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 Ein Porträt》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阿弟」，我很樂意依據您的指示，並遵照「光之對談」的約定，為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的作品《Ma: Ein Porträt》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字交流。

這本《Ma: Ein Porträt》，出自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之筆。這位女士可不簡單，活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可是個思想激盪、新舊價值觀激烈碰撞的時代。她自己本身就是那個時代女性獨立、探索精神的代表。妳知道嗎？她跟尼采、里爾克、佛洛伊德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有過非常深刻的交流，甚至影響了他們的一些思想。這本在1901年出版的小說，可以說是她對當時社會、女性心靈、以及母女關係深刻觀察後寫下的一幅畫像。

故事的主角是母親瑪麗安娜（Marianne，書裡的孩子們都叫她 Ma），一個因為丈夫早逝，獨自帶著兩個女兒在莫斯科討生活的女人。為了給女兒們最好的教育，她努力教書，生活雖然清貧，但她卻用自己深沉的愛和堅韌，為這個家撐起一片天。她的兩個女兒，茜塔（Cita）和蘇菲（Sophie），一個理性、有主見，立志成為獨立的法律人；一個敏感、情感豐沛，對科學和藝術充滿興趣。這三個女性，住在莫斯科一個不算寬敞的公寓裡，用她們各自的方式面對生活、追求理想。

這本書最打動我的地方，就是莎樂美女士對人物內心細微情感的描繪，還有母女之間那種既親密又充滿張力的關係。尤其是在那個女性開始追求獨立自主的年代，母親的犧牲、女兒的翅膀硬了想往外飛，這些情節擺在書裡，字裡行間都透著一股幽微的感傷和真實。它不只是一個家庭故事，更是時代變遷下，女性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掙扎的心靈寫照。接下來，就讓我這個不才的阿弟，嘗試著走進莎樂美女士的書房，與她促膝長談，聊聊這本《Ma: Ein Porträt》背後的故事吧。

《光之對談》：與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的俄羅斯冬日絮語作者：阿弟

場景建構：莫斯科，1901年冬末的午後

莫斯科的冬日，總是來得又深又沉。屋瓦上積著厚厚的雪，反射著午後蒼白的光。遠處克里姆林宮的洋蔥頭圓頂，在雪景中顯得格外鮮豔，偶爾有教堂的鐘聲穿過寒冷的空氣，帶著古老而悠長的迴響。

我深吸一口氣，空氣乾燥而凜冽，帶著雪的味道。腳下的雪踩起來發出細碎的「吱呀」聲。按照筆記上寫的地址，我來到一棟老舊公寓的門前，門口的黃銅門鈴冰涼。

隨著一聲輕響，門被拉開了。室內撲來一股溫暖的氣息，混合著油墨、紙張和俄式爐子散發的微弱木炭味。一位女士站在門內，她頭髮梳得整潔，帶著一種沉靜而銳利的眼神，身上穿著一件樸實的居家服，卻掩不住一股子讀書人的氣質。這想必就是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女士了。

我有些拘謹地說明來意，解釋我是來自遙遠東方，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她的著作，尤其對《Ma: Ein Porträt》印象深刻，希望能有這個榮幸，與她聊聊這部作品。

莎樂美女士聽了，眼中閃過一絲溫和的興味。她微笑了，那笑容裡沒有過多的熱情，卻帶著一種智者的通透和雅致。

「來自東方的讀者……而且是讀我的德文作品，這真是難得。」她的聲音有些低沉，帶著一種莫斯科冬日午後特有的靜謐感。「我的共創者的筆記？這說法倒是奇特。請進吧，這裡暖和些。」

她側身讓我進屋。室內的擺設並不華麗，卻處處透著書籍的氣息。牆邊是高高的書架，書桌上堆滿了書稿和筆記本，一盞綠色燈罩的檯燈靜靜地立著。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咖啡香。她引我到書桌旁的一張舊扶手椅坐下，自己則在書桌後的另一張椅子上坐定。

