了什麼，讓您覺得她能給梅特蘭帶來平靜與幸福，這是前兩段關係所缺乏的？
J.H.：(臉上終於浮現出一絲溫暖的微笑) 泰瑞莎……啊，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美麗、有教養、有智慧、有藝術品味，還有一副最動聽的嗓音。她理解梅特蘭，欣賞他的才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的困境。這與前兩任完全不同，她們與他的精神世界是完全隔絕的。泰瑞莎是真正能與他在精神上產生共鳴的人。我知道「假結婚」這個決定充滿了風險，但當時的梅特蘭，在經歷了那麼多痛苦後，非常需要這樣一個溫暖、理解的伴侶。我看到她願意為他承受的風險，看到她帶給他的那種久違的平靜和慰藉。那是他一生中，除了早年的學術榮光和與朋友的交談之外，最接近「幸福」的時刻了。雖然最後因為各種原因（包括他的健康和對食物的「固執」）再次出現波折，但那段與泰瑞莎在法國和瑞士的日子，無疑是他人生中難得的「光」，即使那光芒最終也未能驅散所有的陰影。
瑟蕾絲特：您在書的結尾，如此沉痛地談論梅特蘭的去世，以及隨後關於他宗教信仰的爭議。那種「神學禿鷲」的比喻，反映了您對某些人消費逝者名譽的憤怒。對您來說，維護朋友的「真相」為何如此重要，甚至不惜與教會和媒體對抗？
J.H.：(語氣變得嚴肅而低沉，壁爐裡的火光映照出他眼中的堅定) 那不是關於宗教信仰本身，那是關於誠實，關於一個人一生所堅持的原則。梅特蘭他或許悲觀，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弱點，但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對知識和思想誠實的人。他明確地拒絕了那些教條式的信仰，這是他經過思考（或者說，是經過「拒絕思考」）後做出的選擇。而那些「神學禿鷲」，卻試圖在他臨終、意識不清時，將他拖入他們所謂的「羊圈」，然後公然宣稱他「皈依」了。這是對逝者的侮辱，是對他一生堅持的踐踏！他無法為自己辯護了，作為他的朋友，我有責任站出來，像保護他生前的名譽一樣，保護他死後的真相。即使那真相在某些人看來並不「美好」，但那是他的真相。這是對友誼的忠誠，也是對誠實的堅守。他一生都在與各種虛偽和矯飾作鬥爭，我不能讓他死後被這些東西玷污。
瑟蕾絲特：您對《巴茲爾》（Basil）這本書的評價充滿了惋惜。您認為那不是他真正應寫的作品，即使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您認為梅特蘭最大的悲劇，在於他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天性，去寫那些他並不真正熱愛、或不適合他天性的作品？
J.H.：(點頭，語氣中充滿了深切的遺憾) 是的，這是他最大的悲劇之一。他的靈魂屬於古典學，屬於歷史，屬於對古老世界和文字本身的探索。就像《大希臘》那本書所展現的，那才是他真正閃光的地方。寫小說，尤其是有時為了生計而寫那些「現實主義」的作品，對他來說是一種扭曲，一種對抗天性的努力。他可以在憤怒、厭惡的驅使下寫出強有力、充滿諷刺的作品（比如那些倫敦底層的故事），因為那種情緒與他內心的痛苦產生了共鳴。但當他試圖將他珍愛的、屬於古典世界的題材（比如《巴茲爾》）硬塞進小說這種形式時，就顯得吃力不討好。他有學者的嚴謹，卻不是天生的說書人。他的悲劇，就在於他擁有一雙能看見古老世界光芒的眼睛，卻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描繪一個他厭惡的現代世界，即使他因此創造出了獨特的風格。
瑟蕾絲特：回顧梅特蘭先生的一生，您覺得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記是什麼？無論是作為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
J.H.：(壁爐的火光在漸漸熄滅，房間的光線暗了下來，他靜默了許久) 最深刻的印記……我想，是那種在極端困境中，依然對知識、對美、對文字保持著近乎病態的熱愛和追求。他是一個破碎的人，一個被命運重創的人，但他從未放棄過他對文學的信仰，即使那信仰有時顯得悲觀而孤獨。他的作品，特別是他那些最真實、最痛苦的描寫，是那個時代貧困文人真實生存狀態的見證。他沒有成為他本該成為的學者，但他以另一種方式，用他的筆，用他的痛苦，雕刻出了屬於他自己的、雖然沉重卻依然閃爍著光芒的印記。他提醒我們，在光鮮亮麗的文學殿堂之外，還有無數個在黑暗中掙扎、為一個字、一個句子、為下一頓飯而煎熬的靈魂。他的印記是痛苦的，卻也是真實的。
瑟蕾絲特：謝謝您，J.H. 先生。這是一場深入靈魂的對談。通過您的回憶，我們似乎也看到了亨利·梅特蘭先生的「私人生活」裡，那些被忽略的色彩、那些深刻的陰影，以及他內心那份對古老世界不熄滅的光芒。
J.H.：(他點點頭，語氣帶著疲憊，卻又像是了卻了一樁心事) 希望我的這些絮叨，能讓你，也能讓讀到這份記錄的人，對他有更真實的了解。他值得被記住，不只是因為他的書，更是因為他這個人，他所經歷的一切。
（J.H.先生重新拿起桌上的書稿，輕輕拍了拍，又將目光投向窗外漸歇的雨幕。房間裡的光線愈發幽微，只剩下壁爐裡最後一點餘燼發出微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