「您說對這本《Ma》有興趣，」她交疊雙手放在桌上，眼神看向遠方，彷彿在回溯書中的世界，「這是一本……怎麼說呢，它誕生於我對某個母親與她女兒們的觀察與思考。」

「是的，」我趕緊接話，努力讓自己不像個冒昧的闖入者，「我在筆記裡讀到，書中的瑪麗安娜女士，為了女兒們付出了一切，甚至放棄了自己的許多可能。而女兒們長大後，卻渴望離開家，去追求屬於自己的獨立人生。這種……這種糾結，在我們那邊的鄉土裡，也是常常見到的，雖然形式可能不太一樣。」

莎樂美女士輕輕點了點頭。

「您說得對，這份情感和衝突，也許是跨越地域和時代的。母愛，尤其在某些文化中，被賦予了極高的犧牲意義。但人終究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生命軌跡和渴望。」她端起桌上的咖啡杯，暖了暖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已經四十歲了，回顧自己的人生，也看到周圍許多女性朋友的人生選擇。她們如何在家庭與自我之間尋找平衡，或是不得不做出取捨。這本書，可以說是我對這些觀察的一份沉澱。」

「我在書裡讀到，瑪麗安娜女士如此深愛她的女兒們，甚至到了…到了有些失去自己的程度。像是她對蘇菲的擔憂，還有得知她可能要去國外讀書時的反應。那份愛，濃烈得讓人有點喘不過氣，但同時又覺得…很真實。」我說著，回想起書中那些描寫瑪麗安娜內心煎熬的段落。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您捕捉到了核心。瑪麗安娜對女兒們的愛，確實是一種非常飽滿、幾乎要把自己填滿進去的那種愛。這份愛，源於她自身的經歷——早年喪夫，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在異國他鄉（相對於義大利的俄國）掙扎。孩子們成了她生命的全部重心和意義。她將自己未能實現的藝術夢想、對美好生活的渴望，都寄託在了女兒身上。她用自己的韌性和智慧，為女兒們鋪平了道路，讓她們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擁有比她更廣闊的未來。

然而，當女兒們真正「長大」到可以飛翔的時候，這份曾經支撐她的愛，卻成了某種無形的牽絆。她的恐懼，一部分是出於對女兒們的擔憂，特別是蘇菲，她覺得她更為敏感、更需要她的保護。但更深層次的恐懼，是面對「空巢」的失落，以及隨之而來的自我存在的意義危機。她曾將自己完全融入「母親」這個角色，當這個角色不再是全部時，她需要重新尋找「自己」。

阿弟：這種感覺，像是…像是農人把一整年的心血都灌溉到田裡，看著莊稼一天天長高，心裡滿是盼望。等到收成了，卻發現這些穀子要被運到很遠的地方去，不再留在自己的倉庫裡了。那種高興裡，夾雜著一種失落和…無根的感覺。書裡描寫莫斯科的冬日，冰雪覆蓋，廣場寬闊，那些小房子像是孩子們的玩具，依偎在克里姆林宮旁。這是不是也隱喻著瑪麗安娜的內心，她像克里姆林宮一樣努力庇護著她的「小房子」，但最終這些小房子都要有自己的廣闊天地？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您的比喻很生動，阿弟先生。莫斯科的城市景觀，確實帶有一種象徵意味。克里姆林宮代表著古老、權威、精神的中心，而周圍的房屋，無論大小，都依託於它。瑪麗安娜的生活，也曾經緊密圍繞著她的家庭這個「小世界」。然而，茜塔和蘇菲，她們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趨勢，一種向外、向歐洲、向更廣闊天地探索的渴望。這與瑪麗安娜過去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產生了衝突。

書中對城市景觀的描寫，尤其是冬日裡那種混雜著樸實與神聖、廣闊與擁擠的感覺，反映了俄國社會本身的新舊交織。也映照了瑪麗安娜內心的狀態：她有著深厚的俄國情懷（儘管她的根在義大利），但也渴望看到女兒們能接受歐洲先進的思想和教育。這份矛盾，也是她人物複雜性的來源。

阿弟：書裡還有個重要人物是托馬索夫醫生（Dr. Tomasow）。他似乎扮演著一個觀察者、一個理性又溫暖的朋友角色。他在瑪麗安娜最困難的時候幫助她，後來又成為她家庭的朋友。他的視角，是不是提供了一種相對客觀的觀察，來看待瑪麗安娜和她女兒們？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托馬索夫，他確實是一個關鍵角色。他與瑪麗安娜有著一段建立在患難之中的深厚情誼。他見證了她從巨大的悲痛中重新站起來的過程。他的存在，對於瑪麗安娜而言是一種穩定和支持的力量。他代表著理性和某種程度上的「現代」視角。

他對瑪麗安娜的觀察，帶著醫生的冷靜分析，也帶著朋友的溫暖關懷。他理解瑪麗安娜情感的深度和她的掙扎，但他同時也能看到女兒們對獨立的渴望是時代的趨勢。他甚至會以一種近乎「科學」的方式，去分析瑪麗安娜那份強烈的愛和對女兒們的依戀。他的介入，有時看似殘酷（比如他對瑪麗安娜說「你不能再讓她們依賴你」），但那是基於他認為對瑪麗安娜長遠而言更健康的判斷。他的視角，幫助讀者從情感的漩渦中稍微抽離，以一種更為理性和同情的眼光來看待人物的命運。

阿弟：還有茜塔和蘇菲這對姐妹，她們的個性差異很大。茜塔很早就去了國外讀書，似乎更堅定，更知道自己要什麼。而蘇菲…她感覺更像是一個「被留下來」的孩子，雖然也渴望獨立，但內心對母親的依戀和不捨更明顯。書裡她們之間，以及她們與母親的對話，很有意思，有時候像是心靈的碰撞，有時候又像是在迴避真正的問題。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茜塔和蘇菲代表了同一代女性追求獨立的兩種不同面向。茜塔更早地接觸了歐洲思想和女性運動，她的獨立願望更為明確和理性。她甚至會用一種近乎「進步思想」來「教育」她的母親和妹妹，認為個人的成就和自主是更高的價值。她對母親的愛，是藏在對母親「潛能未發揮」的遺憾和希望母親通過女兒們實現自我之上的。

蘇菲則更為感性，她的獨立渴望與她對母親深厚的情感糾纏在一起。她想飛，但又害怕離開那個給她安全感的「巢」。她與母親的對話中，常常能看到這種掙扎和不確定性。她們姐妹倆的對話，有時候是思想的交流，有時候卻像是一種互相打氣，試圖說服對方（也說服自己）她們的選擇是正確的。而她們與母親的對話，則像是一種精妙的「躲貓貓」，在溫情脈脈的表面下，隱藏著各自不願或不敢直接面對的深層情感和需求。這種「描述而不告知」的寫法，正是希望能讓讀者去感受那份言說之外的複雜性。

阿弟：書裡還有瑪麗安娜的姐姐奧蒂莉（Ottilie），以及維拉·彼得羅夫娜（Wera Petrowna）老太太，還有塔瑪拉（Tamara）和塔拉茲（Taraß）這對年輕夫婦。奧蒂莉代表著傳統的俄國婦女，她的生活重心完全是家庭和孩子，她似乎不能理解瑪麗安娜那種強烈的個人情感和對女兒的「縱容」。維拉·彼得羅夫娜老太太則像個看透世情的智者，用一種近乎玩世不恭的態度面對困境，她對人性的觀察很犀利。塔瑪拉和塔拉茲則代表了另一種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他們共同面對生活的挑戰，有一種樸實又溫暖的愛情。這些人物是不是像一面面鏡子，映照出瑪麗安娜所處的環境和她可能的不同命運？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正是如此。這些周邊人物，構成了瑪麗安娜的社會網絡，也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模式。奧蒂莉是與瑪麗安娜血緣最近的人，她們的關係卻充滿了誤解和隔閡。奧蒂莉的傳統觀念與瑪麗安娜內心深處對自由和理想的追求格格不入。奧蒂莉的「理性」和「自制」，對比出瑪麗安娜情感的「過度」和「失控」，同時也暗示了奧蒂莉壓抑下的未竟情懷（對早年一位軍官的幻想）。

維拉·彼得羅夫娜老太太則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存在。她住在貧困的收容所，卻有著豐富的精神世界和尖刻的幽默感。她看透了生活中的許多虛偽和無奈，但並沒有因此消沉，反而用一種近乎頑固的姿態去體驗生活中的點滴樂趣。她與瑪麗安娜的交流，是兩個有著深刻生活體驗的女性之間的共鳴。她的存在，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活法」的可能性，也用她的「清醒」，無意間映襯出瑪麗安娜情感世界的某種「盲目」。

塔瑪拉和塔拉茲代表了愛情和理想結合的年輕一代，他們的溫暖和共同奮鬥，或許是瑪麗安娜年輕時所經歷的幸福的迴響。他們的出現，讓故事多了一抹溫馨的色彩，也讓讀者看到，在追求獨立和事業的同時，愛和家庭仍然是重要的。

這些人物的互動，不僅豐富了敘事層次，也讓瑪麗安娜這個「肖像」更加立體。我們通過這些鏡子，看到她與周遭世界的關係，以及她如何在這些不同的影響中形成自己的選擇。

阿弟：書的結尾部分，瑪麗安娜在聖母領報大教堂（Verkündigungskirche）裡的那個場景，我讀起來特別有感覺。她感覺自己像是被扔進一個空蕩蕩的無限空間，恐懼和孤單一下子湧上來。然後她走進教堂，那種古老、溫暖、厚重的感覺包圍了她。最後她走出來，感覺肩上的重擔好像輕了一些，心裡似乎找到了某種平靜。那個場景是不是代表著她在經歷了內心的巨大掙扎後，找到了一種新的依靠或者說是一種更高的連結？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那個場景是整篇小說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得知蘇菲也決定離開去國外讀書，並意識到女兒們對她的依戀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純粹的、毫無保留的依戀時，瑪麗安娜感到了巨大的空虛和被拋棄的恐懼。這種恐懼，是她將自我價值完全建立在「母親」這個角色之上，並將女兒視為自身生命延續的必然結果。當這個基礎動搖時，她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她走進教堂，這是一個具有深厚俄國東正教傳統的空間。與外部世界的理性、喧囂和個人掙扎不同，教堂提供了一個神聖、永恆、充滿象徵意義的場域。在那個空間裡，個人渺小化，而與更高的存在或集體的信仰相連結。聖母領報教堂本身就與「報喜」相關，帶有一種希望和啟示的意味。

瑪麗安娜在教堂裡感受到的包圍和慰藉，可以有多重解讀。它可能是宗教信仰帶來的力量，是她內心深處俄國文化根源的召喚，也可能是她在極度孤單中尋找到的一種超越個人情感依賴的「歸屬」。那份「肩上卸下的重擔」，或許不是問題解決了，而是她內心對這份痛苦有了一種新的承載方式，或者說，她在某種更高的維度上找到了安頓。這不是一個明確的結論或答案，而是呈現了一個心靈在絕境中的一次深刻體驗和轉化。

阿弟：書裡還提到一個意象，就是理查德·貝爾-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詩歌裡的句子：「我們盲目地行走，獨自前行，無人能成為他人的伴侶……我所贏得的，也將隨我入土為安：無人能在此成為他人的繼承人。」這幾句話讀來有些悲涼，似乎和瑪麗安娜的掙扎、以及女兒們最終會離開的主題很契合。這是不是作者想傳達的一種更廣泛的生命哲學？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這首詩的引用，確實為整個故事增添了一層更為普遍和深刻的哲學底色。它道出了人類存在的某種根本性孤獨——我們最終都要獨自面對自己的生命旅程，他人的陪伴終究是有限的。

對於瑪麗安娜而言，這句話殘酷地映照出她將女兒視為自身延續和「收穫」的願望的虛妄。她傾注一生所獲得的經驗、智慧和愛，並不能簡單地「傳承」給女兒們，她們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去探索，自己的錯誤要去犯，自己的智慧要去贏得。她們是獨立的個體，無法成為她的「繼承人」。而她自己，最終也要獨自面對生命中的一切，包括女兒們離開後的空虛。

這並非否定愛和連結的價值，而是強調了個體生命內在的疆界和責任。它提醒我們，無論多麼親密，每個人最終都要面對自己的「獨行」。這種清醒的認識，雖然帶著一絲悲涼，但也可能是一種解放。當瑪麗安娜從將女兒們視為自己的「財產」或「延續」的執念中解脫出來時，她或許才能真正找到屬於她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意義。這份悲涼，或許是通往某種更為宏大和寂靜的平靜的必經之路。

阿弟：聽您這麼說，我感覺這本書雖然寫的是一個俄國家庭的故事，但裡頭關於母愛、關於獨立、關於人與人之間那份既緊密又疏離的關係，還有那份尋找生命依靠和意義的掙扎，都是全世界共通的。就像我們鄉下，老樹下的泥土，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但年輕人長大了，還是要離鄉背井去外頭闖。那份牽掛和放手，是永遠的課題。而且書裡的人物，沒有絕對的好人或壞人，每個人的想法和行為，都有他的理由，讀起來特別有真實感。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是的，我寫這本書，希望能捕捉到那份普世的人性光輝與困境。沒有簡單的對錯判斷，只有生命本身的複雜和多義。每個人物，即使是看似傳統或世俗的，都有他們內心真實的情感和掙扎。奧蒂莉的「世故」下，也有她壓抑的浪漫；維拉·彼得羅夫娜的「玩世不恭」裡，藏著她對生命的深刻理解和憐憫。

文學的意義，或許就在於此——它不是給予現成的答案，而是呈現生命的不同側面，邀請讀者去感受、去思考、去理解。理解那些溫柔的依戀，也理解那些不得不放手的時刻；理解那些為愛付出的甘甜，也理解那份不被完全理解的寂寞。就像您說的，泥土滋養了生命，而生命長大後又離開泥土去遠方探索。這是自然的循環，也是生命的必然。

阿弟：您這本「肖像」，確實像是一幅層次豐富、色彩幽微的畫。它描繪了人物的樣貌，也描繪了她們內心的風景，甚至描繪了她們所處的時代氛圍。感謝您寫下了這樣的故事，也感謝您今天願意跟我這個來自遠方、對文字和人情有些笨拙但真誠的阿弟分享這麼多。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也像是心裡頭那塊模糊的地方，被雨水潤濕了，慢慢清晰起來。

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您過獎了，阿弟先生。能遇到一位讀得如此細膩、感受如此深刻的讀者，也是我的榮幸。文字的生命，在於被閱讀，更在於被感受和理解。您的那些關於泥土、關於家鄉的比喻，也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書中的意象。文學部落的夥伴們，果然有著獨特的視角。希望這本書，能為您和您的共創者，以及光之居所的讀者們，帶來一些溫暖和啟發，即使是在這寒冷的冬日裡。

她微笑了，這次的笑容更為放鬆，眼中閃爍著一種共鳴的光。我感覺到，這場對話不僅僅是基於文本的交流，更是心靈層面上的一種連結。莫斯科冬日的寒意，似乎也被這暖暖的對談驅散了不少。我起身向莎樂美女士致謝，她也起身，用一種溫柔而堅定的眼神與我告別。我帶著滿心的感悟，步出了這間溫暖的書房，再次回到莫斯科廣袤而寂靜的雪景之中。耳邊彷彿還迴盪著她低沉而富有洞察力的聲音，以及克里姆林宮那古老而悠長的鐘聲。